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南京汉口西路132号，有一幢建在山坡上的二层小洋楼，独门独户，周围树木环绕，郁郁葱葱，恬静闲适，这就是国画大师傅抱石的故居。20世纪60年代傅抱石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时间，直到去世。1985年，这里被辟为“傅抱石纪念馆”。
傅抱石是画坛公认的一代宗师。其画名直追齐白石老人，人称“南北二石”。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苦难童年幸运地得到艺术的熏陶
傅抱石是江西新余市（原新喻县）人，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六日（1904年10月5日）生于南昌。先祖傅瀚是明代的东阁学士、太常少卿兼侍读、礼部尚书。但盛极一时的傅家，后来渐渐衰落了。到傅抱石的曾祖、祖父时，已经贫无立锥之地。傅抱石的父亲傅得贵，童年为地主割草放牛，后被地主的儿子用五齿钉耙在背上扎了五个洞，差一点死去。不久染上肺病，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借了四吊钱的高利贷，让他去南昌治病、谋生。得贵在南昌做过伙夫、卖过破烂，最后跟一位修伞的老头相依为命，学到了一门修补布伞的手艺。
抱石的母亲徐氏，江西新建县人。自幼被骗卖到南昌做童养媳，因不堪虐待而只身逃出，认识了大自己16岁的得贵，两个苦命的人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七个孩子，除了长女招弟和幺子抱石外，其余的都死了。因怕再夭折，所以给抱石取名长生。长生从出生到满月，双眼紧闭，父母以为是一个瞎子。到了满月第二天清晨，长生的双眼忽然睁开了。
徐氏性格刚直，作风豪爽，认为自己的一生已经被断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尽力让他读书。长生五岁就跟一个做巡警的街坊认字，七岁被送进南昌新喻会馆私塾“附读”，也就是免费旁听。但没有多长时间便辍学并流落街头，以贩卖甘蔗谋生。母亲发现后，心痛得哭了，带回家帮着修伞。这里恰好有一家裱画铺和一个刻字摊，引起了长生的兴趣。东邻刻字摊的郑老板喜爱长生聪明，教给他很多刻图章的知识，并翻开刻章所用的《康熙字典》中的篆书给他看。后来长生也搞到了一本《康熙字典》，研习摸索，得入门径。西邻裱画店的左师傅，专门复制石涛的作品，对石涛也颇有研究。他见长生常来看画，且十分认真，就给他作很多讲解，并带他看一些古代真迹。长生从左师傅处知道了清代大画家石涛，从郑老板处知道了清代大篆刻家赵之谦，并搞到一套残破的《二金蝶堂印谱》，模仿其中印样，仿刻几能乱真。从此，他既画画，又刻印，乐此不疲。
1917年，长生13岁。傅家所居街道的一位邻居——江西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张先生出于爱才和同情心，同意长生到他的小学去读书，不收费。张先生给他取了一个学名叫傅瑞麟，插在四年级班中听课。瑞麟学习刻苦，初小四年级后，又考入高小。三年毕业，名列全校第一。
仿古印一举成名
江西省第一师范给学生提供的是免费学习、膳食和住宿。但学生入校须交10元学费、5元服装费，共15元大洋，以防半途而废。傅家靠补破伞为生，根本无力交纳这笔费用。张先生知道得意门生有困难，便拿出自己一个月的薪水18元，全部送给傅家，使瑞麟得以继续读书。此时瑞麟母亲却染上了肺病，家庭愈加困顿。瑞麟虽在学校做零活赚点儿钱，但仍无济于事。
这时，学校看大门的工友老张给他出了个点子，叫他仿几块赵之谦的印章，由老张拿去设法卖给喜收藏的绅士们。瑞麟走投无路，只好试试运气。没想到被这些富人认定是真物，得到很高的价钱。老张将卖印所得的四分之一交给瑞麟，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了。于是，瑞麟伪造一批后，又伪造了一批，卖得很顺手。他把卖假印所得的钱一部分交给母亲治病养家，剩下的钱用于学习，买了许多纸笔墨色。
瑞麟原名长生，谱名中洲，字庆远。1923年由师范英文科转入艺术科时，便自号“抱石斋主人”。他所以取名“抱石”，首先是尊崇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取《楚辞》“抱石怀沙”之意；其次是特爱石涛的画，更爱石涛的画论；最后是爱好篆刻，与石头有不解的情结。于是他自号“抱石斋主人”，后来干脆改名傅抱石。
抱石仿造名家印章的事，后来终于败露了。收藏假印的人，有些是议员和地方官僚，便告到学校。校长爱才，再三打圆场，平息了事端，并替抱石在报上登启事，以自己的名义向社会推荐。抱石一下出了名，前来求印的人很多。从此，抱石正式开始了课余卖画鬻印生涯，成为南昌城很有名气的青年书画篆刻家。
徐悲鸿赏识，赴日本留学
1926年秋季，傅抱石20岁，顺利地从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因成绩优秀，留在师范附小当教员。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改为第一中学，傅抱石到母校讲授艺术科国画、篆刻及理论。同时先后兼任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南昌私立鸿声、洪都、心远等中学图画教师。但抱石并未因此而满足，还想向艺术的更高层次进取。
机遇终于来到了。1931年初夏，著名画家、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应江西省政府邀请到南昌。抱石在朋友的引荐下，带着书画篆刻作品及著作去拜访。徐悲鸿大加赞赏。晚上，抱石特为徐悲鸿治一铜印。徐悲鸿十分高兴。次日，又到抱石处回访，给抱石画一白鹅，上面几笔芦草，右下方题写了抱石治铜印相赠之事，并谦虚地说“自愧不相抵也”。之后，抱石陪同徐悲鸿参观南昌名胜。在往佑民寺、水观音亭时，突遇寺内偏殿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当时伤亡很多，血肉横飞，抱石和徐悲鸿一行也被震倒在地。大难不死，共同躲过一劫，徐悲鸿和抱石的感情更加亲近了。
徐悲鸿对优秀人才的帮助和提携一向是不遗余力的。为了傅抱石，他特地拜访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介绍了傅抱石的情况，希望熊式辉能送抱石去法国学雕塑。可是熊式辉却说留学名额太少，此事不易办到，但碍于面子，不好完全回绝。徐悲鸿为他画了一幅奔马。熊最后决定以为江西景德镇改良陶瓷为任务，送傅抱石去日本留学。
1933年秋，傅抱石乘船到了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院研究部，主攻东方美术史，同时学习雕塑、绘画及工艺美术，老师是日本著名学者金原省吾。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著作，编译了《基本图案学》，编著了《中国绘画理论》，并发表了《苦瓜和尚年表》等许多论文。
1935年5月，他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办了“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展出作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篆刻、印谱等，共175件。展览反应热烈，轰动了东京艺术界。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大画家横山大观、大书法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学院院长正木直彦、日本文坛盟主佐藤春夫等都到现场参观，并都买了画或印。
在日本留学时，抱石结识了郭沫若。郭沫若对抱石很器重，抱石经常拜访求教，探讨学问。郭沫若为抱石的许多画题了诗。两人感情真挚，“交在师友之间”。
当年7月，因母亲病重，傅抱石不得不匆匆回国。
回国教书，画名日振
从日本回国后，傅抱石被徐悲鸿聘请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美术教育科美术史讲师。正值年富力强的他不断推出新著。1936年7月在南昌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1937年抗战爆发，傅抱石被迫离开南京，辗转到了重庆，先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主持）任秘书，后在西迁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1941年晋升为教授。
傅抱石到中央大学后，主要研究和教授中国美术史，又不曾轻易将作品示人，以致有很多人认为他根本不会画。抱石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他当时的处境很窘迫，租借了地主的几间门房，名为“金刚坡下山斋”。门房用稀疏的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非常狭窄简陋，光线暗弱。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光线作画，画后又把方木桌抬回原处吃饭。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近百幅作品，又加上一些旧作，于1942年9月在重庆举办了“壬午个展”，展出作品100件。其中有徐悲鸿题塘的“元气淋漓、真宰上诉”的《大涤草堂图》及郭沫若题诗的《屈原》、《陶渊明像》等名作。1943年又在重庆和成都举行第二次个展。从此画名大振。
在重庆近八年时间里，傅抱石看遍了蜀地山山水水，这对他的山水画来说无疑是有力之助。他的研究重点也由美术史转移到中国画创作。这期间，他不但举办了第三次个人画展，而且还在昆明举行了“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名声远播。他的一大批名作就此诞生，如作于1944年的《丽人行》，于50多年之后在北京的拍卖会上，竟以1090余万元的价位拍出，创造了中国拍卖价的最高纪录。
1946年10月，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同年12月，在南京香铺营文化会堂举办“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秦宣夫联合画展”。1947年10月，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作品180余幅。1949年冬，又在南昌举办画展。
坚持传统中国画，成为画坛泰斗
南京解放前夕，许多人动员傅抱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他以家口拖累为由坚决拒绝。为逃避战火躲开纠缠，1948年12月率全家返抵老家南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抱石返回南京，在南京大学艺术系任教。
但此时的中国画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封建意识形态残余，1950年，抱石在南京大学所教的书画、篆刻、绘画理论和中国美术史四门课程，相继全部取消，他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但很快醒悟而振作起来。他在文联、美协、政协及学校的各种会议上，在各种报刊上，不断发表讲演、发表文章，积极宣传提倡国画的优秀传统，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他认为：“中国的绘画，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较别的国族的绘画是迥然不同的！”他说，“中国绘画既有这伟大的基本思想，真可以伸起大指头，向世界的画坛摇而摆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他的意见终于引起各方重视，争取到政府支持，拨款救助了部分生活困难的国画家，使许多画家归队或得到工作安排。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抱石调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3年南师美术系成立了中国画研究室，他作为主任又开始了中国画等课程的教学。他的作品《抢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还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
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抱石是重点被打击的对象。但他却毫无顾忌，只要是真话，什么都敢讲。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他大讲；他和张道藩、陈立夫的关系，他也大讲。他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的“认罪状”比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还要多。但运动一过，他又毫无顾忌地讲了起来。别人都为他担心，他却谈笑风生。有一次，他去扬州讲演篆刻艺术，他讲到齐白石为蒋介石刻印，“蒋中正印”四个字刻得好极了。当时人听后都吓出一身冷汗，但抱石说他“谈的是那印章的艺术啊”。如果不是郭沫若的保护，真不知抱石怎么闯过来呢。
1956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1957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在南京建一所国画院，傅抱石被提名为筹委会主要负责人。1959年7月9日，他与关山月一起应邀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山水画。该画高五米半，宽达九米，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空前，成为经典性的名作。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在南京长江路292号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正式成立，他任院长。画院建立后一个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成立，傅抱石担任主席。同年8月，他又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
进入画院，是抱石一生的又一转机，是他画名又一次提高的时期。一开始，抱石对画院存有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画院都是为皇家服务的工具，画院画家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去之前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担任南师美术系教授。其实，抱石到画院后，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画画上。1960年9月，他率领江苏省国画院画家进行了两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一行13人先后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重庆、武汉、长沙、韶山、宁乡、广州等六省十余城市，时间长达三个月。这是一次最重要的写生活动，产生了一大批反映祖国大好河山，反映建设新貌的优秀作品。次年在北京举办了“山河新貌——江苏国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并出版了《山河新貌》画册。1961年6月至9月，傅抱石又与关山月结伴，到东北写生，11月在南京举行“傅抱石东北写生画展”。1962年，到浙江风景区度假写生，并出版了《浙江写生画集》。1963年11月，赴江西井冈山、瑞金写生。可以说，60年代以来，是傅抱石最得意的时期，他的成果特别丰硕，创作了一大批佳作，他的国画艺术达到了辉煌的巅峰。他被郭沫若等人誉为“南北二石”（北有齐白石，南有博抱石），而当时“北石”已去世，只有“南石”健在。当时的李可染、钱松岩等画家的名气皆不太显，傅抱石已成为当时公认的画坛之首。
傅抱石成为画坛泰斗后，国内外艺术界人士慕名拜访者络绎不绝。他原来居住的傅厚岗6号住房益加紧张，政府特别照顾，把汉口西路132号的别墅让给他居住。1963年，傅抱石全家搬到这所别墅。别墅在南京师范学院北面，原来是国民党政府一位要员的住房，据说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小仓山房”旧址。
1964年，傅抱石被推为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9月，上海国际机场建成，上海市委邀请傅抱石为机场作画。9月28日，华东局负责人魏文伯宴请了他，他也会见了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并作了画。因为要过节，他要暂回南京一次。过节后，再回上海完成这幅巨作。朋友们为了让抱石高兴，让他喝足了酒。上海国际机场特地用飞机送抱石回南京。第二天早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11时昏迷。傅抱石得了脑溢血，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年仅61岁。他的遗体被火化后，葬于南京雨花台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