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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能接受我的采访。您的父亲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深具影响力的杰出大师，今年9月是他逝世50周年的日子。徐先生融合中西，坚持主张以客观生活为艺术创造依据的现实主义，坚持赋予绘画以震撼人心的教育价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美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变革中功不可没。作为他的后人和艺术事业的继承者，您的视角是独特的，那么，您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他的艺术思想的？
徐庆平： 父亲逝世50年来，国家、人民和美术界都没有忘记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一是他依靠自己的艺术天分和苦功，创作和奉献出一批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非常代表中国特点，代表着中国画从衰微状态中振起、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他的作品的历史地位。他的艺术作品是融汇中西、博古通今的，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为整个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开拓了一条道路，这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是几代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父亲在其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二是他在他所重视的艺术教育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父亲在推进中国美术事业、复兴中国艺术方面有一套完整的思想。1918年，父亲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时，曾在北大的杂志上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了改革中国画的明确主张，成为倡导中国画革新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我觉得，对待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理念、这种科学态度到今天为止都是正确的，对待西方的东西，他是有选择的，就是将可采入者融汇到中国绘画当中来，他用实践验证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整体上说，此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就是沿着这种思想、这条道路走过来的，这条道路还会延续下去。
父亲的一句格言很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艺术思想，也给我很多的启示，就是“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尊德性”，就是说，他始终把画家的人品放在第一位，对于能够突破前人的画家，他都大加赞扬和宣传，像齐白石、傅抱石等，他觉得张大千有超越前人的成就，评价道：“五百年来一大千”，这是迄今为止对张大千的最高评价，他的身上从没有一点文人相轻的习气。有人说他“誉人太过”，但他这样是有前提的，他说：“一个人的技艺超越前人，我就要加倍推崇，一个人的技艺没有超越前人，我不会予以评论，我不会作温吞水式的评论”。对于真正有才华的学生，他要设法将他们送到国外学习，他是美术界的伯乐，而对没有民族气节的人则嗤之以鼻，对人品差或在艺术上搞抄袭剽窃的行为深恶痛绝。我小的时候，记得父亲最大的乐趣是买字画，一个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幅非常大的字，好极了，但父亲没有买，他跟我母亲讲，这个书法家给魏忠贤写过碑文，所以不能买这幅字，父亲一生真正坚持了他一直强调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样一条原则。他在改革中国绘画的过程中受到强烈的反对，但他坚持真理，在家里挂的对联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他很尊重鲁迅先生，后来挂的对联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小时候老待在挂有这副对联的画室里，对此有很深的印象。
“崇文学”，中国艺术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它始终与文学特别是和诗歌结合得很密切，画是无言的诗，诗是有言的画，中国的文化人大多有很好的字和画，吟诗作画是他们生活的内容，他们把画作为自己表达心迹、寄托感情、修身养性的一种主要方式，可以从这样的画中寻找到一种文学意境。崇文学，就是要从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中寻找灵感、寻找题材，这一点对于中国艺术来说至关重要。欧洲古典绘画艺术，一是从希腊罗马的神话和文学作品中，二是从《圣经》中寻找需要表现的题材。到浪漫主义时代，则是从莎士比亚、但丁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寻找题材，重视艺术的文学性，是浪漫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后的艺术是越来越远离文学，现代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绝对不能有文学性，绝对要和文学决裂，反对一切有深刻意义和深刻内容的东西，这与中国绘画重视文化韵味的美学观念完全不同。我父亲的文学功底非常深，我们现在保存的他的手稿，他发表的文章、作的演讲全都是一气呵成，只是个别改几个字，他的字自成一体，融进去绘画的美。
“致广大，尽精微”，是指具体的绘画作品而言的，首先，要有非常深厚的气韵和十分雄伟的气派，要大气，能打动人、震撼人，能达到这种效果的绘画作品不是很多，它涉及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一定要有独特之处，或者讲究构图，或者巧妙运用笔墨和颜色，或者表现深刻的内涵。其次，“广大”要通过具体的精到的画面表现出来，我父亲有一方图章，用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话：“始知真放在精微”，苏东坡的美学标准是不能太具体、太真实，要抓住主题，突出中心，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极其精确地表现出这种效果，达到“致广大”的境界。父亲的画非常大气，吸引人，可以长久地欣赏，他的题诗、题字以及画中的各个局部都非常精到，精到的东西可以帮助突出作品的大气。
“极高明”，是指绘画要达到极为高明的境界，父亲对艺术的要求是很高的，他“爱绘画入于骨髓”，认为只有从艰难困苦中产生的优秀作品才能达到极为高明的境界。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米开朗琪罗在罗马画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历时数年，每天不停地仰着头在上面画，画完的时候，头已经低不下来了，终于造就出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作品。他承担了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任务，而做这项工作没有任何现实的功利目的，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如果给他一分钱的报酬，那就是对他的侮辱。他认为他完成这样一件伟大的工作后就一定能够升入天堂。再如，有一件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是借里柯的《美杜莎之筏》。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法国的一艘军舰以此命名，这艘军舰在毛里塔尼亚附近的海面，由于指挥官的腐败无能和瞎指挥而沉没了。军官们上了救生艇，并开枪射击想上救生艇的那些水兵。水兵们没有办法，就用破木头扎了一个木筏，在海面上漂了多少天以后才遇救。这幅画就是这些垂死的水兵突然发现远处有船影时而欣喜的情形，它是卢浮宫所藏的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画家在画这幅画时，没有一分钱赞助，这种画又不见容于当时正在拼命封锁消息的法国政府，不可能在沙龙展出，肯定卖不了钱，它最先是在英国展出的。这位画家之所以几个月不出门，专心致志地画这幅画，主要是表达自己义愤填膺的情绪，是代表人类向上天申诉、宣泄感情的。所以说，画虽是小技，但可以造大奇，可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道中庸”，我年轻时不大懂这句话的含义，随着艺术实践经验的积累，现在已完全理解和领悟到了。艺术是非常强调感情、非常强调个性的，艺术家有着区别于常人的个性和性格，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有不少人是神经不大正常的，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中国艺术的伟大和高明之处，是强调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道中庸”，就是指在处理矛盾时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结合点，画面矛盾的处理，包括写实和写意的区分、大和小的对比、用笔快慢的对比、流畅和生涩的对比、冷暖颜色的对比等，绘画的过程是一个随时都在处理矛盾的过程，这就要有理性，不能走极端，恰到好处地处理比走极端难。西方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莫奈表现光线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他的写实手法真可谓到了极致。后来他发现东方艺术的写意特征后开始向东方学习，结果西方艺术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写意变成到了极点的抽象，画面越来越简单，成了白纸上的黑方块，抽象主义就是这么来的。我们中国艺术始终处在半写实半写意的状态，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说的，绘画“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
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我以为父亲的艺术思想是很高明的。
记者： 您刚才提到了您父亲重视艺术教育，这在20世纪的大画家中是很突出的。他注重艺术教育，热心提携后学，亲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20世纪后半叶中国画坛上许多声名远播的画家都得益于大师的发现、提携和培养，有人说“几占中国艺坛大半”。他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您认为大师的美术教育思想中有哪些可贵的成分？
徐庆平： 这涉及父亲在美术创作、美术革新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贡献。父亲最早的职业是教师，19岁的时候，他在家乡江苏宜兴同时当了三个学校的美术老师。从宜兴到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他也在学校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就是哈同花园里的仓圣明智大学，他是在顺利通过仓颉画像的应试后去明智大学讲学和画画的，并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了康有为和王国维。后来到北京，又受到蔡元培、傅增湘两位国学大师的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这个研究会是中国最早进行美育的机构，李苦禅先生就是父亲在画法研究会工作时的学生。1919年父亲到了法国，1927年秋回国，此后他始终处在教学第一线，主持一些主要的艺术院校，如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北平艺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美术学院。可以说，他从30多岁开始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艺术教育上了，他在艺术教育上投入的精力并不比在创作上的少，这是较为少见的。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学生、著名美术史专家刘汝醴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那是1935年秋刘刚从日本回国，到南京探望我父亲时问的，父亲回答：我不这样做，新艺术运动怎么推广？我发现的这些有才华的学生如何能送到国外去？
父亲致力于建立完整的、科学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国后来的艺术教育的很多原则，应该说，都是他在多年的实践中确立下来的。他主张应要求学生有严格的基础训练，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是学画者需要率先掌握的，现在所有的艺术院校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中国有句古话：“绘事后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传统在唐宋以后就衰微下来了，特别是在人物活动的表现上。明朝出现过几个巨匠级的大画家，清朝只有个别画家能画非常好的人物画，像任伯年、吴友如等，一般的画家都不会画人物了。20世纪30年代，父亲曾讲过，如果搜集中国现代画得最好的300幅画，出一本画集，搞一个展览，92%的一定是八股山水，就是没有任何自然情趣、没有任何写生感动的、没有任何时代感的、不知道是表现何地山水的。剩下的8%是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有真气的作品和个别的人物画，中国画恶劣到不能表现人的活动了，这就太可怜了。
针对这种情况，父亲提出了改革的办法，不遗余力地倡导国画的革新，即进行严格的素描训练，打破一味临摹的劣习。他认为，素描之于绘画，就如同数学之于科学，中国有这个是与否的标准就从他开始。北平艺专的学生，特别是学国画的首先要接受两年的素描训练，以初步掌握写生的能力。父亲为此受到保守势力群体攻击的情形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竟然由新旧国画论战发展到“倒徐运动”。父亲坚决捍卫了自己的艺术教育思想，他在为自己申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书面谈话中写道：学生“须学到十种动物、十种花卉、十种翎毛、十种树木以及界画，使一好学深思之士，具有中人以上秉赋，则出学校，定可自觅途径，知所努力，而应付方圆曲直万象之具已备，对任何人物、风景、动物和建筑，不感束手”。他是以此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的。
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也是如此。他一回国就画了几张以人物为主的大画，油画有《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等。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一批能够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的巨作，和父亲当年重视素描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记者： 您父亲去世时，您刚刚七岁，您记忆中的父亲是怎样的？随着阅历的增加，您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您父亲的艺术追求和人生之路的？
徐庆平：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把时间抓得特别紧，更多的时间，他总是待在画室里，将一大池子的墨用完才休息，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的勤奋，在我见过的画家中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他收到的信很多，绝大多数是陌生的、热爱美术的青年寄来的，他每天清晨起来，开灯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复前一天收到的信。他的每一封回信都非常认真，如果来信中夹有绘画作品，他会详细地指导修改的技巧，他为此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小时候，父亲教我和妹妹写字，参照的是张猛龙碑上的字，他受康有为的影响，对碑是非常重视的，他用的是将碑上的字一个个挑下来集成对联的《张猛龙碑集联》，并在封面上写了两行字：“拔山盖世之气，长河大海为词。”父亲的工作非常忙，但仍坚持批改我和妹妹的字，写得好的字就打圈，没有打圈的字，就要我们第二天重写，让我们从小就接受最有气魄、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打下审美的基础，同时，他又培养出我们的毅力和耐力，我后来能够执着地做一些事情，跟我小时候所受到的严格的审美训练有密切的关系。
父亲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美术事业，他非常明确地希望通过审美提高人的全面素养，他重视艺术教育、呼吁成立美术馆、注重培养美术人才等，核心是从审美方面为中国的振兴创造条件。他曾经说：如果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竖立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对于提高市民审美水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先生与钱绍武先生是我国第一批派去留苏的，李学油画，钱学雕塑，后来都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俩临行前，向躺在病床上的我父亲告别，父亲说：“中国要出几个、十几个画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而提高整个国家、民族的审美素养却是非常艰巨的。”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验，记得第一次进卢浮宫发生的一件事情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当时与我一起进去看建筑室的是一群七八岁的小学生和一位女老师，里面有世界著名的各种派别的建筑模型。老师问学生：谁能说明希腊罗马时的建筑和哥特式建筑的美有什么不同？我很惊讶，孩子们都能讲出一点道理来。老师给他们说，希腊罗马时的建筑是水平方向的发展，哥特式建筑是垂直方向的发展，这使我很受震撼！因为哥特式建筑是12世纪诞生于法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式建筑，体现法国的传统美，学生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美了，但老师要让他们知道除了这种美之外，还有别的美，别的美是怎样的。
缺乏审美的人是不完全的，一个懂得审美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应当加强少年儿童的审美教育，真正提高全民族的审美能力。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我对父亲的人生选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父亲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画家，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民族所应尽的责任。
记者： 您的父亲曾希望您不要学美术，因为学美术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他自己对此有非常深刻而直接的体验。同时，他又希望有一个孩子能继承他所挚爱并奉献终生的美术事业。您是如何走上美术之路的？
徐庆平： 父亲的确有过上述互相矛盾的想法，记得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征求了我母亲的意见，母亲告诉我：“你父亲留下一句话，你生下来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对这个孩子如果溺爱一点的话，就不要让他学美术，让他学别的。”我小的时候，父亲又说过，他非常希望有一个孩子能继承他的事业。我哥哥一开始是学绘画的，但父亲看出他更爱音乐，就没有让他学画。为什么？学画是要有特殊的热爱的，要爱到痴迷的地步，要有天分。他跟我母亲讲，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绘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绘画者不要指望太赚钱，考虑赚钱就出不来好画。
我从小爱好绘画，常常跟父亲的学生们学习，受到很好的熏陶。初中毕业时，我同时考取了北京师大附中和中央美院附中。这时候，母亲讲父亲特别希望他的孩子中要有一个学美术的，我于是选择了中央美院附中。我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愿望，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请齐白石先生给我刻了一方图章。我以前画油画时并不怎么用，后来画中国画就经常用。我发现这一方章的大小是画中国画最常盖的大小，非常合适，我一下子懂得了父亲的苦心。
我逐渐感觉到学美术的确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这牵涉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美术工作者要不断训练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这个阶段永无止境，永远不可能结束，永远有前面的美等你去追求、去表现。我们常常有绘画的冲动和想法，但画出来后总感到达不到自己设想的理想状态。我曾赴内蒙古画草原上的云彩，云霞的美特别好看，自己总想把这种美表现出来，我曾经说，一个画家一辈子画内蒙古草原上的云，画好了，就很了不起。巴黎圣母院给我特别神秘的感觉，我老想把它画出来，但怎么也达不到理想的美。你总是觉得你是在经历一个不断表现美的过程，除非特别热爱艺术，才能习惯于这种循环，一般的人是难以体会其中的艰苦的，所以必须经历痛苦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美术作品。印象派的代表人物莫奈说：“我们的画像清晨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但为了达到这一点，却吃着常人不能忍受的苦。
我的人生之路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我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1965年，中央美院停止招生，全体师生都下到农村搞四清去了。我于是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法文，之所以如此，是想学习父亲留下的许多法文书籍。第二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大学十多年没有招生，我先是当教师。1981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组织的一次考试，被录取为该组织驻巴黎的官员，用半工半读的办法，到巴黎大学研读美术史，攻读博士学位。
记者： 徐悲鸿大师的一生是在穷困、焦虑、动荡和创造、奋斗中度过的，他的身体为此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人生的最后四年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由此曾生发晚生十年就好了的感慨，您觉得您父亲有哪些遗憾和未了的心愿？
徐庆平： 父亲晚年的身体的确不太好，他自己也想他再年轻十岁就好了。他的身体透支得太厉害了。在上海，他常常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在法国学习时，也经常是因为勤奋工作，十几个小时吃不到东西，年纪轻轻就得了严重的肠痉挛。1943年，他在重庆因脑出血而中风过，此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新中国成立后，身体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绘画事业，1950年，他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非常兴奋，准备画一张大画《当代愚公》，他讲以前只是寓言里有愚公移山，而现在实际上是真正在移山啊！他搜集到很多素材，画了好多民工的画，由于画大画要耗费几年的时间，他的精力就不行了。他有创作的激情，毛主席、周总理又非常信任和尊重他，他的遗憾就是如果身体好的话可以画很多好画。他一直为建造国家级的美术馆而奔走呼吁，并为此提出过详细的方案，但到临终时，他的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现在的中国美术馆是1958年建成的。
记者： 在大师逝世50周年之际，都有哪些重要的纪念活动？您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从大师的奋斗历程中得到什么启发？
徐庆平： 父亲的故乡宜兴很重视绘画和艺术教育，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在父亲逝世50周年之际，宜兴市政府准备组织所有宜兴籍的画家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展览，出版一本画册。我们徐悲鸿艺术学院将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纪念大会，北京出版社将出版父亲的画集。
在我父亲一生的奋斗历程中，有许多值得年轻人深思的内容。我觉得年轻人首先要有宏伟的志向。父亲出生在宜兴的小镇上，读的是四书五经，到震旦大学前，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他是在上海半工半读、流落街头时报考震旦大学和德文补习学校的，连饭都吃不上时，他仍抱着上进心认真学习，很早就立志成为最好的美术家。其次要做到“追求真理，广博知识”。他说：“夫人之追求真理，广博知识，此不必艺术家为然也。唯艺术家为必须如此，故古今中外高贵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杰作。”年轻人应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启发性的思考。
记者： 再一次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