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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到敌人后方去》的赵启海

王少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疯狂地侵占了我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由北平流亡学生革命青年诗人赵启海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武汉唱响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很快从城市流传到祖国各地,从抗日前线深入到敌后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到底的斗志。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赵启海1914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立志做一名自然科学家,渴望科学救国;但当时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后垂涎华北,国难当头,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启海与同学们手挽手,毅然投身于示威游行的行列,不惧大刀水龙,与宋哲元的军警展开生死搏斗。1936年,他毫不迟疑地参加了北师大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救亡歌咏团,并负责领导歌咏团高唱革命歌曲。当年夏天,在西山夏令营期间,他曾领导组织樱桃沟两万名学生大合唱,参与组织者还有同学浦安修、陈哲民等。他们高唱着“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枪口对外歌》《毕业歌》的雄壮歌声震撼云霄。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北平告急,高等院校同学被迫策划南下。启海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了“北平学生流亡剧团”,团员有崔嵬、张瑞芳、徐烽等。当时崔嵬、张瑞芳负责演剧,而赵启海负责歌咏。从北平、天津南下,直到南京,每到一城,他们立即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次在南京街头演出时,赵启海高唱“松花江上”,歌中唱出东北沦陷人民失去故乡流亡的悲怆,凄楚动人,使周围的群众都沉浸在强烈的悲痛之中,就连在路边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满含热泪。当局有恐于强大的抗日宣传热潮,竟以街头演出有碍治安的罪名,将演出人员关进拘留所。所幸在被扣押一周后,经邵力子先生出面保释,才得以出狱,但他们并没有被压倒,仍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当年秋天,他们到达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田汉和洪深领导下的艺术宣传处美术音乐科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和训练演剧队的歌咏等。1938年初,他们在武昌组织了“武昌青年救国会”,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就在这时赵启海与刚刚从苏联回到武汉的音乐家冼星海相识,并与冼星海、张曙等一同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宣传工作,他们不辞劳累地奔走于武汉三镇,忙于教唱和指挥,在城镇和近郊农村到处响彻着抗日救亡的雄壮歌声。

创作《到敌人后方去》

日寇侵袭、山河破碎使赵启海和冼星海两个来自北京和澳门的爱国青年走到了一起,用抗日歌曲做武器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和鼓舞士气,是他俩共同的目的和心声。于是,他俩携手一起进行音乐创作,共同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歌咏宣传队伍中。

冼星海在和赵启海的交往中,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冼星海在介绍启海结识音乐家李凌时说:“启海这位朋友,忠诚、热心群众工作,和群众特别友好,有这样的朋友合作,事情好办得多。”1938年他们在重庆相逢,即密切合作,成立新音乐社,并与赵沨等保持联系,积极筹备出版《新音乐》月刊。在与星海一同战斗中,他受到了星海的很多教诲和影响。启海曾在回忆与星海的合作时谈道:“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写词,他作曲。”两人的合作琴瑟和谐。至今广为流传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抗日歌曲,就是这个时期他俩共同创作的。

这首歌曲是在大敌当前、国民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号召全民积极投入抗战,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抗战到底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

据悉,1938年9月1日,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对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全体人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而日寇直逼武汉,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要求大家应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且强调指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群众工作,扩大实力,认识抗战到底的重要性。在这次形势报告的指引和启示下,启海领悟到党的决策,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满怀激情地写出:“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都有我们好弟兄……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词简洁有力、激昂振奋,充满战斗力,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奋起抗战。冼星海看到歌词后非常兴奋,热血沸腾,如战鼓在耳边敲响,他立即动手谱曲,随之创作出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乐曲。在战时移动演剧等九队练唱后,由于歌词通俗易记,歌曲又流畅上口,很快《到敌人后方去》这首战斗的歌曲就从武汉流传到祖国各地,并深入到敌后根据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后被选录于《抗战名曲100首》等歌曲集里。当时,启海的另一首歌词《祖国的孩子们》,也是由冼星海谱曲。这首歌也同样迅速地流传到四面八方,成为群众所喜爱的抗日歌曲。

冼星海和桂涛声创作的那首著名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在武汉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演出。观众大声喝彩,要求再唱,此后这首歌也传遍全国各地。

1938年初,我和湖北省立武昌九中的同班同学严良堃(现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尹卜骅及女中的学生王瑞云等参加武汉青年救国会歌咏团时,有幸在冼星海、张曙、赵启海的指挥教唱下,学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如《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记得冼星海教唱新歌时,由于他浓重的广东口音,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小青年都听不懂,还是由赵启海代为讲解教唱,他当时那热情奔放、淳厚高亢的歌声,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启海教唱得耐心仔细,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一批抗战歌曲,随之,便立即奔赴城区、郊区农村宣传全民抗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时八路军已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创刊了。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当时也在武汉,音乐界的很多有名望的同志也逐渐集中到了武汉,使武汉的歌咏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终于在1938年1月17日在汉口成立了全国歌咏协会。协会的14位筹备委员中有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赵启海等。该协会的组成,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不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周总理的鼓舞和鞭策

1939年10月,赵启海随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电影流动放映队,到西北各省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中制厂还沿途拍摄大型纪录影片《民族万岁》的部分资料。当他们从兰州到达青海省西宁时,与在当地民间采风多年的音乐家王洛宾相遇。当王洛宾见到曾与冼星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张曙合创《丈夫去当兵》等抗战歌曲的赵启海时,非常激动。两个音乐家和电影导演郑君里在骡马客店的大炕上促膝交谈,竟聊至深夜。王洛宾与赵启海满怀激情地交流彼此民歌采风和创作歌曲的收获,边谈边唱,激动不已,郑君里急忙请启海速记曲谱,以便带回重庆编入纪录片里。此后,赵启海把王洛宾整理的那些优美动听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西北民歌唱到重庆,随之又带到祖国各地,并传唱到了海外。当时他在重庆领导着几个歌咏团,还创办了重庆合唱团,1940年底该团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其中“河边对口曲”一段就是赵启海和赵定葆演唱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引起很大轰动。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对启海的抗日宣传工作情况十分关心,曾在曾家岩50号与他长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令他终生难忘,也更加坚定了他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决心。事隔几十年后,我们才得知,重庆的抗日宣传歌咏活动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而赵启海当时已由一名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0年秋,他考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主攻声乐,辅以作曲。1942年转学到成都,又进入华西坝金陵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学习,但他为了继续搞声乐,同时还从师蔡绍序继续学习音乐。

20世纪40年代初,赵启海是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的同窗学长,与他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重庆国共谈判协议,再次挑起内战,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内战示威的大游行,金陵大学等院校的同学都踊跃加入示威行列,我们又一起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60多年前艰难岁月的亲身经历现在还如同电影一样一幅幅地展现在眼前,尤其是当年启海激昂高唱抗战歌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海外赤子难忘抗战歌

1946年,赵启海从金陵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时逢教育部举办留学美国自费生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1947年秋,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就一直漂泊海外。从1960年至1988年他先后在美国多所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异常兴奋,立志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从1955年开始他曾几次计划回国定居,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从1974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回国探亲访友到大学讲学,更加深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赵启海在美国参加中国留学生晚会以及朋友聚会时曾多次高唱爱国歌曲。1985年春,我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欢送章文晋大使离任回国的联欢会上,启海满头银发,即席高唱抗日歌曲。歌声依旧那么嘹亮,那么雄浑有力,高亢的歌声使全体与会者不约而同地与他齐声合唱。

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首先传唱到联合国各国代表面前的,即赵启海那声情并茂的歌声,也由此使我国的这些浓郁风格的西北民歌在美国广为流传。

1986年,启海回国探亲访友,我们又欢聚在北京,当时他已患老年遗忘症,但和我谈起抗战时期大唱抗战歌曲的往事,却如数家珍。他的左手紧握着我的手,右手在空中用力挥舞,动情地高歌,仿佛又回到抗日烽火的岁月之中。他仍是那样豪情满怀、昂然激情,几十年前的抗日歌曲在他心中一直回荡。身为一个海外赤子,悠悠我心,他却总是难忘祖国的抗日歌。

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曾向我们披露,早在1939—1940年初,她就与赵启海开始接触。据她所知,1935年启海在就读北师大期间,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中已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从武汉转到重庆后,张颖成了启海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一直在关注着他。当时重庆的群众抗战歌咏运动是很活跃的,周恩来同志经常见到启海,对白区的音乐工作有很多指示,实际上重庆的歌咏运动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启海在艰难的条件下,积极贯彻党的指示,大力开展蒋管区的群众性歌咏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启海去成都读书后就与张颖失去了联系。时隔30多年,1973年,章文晋奉派出任首位中国驻加拿大全权大使,张颖任公使参赞,前往加拿大赴任。赵启海、张先华夫妇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此信息,如获至宝,便立即快信与章文晋大使夫妇取得联系。启海接到回信后,马上和夫人先华从美国赶到加拿大,抗日战争期间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深厚情谊、紧密关系怎能忘却,久别重逢,欢喜万分。从此,我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也和他有了联系。1974年中美尚未建交,启海是从我驻加拿大大使馆办妥的签证,如愿回国探望。

1983年章文晋出任我驻美大使,张颖调任参赞,常驻华盛顿。每逢国庆节,我驻美使馆举办庆祝活动时,启海都要带上夫人和一些朋友驱车八个多小时赶去参加共同欢庆。有时章大使弹琴伴奏,启海引吭高歌,抒发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令在场华人无不动容。

赵启海是一位教授、学者、诗人,还是擅长创作的歌者。遗憾的是他身在异乡,一直没能实现回归祖国的夙愿,于2003年在美病逝。虽然他和冼星海都已不在世了,但那首振奋人心的抗战名曲《到敌人后方去》将会永远流传,永远传唱下去。 QjKvbupY0W8ZIHv5hI/56Zoeg+a23fH3nRPutbioEjdz0SmejoTlNElfVTxWttfq



王洛宾:半生荣辱一支歌

熊坤静

“西部歌王”、著名音乐家王洛宾毕生共搜集、整理、改编、译配大西北民歌1000余首,其中以《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最具代表性。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名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它对王洛宾后半生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呢?

在金银滩上诞生

1937年10月,像当时的许多爱国知识青年一样,新婚宴尔的王洛宾、洛珊(即杜明远)夫妇先是辗转投奔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由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久,他们又与青年作家萧军等人结伴西行,欲前往当时的抗日大后方新疆,因被阻于兰州,遂加入那里的西北抗战剧团。在随团四处开展抗日救亡的演出宣传活动中,王洛宾初步接触、搜集并改编了诸如《马车夫之歌》(即《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汗》和《喀什噶尔舞曲》等大西北民歌,深为其艺术魅力所陶醉。在一次赴西宁演出中,他还结识了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受到赏识和邀请。因而,当兰州的西北抗战剧团于1938年秋被国民党甘肃省当局强行解散后,夫妇俩去了西宁。在此,王洛宾先后任西宁一所回民中学的音乐教师和青海干部训练团的音乐教官等职,并受聘于青海抗战剧团。

1939年夏,我国早期著名的电影人郑君里来青海导演拍摄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纪录片《祖国万岁》,王洛宾应邀参加了摄制组。摄制组就驻扎在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上的千户长同曲乎家,与千户长一家人同吃同住。有一天,这部片子要拍摄牧羊的场面,因当地属千户长家的羊只最多,故千户长的三女儿卓玛便被选为牧羊女。在选择配角的过程中,由于导演对找来的藏民总是不满意,情急之下就干脆让王洛宾穿上藏袍,为卓玛充当赶羊的帮工。

蓝天白云下,王洛宾与卓玛各骑着一匹马并肩疾行在辽阔的草原上,一大群羊宛若一幅宽大的白绫在绿茵中向前飘动着。王洛宾在挥甩着马鞭子赶羊的时候,一不小心,那鞭梢子抽及卓玛的马屁股,使那匹马因受惊而猛跑起来。卓玛惊呼着回头看了王一眼,似有嗔怪之意。就在继续赶羊的当儿,不知什么时候,卓玛已悄然溜到王的身后,扬鞭而下,轻轻地抽在他后背上,使他的坐骑一阵疾跑,而卓玛却抛下一串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在拍摄期间,郑君里的摄制组每天晚上都要在三角城旧址用带来的放映机给大家放露天电影。散布在草原各处的蒙古族和藏族牧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神奇的东西,他们奔走相告,天还未黑,便骑着马、骑着骆驼,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赶了来,将挂在竖起的两根杆子间的小小的白幕布围得严严实实。

三天时间倏忽而过。摄制组完成了任务,骑着骆驼要返回西宁去了。卓玛一家人骑着马前来为他们送行,依依不舍地送出了很远很远。骑在骆驼上的王洛宾也不住地回头向他们挥手告别,直到渐行渐远、人影模糊为止。然后,王洛宾就像过电影似的,怅然若失地回味起这几天梦幻般的生活,特别是他与卓玛在一起放羊时的每一个情景。就在这种美好情愫的孵化下,蓦然间,一句句歌词浮上脑海: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流浪在草原,给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为了及时捕捉这一稍纵即逝的灵感,王洛宾赶紧摸出怀揣的小纸片和笔,将歌词记录下来。后来,他又多次去金银滩采风,回回都住在千户长同曲乎家。白天,卓玛总是热情地骑着马陪同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民间歌手搜集民歌。夜晚,当他坐在酥油灯下整理民歌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会请卓玛给他详细解释。

一曲扬名满天下

一回到西宁,王洛宾即着手给这首定名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词谱曲。期间,由于受到他在青海时所搜集的一首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的启发,在充分吸收了其个别调式与音素的基础上,又采用了汉族民歌中鲜见的欧洲七声音阶调式,从而使《在那遥远的地方》既具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又有青海藏族民歌的风格,再辅之上下两个乐句优美抒情,比兴歌词朴素简洁,几乎达到了自然和谐、生动流畅的完美境界。

这支歌曲在西宁演出后不胫而走。同时,王洛宾又像往常一样,将它寄给远在重庆的校友赵启海。经赵在重庆演唱后,轰动一时,随即又传向各地,甚至辐射到南洋各国。赵启海后来赴美留学时,又将这首歌传唱至美国。1947年底,王洛宾利用奉命为马步芳出差北平的机会,参加了母校北平师范大学45周年校庆活动,被特邀上台做报告、谈感想。该校音乐系师生为王洛宾举办了专场音乐会,演唱的全是王创作改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北平日报》为此还刊发了《西北风刮来了王洛宾》一文,对其十年来在搜集、编创民歌方面的事迹和成就作了介绍。由此,王洛宾声名鹊起。

历经风雨终不朽

1941年3月,当王洛宾回到兰州,与住在那里已有外遇的爱妻洛珊办了离婚手续,正欲返回青海之际,却被国民党兰州军统特务机关当作“共党嫌疑分子”逮捕入狱。为此,马步芳还做过一番营救的努力,直至1944年5月,王洛宾才出狱。马步芳用专车将王洛宾接回西宁,并亲自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马在祝酒词中说:“现在,全国各处都在唱一个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教官为我们青海省争来的荣光!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青海省有一个王洛宾王教官!”此后,王洛宾备受马步芳器重,先后被提携为国民党第四十集团军军官训练团音乐教官、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上校文化高参等,穿上了国民党军服。

1949年9月,西宁被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一兵团解放后,当该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偶尔在旧政府人员名单上看到王洛宾的大名时,便联想到他可能就是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民歌的作者,于是一路打问到王在西宁的家里,经过寒暄,果然正是此人。马寒冰如获至宝,当即诚邀王洛宾参加人民解放军,一同挺进新疆,这正合王的心愿。入伍后,王洛宾很快被任命为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

此后,王洛宾激情勃发、只争朝夕,又编创了一些反映新形势、歌颂新生活的歌曲。同时,各种报道和荣誉等接踵而至:1986年1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王洛宾作品音乐会,首次向社会全面介绍了其音乐作品,并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新疆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英汉对照版《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歌曲集;1990年4月,台湾女作家三毛慕名来到乌鲁木齐市采访了王洛宾,而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报刊上发表了《中国“西北民歌之父”一鞭钟情》和《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原作者》等文章,使王洛宾再次引起海外的瞩目;1992年10月,《在那遥远的地方》荣获国家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创作特别奖”;1993年,《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本人也应台湾中华文化促进会之邀,出席了在台北举办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之歌”音乐会;1994年7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王洛宾在乌鲁木齐病逝两个多月后的1996年5月26日,北京金山陵园为其举行了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陵园里低回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旋律,黑色大理石墓碑背面刻着的则是这首名曲的手稿。

多年来,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作为保留曲目唱遍世界各地。1997年12月,由著名歌王多明戈、卡雷拉斯、戴安娜·罗斯在台北主演的“跨世纪之音”广场音乐会上,三位歌王在演唱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和歌曲后,又特地用华语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以表示对王洛宾的纪念。因此,海外万年青合唱团成员谢克伦老人在写给王洛宾三子王海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跨世纪之音’)演唱会在最高潮时用了王洛宾先生的一首不朽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结束了这场音乐会。这首歌被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作为东方声乐教材。王洛宾先生给中国的民歌史写下了光辉的音乐史篇。作为一个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从内心感谢王洛宾先生,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也鼓舞着我们所有在海外的华人……”而美国纽约南威合唱团对王洛宾歌曲的艺术魅力则更是给予了高度赞誉:“我们从自己儿时唱,唱到今天儿女成群,从我们年轻时唱到已不年轻的今天,您的歌一直回荡在我们幼稚园的课堂里、我们校园生活的每一个年代,在我们的婚礼上、聚会中,以至于到现在的每一场演出中……” OuGLMdo7ESwXrR14wfi6D2eGDXwNIqFzKqghvajMVsAGVku0rXSXr5F740qsG6RO



一首歌的浮沉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的历程

诸有琼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这首歌曲,由沙洪作词,久鸣作曲,诞生于61年前。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传唱到解放区、国统区,一直唱遍全中国,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但是,它那段坎坷的历程却鲜为人知。

《跟着共产党走》歌曲的诞生

1940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9周年纪念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决定在庆祝党的生日的同时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当时,抗大一分校驻在鲁中抗日根据地——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的东、西高庄一带。学校决定创作一首歌颂党的新歌为这两个活动献礼。任务落实到学校的文工团,由文工团副团长王岳(笔名久鸣)作曲。久鸣表示作曲义不容辞,只要有人把歌词写出来。谁来作词?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校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沙洪。这时离“七一”只有几天,时间紧迫。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史屏问久鸣敢不敢与沙洪竞赛,久鸣说:“赛就赛吧,沙洪写词用多久,我谱曲的时间不会比他长。”

史屏找到沙洪后,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立即构思,拿出纸笔,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写好了。歌词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歌颂党是领导的“核心”,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反映了当时山东半岛和整个抗战形势下党的形象。

史屏兴冲冲地拿着歌词稿回来,交给了久鸣。久鸣说:“我要到外面找个僻静的地方写,请不要打扰我。”他手持词稿,边走边吟,思路十分顺畅,很快就谱出来了。一看表,也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久鸣找到史屏和沙洪,热情地唱给他们听。大家一致认为这首歌的曲调流畅激昂,有起有伏,表达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赖。反映了人民群众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一时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马上就在文工团试唱。然后在建党19周年纪念会和一分校党代会开幕式上正式演出,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带着这首歌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当时没有电台,也没有报纸,全靠口传手抄,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山东各解放区,后来传到苏皖等解放区,又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的许多城市。

为了安全,敌占区、国统区唱这首歌时,把“共产党”改为“学生们”或“工人们”,或只哼哼调门。1947年久鸣到上海做秘密工作。有一次,他去听一个教师合唱团举行的音乐会。会上演唱这首歌时,台下的他不禁捏了一把汗。当听到他们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改唱为“年轻的中国学生们”他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他为党的影响深入了敌人的心脏而感到兴奋和激动。

这首歌词的作者沙洪(原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和曲作者王久鸣(作曲家、原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南省分会副会长)当时还是20岁和22岁的青年,也都只有两年的党龄。他们怎样能够创作出这样好的歌曲呢?

沙洪说:写歌词的任务虽然比较急,但当时并不觉得是“赶任务”,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好像已经有了准备。1940年6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广大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被日寇吓倒,而且在我党领导下,信心百倍地浴血奋战。他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真正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人民群众无限热爱党,拥护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宣传战士,从周围群众中感受到、看到、听到这种朴素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我的心灵深处也积聚着同样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这歌词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久鸣是这样说的:沙洪的歌词,4句话,57个字,把党比做灯塔、舵手,党在革命中起核心作用,指出前进的方向,结尾肯定:只要跟党走,人类一定得解放。语言精练,比喻得当,形象鲜明,含义深刻。我拿着词稿,一边走,一边哼,走到一棵大树时,头一句的旋律已经哼出来了。头句的后半句旋律向上行;第二句头半句,与开头旋律相同,后半句则变为下行。这样,既对称,又有起伏变化。第三句的曲调转了,从低到高,在8度范围里盘绕。结尾把末句词重复一遍,以强调信念。在重复句的旋律上,把音提高5度,突出全曲最高音,以肯定这一信念、出现高潮作结。曲谱用的“6”(音拉)调式,“6”调式的大调具有雄壮的调性。

了解久鸣的朋友说,久鸣不仅具有战士的品格,同时具有相当的音乐修养。他对于歌词有着很强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他有丰富的音乐语言,又有熟练的技巧组成完美的曲调。他用坚定而奔放的旋律,完美地再现并生发了歌词的语言及其内涵,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

《跟着共产党走》歌曲的厄运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政治抒情歌曲,在祖国大地上广为传唱,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厄运突然降临。

1949年10月,苏联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在北京参加开国典礼后,要到上海访问。上海市委开了六七百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布置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会议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源主持,主讲人是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上海市音协有七人参加。在招商局工作的王久鸣是音协常务理事,也作为音协代表出席了会议。

在讲到注意事项时,冯定说:“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因为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另一首是《你是灯塔》,因为它抄袭苏联的追悼歌。”

突如其来的宣布,王久鸣好似头上挨了一棍,脑子嗡嗡作响,后面的讲话已听不进去了。“抄袭”加在一个作者头上,何等可耻!他强忍着到台上讲完话,在征求意见时,第一个站起来说:“刚才宣布不准唱的《你是灯塔》,作者就是我。”接着,他讲述了这首歌创作的情况和过程后,问:“请问根据什么说这首歌是抄袭苏联追悼歌?”

有关领导解释说:“这是听北京来人说的。开国大典上,军乐队奏了《你是灯塔》,苏联文化代表团中有人说,奏的乐曲像苏联的一首追悼歌,陪团翻译听到了这话。既然苏联代表团中有这看法,在他们到上海访问期间,暂时不唱为好。至于是否抄袭,会后我们调查一下再说。”

但是由于会上宣布不唱,苏联代表团走后又没有宣布可以唱,因此王久鸣所在的招商局广播室,在《你是灯塔》唱片上贴上了“禁唱”的字条,还打了个“×”。以后,上海市电台也不再播放这首歌了。这个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邪乎。甚至有人听说这首歌是“反动”的,是“站在海边”,“唱给台湾”的。这首歌虽未明令禁唱,却从此销声匿迹了。

一晃30年过去了。与久鸣熟识的人问:“为什么不争个真假分明?”不了解的人说:“老解放区音乐工作者水平低,尽是土包子,只会打腰鼓、扭秧歌,有几个会作曲?《灯塔》这首歌还不错,可那是抄外国的。”

久鸣向上海市音协主席章枚反映情况,章枚深表同情。他把此事告知全国音协主席吕骥,并建议久鸣直接找吕骥谈。吕骥是久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的老师。吕骥说:“《灯塔》是创作,不是抄袭,我可以作证。所说苏联的追悼歌,可能是指《光荣的牺牲》这首列宁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但与《灯塔》的旋律没有一句相同。苏联的歌曲‘6’(音拉)调式很多。《光荣的牺牲》是‘6’调式,《灯塔》也用‘6’调式,所以苏联人说曲调有点像苏联的追悼歌。”吕骥又说:“北京没听说苏联文化代表团对《灯塔》正式提过什么意见,这只是上海一个地方宣布的,要由上海当事人负责解决。”吕骥还说,他已经把此事向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反映过,陆的意见是,既然上海的同志宣布错了,应该向作者赔礼道歉。王久鸣希望能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澄清事实,纠正各种误传,使这首歌能重新播放。吕骥认为,报刊发表文章未免小题大做,再说,首都没听说苏联代表团提意见,上海的同志也只在会上讲一下,并未明令禁唱。

1977年,王久鸣又写信给吕骥,希望他帮助解决。吕骥回信说:“《你是灯塔》这首歌的问题,我想到最好是在《人民音乐》上再发表一次。昨天,我和编辑部的负责同志谈到这个问题。他们表示同意。你是否写一封简单的信给《人民音乐》说明这个问题的经过。信可由我转,也可直寄他们,你看如何?”

久鸣考虑到《人民音乐》刊登这首歌,只是作为历史歌曲刊登,并未涉及是否“抄袭”,并不能使群众了解真相。1978年《人民音乐》3月号上发表了这首歌曲和有关说明。

1979年11月,久鸣被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谈到《灯塔》的遭遇,代表们纷纷表示同情,并作为小组提案请主席团在大会上为《灯塔》平反。但文代会有一条规定,涉及作品平反一类问题,一律不在大会上解决。

问题仍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

《跟着共产党走》歌曲的复生

1979年冬天,久鸣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冯定同志。年近八十的冯定见到久鸣后一再说,他那次轻信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根据这次谈话,由冯定的夫人代笔写了一封道歉信。信的全文如下:

王岳(即久鸣——作者注)同志:

今天上午收到你的信,对你这个人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对这件事,我还是记得的。正如你信上说的那样,这件事是由北京来人传话,由我和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的几位同志执行的。现回想起来,这件事如此匆忙,主观地轻信人言,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是一种粗暴的工作作风!经过这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更能体会你被诬指的心情。首先,我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

至于对这件事的纠正工作,我想可以在音协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平反。可以发表一组文章,其中可以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用音协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支歌的创作始末和在全国各地流行的情况。另外,我可以用个人名义,发表对这件事的错误处理经过,目的是向作者和作品赔礼道歉;另外,总结在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工作引以为戒。另外,作者本人也可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你看这样可好?

欢迎你来。

此信由我口述,别人执笔。

此致

敬礼

冯定
1979年11月27日上午

久鸣再次找到吕骥,把冯定的信给他看,并表示希望登报。吕骥说:“你去找《光明日报》文艺部的杜惠商量一下。”

电话打通了,杜惠要他把歌词念给她听,又说:“我想知道这首歌是否过去唱过,你唱一下,我好知道有多长,占多大篇幅。”于是久鸣在电话里把歌词小声地唱了一遍。杜惠说:“这首歌啊,我唱过。你来吧,把冯定的信连同歌谱都带来。”

久鸣到光明日报社与杜惠面谈。杜惠让他把歌和冯定的信留下。久鸣采用读者来信的形式写了“禁唱”的经过情况。12月12日,久鸣到报社看了清样,杜惠亲自把清样送请吕骥、冯定审阅。

1980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在第三版上发表了《关于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一文,内容包括久鸣的来信、冯定的信和歌曲。

《光明日报》为这首歌恢复了名誉。许多老朋友和不相识的读者纷纷给久鸣写信、打电话表示祝贺。

接着,《中国青年报》也登了这首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著名指挥家胡德凤指挥总政歌舞团演唱的这首歌。以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先后刊登了这首歌和相关的报道。

1980年3月5日,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发出《关于向全军推荐12首歌曲的通知》,推荐的歌曲中就有《跟着共产党走》。6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座谈会,请歌词作者沙洪和曲作者王久鸣谈创作这首歌曲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以及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党衷心拥护和爱戴的情景。电台以《歌声中的回忆:你是灯塔》为题播出。

2001年6月29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红旗颂》大型文艺晚会上,演唱了《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曲。

为了弘扬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沂蒙人民对党的爱戴,焕发群众和党之间深厚的鱼水之情,临沂市在这首歌曲诞生地沂南县东高庄村建立了纪念碑。7月1日,举行了纪念碑揭碑仪式。

这里竖起了三座花岗岩的纪念碑:一座碑上刻着原山东省政协主席李子超题写的“你是灯塔”四个鲜红的大字;另一座碑上刻着歌词作者沙洪题写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还有一座碑上刻着《跟着共产党走》的歌词和曲谱。这里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OuGLMdo7ESwXrR14wfi6D2eGDXwNIqFzKqghvajMVsAGVku0rXSXr5F740qsG6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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