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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上，那首催人泪下、令人肠断的哀乐能给所有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曲子，是伯父时乐濛在延安期间护送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遗体回延安途中，发现并沿途演奏的（后来进行了改编）。2008年6月26日上午，我在八宝山参加了一场没有哀乐的遗体告别仪式——伯父时乐濛的告别仪式。
1915年12月20日，伯父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酒后村的伊河岸边。伯父出生时，我的爷爷游手好闲，无心理家，家里全靠我的奶奶费心操劳。尤其是奶奶织得一手好布，几乎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织布机旁一梭一梭地织呀织，或坐在纺线车旁一把一把地纺呀纺，以此聊补家里的支出。奶奶一心指望伯父快快长大成人，早日懂些道理，明辨是非，暗暗地祈求神灵保护伯父成才。伯父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状况下一天天长大的。伯父八岁的时候，奶奶把自己娘家陪嫁的头饰拿出来卖掉，给伯父买了书和本，交了学费，送到了本村的洋学堂。当时家里生活虽然紧张，但奶奶心里暗暗思忖，就是吃糠咽菜，喝稀穿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上学，让孩子走上一条人间正道。那时村里刚建了一所洋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小学，和私塾里学的不一样。除了当时的国语和算术外，还有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家里的状况使伯父早熟，懂得刻苦学习，在洋学堂里可算是佼佼者，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成绩年年第一，深受教书先生的器重和喜爱。伯父有着广泛的爱好，不仅国语成绩出色，作文出类拔萃，而且美术和音乐也很好，尤其对音乐的兴趣极为浓厚。巧的是伯父的班主任就是一位姓许的音乐教师，他能拉一手好风琴。在许先生的精心辅导和培养下，还在小学阶段的伯父就已经学会用风琴熟练地演奏歌曲和地方戏曲了。在许先生的眼中，称得上得意门生的伯父，新中国成立后在音乐界享有盛名并担任重要职务，可能是他不曾料到的。伯父在回忆他的音乐生涯时，总是非常留恋童年村里的洋学堂，非常感激那位把他带入音乐大门的启蒙老师许先生。伯父从村里洋学堂毕业了，那年他13岁。当伯父拿着一张门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单，连蹦带跳地回到家里报喜时，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没有丝毫高兴，反而沉重而忧愁地说：“孩子，妈妈知道你想到大地方去念书，可咱家没有钱呀……”边说边流着伤心的泪水。早熟的伯父知道家里的难处，理解母亲的苦处，于是他一边擦着母亲的泪水，一边安慰母亲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在家陪着你，照顾你。”事情传到了一位本家的爷爷耳中，是他给伯父起了“时广涵”的名字，期望伯父有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涵养；是他经常训斥好吃懒做的爷爷，保证了伯父能正常上学；这次又是他挺身而出，赞助了上学的费用，伯父才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
1928年夏天，伯父背上了行李，从伏牛山下小小的酒后村走到了百里之外的洛阳，又乘坐火车来到了当时的省会开封，报考了省立一中和开封师范学校。没想到时过不久，两个学校都发出了录取通知书，伯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被分到了艺术系。到艺术系的第一天，伯父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七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系，伯父如鱼得水，他不但刻苦学习，废寝忘食，而且还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努力帮助同学。1934年夏天，伯父从开封师范学校毕业，他在这座古城度过了六个春秋，度过了最难忘的学生生活。伯父学习成绩优异，一毕业就被开封梁苑女子中学聘请去当音乐教师，在女子中学仅仅执教半年，又被郑州扶轮第一小学要去了。那里的校长也是开封师范毕业的，一来真心实意地要，二来扶轮小学属铁路系统，条件好，待遇高，伯父也就同意了。在扶轮小学里，伯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受校长的器重和学生的喜爱，也深受家长的信任。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伯父和全校师生一起前往日本在郑州的领事馆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938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了河南，当时伯父执教的铁路系统的“扶轮小学”也被迫从郑州迁移到与汉口毗邻的广水车站。伯父听说许多有志青年都奔赴延安，在音乐界有影响的冼星海、吕骥等也到了延安，伯父是学音乐的，于是他决心也奔赴延安。可他不知如何走法，有人告诉他：先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他们介绍可以到延安。就这样，伯父背着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武汉办事处。可不巧的是，办事处停办了去延安的事宜，让伯父去西安办事处。伯父只好准备回洛阳老家，再转道西安奔赴延安。在洛阳伯父遇到了一位自己的校友（地下党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校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建议伯父先到陕县师范教一阵子书，然后再去西安（有次我到北京看望伯父，他还向我问起陕县师范还有没有）。后来伯父离开了陕县，历经周折，终于到了西安办事处。据当时统计，1938年上半年，就有2288人经西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西安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听了伯父的讲述后，热情地握着伯父的手：“同志，你辛苦了！我们欢迎你！”这是伯父第一次听到别人称他为“同志”，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就这样，伯父终于来到了延安。1938年12月，鲁艺到伯父所在的单位招生，早就渴望到鲁艺学习的伯父，连忙去报名。伯父曾对我们讲过：当时，他拉了一首《空山鸟语》，发挥得淋漓尽致，感动了考官，终于进了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当时音乐系主任是冼星海，他经常对伯父讲：“指挥棒虽然很轻，但一招一式都重如千斤，绝不能掉以轻心。”1940年5月，党中央派冼星海到苏联学习，临走时他对伯父讲：“乐濛，我要走了，学校合唱团由你和汪鹏负责，一定要抓好，保持和发扬合唱队的荣誉。”冼星海走后，1940年，伯父从鲁艺毕业，留在了音乐研究室工作。在一起的有马可、郑律成、刘炽等，同时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员。后来又担任了延安音乐工作委员会主席。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秧歌运动，毛主席就抽空观看扭秧歌。伯父讲道：一次锣鼓一响，毛主席急忙跑出去观看，由于步子迈得又大又快，老乡们都喊“毛主席跑步了”。伯父和秧歌队的同志们在活动中深入生活，创作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胜利腰鼓》以及《血泪仇》《周子山》等歌剧，为以后《白毛女》的诞生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经验和艺术实践。
1941年，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同志的灵柩从山西护送到陕甘宁边区的志丹县安葬。为了隆重悼念这位英雄，灵柩经过延安时，鲁艺组织了一支小型乐队护送刘志丹同志的灵柩，寄托党和人民对这位英雄的哀思。当时伯父当仁不让地参加了小乐队，他带着两件乐器，一件是从老家带来的心爱的小提琴，一件是刻有龙头图案的二胡，一路吹拉弹奏，整整跋涉了四天四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沿途演奏的是一首陕北的民间乐曲，后来经过系统改编一直沿用到今天。从那以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元帅将军到普通士兵，谁去世了都用这首《哀乐》来寄托人们的哀思。这就是《哀乐》的由来，而非被误认的是由贝多芬所作的乐曲。1944年秋天，伯父受领导指派回到了家乡，到豫西敌占区进行武装斗争，从此他离开了延安。
回到家乡后，伯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收编和领导了一支地方武装，后又在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任教育科长。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央下发了中原突围的命令，解放战争开始了。当时中央命令一纵二、三旅和二纵十五旅南下，挺进鄂西北。国民党部队又用十倍于解放军的兵力，对鄂西北进行围剿。在这次围剿中，经过多场恶战，部队被打散了。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伯父做梦也没有想到“叫花子”和“和尚”这两个身份竟然会和自己连在一起。在伯父向老百姓要饭吃的过程中，有时老乡把他当成国民党逃兵，遭到无数次凌辱和唾骂，但他既不能公开身份，又不便过多解释。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却感到些许安慰。晚上蜷缩在老乡的屋檐下、猪圈里、牛栏中把身体埋在乱草中过夜。白天出来讨饭，有时一天连半个馍馍也讨不到，经常饿肚子。一次一位老乡看到伯父可怜，就说：“看你不像讨饭的，怎么一点讨饭的技巧和方法都没有呢？”随后，就告诉了讨饭的要点，果然，当伯父按照老乡的指点去讨饭时，才多少好了点。伯父后来讲：真不知道，讨饭也有这么多学问，当“叫花子”也有这么多讲究。
1947年9月，伯父讨饭来到了河南唐河，碰到了一个在开封上师范的同学，才终于结束了讨饭的生涯。到唐河后，经过观察，伯父对同学已经完全了解了，于是就对老同学亮明了身份。同学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现在讲明，说明你对老同学信任……”并建议：“现在时局紧张，你最好移居乡下，以避人耳目。”在伯父移居的乡下附近，有座小庙，叫石桥寺，里面还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为人十分和善，但没有文化，看不懂佛经。时间长了，得知伯父有文化，便有心收伯父为徒。伯父经过考虑后认为，如果能跟老和尚到五台山或其他地方朝圣，一来可以掩护身份，二来也是一条回解放区返回部队的途径。于是伯父对老和尚说：“我当个带发修行、心善心诚的和尚吧！”
1947年11月，当陈谢大军打进唐河时，伯父辞别了老和尚，终于回到部队。伯父见到陈赓司令员后，当即被分到鲁山县的豫西军区。1948年3月，经过组织的调查后，伯父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军区的领导人说：“我们白白捡到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多面手干部。”这就是后来文艺界流传的时乐濛当过“叫花子”和“和尚”的由来。后来，每逢提起此事，伯父深有感触地说：“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滋味，真像失去爹娘的孩子一样，无依无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58年秋天，欧洲一家著名的交响乐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首场演出在北京，陈毅同志应邀出席了音乐会。乐团名不虚传，技艺高超，表演精彩。特别是《1812序曲》更加扣人心弦。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民保卫祖国、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陈毅同志听完音乐会后，非常赞赏。他感慨地说：“我们中国革命的历程，要比这艰难、复杂、动人得多；内容要比这丰富、深刻、伟大得多，但怎么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呢？”并号召大家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为题材进行创作。陈毅同志的话，打动了许多音乐家，也激励着伯父。当晚伯父彻夜未眠。后来伯父告诉了魏风同志，一个月后，魏风同志完成了歌词；两个月后，伯父完成了初稿。多次修改后，《祖国万岁》终于搬上了首都舞台。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好评如潮。1959年7月，全国第二届文艺会演，这首大合唱被评为一等奖。1959年12月，伯父到苏联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交流，《祖国万岁》受到众多同行的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莫斯科——北京》的作曲者莫拉得里激动地说：“我知道作者写合唱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头发都白了，也见过不少好的作品，但《祖国万岁》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具有贝多芬般的热情。”肖斯塔科维奇对伯父讲：“你说自己的水平不高，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很好。从你的作品里，我听到了你发自肺腑的对祖国的真挚感情，对党的热爱。从音乐中可以感触到中国革命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对《祖国万岁》这部大合唱，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大合唱中的独唱和合唱，结合得相当完美。”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阿克休克对我大使馆的同志说：“时乐濛的《祖国万岁》大合唱，具有鲜明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使人一听就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作曲家有着厚实的生活基础，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祖国万岁》的水平可以和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著名大合唱作品相提并论。”
196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日子，周总理、彭真、杨尚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大合唱中挑选了伯父创作的《祖国万岁》作为庆贺节目。周总理听完合唱后说：“你们把歌词送给郭沫若、田汉和周扬同志，请他们帮助修改一下。”于是这部大合唱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庆祝晚会上，总政歌舞团、中央乐团、广播艺术团等单位500人组成的大合唱，在人民大会堂里闪亮登场，引起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当然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提议下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初期，没有《遵义会议》这一场的内容。周总理审查节目后，语重心长地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里程碑，要歌颂，而且要很好地歌颂，一定要创作一首反映遵义会议的歌曲。”并指定由我伯父完成这一任务。这首歌就是这样完成的。总理再一次审查时，连连点头称好。这首歌和《遵义会议》这一场顺利地通过了。周总理看得真准，后来这首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人人都会唱。我难忘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对伯父、对我们全家都是刻骨铭心的。
1975年5月初的一天，当时的总政副主任魏伯亭突然悄悄地告诉伯父：“邓小平同志问了你的情况。”
“是吗？”伯父有点惊喜。这对伯父来讲，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当晚伯父把消息告诉了伯母。伯母同样似信非信地问伯父：“是真的吗？”伯父讲：“是真的。他何必骗咱们呢？再说，要是没有这回事，堂堂的副主任敢这样编造吗？”“那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伯母也异常高兴，“看来这出‘戏’很快就要收场了”。仅仅过了一个月，伯父就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穿上了军装，回到了部队。
2008年6月16日15时15分，伯父因病在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93岁。我听到消息后，赶回家中，一面通知了其他亲友，一面和妻子赶往北京。伯父家的会客厅临时改成了悼念厅，里面堆满了各式花篮，花篮的挽带上和门口的签字簿上签着各方面领导、名人和来宾的名字。我见到伯父、伯母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亲朋好友，还有许多群众来吊唁。其中一首挽诗令我过目不忘：“万丈高耸二郎山，浊浪滔天大渡河，雪山掩映五彩路，心中玫瑰唱哀歌。”挽诗里面各取了伯父创作的四首歌曲的名字。
由于表示哀悼的人众多，再加上准备工作繁杂（刻光盘、印专辑等），伯父的告别仪式定在6月26日在八宝山举行。伯母在与来宾的交谈中，谈到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上，伯父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和《刺刀擦亮保国防》三首歌曲，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他本人获得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的荣誉称号，至今尚无人超过。伯父的这些成就，让伯母为老伴感到自豪。但有两件事，让伯母终生遗憾：一是伯父生前多次提出要看奥运会，而今看不到了；二是再过几个月就是伯父、伯母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纪念。春节期间，二老还相约，无论如何要坚持到那一天，而这一天也看不到了。
堂弟告诉我：之所以没有提前通知我，是因为伯父状况一直稳定，即使在住院期间，几次病危都抢救过来，转危为安。可谁知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抢救过来。堂弟最后告诉我，在伯父最后一次清醒时，只说了两句话：一是“谁都不能救我，只有我自己能救自己”；二是“我要和弟弟（指我父亲）一起去看我母亲了”。
6月26日上午，云气氤氲。前夜的一场夏雨，使天气十分宜人，空气格外清新。八宝山告别大厅庄严肃穆。大门口两侧军艺的挽联上写着“为音乐而生，为旋律去死，全心投入创作，歌曲飞扬九万里”，“是人民战士，是祖国儿子，一生献身革命，风雨兼程七十年”；二门口两侧的挽联上写着“艺苑仰名家，遗曲倒泻三峡水”，“乐坛垂典范，终古长传二郎山”。告别厅内，各总部首长敬献的花圈摆在两侧。伯父身穿军装，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告别仪式开始后，大堂内外响起了赶制的光碟“用时老的歌曲怀念乐濛”中录制的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歌唱二郎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过雪山草地》《花溪水》《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小河淌水》《心中的玫瑰》以及大合唱《祖国万岁》的旋律立刻回响在大厅内外。参加仪式的领导、名家、同事、部下、朋友和各界群众，向鲜花丛中的伯父做最后的告别。我紧随着堂弟、堂妹，站在伯母的身边，耳中回荡着飘扬在告别大厅里面的伯父的作品，和鱼贯而行前来和伯父告别的伯父生前的领导、战友、下级、音乐艺术界名人、各界人士、普通群众、家乡代表、军艺师生一一握手，脑海里却浮现出伯父传奇般的一生。
我又想起了那年去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伯父的情景。他对我爱人说：“你在家里做的糊涂面条真好吃，等我出院后再给我做点吃。”还说：“家乡的红枣真大、真甜。”可这一天再也来不了了。伯父安详地走了，留下的是真诚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