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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战演出，走上文艺之路
1916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中国陶都”江苏宜兴官林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我7岁起在当地的浒渎初小和宜兴城内任氏履善高小上学，14岁小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钟南初中学习；初中毕业后，又转学到上海，进入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我在同学中威信比较高，算个“孩子王”。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和体育，喜欢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学校和社会上有什么文艺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还获得过上海市高中生演说竞赛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戏剧界在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士的领导下，创办各种爱国剧社，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演出。上海各大、中学也纷纷效仿，组建学生剧社，宣传抗日爱国。1934年，上海中学教师吴仞之先生率先创办了“上中剧社”，我被吴老师选为剧社的骨干演员，先后主演了《刽子手》《两兄弟》《山河泪》等剧目，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随后，“上中剧社”正式更名为“九一八剧社”。在剧社演出的经历，一方面让我从中学到了戏剧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使我走上革命文艺道路，为我的艺术人生确定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更重要的。
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和喜爱的艺术，1936年我高中毕业后，放弃了成绩优异的数理化科目，报考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电影电播专业。在这里我又遇到了一位像吴仞之那样的好老师——电影电播系主任、左翼电影界著名人士孙毅先生。此外，当时电影界的辛汉文、许辛、杨霁明等权威人士也来校授课，使我受到了良好的电影艺术专业教育。除了学习，我还到校外排戏，并在话剧《无冕女王》中担任男主角。假期回到故乡宜兴后，我又在当地开展抗日进步宣传，演出由抗战作家陈鲤庭执笔编写的爱国戏《放下你的鞭子》。该剧以街头卖艺形式演出，让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通过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日才有生路。同时，我还演过由袁牧之编写、揭露国民党警察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及《刽子手》等剧，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上海。为了保护进步青年学生，孙毅先生便带领我们这批师生乘上一条木船，沿长江流亡到当时国共合作的大本营武汉，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期间，我参加拍摄了由著名导演史东山执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袁丛美执导的《热血忠魂》等影片。在担任电影演员拍戏之余，我还试着编了一个剧本处女作《信号枪》，并在武汉出版了单行本。同年底，我在武汉与叔父史亚璋（中共党员）见面，此后党组织派我随叔父一起到抗日前线的郑州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我被任命为少校科员宣传队长。当时政训处在中共地下党的控制下。为了做好抗日宣传，我集表演和编导于一身，既在《三江好》《信号枪》《杀鬼子》等剧中担任主演，又排演了著名剧作家王震之的《八百壮士》一剧；与此同时，还执导并主演了第一部大戏《保卫大河南》。
投奔延安，进入鲁艺
1938年夏，由于国民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郑州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被撤销。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迫害我们的同志，组织上决定相关人员分散转移。此时我已经下决心投身革命，便将原来的名字“史锦堂”改为“史行”（即紧跟着革命历史的步伐大步前行），随叔父史亚璋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婶婶丁皑一家以到山西工作的名义，从河南郑州悄悄转移到山西境内。同年8月，我们穿过阎锡山旗下的国民党部队封锁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根据地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年轻的我找到了一方事业的热土。很快，组织上把我送进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二期和剧作研究班学习。1939年春节，我顺利完成了在鲁艺的学习，被分配到距延安数十里地的三原县安吴堡青训班艺术连任戏剧教员。除了教学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编写出了《再上前线》《反抗的吼声》这两部歌剧，排演后受到进步青年和当地民众的喜爱。
当时，安吴堡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一块飞地，也是中共吸收并向根据地输送抗日青年的一个桥头堡。国民党特务探听到情报后，便开始密谋拔掉这个在他们心脏边的“钉子”。此时，我已担任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第二团艺术指导，准备前往华北冀中敌后根据地吕正操部队工作。为防被敌人抓捕，党组织立即决定让我们连夜撤离安吴堡回到延安，在鲁艺继续学习并做好再赴敌后的准备。
1937年，史行主演《杀鬼子》一剧
1940年，日本鬼子对华北发起大扫荡，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第二团因无法去敌后演出只好解散，我便回到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其间，我曾在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的指导下，与几位同事共同创作了反映“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剧《先锋》和《启蒙者》，并参加了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作品《伪君子》《悭吝人》和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作品《钦差大臣》的演出，还导演了苏联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纪念日》。此外，我还执导了陕北公学文工团成立后的第一个戏——由曹禺创作的《蜕变》。这些戏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不久，有一批从敌后回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到鲁迅艺术学院进修，学院就成立了一个部队干部进修班，并让我担任了班主任。1941年，为做好部队的文艺工作，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成立了部队艺术学校，我被任命为艺校的教育股长。此后，又分别调任“部队艺术学校三分校”教育科长、边保剧团艺术指导等职。
在延安时拍的“全家福”，中间这位小朋友就是差点被送人的大儿子史践凡
1942年，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思想上产生了飞跃，艺术创作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为配合“军民大生产”等运动，我先后导演了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赤叶河》《大家喜欢》《一家人》《二流子变英雄》《刘二起家》《周子山》《农村曲》，以及《血泪仇》《穷人恨》《十二把镰刀》等各种题材的歌剧话剧，同时还排演了苏联话剧《前线》，在艺术创作上实现了丰收和突破。
战火中的爱情和家庭
在延安期间，我认识了在边区宣传队既演戏又当文化教员的姑娘朱维哲。她出生于1921年，也爱好文化艺术，出演过《兄妹开荒》《穆桂英挂帅》等剧，并参加了由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演唱。共同的理想和爱好，使我俩走到了一起，结下了一生的情缘。1941年，我的大儿子史践凡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因为维哲奶水不足，为了解决儿子的吃奶问题，我常常跑进羊圈，踩着羊粪追着母羊去挤奶；因为缺医少药，我四处买芥末粉敷在儿子胸口为他治疗支气管肺炎；靠着大生产运动学会的手艺，我还自己纺线给儿子织衣帽……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危急时刻我作出决定：把儿子送给老百姓。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带着儿子会影响部队打仗和宣传演出，孩子也危险。可是妻子坚决不同意，认为儿子瘦弱多病，如果送到条件更差的老乡家里就只有死路一条。妻子最后终于说服了我，于是在后勤伤病员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
油灯+黑豆=歌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向我陕甘宁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军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火，1946年11月，我在战场上创作了一首《保卫我们的边区》的歌词，以激励我军指战员的斗志。其中第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
平平的原，高高的山，清清的流水，绿绿的滩。我们自己的地，我们自己的川，封建压迫都铲除完，寸寸土地都流过血和汗。民主的根，自由的芽，幸福的边区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护它！我们要建设它！我们要保护它！
这首歌词很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由作曲家杨军谱曲，在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同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3月，我又创作了一首歌词《换枪歌》，由次欧作曲。我在歌词中把蒋介石比作“运输大队长”。歌曲在中央电台广播后，很快从全军流行到全国，后来还被作为电影《巍巍昆仑》的主题歌。1949年4月，我又创作了《天要变了》歌词，也由次欧谱曲，为全国的解放高歌。我在歌词中这样写道：
时候到了！天要亮了！蒋介石要垮台了！百万雄兵全面进攻，山动地摇……
解放战争中，我曾任二兵团文工团团长等职。我带领150多名部队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其中有不少是年龄不大的女队员。作战时，我们冒着炮火与敌人打仗，起到战斗队的作用；休整时，我们为战友们演出，起到宣传队、鼓动队的作用。我自己则要当好指挥员、战斗员、宣传员等多种角色，很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行军中，我脚穿一双开了帮子的破布鞋，跑前跑后照顾宣传队；战斗间歇，我快速创作出一首首战地军歌，歌剧《刘胡兰》的剧本就是在深夜的油灯下编写出来的；演出前，只要开场锣鼓一响，我就前前后后地招呼群众，还站到土台上宣传形势，动员大家团结作战……
我写剧本时不抽烟，却爱吃几颗花生米，花生米没有了就吃炒黄豆，有时候连黄豆都搞不到，炊事员就弄点喂牲口的黑料豆炒给我吃，我照样吃得很香。一盏油灯、一把黑豆，一首首歌词、一个个剧本就这样写出来了。在那段时间，我还导演了话剧《红旗歌》、歌剧《刘胡兰》等。1949年5月，第一届中国文联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西北野战军前线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文工团团长。此后，组织上又把我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文工团任副团长、党委委员兼话剧团副团长。在这期间，我参加了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所在的总政越剧团，以及总政歌舞团、总政曲艺团、总政杂技团等所属文艺团体的筹建工作。同时，我还导演了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连续演了100场，场场爆满。这是总政文工团第一个对外公演的话剧，非常成功。此后我一发不可收，又导演了《达尼亚》等剧，反响很大。
1953年，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进行文宣工作调研，归国后，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进修班进修，主教老师是苏联名导演普拉东·乌拉基米尔·列斯里，与欧阳山尊、阿甲、于是之、李默然等在一起同学了两年时间，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欧阳山尊是班长。毕业后，我被邀请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兼任教师。那是一段令我难忘的愉快经历。
之江新“史”
浙江是我艺术创作开辟的又一片新天地。1958年，在部队工作了18年的我带着家人转业到刚刚成立的浙江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在浙影厂，我导演了浙江第一部故事片《人小志大》，拍摄历时四个多月。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春天，崇德县（现为桐乡县）第五小学五年级八个学生打算种一块水稻试验田，但所有的田都被分光了。最后，他们看上了老奶奶放鸭子的小水池，想要填池造田。没有牛和犁，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小木犁，用狗来耕田。狗拉不动犁，急躁的森扬责怪英江没有训练好狗，英江为此生气离去。后来，通过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工作，英江又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老师改进了教学内容和方法，把劳动实践和书本知识结合起来，孩子们掀起了积肥的高潮。天旱无雨，学生们开动脑筋，在英江父亲的帮助下制作浇水工具……水稻试验田获得了大丰收。
1960年困难时期，浙江电影制片厂在“精兵简政”中被撤销，我被调到浙江省文化局工作。1961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准备调我回部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职，浙江省委则希望我留下来担任省文化局副局长，我又面临新的选择。最终，我还是决定留在浙江，在这里继续我的艺术人生。
1976年后，我这个老头子仿佛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先后导演了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越剧《孔雀东南飞》、婺剧《碧玉簪》、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还担任京剧《孙中山》、话剧《强者之音》《天涯断肠人》《第十一块浮雕》《梦幻》、舞剧《秋瑾》和一些电视剧的艺术指导。
1976年后，浙江的戏剧开始恢复，但艺术人才青黄不接，当时有“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牙”之说。所以，我在担任浙江省文化局代局长后重点抓剧团建设，目的是出人才、出好戏。
1982年，浙江省委提出“把越剧搞上去”的指示后，我们从全省70多个专业越剧团2000多名戏曲学员中选拔了400人参加戏曲“小百花”会演，通过演出新戏发现新人。先后有200名戏剧新秀获得“优秀小百花奖”和“小百花奖”。
接下来，在省委领导的重视下，我又和文化局专家从会演获奖人员中精心挑选了40名越剧新秀集中到浙江艺术学校进行严格训练，聘请越剧和京、昆、婺剧等多个剧种的著名艺术家向他们亲传技艺。我们还请省内著名剧作家编创新剧目，组织优秀导演、作曲、舞美、乐队人员通力合作，精心排练出了数个新剧和优秀传统剧。
1983年9月3日，从培训人员中精选出来的28位青年演员组成了浙江省越剧小百花演出团。11月，我率领“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首次赴港演出并获得圆满成功。1984年5月21日，浙江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同年，我亲自带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上海、北京、长春、南京、无锡及浙江各地巡回演出，大受欢迎。在北京参加国庆35周年献礼演出期间，我们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作专场演出，得到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勉励。9月19日上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接见全体演员及部分主创人员，并亲笔书赠：
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1985年4月，浙江省成立浙江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其下属剧团之一，内部称浙江越剧院二团，对外称浙江越剧院小百花越剧团，先后排演了《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大观园》《唐伯虎落第》《陆游与唐婉》《红丝错》《西厢记》《胭脂》等大型越剧。
此后，“小百花”在全省盛开，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相继成立，培养出了吴凤花、吴素英、陈飞、白银飞、赵海英、张小君等一批越剧新秀，为越剧事业带来生机，越剧也因此成为仅次于国粹京剧的著名地方戏种。
浙江是戏剧大省，行间有“一部戏剧史，半部在浙江”之说。在抓越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对昆曲、京剧人才的培养。我专门请人把“江南名丑”王传淞、昆剧大家周传瑛等老一辈京昆表演艺术家的名剧用摄像机录下来，制作成碟片《南昆一脉》，用于中、青年演员学习，算是为繁荣浙江戏剧做了点工作。
艺术之家
在我和夫人朱维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后代都从事与艺术这行有关的工作，这让我们感到挺自豪。我们的大儿子史践凡是导演，他的妻子奚佩兰是演员。老大1966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几十年来拍过《鲁迅》《铁血共和》《西行漫记》等近百部电视剧；老二史近都是摄影师；老三史染朱是单簧管演奏家。我的大孙女是史兰芽，她因饰演《围城》中的女主角唐晓芙而受到观众的喜爱。许多朋友都说：我这个“艺术之家”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