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主 编 ：刘未鸣 刘 剑
执行主编 ：金 硕
编 委 ：全秋生 胡福星
孙 裕 李军政
参加抗战演出，走上文艺之路
1916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中国陶都”江苏宜兴官林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我7岁起在当地的浒渎初小和宜兴城内任氏履善高小上学，14岁小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钟南初中学习；初中毕业后，又转学到上海，进入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我在同学中威信比较高，算个“孩子王”。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和体育，喜欢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学校和社会上有什么文艺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还获得过上海市高中生演说竞赛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戏剧界在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士的领导下，创办各种爱国剧社，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演出。上海各大、中学也纷纷效仿，组建学生剧社，宣传抗日爱国。1934年，上海中学教师吴仞之先生率先创办了“上中剧社”，我被吴老师选为剧社的骨干演员，先后主演了《刽子手》《两兄弟》《山河泪》等剧目，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随后，“上中剧社”正式更名为“九一八剧社”。在剧社演出的经历，一方面让我从中学到了戏剧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使我走上革命文艺道路，为我的艺术人生确定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更重要的。
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和喜爱的艺术，1936年我高中毕业后，放弃了成绩优异的数理化科目，报考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电影电播专业。在这里我又遇到了一位像吴仞之那样的好老师——电影电播系主任、左翼电影界著名人士孙毅先生。此外，当时电影界的辛汉文、许辛、杨霁明等权威人士也来校授课，使我受到了良好的电影艺术专业教育。除了学习，我还到校外排戏，并在话剧《无冕女王》中担任男主角。假期回到故乡宜兴后，我又在当地开展抗日进步宣传，演出由抗战作家陈鲤庭执笔编写的爱国戏《放下你的鞭子》。该剧以街头卖艺形式演出，让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通过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日才有生路。同时，我还演过由袁牧之编写、揭露国民党警察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及《刽子手》等剧，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上海。为了保护进步青年学生，孙毅先生便带领我们这批师生乘上一条木船，沿长江流亡到当时国共合作的大本营武汉，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期间，我参加拍摄了由著名导演史东山执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袁丛美执导的《热血忠魂》等影片。在担任电影演员拍戏之余，我还试着编了一个剧本处女作《信号枪》，并在武汉出版了单行本。同年底，我在武汉与叔父史亚璋（中共党员）见面，此后党组织派我随叔父一起到抗日前线的郑州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我被任命为少校科员宣传队长。当时政训处在中共地下党的控制下。为了做好抗日宣传，我集表演和编导于一身，既在《三江好》《信号枪》《杀鬼子》等剧中担任主演，又排演了著名剧作家王震之的《八百壮士》一剧；与此同时，还执导并主演了第一部大戏《保卫大河南》。
投奔延安，进入鲁艺
1938年夏，由于国民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郑州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被撤销。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迫害我们的同志，组织上决定相关人员分散转移。此时我已经下决心投身革命，便将原来的名字“史锦堂”改为“史行”（即紧跟着革命历史的步伐大步前行），随叔父史亚璋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婶婶丁皑一家以到山西工作的名义，从河南郑州悄悄转移到山西境内。同年8月，我们穿过阎锡山旗下的国民党部队封锁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根据地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年轻的我找到了一方事业的热土。很快，组织上把我送进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二期和剧作研究班学习。1939年春节，我顺利完成了在鲁艺的学习，被分配到距延安数十里地的三原县安吴堡青训班艺术连任戏剧教员。除了教学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编写出了《再上前线》《反抗的吼声》这两部歌剧，排演后受到进步青年和当地民众的喜爱。
当时，安吴堡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一块飞地，也是中共吸收并向根据地输送抗日青年的一个桥头堡。国民党特务探听到情报后，便开始密谋拔掉这个在他们心脏边的“钉子”。此时，我已担任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第二团艺术指导，准备前往华北冀中敌后根据地吕正操部队工作。为防被敌人抓捕，党组织立即决定让我们连夜撤离安吴堡回到延安，在鲁艺继续学习并做好再赴敌后的准备。
1937年，史行主演《杀鬼子》一剧
1940年，日本鬼子对华北发起大扫荡，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第二团因无法去敌后演出只好解散，我便回到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其间，我曾在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的指导下，与几位同事共同创作了反映“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剧《先锋》和《启蒙者》，并参加了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作品《伪君子》《悭吝人》和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作品《钦差大臣》的演出，还导演了苏联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纪念日》。此外，我还执导了陕北公学文工团成立后的第一个戏——由曹禺创作的《蜕变》。这些戏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不久，有一批从敌后回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到鲁迅艺术学院进修，学院就成立了一个部队干部进修班，并让我担任了班主任。1941年，为做好部队的文艺工作，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成立了部队艺术学校，我被任命为艺校的教育股长。此后，又分别调任“部队艺术学校三分校”教育科长、边保剧团艺术指导等职。
在延安时拍的“全家福”，中间这位小朋友就是差点被送人的大儿子史践凡
1942年，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思想上产生了飞跃，艺术创作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为配合“军民大生产”等运动，我先后导演了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赤叶河》《大家喜欢》《一家人》《二流子变英雄》《刘二起家》《周子山》《农村曲》，以及《血泪仇》《穷人恨》《十二把镰刀》等各种题材的歌剧话剧，同时还排演了苏联话剧《前线》，在艺术创作上实现了丰收和突破。
战火中的爱情和家庭
在延安期间，我认识了在边区宣传队既演戏又当文化教员的姑娘朱维哲。她出生于1921年，也爱好文化艺术，出演过《兄妹开荒》《穆桂英挂帅》等剧，并参加了由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演唱。共同的理想和爱好，使我俩走到了一起，结下了一生的情缘。1941年，我的大儿子史践凡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因为维哲奶水不足，为了解决儿子的吃奶问题，我常常跑进羊圈，踩着羊粪追着母羊去挤奶；因为缺医少药，我四处买芥末粉敷在儿子胸口为他治疗支气管肺炎；靠着大生产运动学会的手艺，我还自己纺线给儿子织衣帽……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危急时刻我作出决定：把儿子送给老百姓。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带着儿子会影响部队打仗和宣传演出，孩子也危险。可是妻子坚决不同意，认为儿子瘦弱多病，如果送到条件更差的老乡家里就只有死路一条。妻子最后终于说服了我，于是在后勤伤病员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
油灯+黑豆=歌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向我陕甘宁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军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火，1946年11月，我在战场上创作了一首《保卫我们的边区》的歌词，以激励我军指战员的斗志。其中第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
平平的原，高高的山，清清的流水，绿绿的滩。我们自己的地，我们自己的川，封建压迫都铲除完，寸寸土地都流过血和汗。民主的根，自由的芽，幸福的边区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护它！我们要建设它！我们要保护它！
这首歌词很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由作曲家杨军谱曲，在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同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3月，我又创作了一首歌词《换枪歌》，由次欧作曲。我在歌词中把蒋介石比作“运输大队长”。歌曲在中央电台广播后，很快从全军流行到全国，后来还被作为电影《巍巍昆仑》的主题歌。1949年4月，我又创作了《天要变了》歌词，也由次欧谱曲，为全国的解放高歌。我在歌词中这样写道：
时候到了！天要亮了！蒋介石要垮台了！百万雄兵全面进攻，山动地摇……
解放战争中，我曾任二兵团文工团团长等职。我带领150多名部队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其中有不少是年龄不大的女队员。作战时，我们冒着炮火与敌人打仗，起到战斗队的作用；休整时，我们为战友们演出，起到宣传队、鼓动队的作用。我自己则要当好指挥员、战斗员、宣传员等多种角色，很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行军中，我脚穿一双开了帮子的破布鞋，跑前跑后照顾宣传队；战斗间歇，我快速创作出一首首战地军歌，歌剧《刘胡兰》的剧本就是在深夜的油灯下编写出来的；演出前，只要开场锣鼓一响，我就前前后后地招呼群众，还站到土台上宣传形势，动员大家团结作战……
我写剧本时不抽烟，却爱吃几颗花生米，花生米没有了就吃炒黄豆，有时候连黄豆都搞不到，炊事员就弄点喂牲口的黑料豆炒给我吃，我照样吃得很香。一盏油灯、一把黑豆，一首首歌词、一个个剧本就这样写出来了。在那段时间，我还导演了话剧《红旗歌》、歌剧《刘胡兰》等。1949年5月，第一届中国文联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西北野战军前线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文工团团长。此后，组织上又把我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文工团任副团长、党委委员兼话剧团副团长。在这期间，我参加了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所在的总政越剧团，以及总政歌舞团、总政曲艺团、总政杂技团等所属文艺团体的筹建工作。同时，我还导演了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连续演了100场，场场爆满。这是总政文工团第一个对外公演的话剧，非常成功。此后我一发不可收，又导演了《达尼亚》等剧，反响很大。
1953年，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进行文宣工作调研，归国后，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进修班进修，主教老师是苏联名导演普拉东·乌拉基米尔·列斯里，与欧阳山尊、阿甲、于是之、李默然等在一起同学了两年时间，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欧阳山尊是班长。毕业后，我被邀请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兼任教师。那是一段令我难忘的愉快经历。
之江新“史”
浙江是我艺术创作开辟的又一片新天地。1958年，在部队工作了18年的我带着家人转业到刚刚成立的浙江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在浙影厂，我导演了浙江第一部故事片《人小志大》，拍摄历时四个多月。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春天，崇德县（现为桐乡县）第五小学五年级八个学生打算种一块水稻试验田，但所有的田都被分光了。最后，他们看上了老奶奶放鸭子的小水池，想要填池造田。没有牛和犁，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小木犁，用狗来耕田。狗拉不动犁，急躁的森扬责怪英江没有训练好狗，英江为此生气离去。后来，通过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工作，英江又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老师改进了教学内容和方法，把劳动实践和书本知识结合起来，孩子们掀起了积肥的高潮。天旱无雨，学生们开动脑筋，在英江父亲的帮助下制作浇水工具……水稻试验田获得了大丰收。
1960年困难时期，浙江电影制片厂在“精兵简政”中被撤销，我被调到浙江省文化局工作。1961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准备调我回部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职，浙江省委则希望我留下来担任省文化局副局长，我又面临新的选择。最终，我还是决定留在浙江，在这里继续我的艺术人生。
1976年后，我这个老头子仿佛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先后导演了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越剧《孔雀东南飞》、婺剧《碧玉簪》、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还担任京剧《孙中山》、话剧《强者之音》《天涯断肠人》《第十一块浮雕》《梦幻》、舞剧《秋瑾》和一些电视剧的艺术指导。
1976年后，浙江的戏剧开始恢复，但艺术人才青黄不接，当时有“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牙”之说。所以，我在担任浙江省文化局代局长后重点抓剧团建设，目的是出人才、出好戏。
1982年，浙江省委提出“把越剧搞上去”的指示后，我们从全省70多个专业越剧团2000多名戏曲学员中选拔了400人参加戏曲“小百花”会演，通过演出新戏发现新人。先后有200名戏剧新秀获得“优秀小百花奖”和“小百花奖”。
接下来，在省委领导的重视下，我又和文化局专家从会演获奖人员中精心挑选了40名越剧新秀集中到浙江艺术学校进行严格训练，聘请越剧和京、昆、婺剧等多个剧种的著名艺术家向他们亲传技艺。我们还请省内著名剧作家编创新剧目，组织优秀导演、作曲、舞美、乐队人员通力合作，精心排练出了数个新剧和优秀传统剧。
1983年9月3日，从培训人员中精选出来的28位青年演员组成了浙江省越剧小百花演出团。11月，我率领“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首次赴港演出并获得圆满成功。1984年5月21日，浙江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同年，我亲自带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上海、北京、长春、南京、无锡及浙江各地巡回演出，大受欢迎。在北京参加国庆35周年献礼演出期间，我们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作专场演出，得到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勉励。9月19日上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接见全体演员及部分主创人员，并亲笔书赠：
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1985年4月，浙江省成立浙江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其下属剧团之一，内部称浙江越剧院二团，对外称浙江越剧院小百花越剧团，先后排演了《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大观园》《唐伯虎落第》《陆游与唐婉》《红丝错》《西厢记》《胭脂》等大型越剧。
此后，“小百花”在全省盛开，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相继成立，培养出了吴凤花、吴素英、陈飞、白银飞、赵海英、张小君等一批越剧新秀，为越剧事业带来生机，越剧也因此成为仅次于国粹京剧的著名地方戏种。
浙江是戏剧大省，行间有“一部戏剧史，半部在浙江”之说。在抓越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对昆曲、京剧人才的培养。我专门请人把“江南名丑”王传淞、昆剧大家周传瑛等老一辈京昆表演艺术家的名剧用摄像机录下来，制作成碟片《南昆一脉》，用于中、青年演员学习，算是为繁荣浙江戏剧做了点工作。
艺术之家
在我和夫人朱维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后代都从事与艺术这行有关的工作，这让我们感到挺自豪。我们的大儿子史践凡是导演，他的妻子奚佩兰是演员。老大1966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几十年来拍过《鲁迅》《铁血共和》《西行漫记》等近百部电视剧；老二史近都是摄影师；老三史染朱是单簧管演奏家。我的大孙女是史兰芽，她因饰演《围城》中的女主角唐晓芙而受到观众的喜爱。许多朋友都说：我这个“艺术之家”名不虚传。
在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上，那首催人泪下、令人肠断的哀乐能给所有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曲子，是伯父时乐濛在延安期间护送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遗体回延安途中，发现并沿途演奏的（后来进行了改编）。2008年6月26日上午，我在八宝山参加了一场没有哀乐的遗体告别仪式——伯父时乐濛的告别仪式。
1915年12月20日，伯父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酒后村的伊河岸边。伯父出生时，我的爷爷游手好闲，无心理家，家里全靠我的奶奶费心操劳。尤其是奶奶织得一手好布，几乎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织布机旁一梭一梭地织呀织，或坐在纺线车旁一把一把地纺呀纺，以此聊补家里的支出。奶奶一心指望伯父快快长大成人，早日懂些道理，明辨是非，暗暗地祈求神灵保护伯父成才。伯父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状况下一天天长大的。伯父八岁的时候，奶奶把自己娘家陪嫁的头饰拿出来卖掉，给伯父买了书和本，交了学费，送到了本村的洋学堂。当时家里生活虽然紧张，但奶奶心里暗暗思忖，就是吃糠咽菜，喝稀穿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上学，让孩子走上一条人间正道。那时村里刚建了一所洋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小学，和私塾里学的不一样。除了当时的国语和算术外，还有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家里的状况使伯父早熟，懂得刻苦学习，在洋学堂里可算是佼佼者，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成绩年年第一，深受教书先生的器重和喜爱。伯父有着广泛的爱好，不仅国语成绩出色，作文出类拔萃，而且美术和音乐也很好，尤其对音乐的兴趣极为浓厚。巧的是伯父的班主任就是一位姓许的音乐教师，他能拉一手好风琴。在许先生的精心辅导和培养下，还在小学阶段的伯父就已经学会用风琴熟练地演奏歌曲和地方戏曲了。在许先生的眼中，称得上得意门生的伯父，新中国成立后在音乐界享有盛名并担任重要职务，可能是他不曾料到的。伯父在回忆他的音乐生涯时，总是非常留恋童年村里的洋学堂，非常感激那位把他带入音乐大门的启蒙老师许先生。伯父从村里洋学堂毕业了，那年他13岁。当伯父拿着一张门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单，连蹦带跳地回到家里报喜时，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没有丝毫高兴，反而沉重而忧愁地说：“孩子，妈妈知道你想到大地方去念书，可咱家没有钱呀……”边说边流着伤心的泪水。早熟的伯父知道家里的难处，理解母亲的苦处，于是他一边擦着母亲的泪水，一边安慰母亲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在家陪着你，照顾你。”事情传到了一位本家的爷爷耳中，是他给伯父起了“时广涵”的名字，期望伯父有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涵养；是他经常训斥好吃懒做的爷爷，保证了伯父能正常上学；这次又是他挺身而出，赞助了上学的费用，伯父才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
1928年夏天，伯父背上了行李，从伏牛山下小小的酒后村走到了百里之外的洛阳，又乘坐火车来到了当时的省会开封，报考了省立一中和开封师范学校。没想到时过不久，两个学校都发出了录取通知书，伯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被分到了艺术系。到艺术系的第一天，伯父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七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系，伯父如鱼得水，他不但刻苦学习，废寝忘食，而且还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努力帮助同学。1934年夏天，伯父从开封师范学校毕业，他在这座古城度过了六个春秋，度过了最难忘的学生生活。伯父学习成绩优异，一毕业就被开封梁苑女子中学聘请去当音乐教师，在女子中学仅仅执教半年，又被郑州扶轮第一小学要去了。那里的校长也是开封师范毕业的，一来真心实意地要，二来扶轮小学属铁路系统，条件好，待遇高，伯父也就同意了。在扶轮小学里，伯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受校长的器重和学生的喜爱，也深受家长的信任。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伯父和全校师生一起前往日本在郑州的领事馆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938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了河南，当时伯父执教的铁路系统的“扶轮小学”也被迫从郑州迁移到与汉口毗邻的广水车站。伯父听说许多有志青年都奔赴延安，在音乐界有影响的冼星海、吕骥等也到了延安，伯父是学音乐的，于是他决心也奔赴延安。可他不知如何走法，有人告诉他：先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他们介绍可以到延安。就这样，伯父背着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武汉办事处。可不巧的是，办事处停办了去延安的事宜，让伯父去西安办事处。伯父只好准备回洛阳老家，再转道西安奔赴延安。在洛阳伯父遇到了一位自己的校友（地下党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校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建议伯父先到陕县师范教一阵子书，然后再去西安（有次我到北京看望伯父，他还向我问起陕县师范还有没有）。后来伯父离开了陕县，历经周折，终于到了西安办事处。据当时统计，1938年上半年，就有2288人经西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西安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听了伯父的讲述后，热情地握着伯父的手：“同志，你辛苦了！我们欢迎你！”这是伯父第一次听到别人称他为“同志”，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就这样，伯父终于来到了延安。1938年12月，鲁艺到伯父所在的单位招生，早就渴望到鲁艺学习的伯父，连忙去报名。伯父曾对我们讲过：当时，他拉了一首《空山鸟语》，发挥得淋漓尽致，感动了考官，终于进了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当时音乐系主任是冼星海，他经常对伯父讲：“指挥棒虽然很轻，但一招一式都重如千斤，绝不能掉以轻心。”1940年5月，党中央派冼星海到苏联学习，临走时他对伯父讲：“乐濛，我要走了，学校合唱团由你和汪鹏负责，一定要抓好，保持和发扬合唱队的荣誉。”冼星海走后，1940年，伯父从鲁艺毕业，留在了音乐研究室工作。在一起的有马可、郑律成、刘炽等，同时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员。后来又担任了延安音乐工作委员会主席。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秧歌运动，毛主席就抽空观看扭秧歌。伯父讲道：一次锣鼓一响，毛主席急忙跑出去观看，由于步子迈得又大又快，老乡们都喊“毛主席跑步了”。伯父和秧歌队的同志们在活动中深入生活，创作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胜利腰鼓》以及《血泪仇》《周子山》等歌剧，为以后《白毛女》的诞生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经验和艺术实践。
1941年，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同志的灵柩从山西护送到陕甘宁边区的志丹县安葬。为了隆重悼念这位英雄，灵柩经过延安时，鲁艺组织了一支小型乐队护送刘志丹同志的灵柩，寄托党和人民对这位英雄的哀思。当时伯父当仁不让地参加了小乐队，他带着两件乐器，一件是从老家带来的心爱的小提琴，一件是刻有龙头图案的二胡，一路吹拉弹奏，整整跋涉了四天四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沿途演奏的是一首陕北的民间乐曲，后来经过系统改编一直沿用到今天。从那以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元帅将军到普通士兵，谁去世了都用这首《哀乐》来寄托人们的哀思。这就是《哀乐》的由来，而非被误认的是由贝多芬所作的乐曲。1944年秋天，伯父受领导指派回到了家乡，到豫西敌占区进行武装斗争，从此他离开了延安。
回到家乡后，伯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收编和领导了一支地方武装，后又在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任教育科长。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央下发了中原突围的命令，解放战争开始了。当时中央命令一纵二、三旅和二纵十五旅南下，挺进鄂西北。国民党部队又用十倍于解放军的兵力，对鄂西北进行围剿。在这次围剿中，经过多场恶战，部队被打散了。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伯父做梦也没有想到“叫花子”和“和尚”这两个身份竟然会和自己连在一起。在伯父向老百姓要饭吃的过程中，有时老乡把他当成国民党逃兵，遭到无数次凌辱和唾骂，但他既不能公开身份，又不便过多解释。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却感到些许安慰。晚上蜷缩在老乡的屋檐下、猪圈里、牛栏中把身体埋在乱草中过夜。白天出来讨饭，有时一天连半个馍馍也讨不到，经常饿肚子。一次一位老乡看到伯父可怜，就说：“看你不像讨饭的，怎么一点讨饭的技巧和方法都没有呢？”随后，就告诉了讨饭的要点，果然，当伯父按照老乡的指点去讨饭时，才多少好了点。伯父后来讲：真不知道，讨饭也有这么多学问，当“叫花子”也有这么多讲究。
1947年9月，伯父讨饭来到了河南唐河，碰到了一个在开封上师范的同学，才终于结束了讨饭的生涯。到唐河后，经过观察，伯父对同学已经完全了解了，于是就对老同学亮明了身份。同学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现在讲明，说明你对老同学信任……”并建议：“现在时局紧张，你最好移居乡下，以避人耳目。”在伯父移居的乡下附近，有座小庙，叫石桥寺，里面还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为人十分和善，但没有文化，看不懂佛经。时间长了，得知伯父有文化，便有心收伯父为徒。伯父经过考虑后认为，如果能跟老和尚到五台山或其他地方朝圣，一来可以掩护身份，二来也是一条回解放区返回部队的途径。于是伯父对老和尚说：“我当个带发修行、心善心诚的和尚吧！”
1947年11月，当陈谢大军打进唐河时，伯父辞别了老和尚，终于回到部队。伯父见到陈赓司令员后，当即被分到鲁山县的豫西军区。1948年3月，经过组织的调查后，伯父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军区的领导人说：“我们白白捡到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多面手干部。”这就是后来文艺界流传的时乐濛当过“叫花子”和“和尚”的由来。后来，每逢提起此事，伯父深有感触地说：“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滋味，真像失去爹娘的孩子一样，无依无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58年秋天，欧洲一家著名的交响乐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首场演出在北京，陈毅同志应邀出席了音乐会。乐团名不虚传，技艺高超，表演精彩。特别是《1812序曲》更加扣人心弦。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民保卫祖国、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陈毅同志听完音乐会后，非常赞赏。他感慨地说：“我们中国革命的历程，要比这艰难、复杂、动人得多；内容要比这丰富、深刻、伟大得多，但怎么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呢？”并号召大家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为题材进行创作。陈毅同志的话，打动了许多音乐家，也激励着伯父。当晚伯父彻夜未眠。后来伯父告诉了魏风同志，一个月后，魏风同志完成了歌词；两个月后，伯父完成了初稿。多次修改后，《祖国万岁》终于搬上了首都舞台。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好评如潮。1959年7月，全国第二届文艺会演，这首大合唱被评为一等奖。1959年12月，伯父到苏联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交流，《祖国万岁》受到众多同行的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莫斯科——北京》的作曲者莫拉得里激动地说：“我知道作者写合唱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头发都白了，也见过不少好的作品，但《祖国万岁》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具有贝多芬般的热情。”肖斯塔科维奇对伯父讲：“你说自己的水平不高，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很好。从你的作品里，我听到了你发自肺腑的对祖国的真挚感情，对党的热爱。从音乐中可以感触到中国革命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对《祖国万岁》这部大合唱，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大合唱中的独唱和合唱，结合得相当完美。”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阿克休克对我大使馆的同志说：“时乐濛的《祖国万岁》大合唱，具有鲜明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使人一听就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作曲家有着厚实的生活基础，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祖国万岁》的水平可以和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著名大合唱作品相提并论。”
196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日子，周总理、彭真、杨尚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大合唱中挑选了伯父创作的《祖国万岁》作为庆贺节目。周总理听完合唱后说：“你们把歌词送给郭沫若、田汉和周扬同志，请他们帮助修改一下。”于是这部大合唱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庆祝晚会上，总政歌舞团、中央乐团、广播艺术团等单位500人组成的大合唱，在人民大会堂里闪亮登场，引起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当然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提议下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初期，没有《遵义会议》这一场的内容。周总理审查节目后，语重心长地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里程碑，要歌颂，而且要很好地歌颂，一定要创作一首反映遵义会议的歌曲。”并指定由我伯父完成这一任务。这首歌就是这样完成的。总理再一次审查时，连连点头称好。这首歌和《遵义会议》这一场顺利地通过了。周总理看得真准，后来这首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人人都会唱。我难忘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对伯父、对我们全家都是刻骨铭心的。
1975年5月初的一天，当时的总政副主任魏伯亭突然悄悄地告诉伯父：“邓小平同志问了你的情况。”
“是吗？”伯父有点惊喜。这对伯父来讲，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当晚伯父把消息告诉了伯母。伯母同样似信非信地问伯父：“是真的吗？”伯父讲：“是真的。他何必骗咱们呢？再说，要是没有这回事，堂堂的副主任敢这样编造吗？”“那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伯母也异常高兴，“看来这出‘戏’很快就要收场了”。仅仅过了一个月，伯父就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穿上了军装，回到了部队。
2008年6月16日15时15分，伯父因病在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93岁。我听到消息后，赶回家中，一面通知了其他亲友，一面和妻子赶往北京。伯父家的会客厅临时改成了悼念厅，里面堆满了各式花篮，花篮的挽带上和门口的签字簿上签着各方面领导、名人和来宾的名字。我见到伯父、伯母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亲朋好友，还有许多群众来吊唁。其中一首挽诗令我过目不忘：“万丈高耸二郎山，浊浪滔天大渡河，雪山掩映五彩路，心中玫瑰唱哀歌。”挽诗里面各取了伯父创作的四首歌曲的名字。
由于表示哀悼的人众多，再加上准备工作繁杂（刻光盘、印专辑等），伯父的告别仪式定在6月26日在八宝山举行。伯母在与来宾的交谈中，谈到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上，伯父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和《刺刀擦亮保国防》三首歌曲，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他本人获得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的荣誉称号，至今尚无人超过。伯父的这些成就，让伯母为老伴感到自豪。但有两件事，让伯母终生遗憾：一是伯父生前多次提出要看奥运会，而今看不到了；二是再过几个月就是伯父、伯母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纪念。春节期间，二老还相约，无论如何要坚持到那一天，而这一天也看不到了。
堂弟告诉我：之所以没有提前通知我，是因为伯父状况一直稳定，即使在住院期间，几次病危都抢救过来，转危为安。可谁知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抢救过来。堂弟最后告诉我，在伯父最后一次清醒时，只说了两句话：一是“谁都不能救我，只有我自己能救自己”；二是“我要和弟弟（指我父亲）一起去看我母亲了”。
6月26日上午，云气氤氲。前夜的一场夏雨，使天气十分宜人，空气格外清新。八宝山告别大厅庄严肃穆。大门口两侧军艺的挽联上写着“为音乐而生，为旋律去死，全心投入创作，歌曲飞扬九万里”，“是人民战士，是祖国儿子，一生献身革命，风雨兼程七十年”；二门口两侧的挽联上写着“艺苑仰名家，遗曲倒泻三峡水”，“乐坛垂典范，终古长传二郎山”。告别厅内，各总部首长敬献的花圈摆在两侧。伯父身穿军装，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告别仪式开始后，大堂内外响起了赶制的光碟“用时老的歌曲怀念乐濛”中录制的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歌唱二郎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过雪山草地》《花溪水》《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小河淌水》《心中的玫瑰》以及大合唱《祖国万岁》的旋律立刻回响在大厅内外。参加仪式的领导、名家、同事、部下、朋友和各界群众，向鲜花丛中的伯父做最后的告别。我紧随着堂弟、堂妹，站在伯母的身边，耳中回荡着飘扬在告别大厅里面的伯父的作品，和鱼贯而行前来和伯父告别的伯父生前的领导、战友、下级、音乐艺术界名人、各界人士、普通群众、家乡代表、军艺师生一一握手，脑海里却浮现出伯父传奇般的一生。
我又想起了那年去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伯父的情景。他对我爱人说：“你在家里做的糊涂面条真好吃，等我出院后再给我做点吃。”还说：“家乡的红枣真大、真甜。”可这一天再也来不了了。伯父安详地走了，留下的是真诚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