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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嘉锡生于1915年，19岁大学毕业，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时24岁，40岁当选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卢嘉锡是少有的全才。在微观世界里能纵横驰骋，在宏观世界里照样游刃有余，从学术带头人到国家领导人他都当得很从容。
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大师级学科开创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第三任院长，至今仍担任着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天降大任于斯人，让他长到3岁不会说话，同学们弄不清他究竟在哪个班，曾走出国门做“西天取经”的唐僧
卢家祖籍台南市赤嵌地区，是早期去宝岛台湾开发的大陆移民。数代繁衍，家境渐丰，子女读书在家族形成风气。传到卢嘉锡祖父卢立轩就是读书人了，卢氏书香门第在当地很受人尊敬。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立轩老人不甘沦为“二等公民”，率领卢家老小悄悄乘帆船渡海西行，经一昼夜海上漂泊来到厦门。
卢家选择了港城厦门作为定居地。卢立轩老人去世后，其子卢东启继承父业做私塾先生，也继承了“留种园”的塾名。
卢嘉锡是东启先生的次子，看他模样很机灵，可就是年满3周岁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着急的家人差点以为他是个哑巴。不过，东启先生发现每次上课他总要搬个小板凳旁听，哑的孩子多半聋，他肯定耳朵不聋。
父亲为最小的儿子起名“嘉锡”，是出自《书经》中的“嘉天之锡”，指的是“谢上天赏赐”，他指望上天赏赐自己一个聪明的儿子。
果然，卢嘉锡3周岁后的第一个除夕突然就能说话了，而且一说就说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比如过年大家放烟花爆竹，有一种花炮叫“天地炮”，小小的卢嘉锡却对父亲说叫“天地炮”不对，应该叫“地天炮”，见父亲不明白，他执拗地坚持：“它先在地上响，再在天上响的，不该叫‘地天炮’吗？”
卢东启毕竟是个“穷教书匠”，要同时供给三个孩子上学很困难，卢嘉锡只能在家里念私塾，跟着比他年长10余岁的大哥卢雨亭学些算术和英文。
卢东启教的是四书五经，他的毅力对卢嘉锡性格形成影响很大。当时东启先生患严重眼疾，几乎双目失明，他全凭博闻强记在教书，课堂上的纪律却是出奇的好。每次卢嘉锡的作业都要一字一句地念给父亲听，做错了写错了，就得把手掌伸到父亲的尺子底下。父亲的启蒙给卢嘉锡以坚实的旧学知识，并促使他练出了清秀的毛笔字。
卢嘉锡说：正是父亲的严格，使他从小养成了认认真真办事的习惯。
1926年开春，已经10岁的卢嘉锡进了厦门南洋商业同业公会刚创办的商密小学读书。入学前他在大哥辅导下“临阵磨刀”，一入学就插进六年级，当年厦门全市国文会试，他取得了第三名。一年后他就小学毕业了。
中学和大学预科（相当高中）的同学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刮目相看，因为卢嘉锡的学业一直是跳跃式的，可以听不同年级不同的课，以至于学校很多同学都弄不清小个子卢嘉锡到底是哪个班的学生。
那时学校允许跳级，但卢嘉锡是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本科的。在读本科的四年间，他每个学期都是陈嘉庚奖学金的获得者。1934年卢嘉锡在厦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这便是他60年教研生涯的开始。
1937年3月，卢嘉锡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八一三”中日淞沪大战爆发的第五天，他辞别祖国踏上留学的路。谈起那一天他仍愤愤不平：
“8月17日我离开上海去英国，在外滩坐上小船，坐到吴淞口外换乘大船。英国军舰上的水兵对着我们挥拳头，乱喊乱叫，我听得出他们说的是英语，意思是‘拳匪的学生’。想到日寇进攻上海第五天了，英国兵也这样欺侮我们，大家都很气愤！”
“由于中国在近代科学上的空白，逼得我们只能走出国门做‘西天取经’的唐僧。”卢嘉锡出国留学途经新加坡，在旅居新加坡的厦大同学张述的引荐下，拜访了出资兴办厦门大学的校主陈嘉庚先生。他对陈嘉庚是敬仰已久的。
陈嘉庚正忙于组织支援祖国抗战的华侨筹赈会，仍在福建会馆“怡和轩”会见了22岁的青年学生卢嘉锡。这位德高望重的南洋华侨领袖和卢嘉锡相识甚欢。
直到1994年纪念陈嘉庚120周年诞辰，卢嘉锡挥笔写下了题为“我所认识的陈嘉庚”的文章。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卢嘉锡深情地回忆说：“第一次见面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陈嘉庚反复谈论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他是把兴学育人同民族振兴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曾经引起我长时期的思考：他为什么特别重视教育？”
“陈嘉庚当年强调教育，实际上也就包括强调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他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这显然代表了那一代最富有远见的中国进步人士的先进思想。”
他用他的成绩实践陈嘉庚的话，幽默给他带来的不完全是欢乐，从出色学生到出色教授，成为公认的“一代宗师”
进英国伦敦大学的公费为“庚子赔款”，中国留学生内心受歧视的感觉不言而喻，卢嘉锡以他的才华和严谨，很快博得化学系教授萨格登先生的青睐。萨格登教授指导他进行放射性研究，两年后他通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核化学家之一。
1939年秋，卢嘉锡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鲍林教授从事结构化学研究。
“这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卢嘉锡指着当年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张黑白合影照片给我们看，卢嘉锡身边，站着被誉为新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张捷迁……
“我1945年11月下旬回国，申请了好几个月。”卢嘉锡对回国经过记得很清楚，“我出国乘坐的邮轮在战争中都炸得差不多了，客运还没恢复，我们乘了几十天的货轮才到上海，上海到厦门换了个小货轮，风大浪大，海水漫到甲板上，我到厦门后就说，‘坐那样的船就像上了潜水艇’……”
卢嘉锡的幽默是出名的。1946年初卢嘉锡应聘到母校厦门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兼主任，很多人都听过他关于“潜水艇”的幽默。
“潜水艇”在“文革”中成了卢嘉锡“特嫌”的重要依据。卢嘉锡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每天只能去打扫厕所。生性乐观的卢嘉锡干起来仍很认真，厕所刷得干干净净。他偷着辅导跑来请教的科研人员，告诫人家不管怎样业务别丢了。
后来卢嘉锡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袁家骝教授来中国，见到周总理问卢嘉锡在哪里。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军区皮定均副司令员，才把卢嘉锡“解放”出来。卢嘉锡是当之无愧的一流教授。听过卢嘉锡讲课的学生和同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善于表达的口才印象极深。
物理化学是化学系学生普遍感到很难也很枯燥的一门课，然而卢嘉锡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卢先生上课大家听得特别轻松，他的本事在于能化抽象为形象，化艰深为平易，加上他洪亮的声音和清晰的板书，某个化学家的轶事或者某个英语单词典故常被他信手拈来，课堂气氛一直是生动活跃的。很多听过卢嘉锡讲课的教师，对卢嘉锡的教学才华都非常佩服。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祝卢老八十华诞写下的题词是“一代宗师”，这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对卢嘉锡中肯的评价。
著名分析化学家陈国珍教授曾经是卢嘉锡的学生，他把两本当学生时的笔记本珍藏至今，分别记着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实验报告。
早在1934年陈国珍18岁考进厦大，留校当化学助教的卢嘉锡只比陈国珍大一岁。打开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封皮，学生陈国珍用深蓝色蘸水笔写下的字迹纤细工整，而教师卢嘉锡的红笔眉批同样娟秀清丽，看过的人不禁赞叹为“双绝”。
后来卢嘉锡回国在厦大化学系任职，陈国珍就是系里的教师。1948年陈国珍揣着卢嘉锡的亲笔推荐信，去卢嘉锡留学过的伦敦大学深造。
两年后陈国珍返回厦大化学系。此时正是百废待兴，兼着厦大理工学院院长的卢嘉锡筹划着结构化学的科研装备，但卢嘉锡想到陈国珍搞分析化学也需要钱购仪器，他便放弃了采购X光机的计划，自己领着几个年轻学生设计和研制了急需的科研仪器。他还推荐陈国珍接任了自己所兼的化学系主任职务。
有人说同行是冤家，而胸襟开阔的卢嘉锡真诚地视同行为朋友。陈国珍说很多人都受到过卢先生无私的帮助。
卢嘉锡从研执教60年学术研讨会的主持人，是福建物构所所长张乾二教授。
张乾二原先是卢嘉锡教授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当卢嘉锡的助教，卢嘉锡十分欣赏这个高足的数理逻辑思辨能力。1936年，在厦大化学系当教师的张乾二被推荐去吉林大学，参加唐敖庆教授主办的全国物质结构学术研讨班，此后转入量子化学研究。对于学生另选研究方向，导师怎么看？会不会不痛快？
卢嘉锡自己是研究结构化学的，张乾二是长期跟随导师专业的得意门生。卢嘉锡对张乾二选择的研究方向非常理解，认为他搞量子化学更有利于他数理专长的充分发挥。
果然，张乾二不负导师厚望，成为中国著名的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专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的成功和他的遗憾，他永远不能忘情的她，他懂这么多却不会吃鱼，他的“临时户籍”和“终身职业”
在福州西郊的闽江之滨，有一片常青绿叶环绕的楼群，这便是卢嘉锡创建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回到物构所的卢嘉锡兴致勃勃，不时抬起他的拐杖，给我们讲述这一片荒地上筹建物构所的那些日子：开山铺路，自盖竹棚，几乎一切从零开始……
卢嘉锡说建所是大家的功绩，然而所里同志告诉我们，出任第一任所长的卢嘉锡是建所时唯一的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他舍弃厦门大学多年的事业基础和生活环境，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艰苦创业，无形中具有最强的号召力。
而今的科技骨干很多是当时才分来的大学生。一看所里房子还在盖心就凉了半截。可是看到卢所长那操劳忙碌的矮胖身影，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诙谐话语，那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哈哈笑声，那平等待人、耐心细致的和蔼作风，也就自然而然地安下心来。
按卢嘉锡当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他到福州可以住最高级的宾馆，可他从来不去，他到福州都是回到物构所大院他的家里住。我们沿一个斜坡走上去，走进一栋四层的旧楼，他的家就在四楼上的一个普通单元里。
这是卢嘉锡生活了20年的家。从客厅到书房、卧室，所有的家具都很简陋。客厅很小，他就在这里见来看他的福建省委书记和省长。房子年头久了，女儿葛覃把她住的房间里面贴了地板和墙纸，外面卢嘉锡住的屋子一点也没动。
他故去的夫人吴逊玉和他在这里住了20年，如今他七个儿女都已经独立于社会，最小的女儿卢紫纯也在美国读完了博士。
说起老伴吴逊玉，卢嘉锡的语调充满感情，也带着忧伤。
“我的历史里她占了很大的部分。她陪我吃了很多的苦，等条件好了，她脑壳长了肿瘤。1981年我到北京工作，她到上海开刀，医生说是良性的，再过10年还会发。1992年9月29日我从福州到北京，30日早晨接到电话，说‘卢师母住院了’，我知道她这个病不可能住院，我从北京马上赶回福州。后来他们告诉我，她是去世了。”
“我老伴去世我很难过，我对不起她。”
出身于厦门太古洋行高级职员家庭的“大家闺秀”吴逊玉，和卢嘉锡的婚姻是爱慕已久的结合。“我去世的老伴就在我父亲的私塾念书，她笑我讲的都是台湾话，说怪不得你们是台湾人。其实我讲的是厦门话，因为父母都是台湾人，所以在家里受些影响。”
卢嘉锡和吴逊玉相识相恋在卢家教私塾的“留种园”里。吴逊玉在卢嘉锡的记忆里总是鲜活的，他能说出许多少年时代的往事。
卢嘉锡出国留学时大儿子卢嵩岳才六个月。新婚一年多的恩爱夫妻一别就是八年。1941年他买了船票寄回来，让妻儿一同去美国，不料太平洋战事一起不能通航，吴逊玉只能把船票寄回。战火烧到了福建，卢嘉锡节省下的钱寄回家，时常不能顺利收到。日本占领厦门半岛，吴逊玉带着儿子逃难到乡下，靠当小学代课老师勉强糊口。最难的时候还吃过野菜，在富裕家庭里长大的吴逊玉硬是挺了过来。
卢嘉锡毅然回国正是内战末期，物价飞涨，生活拮据。他受大家委托到社会上募捐，为学校生存呼号。其实家里没钱买米，只好卖了一对结婚时作纪念的戒指。吴逊玉毫无怨言，从来都是识大体的“内当家”。
从小作文写得好人又长得俊的吴逊玉，为了辅佐卢嘉锡的事业牺牲到忘我的程度。她是知识女性，在厦大做过夜校教师，当过厦大家属委员会主任。有过多次转正的机会，她都考虑丈夫和七个孩子，把机会放弃了。卢嘉锡几次工作变动，她连搬家都不要他操心，条件再差也很快安下新的家……
当吴逊玉突然发病的时候，嘉锡赶到她身边，伏在她耳旁跟她说话。走出房间卢嘉锡泪流满面，小女儿卢紫纯说，有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坚强的父亲流泪。
有件生活小事能说明卢嘉锡对吴逊玉的依赖：他不会吃鱼。
少年卢嘉锡读书抓得紧，吃饭总是手不释卷，他母亲就把鱼的骨头剔掉放进他碗里。结了婚吴逊玉一直是给他剔鱼骨的，久而久之他不会吃带刺的鱼了。吴逊玉病故了，儿女在卢嘉锡身边时都学着母亲的样子帮他剔好刺。有时卢嘉锡到外面去参加宴会，儿子忘了像母亲那样叮嘱，他就很可能被刺卡住。
长子卢嵩岳说，在北京他陪父亲去医院挑鱼刺就已经三次了。
能轻取高深知识的卢嘉锡没学会吃鱼，也是被夫人的贤惠“惯”出来的啊。
夫人病故，卢嘉锡沉痛写下的挽联是：佐夫君学成功遂同甘共苦诚贤内助；育后代五男二女勤劳俭朴念我慈亲。横批：懿德可风。
字是有限的，卢嘉锡的思念和内疚却是无限的。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或许正因为这吴逊玉才甘愿做他的梯子！
卢嘉锡说他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人家叫他卢先生。填写个人履历表，他先填的是教授、研究员，然后再填那些个行政职务。他对我们说：当什么样的“官”都是“临时户籍”，教授、研究员才是他一辈子的“终身职业”。
卢嘉锡总是要大家别用“官”来叫他，实在不好意思直呼他的名字，就叫他卢老。他身边年轻的同志多，他就开玩笑说，很抱歉，在年岁上你们永远无法赶上我啦。
他的新“三省”恰好是他三重身份的体现：做高级领导人得“谋忠”；做科学家得“创新”；做教育家得“掖后”
在卢嘉锡从研执教60年学术研讨会上，新老科学家欢聚一堂，五彩纷呈的花篮摆满了主席台的前沿。在许多热情的发言之后，卢嘉锡在一片掌声里发言了。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记得，我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院长，那时中国老年学会挂靠在中国科学院，而且一定要我担任中国老年学会的会长。我那时65岁，65岁算老吗？不算老，做会长是勉力为之。后来我想，我是搞科研的，能从怎么做老年研究出个题目。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念过《论语》，都晓得孔老夫子从30岁讲到70岁，孔老夫子不幸70多岁去世，因此70岁以后他写不来。我说我现在65岁没办法写。我建议，请你们老年学会的同志接下去考虑一下，好不好？过了几天，文章做出来了，做得还不错。是这样的：八十老马识途，九十返老还童，一百从零干起。我感到还有一大段路好走……”
掌声四起，卢嘉锡对人生的挑战给与会者很大鼓舞。
1988年，卢嘉锡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走进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官”气他没有，但责任使他的思考更深。他自幼在私塾念过孔子大弟子曾参的“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对我们说：“我喜欢把古人讲的话改一改，现代化一下，适合我自己，适合时代的要求。”
卢嘉锡的新“三省”恰好是他三重身份的体现：
做高级领导人得“谋忠”；做科学家得“创新”；做教育家得“掖后”。
“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是卢嘉锡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座谈会上一次发言的题目。《人民日报》发表座谈摘要时以通栏标题刊出卢嘉锡的这句肺腑之言，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卢嘉锡说，爱国主义是人们世代相承的对自己祖国深入骨髓的感情和融入血液的信念。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切忌停留在标语口号上。他鲜明提出：从国情出发，自觉地培养民族的崛起意识、振兴意识，把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深切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卢嘉锡一直念念不忘他去日本的一次经历。
那是他率团到日本考察交流，日本主人在恳谈会上说，60年代初，日本科技在许多方面比你们差，经过几十年我们发展起来了。我们是按照贵国周恩来总理讲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做的，我们对这8个字记得很牢，你们中国朋友好像淡忘了。
卢嘉锡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这段经历，说我们不能只是“一买、二用、三买、四用”，引进国外技术要立足于最终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要大力消化、吸收、创新。如果只知道买和用，什么时候才能在当今世界的科技前沿有一席之地？从1989年起，古稀之年的卢嘉锡亲自率领农工民主党专家组，赴国家重点工程的预选地区和一些贫困地区考察咨询，向当地政府提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咨询意见，一份份考察报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科学家总和数字、公式打交道，很容易给人以枯燥乏味的印象。跟卢嘉锡外出考察的人感觉不到他的学究气，对他旺盛的精力和幽默的谈吐赞叹不已。
汽车在榆林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连续奔波了九天，那里的公路多半不上等级，工作人员已经有人晕车了，卢嘉锡一路上谈笑风生。走路爬坡别人要搀扶他，卢嘉锡说：“我还没那么老呢，我才38公岁。”有时记者问他高龄，他以他的风趣和精确换一种答法：“76.7岁。”大家的疲惫在欢笑中消散。
卢嘉锡已经是“大人物”了，可他时时关注着“小人物”，1991年10月，卢嘉锡应邀到人民大会堂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他感到不安的是，连续两届“十杰”青年都没有科技英才当选，这对青少年会有怎样的引导？
两天后卢嘉锡奋笔疾书，郑重致函江泽民总书记：“我认为，现在是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科学家知名度的时候了。我建议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或新闻联播之后，对中科院的学部委员（特别是新当选的）进行一些必要的宣传，以便让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全国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卢嘉锡的意见，接到信即批转有关领导同志。
此后，中国科学院很快拟定宣传科学家的计划，国务院特批50万元执行这项计划。中央电视台自1992年4月开始，在每晚新闻联播的《神州风采》节目里，用黄金时间陆续介绍中科院学部委员（即以后的院士）。
卢嘉锡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中青年科学家。他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响亮提出：在宣传重视发明创造和科技成果的同时，要宣传和表彰为之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使他们成为全社会关心瞩目的“明星”和楷模。
1992年10月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陈章良、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白春礼和安徽省农化新技术研究所所长台震林都被入选。卢嘉锡在兼任欧美同学会会长时，提名陈章良和白春礼分别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和青年委员会副主任，用卢嘉锡的话说，让中青年科学家在科研和国际交往中唱主角，尽快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以期造就出领衔挂帅的科技英才。
卢嘉锡对科技后继者寄托着怎样殷切的厚望啊！
卢嘉锡地位变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一直没改。秘书告诉我们，卢老没有间断过对科研前沿课题的跟踪，常常有中青年科技工作的专业论文送到他这里，请他推荐给国外杂志，他的推荐很热心，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写封信寄出或退回原作者修改。他偏偏习惯于自己动笔改。他说他的确忙不过来：“我得改英语，实在没有办法。有的地方我还看不清楚他写什么，弄到外面去变成笑话了，所以我就得改。”
人们也许还记得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邱氏鼠药案”吧。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评出“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第二条就是“邱氏鼠药案”一审判决五位国家级鼠防专家败诉。这是一条多么不可思议的新闻！
尽管这个案子错综复杂，有些关系还很微妙，但科学家的良知燃烧着卢嘉锡的心，他没有沉默，带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翻开1994年5月20日《中国科学报》，卢嘉锡联合张光斗、王大珩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提出一个严肃课题——
科学技术上的真伪与是非谁来评判？
卢嘉锡等著名科学家建议：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以完善我们的法制。
7月18日，卢嘉锡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他情绪激动地说：“科学尊严不容亵渎，科技界和全社会都应该尊重科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追求科学应该像追求真理一样不掺任何杂质。”
真理终究有个标准。中国科学界等到了1995年2月2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邱氏鼠药案”后作出终审判决：
五位专家维护科学尊严、保护人民利益的行动应予支持和肯定。原判不当，应予纠正。五位专家终审胜诉。
科学胜利了，这胜利本不该来得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