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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使世界瞩目的事件。当时，有几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申请回国，美国当局借口根据1918年×月×日法令和1941年×月×日第×号总统公告，对他们进行了百般的阻挠和迫害，不准他们回中国大陆。留学生们冒着风险，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斗争，在祖国、在党的帮助和声援之下，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这一批留学生当中，绝大部分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们被分配在祖国各地，担负了科研、教学、工业建设等方面的重任，成为新中国科技队伍的中坚力量，有相当一批人在我国科研、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年来，在风风雨雨中，科学家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遭遇，经历过坎坷的历程。然而，他们的命运始终是同祖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是同人民荣辱与共的。
最近，我接受编辑部交给我的一项任务：了解他们50年代在美国那场斗争的始末。我带着这个任务，在北京先后走访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主任李恒德教授、钢铁学院教授张兴钤同志、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师昌绪同志、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陈荣耀、张斌同志，以及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梁晓天同志等，与此同时，我还设法与一些在各省（市）工作的科学家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们送来的有关信息。
于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斗争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禁运与人质
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住宅区一个简朴的房间里，62岁的李恒德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谈起那场激动人心的斗争这个话题后，我首先向李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40年代后半期，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李教授沉思了一会儿，神情变得有些郁闷，他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时局依然是那么混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些热血青年，他们看不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但他们又看不到祖国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前进无路，报国无门，他们相信了“科学救国”的宣传。大学毕业后，他们就通过国民党教育部的考试或其他途径，远涉重洋，先后到美国求学。
说到这儿，我又向李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去了，为什么又迫不及待地要求回来？”
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教授睿智的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他向我介绍说：
“我是个中国人，我热爱中国的山河、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从来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血浓于水，我人虽在美国，心却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我们深切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我们为解放战争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由衷喜悦，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感到欢欣鼓舞和扬眉吐气。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祖国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大家都热切希望在结束学业后，立即回到国内好好地为祖国服务。”
李恒德教授说，当时在留美的中国学生中，有两个比较进步的组织，一个叫“北美基督教学生联谊会”，它实际上是联络进步的同学，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学生组织。另一个组织叫“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学习自然科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因为在美国学理工的较多，所以这个组织里的人很多。在“留美科协”里，我们经常学习从国内辗转带来的各种材料，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关心着祖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为祖国取得的各种进步而欢欣鼓舞，“回国去！为祖国服务！”成了一些留学生的最大愿望，觉得“报国有门”了。这样一来，“留美科协”成了号召留学生回国并为回国做各种各样准备的组织。
“那么，当时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准你们回来呢？”我问。
“很明显，问题就是我们要回到解放了的大陆，这就触怒了美国的某些人。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势力，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为他们在中国所遭受的失败而暴跳如雷，他们想用禁运政策扼制新生的中国，把留学生也放在禁运之列，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我们的回国要求进行阻挠、禁止。”李教授这样告诉我说。
原来，号称“自由”“文明”“人道”的美国政府，1951年突然宣布“一个学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也不放走”。何以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直接原因是朝鲜战争。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当时的世界舆论指出：美国当局拘留中国学生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报复性”措施。当然，岂止是“报复”。美国移民局在给中国友人毕克特先生的复函中，有这样的话：
“由于目前世界的局势，我们认为，如果阻止若干外侨——包括属于中国国籍者在内——离美返回现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是符合于美国的最高利益的。我们发现这些外侨有许多到美国以来已经受有科学或技术训练。我们相信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最后有害于美国的利益……”
这就暴露得清清楚楚了。对此，人们从李恒德的那段遭遇里，可以得到事实上的验证。
当时，李恒德刚30岁出头，他得了冶金学博士的学位，在美国看来这是个对新中国有潜在用处的青年，他是最积极要求回国的一个。一天，他被叫到费城移民局，在那儿，他被告诉说，他之所以不被允许离开美国，是根据“修正后的1918年5月22日法令和1941年11月14日第2523号总统公告及联邦法典第175部第8项的规定”。
“也许你有一千条路能逃离美国，但我劝你一条也别试。假若你企图离开，你将受到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五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移民局的官员这样威胁说。
当李恒德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被告知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务院特种人员和移民局的人一起搜查了他的房间，抄走了一些物品、信件，他在“留美科协”负责编辑工作时写的一些稿件、印刷的科协通讯，以及香港亲友寄来的一些书籍、杂志等，也被抄走了。
不久，李恒德又被移民局审问过一次。在此以后，每三个月就由移民局的检查官柏德力克·柯迈来“视察”一次李恒德的住所。并责令李恒德等定期向移民局报到一次。
李恒德等人是这样，还有处境比他们更恶劣的，其中有几个留学生因申请回国被监押起来。有一个化学博士在纽约口外艾利斯岛上的监狱里被拘禁达116天之久。后来虽然交款保释，但移民局严格地规定了他活动的地区。
这些中国学生，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国时持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而现在被强行扣留在美国，却又不准延长他们在美国居留的签证，甚至将护照收走，使这些学生被迫处于“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或“非法居留”的境地，遭到像罪犯一样的待遇，成了“山姆大叔”手中的中国人质。
从麦黛湖的夏令营开始
面对着联邦调查局频繁的审问、监视、打击，中国留学生们回国的热情怎样？消沉下去了吗？
“没有！”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会议的金属研究所所长师昌绪同志，在宾馆里回忆那段往事时，这样肯定地对我说。
师昌绪同志虽年逾花甲，但看上去容光焕发，精力充沛，有着年轻人的爽朗、乐观，他操着北方乡音，向我讲起了他们当年斗争的情况：
留美学生中，许多人的心是相通的，共同的遭遇使大家更加团结，大家认识到，孤立的个人斗争不会有成果，要成功，必须联络起来。
1952年7月在新泽西州麦黛湖举办的夏令营是留学生的第一次重要聚会，是李恒德等人设法联系组织的。那是个很小的僻静地方，有山，有水，有湖泊，有树林，风光旖旎，气候宜人。聚在这里的青年人互相都是知心“托底”的。为了掩人耳目，有的带着自己的家属、孩子。白天他们在湖区欢聚；晚上，他们在简易的木头房子里紧张地商量对策。
他们很清楚，他们当前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但是，他们也十分坚定，决心和美国政府的禁令展开不屈的斗争，宁愿坐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斗争是要持久的，必须组织起坚强的队伍，利用恰当的时机。
麦黛湖的聚会标志了这场斗争的开始。
从此，他们进入了为期三年的斗争，他们暗暗地聚会过几十次，度过了多少个紧张、忧虑、欢乐的日日夜夜。
他们从不少进步的美国朋友那里取得了支持和鼓舞。曾从美国朋友依斯莱那里借来了《歌唱祖国》《白毛女》的唱片，大家随着唱片一声一声地学着，唱着，泪水常常不知不觉地挂在了腮边，那是发自赤子之心深处的思国、思乡之情：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依斯莱刚从北京返美，他曾多年参加过宋庆龄主席倡导的工合运动，新近参加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带来的祖国各条战线蓬勃发展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大家激动不已。青年们更急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决心团结在一起，同美国政府无理扣留中国学生的行径斗争到底。
他们认识到，中国留学生必须组织起来，串联起东、西部各大城市坚决要求回国的同学，讲求策略性。他们并不排斥任何个人的斗争，例如诉诸法庭，但最重要的是要靠进行集体的斗争，去争取胜利。
他们又认识到，必须取得祖国支持。同学们要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给国内写信，向周总理和高教部汇报美国无理扣留中国学生以及中国留学生与之斗争的消息和情况。
他们还认识到，应该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援，并设法取得第三国的帮助。
最后，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他们将斗争公开化了，他们给电台、报纸、美国总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稿写信，公开揭露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学生的不民主、不自由、不人道的伪善面目。为此，他们专门组织了另一次夏令营，研究具体部署，包括签名人数和暂不签名的人数，谁第一批走，谁第二批走，以及各种分工等。终于，在一天夜里，由李恒德、陈荣耀两个人坐上火车，把几百封公开信投入华盛顿的许多邮筒里。
“您为这场斗争做了哪些工作？”我问师昌绪同志。
“我？我是一个书呆子！”说到这儿，师昌绪同志笑了起来。旋即又很郑重地说道：“但是我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爱国之心促使我积极地参加到这场斗争里面来。李恒德、张兴钤、虞俊等同志组织活动比较多，我年轻，有力气，胆子又大，因此一些印刷、跑腿儿的活我都干。”
接着师昌绪同志给我讲了他“闯”某中立国驻美使馆的经过：
“我们起草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信中把我们留美中国学生的情况作了汇报，同时表达了强烈的回国愿望。我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需要政府的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申请会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更坚信我们能在人民政府的援助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信写成之后，除了参加夏令营人签名以外，我还利用到芝加哥开金属学会的机会，又争取了一些留学生的签名。怎样把信送回国内？我们想到了当时与我国较友好的某中立国家。我、张兴钤、林正仙，我们三个人便一起跑到了华盛顿，在某国驻美使馆门前，张兴钤、林正仙两人替我‘望风’，我跑进了使馆里面，接见我的是文化参赞。他，高高的个子，花白头发，有60多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们写给周总理的信转给中国驻他们国的大使×××，再请我们的大使带回国内交周总理。这位参赞听完我的请求以后说，这不太合适，如果你是我们国的人，我们带回国内毫无问题，但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能带，因为不能包揽别国的事情呀。这时他身旁的秘书（二三十岁）跟他说了一些话，参赞听后对我说：‘好吧，你把信留下吧！’我很高兴，正想谢谢这位秘书，却一眼瞥见了秘书身后书架上摆着斯诺等著的进步书籍，我的心里就明白了。”
“您还真有股勇劲呢！”当年冶金学博士的勇敢使我深深地叹服了。
“只要斗争需要，留学生们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师昌绪同志说。
是的，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表现了献身精神：
李恒德曾几次设法接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让其在联合国提出美国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像其他人一样，他设法谋求各种力量的支持，美国民权委员会、律师、记者等；
张兴钤有部福特车，只要斗争需要，他的车子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不管白天黑夜。他经常奔驰在美国东、西部的公路上，出现在留学生们最需要的地方；
虞俊的家成了留学生们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开会、拟稿件……
波士顿马尔波罗街457号，是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三人合租的寓所，也是留学生们进行斗争活动的“大本营”之一。他们三人用五十几元买来的手摇油印机，在这里夜以继日地赶印着成千上万封散发给各大使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总统、参议员、人民团体的公开信……
致美国总统公开信
听说梁晓天同志是当时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信的撰稿人，当我在他的实验室里向他询问这件事的始末时，他安详的脸上浮上一丝腼腆的笑容。他说：
“那是大家商量好了的，由我来执笔罢了。”
“您能谈谈这封信的具体情况吗？”
“我们留学生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和祖国的斗争、祖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中朝两国人民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迫使美国坐到日内瓦谈判桌上来。社会主义祖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决定进行广泛的公开的斗争。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即是其中之一……”
我在某处曾见到过这封公开信的译文。留学生们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唯一使我们不能回家的理由是我们获得了技术训练。我们谨此指出：我们所学到的技术训练一点都不涉及秘密的东西；的确，从美国成立的一天起，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一直是美国的传统精神。不幸得很，阻挠中国学生回家的政策只能使无辜的人们感到辛酸与苦闷。……总统先生，我们诚恳地向你呼吁，允许任何中国学生都可以在他选择离开美国的时候离开美国，我们请求你废除这条禁令。我们不相信这个大国的安全会因为我们回家而受到丝毫损害，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样会使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更坚固地结合起来……”
梁晓天同志继续向我介绍情况：
这封由26人联合签名的公开信被广为散发以后，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美国各新闻单位——报纸、电台等纷纷来采访留美中国学生（梁晓天也曾写稿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控诉美国政府阻拦他申请回国的正当行动）。美国《旧金山纪事报》1954年8月发表读者来信说：“编辑先生，贵报最近曾将26个中国学生致总统的一封请求准许他们离开美国的信摘录了一部分发表出来……在这以前，许多人……都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中还有这样一小群俘虏……”消息、访问记、照片，不但在美国内报纸登，外电也纷纷转发；我国新华社、电台、人民日报等也多次报道登播中国留学生被扣留的情况。一时间舆论大哗，使美国当局狼狈不堪……
《公开信》发出前后，留学生们更广泛地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支持，他们请律师，也找一些新闻记者。有一天艾森豪威尔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同情我们的美国记者突然向总统提出了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毫无准备，回答不出，很被动、很狼狈，第二天美各大报纸就登出总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的消息。为了挽回点面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赶紧发表声明。我在李恒德教授那里见到了当年他用英文抄下来的登在1954年5月29日《纽约时报》上的声明。《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美国拒绝120名中国人离境”，内容译出来大意是：
“在1951年6月间曾做出规定，这些规定控制了某些外国侨民离开美国。这个期间正是美国担任朝鲜联合国部队的服务工作，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在战争中的安全。在这以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是可以自由地离开美国的，不加任何限制。就在红色中国公开参加共产党进攻朝鲜的时刻，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约有4500人，在这4500人中，大约有450人想离开美国到中国，在这450人中，约有120人我们不让其离开，到现在还没离开。”
科学家们告诉我，这里面提到的“不让其离开”的数字，是被打了折扣了。
日内瓦谈判
谈判桌上来。中国留学生抓紧了这一时机，进一步得到了祖国的支持。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在日内瓦发表谈话指出：“中国留学生并没有犯什么罪，美国政府却剥夺了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这不仅是违背了国际法原则，而且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并亲自过问此事。我方谈判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出：“禁止留学生出境，是违犯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的。”
经过中美双方代表的多次接触，我外交部官员据理力争，终于在谈判“侨民与留学生”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我方释放美在朝鲜战争中侵入我国领空扫射轰炸时被击落的几名飞行员，美释放15名中国侨民（留学生）。
1954年10月，第一批留美中国学生胜利返回祖国！
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继续斗争着……
此后，美国终于不得不决定：凡愿意回国（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通过第三国（印度）联系，不能阻拦。
第二批、第三批……赤子们通往祖国的光明之路打通了！
中国的留学生们胜利了，祖国胜利了！
“我们的胜利，首先是祖国的胜利，没有祖国做我们强大的后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李恒德教授发自肺腑的话语。
回忆起这场斗争中美国人民的友好同情、支持时，科学家们都能开列出一大串名单：依斯莱、道格拉斯、法朗士、普鲁伊蒂、纽约的律师高络宾、密勒斯评论报的编辑鲍威尔、马尔波罗街457号房东密斯品托老太太、科学家们的导师布利克、科恩、巴特莱……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朋友。张兴钤教授现在还珍藏着即使在“四人帮”时期把他打成“特务”时他也没交出来的一份纪念品，那是在一个皮盒子里装着的精制斧头、钳子、板子，皮盒子的面上印着被赠者的名字和“一个美国朋友赠×年×月×日”的字样。它的含义是：美国人民衷心祝愿这些留学生能为自己的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啊，五星红旗
经过几年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国留学生们终于挣脱羁绊，要回可爱的祖国了，可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触角却仍在到处试探：
“如果改变你的打算不回中国的话，我们会把你的工作、处境给予改善，待遇、生活……就像×××那样，也许比他安排得还好……”
“你们现在想回心转意还来得及，我们还可以帮助你……”
这是几乎每个留学生回国的时候，在移民局办手续、在家里收拾行装，甚至到了船上，听到的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向他们说的话。
但是枉费心机！赤子的选择——奔向祖国，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化学结构分析专家梁晓天当年得知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多次谈判、美方被迫做了让步，他将第一批被放行回国的时候，兴奋万分。他飞奔至电报局，向祖国亲人拍了电报：“我可以回国了！”梁晓天还擅诗文，他欣然命笔道：
借问飞何急，
天涯归故林；
枝丫傲风雨，
鞠护有深恩。
当留学生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祖国大陆的轮船，告别送行的美国朋友时，欢喜的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尽情地跳啊，唱呀！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也怪，我1946年去美国时晕船晕得一塌糊涂。现在回国了，我一点儿也不晕了！我们在船上打球、唱歌，尽情地说呀，谈啊，说过去，谈未来……就别提有多高兴啦！哈，哈，哈……”有着科学家严谨风度、不苟言笑的李恒德教授回忆起30年前他返回祖国的心情时，竟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高了声调，充满感情地对我描绘着：
“我们第二批在1954年底回来的十几个人，正赶上新年前夕。当我们排着队，从罗湖桥上走过的时候，看见深圳桥头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我们的血往上涌，泪，往外流！在蔚蓝的天空下，哗哗飘动着的五星红旗多么鲜艳呀！我们心里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下了桥，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真恨不能趴在地上捧起两把土亲一亲！这是中国的土地！我出国八年了，天天都在盼望这一天啊！”
李教授沉浸在回忆的欢乐里。他对祖国的深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们是主人
回国以后情况如何呢？
张兴钤教授告诉我说，他们几批回来的人当时都被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里。高教部还组织他们游览参观北京的名胜、学校、工厂等，他们还学习了新宪法，外交部安排他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也请他们座谈回国观感、发表文章……这对同祖国隔离了多年归来的赤子，是多么新鲜、多么富有感召力呀！有些第一批来北京的留学生，从招待所出来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到天安门前看看！天安门，他们只是听人说过，如何高、如何大，而今，当自己亲身站立在金水桥上，仰望这凝结了劳动人民智慧的雄伟建筑，展视宽阔的广场时，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是的，我们是主人，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
“那么，工作是怎样分配的呢？”我问张兴钤教授。
“服从分配！当时也让我们填表，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有的留学生被分到当时条件很困难的西北去了，至今他们还在那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
“分配工作，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去就行了，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在祖国，哪儿都是最好的地方！”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党对这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器重的，把他们视若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许多人被安排在国家科研、尖端技术、重点工业等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发挥其聪明才智。“文革”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受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观礼台上有他们的位置，国宴席上有他们的座席，他们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出色成绩，回报祖国对他们的关怀、爱惜和培养。
然而，在十年动乱那段时间里，这些当年冒着各种风险，经过斗争归来的科学家，都被打成了“特务”“特嫌”，无一幸免。可以为国家创造无价财富的人，有的被打发去扫厕所，有的进牛棚，甚至有的去坐牢。
隆冬的北京城，朔风劲吹。我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接待室里，见到了陈荣耀、张斌两位科学家。
陈荣耀，花白的头发，满口的广东家乡话，一位当年圣母院大学的化学博士。他说：“我家在海外现已是七代华侨，我本人是第四代，是我家在国内的唯一男孙。你想，‘四人帮’能放过我吗？”
张斌，50多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女化学博士，是他们当中少有的高中毕业就留学的学生，因而年龄最小。从她甜甜的笑靥里，还能想象出她年轻时的姣好面容。她是当年《致艾森豪威尔公开信》中第三个签名者（按英文音序排列签名，C在最前面），“文革”中却被打成了“特务”，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七年又四个月！
可笑的是那些极“左”者在批斗这些科学家时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在美国条件那么好，不当特务回来干什么？”古语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许可以用此解释吧。
有些人在国外的条件是好。张斌的丈夫林同骥（现任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力学博士，他从英国到美国工作后，工资较高，有汽车，生活条件好，兄弟姐妹在国外的较多。但林同骥同张斌1954年结婚前后，一直积极参与留学生回国的斗争。这难道可以用金钱、生活条件解释吗？不！他们要回来，是为了生育、养育自己的祖国的富强，为了中华儿女所特有的民族气节！这是任何一个出卖、背叛自己祖国的蠹虫们所不能理解的。
联想到近年来，有些人羡慕西方的物质生活；有些人千方百计出国为了“镀金”：有些人把出国当成“奋斗目标”……我问这些早期归来的科学家，他们当年是怎么想的，“如果有了物质条件就可以满足，我们就不会那么坚决地要求回来了”。
师昌绪带回来一台手摇油印机，那是对他们当年斗争的纪念；李恒德带回两大箱很沉重的东西，里面多是他在国外用八年心血收集起来的上千块金属样品，为的是回国有些用处……几乎每位科学家都告诉我，他们回来没带什么电冰箱、电视机等现代化的生活用品，他们带回来的，是建设贫穷、落后的祖国的一颗滚烫的赤心。
还是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女。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受邓小平同志委托，召开50年代早期归国的科学家座谈会，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早期归国的科学家致以亲切的慰问。他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60年代许多留学生抛弃了舒适方便的物质条件，满腔热情地回国参加建设，有不少人同当时的美国政府所实行的阻挠政策，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骨气，表现了广大留学生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这是光荣的历史。林彪、“四人帮”肆意歪曲和颠倒历史，把爱国的正义的行动诬陷为卖国行为等，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现在，应当彻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海外留学生当年进行的爱国正义斗争，也应当载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万古流芳。编写中国留学生史，这个时期的斗争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方毅同志庄重地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同党、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已经几十年了。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有你们的心血。希望大家同心同德，把四个现代化尽快搞上去。”
时代如江河奔腾，一去不复回。“逝者如斯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史上令人不愉快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中美两国人民、两国科学家之间早年建立起来的友情，在严峻的时代没有被阻断；而今天，它们又获得了新的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两国科学家之间这种往来、合作与友情，必将呈现出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