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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杭州人若讲起某件事绝对办不成，便说：除非钱塘江上架大桥。
何故？原因有三。其一，钱塘江是一条凶险的江，上游时有山水暴发，江流汹涌；下游常见海浪涌入，波涛险恶；若遇台风过境，浊浪排空，愈发势不可当；倘提及钱塘江潮，更是令人色变震恐，潮头壁立，势若万马奔腾、排山倒海。其二，自古传说“钱塘江无底”。底自然是有的，可是既极深又有流沙。据测，沙层厚达41米，而且在激流冲刷下变化莫测，给打桩建桥造成极大困难。其三，从来无人胆敢一试。直至20世纪30年代，对在此建桥既欲染指又不知深浅的几个外国人，反以妄言吓唬炎黄子孙：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然而，1937年10月，一座雄伟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成功地建造起来了，大桥浑如钢铁长虹，壮美地飞架在钱塘江上，亘古天堑顿作通途。
一个黄皮肤的中国工程师的名字震撼了世界铁路桥梁界，他，就是茅以升。
几十年后，海峡彼岸的一位桥梁专家发自肺腑地尊称他为“中华桥魂”。
康乃尔校园冉冉升起的新星
1916年盛夏，茅以升以全校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随即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学堂留美官费研究生。金秋时节，茅以升满怀振兴中华的抱负，登上“中华”号海轮，远涉重洋，前往美国。
康乃尔大学是座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校内聚集着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该校的入学考试极其严格。虽然在国内考上了官费，但如果通不过这里的入学考试，那只有请你另谋高就了。考场里，与那些身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洋学生相比，茅以升这个中国青年似乎太不起眼了，单薄、瘦削的身子仿佛是个还没长足个头的大孩子，朴素、单调的服装透出几分清寒。然而考卷一发下来，情况整个儿倒了过来，与那些抓耳挠腮、愁眉紧锁的窘态相映成趣的是，这个中国青年像是个纵身跃入大海的渔家子，挥洒自如地遨游在题海的惊涛骇浪之中。
不久，成绩公布在学校大门口，茅以升荣登榜首。校长、教授们意外、惊诧之余，欣喜地预感到一颗工程界的新星将从康乃尔校园冉冉升起。学校为此郑重宣布，今后凡是从茅以升的母校——唐山路矿学堂来的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康乃尔的研究生院。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为中国人争得的荣誉！在茅以升一生经历的94度春秋里，曾经无数次为祖国、为炎黄子孙争得荣誉，直到94岁那年沉疴在榻时还有过一次殊荣：日本的跨海大桥建成，邀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位桥梁专家参加通车盛典，茅以升不但名列其中，而且是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诸口昭一先生特地来北京邀请的。
茅以升跨入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在桥梁专业刻苦攻读，仅用一年就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取得了硕士学位。他那超凡的悟性和罕见的勤奋赢得了他的导师贾柯贝教授的青睐。毕业前夕，治学严谨、卓有创见的贾柯贝教授特意邀请茅以升到寓所促膝长谈，恳切地邀请他留校做他的助教。茅以升听此佳音，惊喜不已，能够被学识渊博的系主任点名留在身边，不但是一份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殊荣，而且等于登上了晋升教授的直达快车。但是，茅以升没有被教授桂冠的迷人光环挡住视线，五年前的那桩往事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在武昌城头的隆隆炮声中，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荡涤封建王朝的污泥浊水，在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分别担任参谋部次长和秘书部副长的二叔和父亲在攻克南京之役双获战功的喜讯传来，同窗好友中杨杏佛等人投笔从戎的壮举，使得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住了。经母亲明智的教导之后，1912年秋天，孙中山先生亲临唐山路矿学堂，在他那铿锵惊世的演说中，谆谆告诫学子们：中国革命的成功，绝不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这两路大军。在座诸位不必都投身于锋镝之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需要修建无数座桥梁，要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否则，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在世界列强面前真正地站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茅以升暗暗立下誓言：当一个中国的桥梁专家！为了这个誓言，他朝夕苦读，大学四年的总成绩名列全校榜首，其中有一门功课竟获得120分；为了这个誓言，他苦战一年就攻下了硕士学位；为了这个誓言，他还必须学到造桥的全部真本领。一个中国青年，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当上一名教授，确实光彩非凡，也极其艰难，然而，在时年仅21岁的茅以升自己定下理想的标尺上，早已远远地超越了这个高度。
贾柯贝教授理解了茅以升，他并不因为学生的婉言谢绝而生气，反而亲自推荐茅以升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去实习。这个公司无论在桥梁工程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一向崇尚“不论办任何事情都是要最好”的茅以升欣然前往。
白天，茅以升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学习从绘图、设计到钣金、木工、油漆等各工种的造桥所必需的全部实践知识；晚上，他又赶赴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桥梁系去上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19年9月，茅以升完成了他的30万字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这部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熬了两百多个不眠之夜完成的著作，不但对次应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新的计算方法，而且论述了桁架的选择、跨度的设计、成本的节约等建桥要素，充分体现了一位桥梁设计师如何让材料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宝贵素质。10月，论文被一致通过，并被评价为达到当时的世界学术水平。
“文革”时期，曾有居心叵测的人想从根基上推倒茅以升，便对准了这部博士论文挑骨头。可是，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们对那深奥的理论，看懂都不易，只得垂头丧气地草草收兵。
1919年12月，获得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的茅以升，满载知识和荣誉，登上海轮，毅然返回自己的祖国。
历经劫难建造钱塘江大桥
1933年3月，时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的茅以升接到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镇远的电函：建设厅长曾养甫想推动各方，修建钱塘江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特托转达，务望即日来杭，面商一切。
不几天，浙江公路局陈体诚又来信力劝：“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两位当年同窗的电函联翩而至，茅以升食寝难安，滚滚思绪在他胸中汹涌澎湃：
为了学到为祖国建造现代化大桥的真本领，他忍痛抛下燕尔新婚的妻子，只身远渡重洋；为了尽快学成回国，每天清晨4点，桌上的闹钟把他叫醒，他匆匆地吃完牛奶、面包，便一溜小跑赶到火车站，嘈杂、拥挤的火车车厢，被他当作学习外语的课堂，他的嘴、耳、眼、手、心同时并用，那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和车轮撞击铁轨声，都无法干扰他的学习；匹兹堡桥梁公司那短暂的工地休息时间，他也从不放弃，刚放下铁锤、油漆刷子，就拿起纸笔，演算夜大学的习题；为了把对学业的每一点体会随时记下来，他强制自己在吃饭时改用左手拿饭勺，让右手好抓笔……
终于学成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因素，他除了在大学的黑板上给学生讲造桥、教造桥以外，虽积极争取造桥的机会，但只有过两次。一次是1920年在南京修建下关地区惠民桥的工程中担任过工程顾问，另一次是1928年济南黄河大铁桥大修时参加过设计和施工。但没能实现他建造大桥的宏愿。
朝思夜盼的机遇出现了！茅以升矢志不移：为祖国造出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
1933年8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的教授工作，毅然南下杭州。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真正动手办的时候，困难远远超出茅以升的预料，首先向他压过来的不是工程问题，而是经费问题。建桥工程总预算510万元，单靠浙江省独自承担，是绝对拿不出来的，只有求助铁道部。铁道部认为全国的铁路都应当归他统管，于是部方要把省方挤出去，部、省之间摩擦不断。铁道部的钱是向外国银行借的，外国银行要以钱塘江桥作抵押；而浙江省向国内银行借款，也要以大桥作抵押，这就又产生了部方与外国银行的矛盾、省方与国内银行的矛盾。虽然最后裁定，把建成后的大桥按借款多少比例分别抵押，但这几对矛盾自始至终存在着，搅得茅以升这个搞工程的人无法安宁。
茅以升到杭州后，发现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已作了一套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设计，一问方知，这是曾养甫的策略，因为华德尔是当时铁道部的顾问，叫他设计，就不会反对浙江建桥，还可利用他的招牌筹款。茅以升到任后，立即率领中国工程师们日夜工作，很快搞出新设计。两相比较，美方设计是单层联合桥，中间铁路，两边公路，公路两边为人行道，造价758万元；中方设计是双层桥，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道，造价510万元，中方设计以其多种优点全面胜过美方设计。但开始时只敢说是根据华德尔设计“略予修改”，后来经费有了着落，才敢公开宣布“完全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
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开工。
头一个难题是打桩。要把长长的木桩打进厚达41米的泥沙层，使木桩牢牢站在江底岩层上才算成功。特制的打桩船刚驶进杭州湾，就在狂风巨浪中触礁沉没了，于是又赶制第二艘。然而，在茫茫江面上要准确打进预定位置十分困难，加之江心泥沙层硬度很大，打桩极为艰难，一天只能打下一根。全桥在江心有九个桥墩，共要打下1440根桩，照此进度，岂不误了工期？这时，由于翻了一艘打桩船，工程进展又缓慢，社会上闲言碎语就多起来了，中外银行也为借款能否收回担心。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因此受到上层的训斥和压力，他便把茅以升找去，声色俱厉地说：“桥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
茅以升的夫人戴传蕙早年因产后失调，留下脑疾，其后不时复发，经及时诊治均能较快康复。岂料在此紧要时期，她脑疾再度复发，且病情比以往严重，茅以升不得不抽出时间和精力延医诊治，并参加护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弄得茅以升为公事、私事疲于奔命，寝食俱废。
就在这时，茅以升的母亲以年将古稀之躯，从南京赶到杭州，帮助茅以升主持家政以稍解后顾之忧，并对他说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话：
“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字）造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那如意金箍棒，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茅以升听了，心领神会，全体建桥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团结一心为国造桥，这不就是孙悟空吗？掌握科学，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这就是我们的如意金箍棒！
他特制了江上测量器材，解决了木桩定位问题。他以水治沙，用高压水枪冲开江底坚硬的泥沙层，打桩难题迎刃而解，一昼夜打下30根，巧渡打桩关。
面临抗日战争随时可能全面爆发的局势，大桥的施工必须加快。茅以升采取水上部分与水下部分齐头并进、日夜赶工的措施，水下建桥墩，水上的桥身钢梁就在陆上施工，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
闯过打桩难关后，茅以升又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以在水下施工的难关；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巧妙地解决了把几百吨重的巨大钢梁运到江心，并准确安装在桥墩上的难题。由于综合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80多个重大难题先后被一一克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而这时正是工程的最紧张阶段。日军把钱塘江大桥当作重要战略目标，多次狂轰滥炸。虽然有高射炮部队的保卫，但施工时牺牲是不可避免的。8月14日，茅以升正在水下几十米的第六号沉箱里工作，突然电灯熄灭，他叫大家沉着镇定，半小时以后，电灯恢复光明，而高压空气却始终没有停。等他上来后，才知道日机刚刚进行轰炸，机房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坚守江边岗位，继续供气，只是因灯火管制关掉了电闸。
强烈的爱国心、超凡的智慧和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成功的喜悦，1937年9月26日，铁路桥通车，一列列满载战时物资的列车从大桥上飞驰而过。钱江大桥铁路桥在国家危难关头提前通车，及时缓解了交通线上的燃眉之急，为支援上海保卫战做出了直接的巨大贡献。其后又在很短时间里从沪杭线撤出大量重要设备，据确凿资料显示，单是炸桥前夕的12月22日这一天，就撤出机车300多台、客货车2000辆，数以千万元计的物资抢运过了江。单从经济价值讲，就远远超过了建桥花费的500多万元。
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
11月17日，公路桥正式开通。公路桥虽然已竣工一个多月，但考虑到防空，迟迟未开放。浙江省政府考虑到上海战事爆发后，每天乘船渡江逃难的多达数万人，决定立即开放钱塘江大桥公路桥。这一天从早到晚，大桥上拥挤得水泄不通，是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还有很多杭州人故意在桥上来回，尝尝“两脚跨过钱塘江”的滋味。
然而，几十万过桥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大桥已经埋好了数以吨计的炸药！
那还是在头一天（16日）下午，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突然来找茅以升，这个人就是南京工兵学校的爆破专家，奉最高军事当局之命，率部来执行炸毁钱塘江大桥的任务！茅以升看完对方出示的密令后，只觉天旋地转、心痛欲裂。作为桥梁专家，他对军事失利时大桥必须炸毁的前景早已明了，而且在建造时早就在关键部位预留下埋设炸药的洞穴，但这一天的到来未免太快了，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呀！他和数万桥工几年的心血结晶没来得及施展效益就要毁之一旦。他泪花莹莹、心痛如绞地说：“这真比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还要残忍百倍！”
然而深明大义的茅以升还是沉重地点了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但他坚持一条，不到日军临近，不准起爆。
在他的指导下，埋放炸药的工作忙碌了一个通宵。炸药、引线、雷管全部埋放到位。17日起，过桥列车一律不准在过桥时加煤添火，以防落下明火，并严加保密，避免造成过桥群众的惊恐。
12月23日下午1时，日军先头部队逼近富阳，爆破人员不得不接通炸药与起爆器之间的100多根引线，然后，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如潮水般过桥逃难，使炸桥之举迟迟不忍动手。下午5时，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临近桥头，于是断然禁止行人，一声轰然巨响，烟尘冲天，大桥被六处炸断！
如果把茅以升一生不平凡的经历比作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那么这炸桥的巨响，当是催人泪下的绝唱。
12月25日，茅以升悲愤之余，挥毫写下《别钱塘》三首：
钱塘江上大桥横，
众志成城万马奔；
突破难关八十一，
惊涛投险学唐僧。
天堑茫茫连沃焦，
秦皇何事不安桥；
安桥岂是干戈事，
同轨同文无浪潮。
斗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
不复原桥不丈夫。
“五行缺火”四字的来历是：在建桥的日日夜夜，茅以升百忙之中，总不忘为同人们调剂一下情绪，他与留美时同学罗英相濡以沫，时有诗文唱和。有次在他倡议下，罗英想出一征求下联的上联，因“钱塘江桥”四字偏旁为金、土、水、木，上联为：钱塘江桥五行缺火，一时竟无佳对。
茅以升挥泪炸桥后，即辗转西去，开始了他的八年抗战生涯。然而，他对钱塘江大桥的独特情感是任何力量也斩不断的，他始终想着，一旦抗战结束，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修桥！
抗战胜利后，自重庆到沪、宁的飞机票极为紧张，茅以升好不容易弄到一张机票，于1946年2月置家小于不顾，单身自渝飞沪。在上海国际饭店下榻后，立即组织工程班子，开赴杭州，投入钱塘江桥的抢修工程。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茅以升不久听说，国民党汤恩伯部在撤离前又把钱塘江桥炸得遍体鳞伤，于是又一次带领桥梁工程人员来到杭州，历尽艰难，对大桥进行了认真彻底的翻修。
经过翻修后的钱塘江大桥，带着两次战争留下的巨创，历经50多个春秋，依然雄伟壮观、傲然屹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作为浙江南北铁路、公路交通的枢纽，仍在担负繁重的运输使命，仅1982—1987年的五年中，在钱塘江大桥上就通过了货物2亿多吨、旅客5694万人次，日均通过汽车8000辆。
1985年，90岁高龄的茅以升亲自到钱塘江大桥视察。考虑到为适应东南沿海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他特地向中央提出建造第二座钱塘江大桥的建议，并被采纳。
在迎接第二座钱塘江大桥建造的日子里，杭州档案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茅以升给他们送来了一份珍贵礼物——14只大木箱。
自1937年起，这些箱子一直被茅以升带在身边，熏灼着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浸透了万里内迁办学途中的风雪泥水。打开伤痕累累的箱盖，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保存完好的历史见证：当年建造钱塘江大桥时的水文、地质、气象、设计、施工及竣工的全部资料，有测量的原始记录，有各项统计表格，有成套蓝图，有工程记录影片和照片的底版。这是茅老和以他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更是无法用金钱估价的历史档案。
这批资料在四化建设中很快发挥了作用。仅杭州科技人员在勘察钱塘江水文、气象、地质情况时，就因使用了这批资料，为国家节省了十多万元的费用。
钱塘江大桥建成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还教育了几代中国人。为我国核科学和核工业立下不朽功勋的钱学森，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简朴真挚的文字，读来令人振奋：
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南昌、杭州到上海，这时钱塘江大桥已在茅以升先生指导下修复通车。列车过桥是凌晨，在朦胧曙色中我把头贴在车窗，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心情十分激动！目睹这一雄伟的工程，我深深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带着这个思想，两个月后，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受到院长陈赓大将接见时，他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曾经信奉科技救国之路
茅以升一生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近现代爱国知识分子成长过程的缩影。
1907年5月，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相继被捕遭残杀，茅以升闻之，愤而剪去长辫，以示抗议。
1909年，沪宁、沪杭两条铁路被外资控制的消息传开，国人大哗，纷纷开展捐款赎路运动。茅以升激于爱国热诚，认捐百元巨款（当时住校生全学期伙食费仅12元）。
辛亥革命时，15岁的茅以升欲投笔从戎以报国，后经母训，特别是听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革命需要武装斗争和建设两支大军的教导后，下定决心，走科技救国之路。
1920年他获博士学位后返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是他毫不动摇科技救国的信念。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为贫穷落后的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初期，唐山交大师生因校园被日军铁蹄践踏，被迫流亡各地。老校长茅以升这时刚刚挥泪炸断他亲手建成的钱塘江大桥，闻知此情，迅即把巨大悲痛压在心底，为了给在血与火的灾难中飘摇的中华民族培养人才，给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海外学子提供就学深造的机会，他在尚无任命的情况下，置个人毁誉、得失于不顾，振臂一呼，在各大城市报纸上刊登《茅以升博士招生启事》，并四处张贴。第一张被日机投弹炸毁，第二张马上又贴了出来……流亡各地的师生见报后奔走相告，迅速聚拢在他的身边，唐山交大在战火中新生了！复课了！由此可见茅以升在师生中的崇高威望和凝聚力。
因日军的步步入侵，茅以升不得不率领全校师生一次次内迁，由武汉至湘潭，至湘乡，越过风雪漫天、泥泞不堪的云贵群岭，抵达山区小县城平越。每到一处，立即借房上课。
经桂林时，敌机狂轰滥炸，不少学生行李付之一炬，茅以升让家属挤在一起，抽出离杭州前已受损失的自家行李，送给学生以避风寒。在平越县建校时，他把借到的好房子先给教授、学生住宿，自己一家三代蜗居旧屋；反动军警要来抓进步学生，他以在铁道部门的威望，调来铁路警察，日夜守住校门，不准外人入校。1947年6月，特务带着黑名单要抓上海交大进步学生，茅以升连夜通知这些学生，并特意为他们办好转学证明，以便他们有地方投奔。
正因为茅以升如此对待学生，所以，他的学生们不仅把他当作可敬的师长，同时，也视为可亲的朋友。1949年10月，茅以升受命第四次执掌唐山铁道学院，11月，当他赴唐山视事时，全院师生倾校出迎，排满了自火车站至学校的三里长街。
抗战时期，很多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报国无门，茅以升创办了中国桥梁公司，一面组织这些人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一面顶住责难，派人经营商业，用收入作为这批人的生活费用，聊解无米之炊，为祖国保存并培训了一大批桥梁工程技术人员。解放战争时期，金融混乱，民不聊生，茅以升任劳任怨，想方设法，继续维持着这批人。当时，门外是买卖“袁大头”的喧嚣，而室内却在专心研讨桥梁技术，有人冷嘲这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可他矢志不移。新中国成立后，他培育和维持的这批科技骨干成为祖国建设大型桥梁的前驱和中坚。仅国内而言，在他直接或间接培养教育下脱颖而出的科技栋梁就有：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汪菊潜、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梅飏春及副总工程师刘曾达、郑州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燧章、铁道部大桥局总工程师王序森、世界跨度最长的云南长虹石拱桥总工程师赵守恒、南昌赣江大桥总工程师戴尔滨、上海市原副市长赵祖康、铁道部大桥局副总工程师瞿懋宁、水利部副部长冯寅、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陈明绍等。在茅以升的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近现代桥梁专家的群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发动内战，实行白色恐怖。面对残酷的现实，茅以升逐步认识到，仅仅靠科学技术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因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搞民主运动，打算开除进步学生90余人，请茅以升任校长去解决学潮。茅以升组织了校务整理委员会，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保护了进步学生。
1949年5月15日，蒋介石派人用轿车把称病住院的茅以升“请”到上海金神父路118号，要他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以维持人心紊乱的上海局面。茅以升不卑不亢地以“胃疾需治疗”加以推搪，蒋介石见谈不通，只好“送客”。
这时，中共地下组织通过上海科学工作者协会找到茅以升，请他办好两件大事：一是有进步学生300多人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急需设法营救；二是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队在撤离前可能要炸毁电厂、自来水厂及一些重要工厂，急需设法尽力阻止，以为人民保存大上海。
当时陈良担任国民党上海市长，其妻李佩娣与茅以升是留美时的同学，陈良曾多次通过李佩娣请茅以升出任秘书长，茅并未答应。茅以升在中共地下组织找过他以后，深明大义，迅即与李佩娣联系，要她把两项要求向陈良提出，并以此为出任秘书长的交换条件。
5月24日晚，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手中。25日，茅以升高兴地离开医院，得悉关押在龙华的300多名进步学生安然无恙，各工厂亦保存下来，他深感欣慰。
6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假座金神父路118号，略备茶点，邀请上海各界名流、贤达座谈，茅以升、竺可桢、吴有训、陈望道等均在被邀之列。当茅以升刚刚步入会议厅，一个矫健的身影便向他迎来，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陈毅市长！”陈毅市长紧紧握住他的手，用浓郁的四川口音说：“茅先生，上海解放您立了两个大功，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您！”
这一史实，被在场的竺可桢先生写入当天日记中。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喜自诩的茅以升从未对人说起，但这富于传奇色彩的往事还是不胫而走。
九二高龄如愿加入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茅以升从国家的变革和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从此，他从一个“科技救国”论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渝，从不动摇。同时，在他心中萌发了一个崇高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对于茅以升来说，绝不是一件小事。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他从不与政治打交道，从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和团体。1943年5月8日，茅以升出席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议时，陈立夫来到会场，动员与会专家加入国民党，并在发给每人的入党申请书上事先亲笔签名做介绍人。茅以升对此不予理会，等会议一开完，立即拂袖而去。其实，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表态，此类事见诸历史比比皆是。
1962年6月，茅以升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和几位著名科学家问周恩来总理：“我们能申请入党吗？”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当然可以！”稍停片刻，总理指着茅以升说：“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像茅老这样的同志，是入党好，还是留在党外更便利于工作，应该慎重考虑。”
茅以升与周总理相交相知，远非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桥梁——武汉长江大桥提上议程时，周总理曾专门听取过茅以升的意见。1955年2月，茅以升欣然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7年5月10日，茅以升在北京饭店主持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的盛大联欢晚会。晚会上，茅以升以联谊会主席身份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率各副总理、各部长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留学国外的毕业生及专家回国服务，“来去自由，不分先后”。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在重要性、规模等方面均居首位。周总理亲自指定由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建筑结构专家的召集人，并明确指示：人民大会堂的建筑结构审查报告必须要茅以升签名……
往事历历，无不渗透了周总理对茅以升的关怀和重视。所以，当茅以升在广州面聆周总理关于他入党之事的话后，幸福的暖流充盈胸膛，他领会到，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和更高的要求，他感到自己与党更亲了，心贴得更近了。他牢记周总理的话，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党外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作为九三学社中央负责人和中国科协负责人，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许多多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数次率团出国访问，以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在海外华人科学家中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极有说服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87年10月12日，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面对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墙壁上那鲜红的党旗，92岁的茅以升高举右手，发出庄严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茅以升一生担任过六所高等院校的校（院）长，四座大型桥梁的主要设计师和技术负责人，十几个国家级的党派、部门、社团负责人，这些还只是主要任职。他还无数次给工农群众和青少年作科普讲座，亲笔撰写科普书籍、文章200多部（篇）。
茅以升的一生，跨度近一个世纪，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不懈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一生。正如他年届八十高龄时在自撰的回忆录篇首所写：“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