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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作为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早已家喻户晓，但作为一位“五四”运动的先行者，却很少为人所知——1919年2月，詹天佑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3月抱病远赴哈尔滨、海参崴，参加远东铁路会议，会上据理力争，反对国际监管中国东北铁路，心力交瘁，病倒在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第一线。生命垂危时他口授遗嘱，给祖国留下“兴国阜民”的三条建言，呼吁“内扬国光，外杜口实”。
致电巴黎和会，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率团代表中国出席了巴黎和会，并向会议提出三项要求：（一）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二）取消日本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三）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但是，巴黎和会对前两项要求根本不予讨论；对第三项要求，日本以北洋政府在1917年9月曾以换文的形式表示“欣然同意”为由，拒绝归还。
与巴黎和会相呼应，英、美列强正紧锣密鼓筹划“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诸国趁机提出国际共同经营中国铁路，以钳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展。其方案为：由英、美、法、日等国组成国际银行团，与中国交通部组成国际管理中国铁路委员会，发行债票筹资1亿英镑，共同经营中国铁路；而日本在中国南满及山东的铁路、法国在中国云南铁路以及俄国在中国北满等铁路，均交还中国。英、美、法等国拟将这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议案，提交巴黎和会。
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詹天佑长期主持汉粤川铁路修筑，在四国银行团“共管”之下，“需周旋于四国银行团及各总工程师之间，虽有良法善政，颇难意见一致，左右为难，实为进行之梗”。他深知“国际共管”是一条由外国“操纵予夺”的死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并及时做出反应。
1919年2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发出电报，请巴黎中国使馆转中国出席和会的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组等五位专使，严正指出：
铁路统一案，前尚得之传闻，近恐演成事实，忧国之士引为亡征。天佑向习路工，久历路事，深知弊害，切痛尤多。
詹天佑在电报中列举“天佑所亲历痛苦欲去未能之事”，揭露了国际共管铁路的四大弊端：由外籍工程师操纵，中国工程师地位“终沉下位”；筑路资金“完全假手外人，靡费必多”；铁路材料投标为外国厂家控制，“名为竞争，实同专卖”；“对待一国易，对待多国难”，“是故我国铁路，若更置诸万国银行团管理之下，则将来用人施工购料，必视汉粤川现状更加束缚”。
电报最后指出：
我国各路，现在皆系单独借款，将来即可单独还款，逐渐收回，徐图统一，为力尚易，倘资本厚集于一团，主权被劫于外力，彼时虽欲收回，自谋统一而不可得，尤不可不虑。
在詹天佑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反对声中，英、美、法等国提出的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计划，没敢提交巴黎和会讨论。
抱病参加远东铁路会议，维护国家主权
美、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又转而要求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其意义是：利于武装干涉苏联，又可制约日本扩张，还能控制中国东北。
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原与英、法同属协约国成员，后因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而退出战争。英、美、法各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恐惧，联合起来对苏联发起武装干涉。日本乘机派兵强行占领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日本干涉军司令大谷悍然声称，中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军必须接受他的指挥。
1919年1月，英、美、法、日等国加上中国北洋政府，组建起“协约国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要接管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并把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也包括其中。在列强压力下，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后来又同意接受“国际联合监管”。
1919年1月，“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成立，委员由各国派代表担任。委员会由俄国人主持，下设技术部及军事运输部，技术部负责人为美国人斯蒂文，军事运输部由一俄人负责。北洋政府派中国驻俄公使刘景人为监管委员。技术部系由铁路技术专家组成，北洋政府派詹天佑为代表，出任技术部委员。
2月，詹天佑接到委派时，正在汉口养病。夫人谭菊珍劝詹天佑病好后再赴任，但詹天佑以国事为重，扶病北上，来到北京。
詹天佑的身体素质原是不错的。他自从主持修筑汉粤川铁路后，七年来长期奔波，周旋于四国银行团之间，1918年9月又忙于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通车事宜，过度操劳，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从1918年秋天起，就患上痢疾，几经治疗未愈。
在北京，詹天佑带病面见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提出自己身体有病，请求改派他人。
曹汝霖对詹天佑改派他人的建议“未在心”。到2月21日与詹天佑再次见面时，曹汝霖说：“你的名字已报联合监管委员会，不好更改。无论如何你先去参加会议，将来身体确实不行再回来。”
曹汝霖两次回绝詹天佑的病假，詹天佑无奈，只好抱病应允前往。1919年2月下旬他在写给二女儿詹蕙颜的信中称：
东三省铁路事，明知甚难，是当时已面辞曹总长矣。其时，伊以为我客气，是以未在心。后于二十一日再传见，我将各事及各情形详细一说，他说，现在东三省铁路中国要争回管理，非有曾经当过工程师，并须有外国认为有本事经验之人前往，方免外国推辞不允。无论如何，请我前往一行，如将来因身体不安，即可回来，另派人前往便是等语。我见总长已让至如此，我只可应允前往。
詹天佑向来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况且出席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事关维护国家主权大事，自己必须在会上据理力争。两次请假未准，詹天佑只得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在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归国的次子詹文琮陪同照料下，与中国工程师颜德庆、俞人凤一起，于2月底北上哈尔滨，冒着严寒，参加会议。
从哈尔滨到海参崴，气温已低至零下40℃。出生在南国广州、长期工作在汉口的詹天佑，对这里的严寒天气极不适应，加上饮食不调，他的肠疾日趋严重。
3月5日，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在海参崴如期召开，头一个月就开了十多次会议。在七国代表参加的会上，詹天佑声明：中国东北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与战胜国，有能力保护该路秩序；中国铁路应由中国人管理，不需要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
英、日等国代表以“贵国政府已同意参加国际联合监管委员会了，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监管，而是讨论如何分工监管的问题”为由，回绝了詹天佑的提议。
在七国代表中，中国代表詹天佑属于反对“国际监管”的少数派。他抱病据理力争，“与各国代表多所折冲”。詹天佑原本就对北洋政府不能把中东铁路争回自管感到不满，加上受不了身边各国列强代表的蛮不讲理，心情极度压抑。
会议期间，詹天佑被技术部推举负责考察车务的工作，来往于海参崴与哈尔滨之间，工作繁忙，加上心情不好，经常失眠。坚持了一个多月后，詹天佑终于病倒了，他将会议工作交给助手颜德庆，在儿子詹文琮护送下，于4月15日请假离开哈尔滨回到北京。
但是，詹天佑的努力毕竟收到了成果，他抱病忠于职责的精神，也得到美国代表斯蒂文等一些委员的敬重。在詹天佑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同意了中国武装护路，从而遏制了日本借口护路强占中东铁路的野心，并争得中国铁路管理人员在中东铁路工作的地位。
临终遗嘱，语不及私
1919年4月18日，身染重病的詹天佑回到北京后，在詹文琮的搀扶下，会见了总统徐世昌。在10年前，时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曾在詹天佑陪同下，对已竣工的京张铁路进行验收。徐世昌敬重詹天佑的为人，对京张铁路评价极高。詹天佑向徐世昌简要报告了远东铁路会议情况，陈述了中东铁路应由中国自己管理的主张。他说：“我明天先回汉口治病，等病情稍有好转后，我再回哈尔滨参加远东铁路会议。”
徐世昌劝慰詹天佑说：“你是个干大事的人，一定要为国惜身，抓紧治病，调养身体，请多保重。”
4月20日，詹天佑回到汉口。21日，詹天佑住进了汉口仁济医院。不料24日清晨醒后詹天佑知自己已“无复生机”，急命家人进见。上午，詹天佑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想的仍是“兴国阜民”的未了心愿。他挣扎着口授遗嘱，让长子詹文珖笔录呈给政府。
在这封千字遗呈中，詹天佑“语不及私”，而是回顾自己一生与抱病远东参会情形，感慨自己“年届六旬，死亦无憾，所恨平生之志未及尽舒”，对最放心不下的三件事留下建议，望政府“采纳”：振奋发扬中华工程师学会，“兴国阜民”，悉基于实业；收回与管理好中东铁路；脚踏实地完成汉粤川铁路修筑。
1919年4月24日下午3时10分，詹天佑因长期腹疾，积劳伤损，以致心力衰竭，在汉口溘然长逝，终年59岁。
詹天佑逝世10天后的5月4日，为反抗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数千名北京青年学生涌上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全国各省市大中学生罢课响应。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2年9月，随着日军撤走，詹天佑生前反对的“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撤销，中国收回了中东铁路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