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广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并为大会《会场月刊》撰写了《发刊词》。
在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以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会上没有出现不同意见。会议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主持一切。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
11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12月3日,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1期出版,毛泽东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4万份。”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两年来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积极起草宣传问题的议案。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中共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报告较其他“有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次大会对其他工作一般都是一个决议案,唯宣传工作通过了3个决议案,这是国民党“二大”的成就之一。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有章可循,并要求各地有一定文字水平的党员都要参与宣传工作,要将宣传普遍于全国各地。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在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宣传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提案。
毛泽东上任不久,西山会议派就此攻击汪精卫“赤化”。他们无视毛泽东在家乡搞农民运动这一工作,说毛泽东长期请假不工作,反对这一任命,借此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工作。
毛泽东在接任宣传部时,宣传部所管辖的范围仅有广东一省,与其他省市党部的宣传部间均无联系。为扩大宣传范围,扩大国民党的影响,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纸刊物、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部署工作;二是坚决要求他们定期向宣传部报告工作,并接受领导。到1926年5月,全国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达到12个,中宣部收发文件千余份。
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重新制订宣传计划,有总计划,还有分门别类的专门计划,如图书宣传计划、民众宣传计划、党内发书计划、编纂计划等。这些计划制订得很具体,方针也明确,反对笼统的无针对性的宣传,注意党内宣传与党外宣传有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有别,民众文化的高低层次有别,广东根据地与军阀统治的地方有别。为了实现这些计划,毛泽东领导宣传部人员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如在调查中发现宣传部不供给下级党部宣传品的问题,明令要求将所有的宣传物品及时发到每一位党员手中。他们事先详细调查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团体数目,在这个基础上拟订切实可行的发放宣传品计划。为使宣传工作做到心中有数,他们调查国内外中文日报及各种中外文定期刊物,就连儿童歌曲也属调查范围。有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毛泽东作了很耐心解释,他说:“无论哪一种报纸或书籍,只有它有销路,我们就应该注意。为什么这一种书有人看?看这一种书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书在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全国的宣传动向了如指掌,才能了解读者的心理,宣传工作才能掌握主动权。”毛泽东自己注意看报,不用几个星期,他就把全国的报纸摸得烂熟:哪一种是革命的,哪一种是中间派,哪一种是反动的,掌握得清清楚楚。他睡前醒后看报,吃饭时看报,上厕所看报,坐车看报,他说,我每天要看几十种报。毛泽东通过报纸了解信息和各种情况,这也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时国民党中央所管辖的范围,只有广东一省,其他省份均在各大小军阀手中,国民党的宣传品也只能在广东一省散发。全国国民不能及时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真相。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反革命宣传十分猖獗,千方百计地对广东进行造谣、污蔑和中伤,说广东“共产共妻”,是“赤色帝国主义”等等。为改变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向国民党提出在上海设立交通局的设想,他认为上海交通方便,如果搞得好,国民党的宣传品就可通过上海发往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国民党部,军阀孙传芳虽然派人把持了上海邮政总局,专门扣压从广州寄出的书报杂志,但可以通过往来于广州与上海、香港的轮船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然后再由交通局加工翻印转发各地。国民党中央认为这个意见可行,就批准了毛泽东在上海建立交通局的计划。随后,毛泽东便积极活动,很快在上海办起了交通局,由共产党人恽代英管理(后是沈雁冰),办事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人。宣传工作的局面立刻得到改善,大批宣传品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长江及北方各省。仅1926年2月至5月,三个半月内就发送宣传品41种、22万多件。
毛泽东接手宣传部时,偌大一个宣传部连一个图书室也没有,他上任后,宣传部广泛搜集报纸、书刊,书店买不到,就到旧书摊上去买。到1926年5月,图书室已初具规模:有国内日报124种、国外中文报21种、外文报5种,周报及小刊物12种、中文书289种、英文书3种,此外还搜集了画报、壁报、中文杂志和外文杂志。在军阀割据,交通不便,文化不发达,环境又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搜集到这么多东西是很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在任职的7个月内,写文章近30篇,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评论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海民国时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右派的最大本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影响》等。他以很大的精力考察研究农民问题,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如,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地主阶级是中国一切反动的源泉等重要思想,这些当时很少有人论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发表于1925年12月1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主办)第4期上。第二次发表于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第三次发表于1926年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1927年4月1日,中共汕头地方党和共青团组织主持创办的汕头市书店,再版了此文的单行本。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一个是失业。他把大资产阶级分成四种人: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第二种是“大地主”——如陈恭受等;第三种是“官僚”——如孙宝琪、颜惠庆等;第四种是“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毛泽东还把中国各阶级的人数作了详细统计:大资产阶级100万人、中产阶级400万人、小资产阶级1.5亿人、半无产阶级2亿人、无产阶级4500万人。
毛泽东还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力争地方多办报。毛泽东想,多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就多一块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多一份中立的报纸,就少一个攻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他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凡有国民党组织的省份,就应有自己的言论机关。有条件的省份,如党员人数多,又有人力和财力,可争取办一份报纸作为党的喉舌;没有条件的省份,可用津贴当地报纸的办法。他说,这种方法,所费不多,但收效甚大。国民党中央认为这一建议切实可行,予以批准。于是毛泽东促使有条件的湖北省党部办起《楚光日报》,湖南办起《湖南民报》、上海方面接管了国民党通讯社,九江的《江声日报》领取了津贴,杭州《晨报》也提出了申请。
编书也是毛泽东十分重视的工作之一。对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究竟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命?一些中下层党员不太明确,即使上层一些人物也急需一些书刊资料进行参考。过去的宣传部虽然编纂了一些刊物,但涉及的面很窄,数量也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建议,由宣传部领导编纂一套国民革命丛书,先编印民众最需要、最急迫的书,然后再编印其他。这套丛书计划出5辑60册,每月出版12册,5个月出齐。主要向人们介绍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民众运动的情况。中国方面的有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二七”惨案、“五卅”运动、中国农民问题等。国际方面的有巴黎公社、德国大革命的意义、世界的农民运动等;还有苏俄研究,如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苏维埃制度、红军、苏俄的外交等;也有孙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马克思论东方革命的理论著作;还有论及妇女、犹太人、黑人等问题的。丛书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为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宣传计划,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改革过去宣传部的编纂办法——“本部两年来编纂宣传刊物成绩不甚多,原因在于设置固定人员编纂”。提出,由宣传部审定题目,实行征稿法。同时,根据上海为知识界聚集之地的特点,在上海设立征稿处,委托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毛泽东提出,党内无价发行,党外以最低廉的价格推行全国。他还说,特此辑60册所拟题目有人撰写后,再接编辑6—10辑。遗憾的是,毛泽东在被迫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后,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人民群众迷惑不解,帝国主义拍手称快。对这一严重危害国民革命前途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广州民国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右派行径是违背历史发展的,是背叛孙中山亲手制定的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毛泽东还将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党部及个人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汇总起来,在《政治周报》上连载,冠以标题,加写按语,表明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的政治态度,从而将反对右派的空气推向高潮,增强民众革命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