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9日,由社会各界捐资协助,毛泽东等人出面创办的文化书社(谭延闿为“文化书社”亲笔题字)在长沙市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毛泽东任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书社经理易礼容,书社特聘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书架上的书刊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语丝》、《劳动界》、《新教育》、《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小说》等。文化书社在长沙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学校等7处设立了小卖部。1920年冬天,先后在浏阳、平江、宝庆(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半年多时间,先后与全国6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销售书籍达160多种,杂志40余种,日报繁多。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统计,其中售出200册以上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售出1000本以上的刊物有《劳动界》、《新青年》等。根据毛泽东提议,书社规定凡来书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书社成为毛泽东参加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毛泽东与北京、上海等地革命同志及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发起建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员来自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以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多,毛泽东被选为书记干事。有一批青年,经毛泽东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俄国(任弼时、萧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发起“湖南改造促成会”,接办《通俗报》。1920年9月至10月,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11篇,彭璜发表2篇。
毛泽东受陈独秀的委托,以新民学会的骨干为核心,于1920年11月,在湖南正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肖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等。
毛泽东注重从思想上建党。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注重组织与活动的严密,不张扬,不暴露,不轻易地以小组名义散发宣言、传单和主办的刊物。小组内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变节者。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20年12月给萧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诸友写了一封长信,次年1月21日又写信给蔡和森。两封信都明确表示赞同“俄式的方法”,反对“温和革命”,尖锐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安能握得教育权?”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见解“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学员在文化书社址举行年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重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并在一师附小创办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失学工人子弟入学。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深入到工人中去,先后在纺织、铁路、造币、印刷、泥木、搬运等行业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的情况,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五一”节,长沙织造、铁业、泥土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通过宣传教育,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
1921年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