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工读生活

1920年5月，毛泽东应彭璜之约，与湖南一师的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在附近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1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说：觉得这种工读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不能说不失败。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到达深湛。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3科；旅京湖南学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因袭、改良派，不是大国、创造、革命派；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我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在上海，毛泽东第二次见到了陈独秀。毛泽东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去上海拜访陈独秀，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他们还讨论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毛泽东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当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热情相助，共筹集了两万银圆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7月初，从上海返湘途中，毛泽东在武昌停留了一个星期，在利群书社和正在翻译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的恽代英接触交谈，并与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