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驱张运动

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数十人，自上午12时开始，分3路向国务院驻地出发，后来，又转赴国务院总理靳云鹏的棉花胡同私宅。为要求撤销张敬尧向北京政府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靳云鹏派副官长接见，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2月5日，旅京湖南学会成立，毛泽东被选为编纂干事，每星期日上午开学术研究会，下午请中外名人讲演。

1920年3月25日，由毛泽东领衔，湖南三个代表团共45人，向全国发出快邮通电，声讨“旅京湘事维持会”，是被张敬尧收买的政客组织，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的志向。快邮代电于4月1日发表在上海的《民国日报》。此时，直皖两系的军阀利害冲突日趋激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湘军湘人联合驱张，张敬尧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新民学会会员发起，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4月上旬，毛泽东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问题。会议决定，除留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赴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驱张。

毛泽东第二次往来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他热心地搜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他的心里，建立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翻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目的是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北洋军阀内部直系、皖系、奉系之间争斗十分激烈，皖系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直系曹锟有取而代之的架势，奉系张作霖愿意站在直系一边。曹锟为了攫取北京政权，就将心腹大将吴佩孚从湖南撤回北京。吴佩孚和湘军将领早有默契，吴佩孚自1920年5月5日起开始自衡阳撤退，他退一步，湘军就进一步。皖系督军张敬尧的军队，既不敢和吴佩孚作战长沙，也抵挡不住湘军快速北上。1920年6月11日，这位作恶多端的张大帅，放了一把火，烧毁了自己住了两年的镇湘楼和荷花池的军火库，夹带着30万元银洋，匆匆忙忙地逃出了长沙。

6月12日，湘军前锋进入长沙。6月14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抵达长沙。6月17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到长沙，自封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为笼统人心，他们打起了“湘人治湘”和“施行民治”的旗帜。

1920年6月9日、11日、18日，毛泽东连续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文章说：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文章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者。赞助自决之，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自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站，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并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新政府，提出了要求：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3000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6月28日，此信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于上海《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