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闻悉母亲生病。于是,他从北京动身回湖南。其间,先送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去上海,但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幸亏一位同学借了他10元钱,他才能购买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他下车登临了泰山,又去了曲阜,到达浦口时又不名一文了,尤其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被贼偷去了。但他又碰上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他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李中。李中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同学,毕业后去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器商店帮工。这期间,他经常为店主到浦口、南京去收购古董玩器。碰上毛泽东,他慷慨解囊,借钱给毛泽东买了一双鞋,还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毛泽东顺利地到了上海。毛泽东了解到留法的朋友已经募集到了大批款项,他协助把同学们送到法国去,但他自己决定不去法国。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后来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长信: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得其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组织一个游俄队。要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的母亲1919年4月到长沙治病,同时留法的旅费也要几百元。这些因素对毛泽东决定是否出国留学也有影响。他送朋友们上轮船后,得到一些钱做路费,起程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