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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出生于1871年4月21日，世居在长沙县清泰乡的板仓（由长沙市小吴门出城，过浏阳河，东行120里）。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去到苏格兰，主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在德国考察了9个月。在国外花了9年时间，悉心研究教育和哲学，形成了一种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并有志将所学运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武昌起义的枪声，使身居国外的杨先生深受鼓舞，十分怀念自己的祖国，遂改名为杨怀中。1912年他回国时，南京临时政府已让位于袁世凯控制的北京临时政府。杨先生面对疮痍满目的祖国，毅然决定回到故乡湖南。友人劝他，湖南已为立宪派头子谭延闿所控制，不如留在大城市工作好。杨先生坚定地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到了长沙，已经登上都督宝座的谭延闿想罗致他当教育司长，被他严词拒绝。相反，他却接受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聘请，甘当一名教员，家居长沙落星田。一些贪图名利的人看不起他，甚至讽刺他。为了表达他的志向，回应社会上这些人的攻击，他写了一副对联自勉-“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决心用毕生的精力培养一批改造社会的中坚。杨昌济老师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学生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杨先生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却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教授的伦理学有着强烈的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在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由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费里德里奇·泡尔生编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在这部10万字的书页上，毛泽东写了12100字的读书笔记，并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毛泽东亦自称是一位唯心主义者，杨昌济亦以唯心主义观点，高度评价了他这篇文章，给了毛泽东100分。自接触始，杨昌济对毛泽东即有深刻印象。1915年4月5日，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两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曾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末“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1916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王传》的“实事求是”4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这块匾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还经常到杨昌济老师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毛泽东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他在“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1916年暑假，毛泽东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浏览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毛泽东从与杨昌济的谈话中得知，离板仓40多里的高桥塘冲，有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毛泽东便专程前去访问。毛泽东称赞柳午亭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