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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一天，在他读书的学堂外面，学生们看到许多贩卖豆子的人从长沙回来，学生们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长沙，他们说长沙城里闹了大乱子了——1909年夏秋之间，长江发了大水，洞庭湖周围遭了重灾，有些地方颗粒无收，灾民达百万人，涌进长沙的就有4万多人，不久连长沙城里的30万平民也被一步步拖到可怕的饥饿线上。而这时，一些外国商船却把一袋袋白米运到汉口和上海去卖高价，湖南巡抚岑春煊和一些文武官员也在里面搭上了股份。长沙的一些学者兼劣绅也囤积了好几万担稻谷，等着米价上涨。元宵节后，一升白米只要26文钱，而到了农历二月末，就陡涨到80文。一个月时间，长沙城饿死了好几百人。农历三月初，南门外有一家靠挑水为生的姓黄的穷人，卖了几天水，攒了80文铜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想让一家大小饱饱地喝一顿稀粥。妻子到了米店，老板数数铜钱，发现里面有几个不通用的，就拒绝量米。她只好去向邻居借了几文凑足80文再到米店。谁知这一眨眼工夫，米价涨到85文，老板说少一文也不行，只买半升也不给。黄家女人向老板哀求，老板很不耐烦，把写着米价的木牌子翻了过来——“米已售完”，接着就喊伙计关门板。黄家女人气急了，带着满腔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听到这个消息，拉着两个孩子也跳进了湘江。这个悲剧，迅速震动了长沙城，激起了几十万民众的同情和悲愤。年轻人们要替屈死的穷兄弟伸冤，想砸开米店的大门，抓住那个老板，巡警赶来，要把人群驱散，人们不肯走开。清兵见赶不开，轰不散，就把人群包围起来，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几个逃荒的灾民，还抓走了5个泥瓦匠。逃荒的灾民和城里的工匠，派出代表找巡抚请愿，要求：释放泥瓦匠，开仓平粜，救济灾民。岑春煊在酒楼门口，打着饱嗝，一条也不答应，反把代表臭骂一顿。灾民们气愤到了极点，人们包围了抚台衙门。岑春煊下令调来一营清兵，对准饥民射击，又有几十个无辜的灾民和工匠倒在血泊之中。官逼民反。人民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抚台衙门，砍断了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一个叫庄赓良的布政使骑马出来，对百姓们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把他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叛逆”的警告。这件事在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同学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还不懂这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忘不掉这件事，他觉得那些造反的人是些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他深感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