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们国家，应用文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它与文字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同步。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文字产生开始随之产生了应用文写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由此可见，应用文写作是以文字出现、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为基本条件，起于治理国家的需要。
应用文写作，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社会生产、社会分工、社会管理、社会发展的产物。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公文的使用在我国是“古已有之”。根据《尚书·序》中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指文字），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籍生焉”“代结绳之政”，可认为是指应用文的产生。
关于“结绳记事”，《老子》中有“使民结绳而用之”的记载。《庄子·胠箧》中有“昔者……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说文解字·序》中有“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从这些古典文献中可以发现，统治者借助结绳来进行管理，而且结绳的大小能够标示记载不同的内容，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帮助记忆，达到管理与应用的目的，具有备忘、信守、凭证的作用。
客观而言，“结绳记事”是公文的“原始形态”。因为它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性记事的方式。但从历史上讲，应用文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应该是与文字结伴而生的，并随着生产与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之后，就产生了应用文，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最早提出“应用文”这一名称的，应当是宋代的张侃，他在《拙轩集·跋·陈后山再任教官谢启》中说：“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谓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正式提出应用文这一概念的，是清代学者刘熙载。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一书中更加具体地指出：“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神话”是中国文学“祖先”的话，那么在中国应用文发展史上，“甲骨文”则当之无愧为应用文的“祖先”了。只是在名称上，历代说法不同而已。
我国应用文写作的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说源远流长。据考证，早在5000多年以前我国就有了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活动，诸如征讨、民主选举、征询商议、祭祀，等等。这些公务活动的进行需要形成相应的文字材料。如前所述，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统治阶级为了实行自己的统治，越来越需要通过相应的书面载体来发布政策、施行政令，人们之间也需要通过相应的文字材料加强沟通与交流。因此，应用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应运而生，出现了大量的应用文书。
这一时期人们由于生产、生活的各种实际需要，创造了原始形态的“应用文”，除典型的“结绳记事”之外，还有甲骨文。200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200多名考古学者经过五年研究的最新成果《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了1200年，证明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推断夏朝已有原始文字是有据可查的。而在西安市斗门乡花园村发掘出的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也就是说，早在5000年前我国就产生了应用文。
这一时期随着文字的产生，开始出现了最早的书面语言公文，而且形成了众多体裁，首开秦汉以后应用文发展、演进的先河。比如，从作为古代应用文“信史”开始的殷墟甲骨刻辞到钟鼎彝器铭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书（如策书、上书、玺书、盟书、书等）、檄、祝、颂、箴、诔、吊、赋和司法文书、经济契券等，都初具应用文的实用性与严肃性。在甲骨卜辞之后出现的商周时期的钟鼎铭文，不仅证实了文字与应用文的关系，而且以实物向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应用文的具体模式。商周以青铜器作为礼器和乐器，是奴隶主贵族的传家之宝。礼器和乐器上铸造的铭文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其中有很多是歌功颂德的文字，也有不少已经具备了公文的性质和功用。《周易》中的卦、爻辞，大约也产生于商末周初，卦、爻辞中的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而言更趋完善，并且有某些生动的记述，有的还用简洁洗练的语句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乃至哲理，是我国古代应用文萌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此可见，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以及《周易》中的卦、爻辞等，与前述“结绳记事”一样，均是应用文的原始形态。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应用文的写作业已逐渐走向成熟。《论语·宪问》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谈及当时文件起草加工的情形：“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可见，一篇应用文的产生需要经过几道程序，充分体现出当时对应用文写作的重视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公文集《尚书》（又称《书经》），是一部国家文书汇编。其中收录了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公文，并将文体划分为典、谟、训、告、誓、命6种，总计100篇。
秦统一中国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入了应用文发展的成熟时期。秦王朝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系列改革，如“书同文”“车同轨”等，应用文受此影响，日趋规范化。秦初兼并天下，首改政令，确定“命”为“制”，“令”为“诏”，陈事曰“表”，勤俭政事曰“奏”，推覆平论曰“驳”，天子自称为“朕”，首开应用文体裁规范化之先河。汉承秦制，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体裁上，如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说：“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云：“凡群臣上书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正如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文学史》中指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不难看出，应用文特别是公文发展到这一时期显然已经定型化了，并涌现出了大量的应用文佳作，如东方朔的《上书自荐》、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赵充国的《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奏》等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各种应用文的体裁特点明显形成，而且文体也略有增加，如三国之后，增加了一种平行文“移”。应用文的体裁在汉代趋于规范的基础上，在实际使用中发展得更加切实可行，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曹操的《述志令》、陈后主的《咨询诏》，这些诏令典雅凝重、温润深厚。又如孔融的《荐祢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此二表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并称为“表之英也”。最为著名的首推诸葛亮的《出师表》，陆游在《书愤》中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品读这篇《出师表》，可以说写得有理、有力、有节、有情，在反复叮咛中责己、谏君，确实堪称表中精英，文中楷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古代公文写作理论基本形成，尤其是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历代各种应用文体裁的功用、特点、写作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对今天的应用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如唐代皇帝将下行的应用文称作册、制、敕。册、制、敕用法各有不同，“册”用于封立皇后、太子以及王公；“制”用于颁发国家重大制度；“敕”又分为发敕、敕旨、论事敕、敕牒等。这一时期应用文受唐宋诗词文的影响，各种体裁的名篇云集，如韩愈的《答立翊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不胜枚举，并建立了一文一事制、修改公文须加印章制、机要公文实封编号制和催办制。各种应用文文体之完备，从《唐六典》《宋史》中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应用文文体的分类更加详细，如明代的上行文就有题、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泽等，而经常使用的也只有题、奏、启、揭帖等几种；下行文种类很多。总的看来，文体的类别越分越细。至明清时期，已经十分烦琐，直到清末才有所改观。明清时期应用文的体裁也有所变化，但在明代没有出现类似唐宋八大家那样杰出的作家，应用文也无崛起之势；在清代，文体虽有发展，如“照会”“申陈”“滚单”等，但公文也不如唐宋时期那样“丰盛”。
这一变革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应用文在表达上发生了重大变革，白话文逐步替代文言文成为应用文表达的手段和特征。二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发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公文程式条例》，规定“令”“咨”“呈”“示”“状”五种，废止了封建时代所使用的“制、诏、诰、敕、戒、策、册、表、章、奏、议、疏”等文种，还明确规定公文中不准使用“老爷”“大人”一类词语。三是北洋军阀政府连续三次公布《公文程式条例》，从第一次公布的“令、布告、状、咨、公函、呈、批”七种，到第二次袁世凯为称帝需要而颁发的“大总统公文程式”“大总统政事堂公文程式”“官署公文程式”共17个文种，到黎元洪继任总统公布的第三个《公文程式条例》共13个文种：“大总统令、国务院令、各部院令、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布告、咨、咨呈、呈、公函、批”。四是国民党执政后，先后三次颁发《公文程式条例》，规定了9种常用公文：令、训令、指令、布告、任命状、呈、咨、公函、批。除上述9种公文外，这一时期还沿袭使用了“手谕”“告书”“通告”“宣言”“笺函”等杂体公文。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文的发展才趋于统一和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和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应用文也以其极高的频率性、极大的普遍性和极强的实效性充分发挥了固有的功能，实现了自身的应有价值。同时，应用文在内容、形式、语言等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一是内容上破旧立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内容；二是在形式上删繁就简，易呆板为灵活，化虚位为求实，摒弃反映旧社会统治下的形式主义的僵化模式，消除散发旧社会腐臭的避讳、抬头、移行、套语等陈规陋习，代之以简便、灵活、晓畅、实用的文书体式；三是在语言上推陈出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出现了大量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语句，大力提倡“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倡导语言的规范、严谨、简明、得体。尤其是在公文方面，我们党和国家权力机关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从而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公文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将党政两大系统的公文处理法规合二为一，是我国当代公文法规建设进程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是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进一步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统一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规范公文运转程序，提高公文处理的质量和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应用写作理论研究十分活跃，不仅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应用写作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著作，还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不仅应用文写作被列入各类高校必修、选修课程，而且还出版发行专门的《应用写作》刊物，尤其是各行业每年不定期举办应用文写作培训班，使得应用文写作知识的普及获得了空前发展。
纵观我国的应用文发展历史，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衰，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究其实质，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恒久和巨大的生命力。在治国安邦、办理各种公私事务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