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布里斯班降温了。我从储物柜里翻出加厚长筒袜，准备一早步行去上班。长筒袜嵌进了肚子里，令我痛苦地反思了自己的体形，于是尽管天气很冷，我还是减下了好几公斤。有两个人称赞我苗条了不少。

问题在于，这双尼龙网眼袜一直在摩擦我大腿上的几处小伤，害得那一道道整齐的红线无法干燥或愈合。创可贴也无法贴合纵横交错的网眼。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丢掉手提包，踢掉高跟鞋，将长筒袜从裙子里拽了下来，突然感到伤口处又痒又痛。我跌坐在床上，掀起裙子，发现腿上已是一团糟。长筒袜花纹上细小的蕾丝状纤维在我的疮痂边粘了一整天，使结痂的地方翘起并再次破裂，血渍在长筒袜上干涸，而我刚刚的动作又把整块伤口一把撕开。我的羊毛裙里沾满了污渍，长筒袜上凝固的血也已经变脆，在我把袜筒卷下来时，血痂碎成了小渣，洒在了我的白床单上。我看了一眼电话，骂了句脏话——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文森特就要来了。

自从我开始喝尊美醇酒并在酒后自残以来，我们见过两面，但都是在外面走动，所以不存在出现什么尴尬问题的风险。这一次就无法避免了。我也不打算主动去隐藏这些疮痂。我想让他看到我有多挣扎，这样我也不必想办法开启这个话题。老实说，这是一种挑战。“离开我！”那些伤口说道，仿佛它们就是公牛面前迎风飘扬的红色斗篷。

上高中时，有个名叫凯蒂的女孩会在自己的手腕上划出整齐的伤口。我们全都看到了，却什么话也没说，因为那些伤口都是水平而非垂直的，所以我们知道她是在“作秀”，还漫不经心地聊起了“求救”这个词。

某天下午，母亲听我提到此事，责备了我。“这依旧很让人难过。她显然觉得没有合适的人能和自己谈谈心。”母亲在我喝着美禄时说。

转眼到了十一年级，从我开始不时划伤自己的大腿算起已经有一年了。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在学校扩音器里听到了一则通知：“麦金太尔先生和太太，请到学校接待处报到。”我心头涌起混杂着嫉妒与得意的强烈情感，我刚将其迅速压下，就看到凯蒂的父母径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过去这几年中，我们见过好几面，但是他们不曾留意过任何人的脸庞或任何细节，只顾飞快地迈着大步。我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冲到学校里来，问问我为何终日郁郁寡欢。

和我一起玩的几个朋友聊起了这件事情。

“她只不过是想要寻求关注。”有人说。

“你只会在想让别人看见时，才会选择划手腕嘛。”我补充道。所有人都点了点头。我五年之后才拥有类似男友的伴侣，在沙滩上又总是穿着冲浪短裤，所以我“划大腿”的秘密很容易就能守住。

然而现在的我下班归来，坐在床边，作为二十三岁的职业女性，却开始“寻求关注”了。

我走进浴室，洗了个澡，用棉签在伤口上涂了些碘酒，用指甲剪剪出一块定制创可贴，遮住了伤口最糟糕的部分。能像这样照顾自己、为那个坚定的自己担任护士，这种感觉很好。我弯下腰，清理着小伤口，对心中那个士兵点头低语：“你要做得更好，变得更好。”我感到很自豪。

两年前，文森特与我躺在床上相拥看电影时第一次注意到了我大腿上的伤疤。那时它们已经快要愈合，正在逐渐褪色。

“这是怎么搞的？”他用一根手指抚摸着白色的伤疤。我愣住了。

他在沉默中抱了我二十多分钟，然后说了一句“好吧”，起身准备离开。我开了口，试图幽默以对，于是告诉他我“只不过是个焦虑的少女”。他爬回床上，拥抱了我很长时间，还亲吻了我。

他不知道我会再次自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许多年过去了，我不记得事情上一次发生是什么时候，但动手时的快感还是一如往昔。我当下便意识到，这种感觉和我催吐时如出一辙。我会愤怒地对自己说话，列举缺点和错误，然后开始动手，通过这种小小的仪式来自虐，承诺我会做得更好、变得更好。和催吐一样，我只会在夜里上床睡觉之前自残。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试图将“之前”的布里和“之后”的布里区分开来，这样就能让“之前”的那个自己归于尘土，并在第二天一早化身一个新的自己。我会在旧的伤疤上整齐地勾勒出新的切口。我惊恐地渴求自我完善，这只能源于自我厌恶。在那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写满了最可怕的内容，全都是用第三人称写给我自己。在平静的白天看它们，就像在一只倒置的勺子里看自己一样——那个女孩几乎就是我，却又不完全是。

文森特在和我上床睡觉时看到了创可贴，露出了既难过又困惑的表情。我告诉他，我是在为工作的事情烦心。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却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另一半原因。当然，他对我很好，再次抱住了我。但是到了凌晨，他又不得不把我从噩梦的尖叫中摇醒。我不知道他还能忍受我多少的“疯狂”。我已经在试图应对往事的过程中崩溃，却还是觉得，在对他坦白之前，我应该镇定下来，做个冷静的好女友，免得他无法忍受。我想象过他可能会说些什么——“我可不想掺和这种破事”“和你交往已经没有半点乐趣了”“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同以往”，等等。

我的问题、我的错误，它们都是肉体上的——有时候，这种感觉会非常强烈。要是我能再苗条一些、再美丽一些，那么在将自己曾被猥亵一事告诉他时，或许就没那么容易被他抛弃。要是我能修补好生活中其他的部分，修复我的身体，也许我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废物了。我想，要是我足够性感，无论受过什么伤害，他都会被我吸引。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穿上长筒袜，丢下还在熟睡的文森特，提早出发去上班。我想，现在是时候找人聊聊了。虽说我已经痛苦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不易察觉的。可是这次，即便呕吐的秘密很容易保守，文森特也肯定会留意到新的伤疤。在助理培训环节，某位人力资源经理曾经提到，司法与检察总长部（DJAG）的所有雇员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咨询，所以我一到办公室就找出了电话号码。我看了看表，确定法官还有半个小时才来，于是关上办公室的房门，拨通了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DJAG的雇员，希望获得“免费且保密”的咨询。她说她要先问几个问题。

“您认为促使您打电话的原因影响了您的工作能力吗？”她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

她停顿了片刻，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谁还需要解释这个问题。

“让我难过的正是这份工作。”我回答。

“明白了。”她的话却好像在说，她并不明白。

“可我还在工作。”

“嗯。”

“这就是我难过的原因。”我等待着她说些什么，她却一声不吭。“所以我应该回答‘不会’？”我依旧十分困惑。

“好的。”她回答。

然后是预约。她问我想在什么地方进行咨询。我告诉她，我在城里工作，所以市中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她说他们在中央商务区有一处办公室。

“您希望您的咨询师是男性还是女性？”她问道。

“女性，当然是女性。拜托了。”

“没问题。您想要什么时候面谈？”

“尽快？”

“好的，下周五我们有一位女咨询师大部分时间都有空。”

“哦。”我大失所望。孤独地再过一周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最早只能在下周五的话，那没问题，谢谢你。”

“您几点合适呢？”

“我想，下班后随时都可以。如果办公室在市里，那我五点半前就能到。”

“该办公室只在上班时间开放。”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在上班时间之外，市里没有顾问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她重复道。

“可我是全职员工。这正是我有你们电话的理由，因为我是部里的雇员。”

“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预约单发给您，这样您可以拿着预约单找上司请假。”

“但我以为只要我愿意，这项服务就是保密的吧？”我问她。

“是的，没错。”她回答。

我竭力克制住了挂断电话的冲动。请法官休庭，好让我能有时间去找人倾诉内心，这让我无法想象。

“有能提早上班的顾问吗？”我问，“上班前的时间可以吗？”

“啊，如果您想提出特殊需求，且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个人提早来上班。”

“可以吗？好的，拜托了。”

“当然可以，下周某一天的八点半如何？”

“哦，是这样的，我九点就要上班了，其实是九点之前，所以八点半不行。”我紧紧闭上双眼，把听筒按在脸上。

“有人可以八点一刻就上岗，不过是男性。加班的时间段提前几周就已经预定好了，我想市里没有女性能够提供咨询服务。除非你愿意去一趟卡帕拉巴？”

“那可以，很好，卡帕拉巴是几点？”

“咨询时间是下午五点至六点，他们六点要下班。”

“可我至少要五点才能下班，而且又在城里上班。”

这就像是巨蟒剧团的蹩脚小品，处处荒谬，却无人欢笑。最终，我预约了一个多星期后的八点十五分，与一位男性咨询师会面。挂上电话，我哭了。我本以为鼓足勇气求助才是比较困难的部分。现在我却开始担心办公室电话会记录我拨过的号码，给人力资源部发消息，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我有没有把我的工资单号告诉她？我连那个接电话的女人还问过什么都记不得了。万一法官发现了怎么办？现在才早上八点——我要如何挨过这一天？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呢？

我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把内心的忧虑都写在纸条上，放进盒子里。我很胖。我折上一张纸，把它放了进去。我配不上我的男朋友。他可能会离开我。放进去。我的智商配不上这份工作。放进去。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应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放进去。我想象着关上盒盖，把它放在架子上，深深地吸气、吐气。我打算回家，吃完晚饭，来到浴室，再把这个盒子取下来。在此期间，我还要工作。

由于管理上奇迹般的失误，我们在那天的待办事务清单上只有一场宣判。一场宣判通常只要几个小时，所以我应该能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补习法律执业培训的评测。和大多数助理一样，我在下班后、周末时还要额外进行学习，以达到法律职业的从业条件。法学学位并不能让你成为一名律师——你还要在学术上花费六至十二个月的时间（以及一万澳元），然后再花上一千澳元，并用一个月的时间填写各种各样的资料。法官和爸爸都会时常关心我的法律执业培训进度。

我找到法官的信件格，那里通常摆放着亟待处理的文件，但里面空空如也。于是我给地下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年轻人似乎十分兴奋：“哦，没错！这份起诉书是一九八三年的，已经很久了，并且装裱在特殊的塑料里。我们不想把它拿出来。”

“什么，一九八三年？！”我回答。

“是的！”

“我这就来。”

我知道法官参与过“菲茨杰拉德调查”，可那都是一九八七年才开始的事情。我满怀兴奋地想要把这份更有年头的起诉书展示给他看，于是一路奔向地下室。档案室的书记员小心翼翼地将起诉书交给了我。文件由三页略大于A4纸的陈旧棕色纸张组成，用一个生锈的订书钉固定，上面纵横交错着以圆体书写的字迹，极难辨认。被告的名字是一笔一画写上去的，日期则是用打字机打上去的。许多地方还贴着邮票和印章。

“这是什么案子？”听到书记员的问话，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对这件怪事的兴奋之情中，忘了这几张纸代表着一起刑事案件。

我把文件翻了过来。“猥亵罪。”我们俩都耸了耸肩，“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对吧？”

回到办公室，我把起诉书拿给了法官。“你瞧，”我指着它说，“只有一条罪状，他却没有在出庭日那天露面，结果被下发了逮捕令，现在被转到了我们手里！在二十五年之后！”

法官并没有特别激动。“我在想，一九八三年的猥亵罪能判多少年？”他问。我回以茫然的表情。“我们得按照他犯罪时的刑法来宣判。”法官澄清道。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开始取笑我：“这你是知道的，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其他案子要宣判的原因。”我抱怨起来，“该去做调查了。”

结果证明，在一九八三年，成年男子猥亵十六岁以下少女的类似判例是签署守行保释令、罚款或缓刑。针对个别案例，还可以将鞭刑作为“可选的”附加处罚。我向法官提起了这一点，很快得知时点原则不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极刑。

“太令人失望了。”我咧嘴一笑。

“为了等待判决，他已经被拘留了三个星期，可他根本不会被真正关进监狱。”法官似乎是在暗示我应该缓和一下自己的态度。

“我想当人们被控性侵时，是不应该逃走的。”我把双手放在后腰上，答道。沉默片刻之后，我们对着彼此笑了。

庭审的进展十分顺利。检方和辩方都为这件非同寻常的案子做好了应对准备。辩方表示，在一九八三年，直系亲属和继父犯下性侵罪后，通常只需签署守行保释令。我火冒三丈。

“在其他方面，被告一直过着清清白白、普普通通的生活。”辩方律师主张，“他有五个孩子，为国营铁路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

什么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开庭之前，我看到同为女性的矫正官和事务律师对待被告都很友善。他看上去就是个平凡的家伙，可我心里还是怒不可遏。这种人中有多少人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在澳大利亚，又有多少人其实正是其他州尚未判决的性侵犯？他的妻子知道吗？她在嫁给他之前是不是有权知道他是个性侵犯？

法官在正式宣判时表示：“我必须把当前针对此类犯罪的判决意见置于考虑之外。”毫无疑问，男子被当庭释放。我按“紧急事件”的要求处理好文件，回到了楼上的办公室。

法官走进我的办公室，吩咐我去办件小事，却迟迟不肯离开。“我是不是该检查一下你听写的判决？你没有在他的判决单上写下‘鞭刑’吧？”他露齿一笑。

“我就是无法相信，男人强奸完自己的女儿或继女，得到的惩罚竟然就是一纸守行保释令？”我提问道，好像他有可能知道答案似的。“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应该还没有久到会得出这种结果的程度。”我瘫坐到椅子上。

“时过境迁，原来的澳大利亚就像是另一个国家。”他对我说。

“是啊，听上去不是什么好地方。”我答道。他给了我一个难过的微笑。

我起身走向电梯，注意到梅根正站在我的位置上。我说的并不是什么实际的位置，而是她正独自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凝视着脚下的城市，于是我开口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我们被迫看了一段原住民妇女遭人强奸的监控视频。”

“天哪——”

“——就在那里。”她指了指脚下罗马大街公园的绿地。

“见鬼。”

“我们今天可能还得再看一遍。”

“什么？”

“他们有可能会达成认罪协议。他被控两项罪名。我的法官估计，要是他对其中一项认罪，他们就有可能撤销另一项指控。但律师必须再看一遍录像，以考察他被控两项罪名的合法性。”

“整个过程都被录下来了吗？”

“是啊。”

“那他还要抗辩？”

“是啊，而且这个女人的一生都被毁了。她的族群不支持她去报警，因为他们无疑是不相信警察的，这我明白。他们想通过长者在族内解决这件事情。强奸犯在族群里多少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人高马大。她昏过去了，彻底失去了意识，他就爬到了她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她的身体在地上被他顶来顶去……”

“可怜的女人。”我摇了摇头。

“谁说不是呢。你能想象为了把强奸犯告上法庭，不得不和全族人反目成仇有多难吗？”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你还好吗？”我问她。

“哦，还好。我是说，还是得努力好好生活，不是吗？”

“是啊。”

“你怎么样？”

我把早上的事情告诉了她。“还有多少文件会被尘封几十年？”我大声问道。

“是啊。只要开车穿过州界，强奸案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太容易了。”她说。

“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吗？真的会发生吗？”我问她。关于这个问题，我下个星期就能得出自己的答案了。

约好的周五咨询时间到了。我八点十分就来到了市中心的咨询办公室。等候室里还有另外三个人，但我刚一坐下，就有一个嘹亮的声音喊出了我的全名。这不是匿名咨询吗？我的咨询师名叫戴维，他穿着短袖商务衬衫和合成纤维长裤，身子挪动时会发出“嘶嘶”的声响。他满脸堆笑，叉开双脚稳稳站在那里，为我撑开了通往狭小办公室的房门。

“早上好。”我打了声招呼，拖着步子从他的胳膊下面钻进了房间。

“请坐。”他指了指一张低矮的沙发。在我陷进坐垫时，他咔嗒一声关上房门，在对面的带轮办公椅上坐了下来，把两只黑色的皮鞋分别踩在椅子的两只脚上，大敞着胯部。和他的双眼相比，他的胯部倒是更靠近我的视线。我拽了拽紧绷在我大腿中段的铅笔裙，尽量在跷着二郎腿的同时坐直一些，屁股却深陷在沙发里，不得不仰起脖子才能望向他。

“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用轻快的语气问道，然后瞥了瞥笔记，自问自答起来，“工作压力有点大？”

在那一瞬间我就明白，我不能把自己到访的真正原因告诉他，不然就暴露了。不知为何，我感觉这样做太冒险了，好像就连预约都是出于疑心病。我没办法阐明内心的苦衷来说服戴维，也没办法说出塞缪尔的名字。我也不想表现得太夸张。我知道，要是我掉了眼泪，是来不及赶在上班之前补好妆的，但只要我开口诉说心中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就不可能不掉眼泪。这一切就是在浪费时间。我坚持了这么久，就为了等待一次预约咨询，可期待得救简直是在异想天开。

于是我只向戴维倾诉了一部分真相：我担心这份工作会让我憎恨男人。我担心在布里斯班四处走动时，我的眼里会都是犯罪现场。我还担心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经逐渐渗透到了我其余的生活中，毁掉了一切。他听了几分钟，直到我话音越来越弱、耸了耸双肩，才开口给我讲述他在成为咨询师之前从事的工作。他曾在一家教习所里担任护工，收容有过家庭暴力史的人。

“你懂的，”他说，“我和他们一起坐在房间里，试着找出问题的核心。他们中有些人能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愿意努力克服那段过往、摆脱负罪感。”他停顿了片刻，仿佛是想让自己的话产生最有力的冲击，然后叹息着摇了摇头：“但有些人就是不肯认错。他们都是些极其凶恶的人。我是说，穷凶极恶。”

我抬起头，凝视着戴维的脸庞，试图隐藏内心的怀疑。我花了许久才感觉愿意敞开心扉，向某人诉说我的经历，现在却要对着某个男人的裤裆，听他和我竞争谁在工作中遇到的人最糟糕。

在我注视的目光下，他在带轮座椅上挪来挪去，带着友好且生动的表情回忆真正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有多难。有个家伙把他的妻子打了个半死，还坚称问题出在她的身上。不过戴维还是坚持不懈地给他做工作，不曾放弃，因为他相信所有人都有好的一面，值得一次赎罪的机会。

我告诉戴维，我不知道还能向谁倾诉，因为我不想把包袱推给文森特，于是他称赞我是个好女友。

接下来，他在白板上画了几张表，让我在“情绪激动、不知所措”时进行所谓的三角形练习，就这样将我送出了他的办公室。在三角形练习中，我要尽量将思想、感情与行动分开。这个三角就是为了区分“所思”“所感”和“所为”。我最近找出了自己在出庭时胡乱写下的练习笔记。我的“所思”是：这个男人为了自我满足到处破坏女性的生活，这是不公平的。他拿走了自己想要的，只留下受了伤的女孩。我无力阻止他们，也无力保护自己。要是他没有被判有罪，出去又犯了同样的罪行怎么办？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的“所感”是：愤怒。恐惧。我的“所为”是：法庭上不准掉眼泪。我不知道这些笔记分别出自哪场审判，因为与之相符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

幸运的是，咨询的结束提前了五分钟。在步行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我停下来抽了根烟，为自己没能向戴维坦白感到有些难过。

“你觉得我们今天算不算是开了个好头，有所成就？”他一脸恳切地问我。

“当然！”我笑着回答，拿起手包走向了门口。

我最好的朋友安娜住在墨尔本。我们上一次通电话时，她曾告诉我，当她和技术不佳的男人上床时，会尽力教他些前戏和亲密动作，算是给他未来遇见的女人帮个忙。我想起了戴维的胯部。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女人告诉过他，他是个糟糕的咨询师。

他对我说的唯一一句有价值的话是：“当你把所有的男人一概而论时，试着回忆一下自己人生中遇到的那些好的男人。想象他们的脸庞，还有你欣赏他们的地方。”步行去上班的路上，我想到了爸爸，想到了他若是听说我不想做律师会作何感想。我还想到了文森特，担心他的爱会被收回，因为我在他的眼中将不再是个干净美丽的女子。我还想到了法官，想到我竟然还没在他手下做满一年就濒临崩溃。我的身边不乏好男人：他们三人就给予了我年轻女性需要从身边的男性身上获得的一切，给予了我一个可靠的父亲、一个宽容的爱人和一个值得尊敬的导师。问题似乎出在我的身上。

来到法院大楼，我看到伊芙琳端着咖啡走了进来，甩动着闪亮的秀发，和几位最高法官谈笑风生。那三个男人给予了我想要的一切，而我想要给予他们的只有伊芙琳。我幻想着自己后退一步，由她上前一步，取代我的位置，将我从作为女儿、女友和助理的压力中解脱。她什么都能扛住，什么都能做到。就算我只设法扮演一个角色，也不会比她更出色。想象着伊芙琳将调包来成为爸爸妈妈的女儿，我的心里十分安慰。与我和文森特相比，她和他也将是更加登对的情侣。我凭空消失就好，飘荡到空中，随风而逝，永远沉睡。

布里斯班钟楼的钟声响起，将我拉回了一天的开端，同时也告诉我，我迟到了。掐灭香烟，我嚼了几颗薄荷糖，轻轻拍了拍脸颊，上班去了。

那个星期日的早上，趁着爸妈外出之前，我和妈妈一起去了咖啡厅。自从我入职，就很少能在周末见到他们了。他们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购置了一块地，周末都在那里度过。

“我们昨天在马莱尼玩得很开心。”咖啡端上桌时，她告诉我。

“不错，你们为什么要去那儿？”我问，“为了那家著名的意大利冰激凌店吗？”

“不是的，我们去看了塞缪尔父母的新家。”她舔了舔勺子里的起泡牛奶，我的身体则进入了熟悉的关机程序。“房子是精心设计过的，很美。我还跟你爸爸说：‘这就是我真心想要的那种房子。’”

“嗯哼？”我举起咖啡杯，假装要把它吹凉，但这只是为了挡住我涨红的脸。我的眼眶就快要模糊了，她却还在滔滔不绝，搅动着馥芮白咖啡里的糖。

“那里风景优美，绿意盎然！我跟你爸爸说：‘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卖掉房子，搬到这里来呢？这里什么东西都很好种！’”

“你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随意一些，“是他们突然给你打电话的吗？还是他邀请你了？他也在那里吗？”

“是啊，是塞缪尔邀请了我们。我觉得他以为你哥哥也会来，因为他有些新的投资想法，而且——”

“他是个白痴。”

“嗯，是啊，我们在电话里告诉塞缪尔，我们不想投资，后来他在我们到访的那天早上打来电话，取消了见面计划。不过我们还是和塞缪尔的父母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它是六边形的？”

“什么是六边形的？”

“他们的房子。它是精心设计的六边形，屋里有一间令人惊叹的厨房。全新的厨房。他的母亲莱斯利告诉我，厨房花了他们五万多澳元。”

“那可不少。”我的心跳加速，眼泪在眼眶背后呼之欲出。每听她提起他的名字一次，那种感觉就越来越糟糕。“那他到底想要阿伦的钱做什么？”

“哦，我们没问。你哥哥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处理这些事情。我不想破坏气氛。”

我当下就想在咖啡馆里告诉她塞缪尔曾对我做过什么，喉咙却哽住了。要是她当时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恨他”，我可能会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只好告诉自己时机未到，找了个借口去上洗手间。但回家后我才意识到，好的时机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心头一下子涌起了对妈妈的思念。她说了些什么，我其实一句也没听进去。她肯定看得出我心不在焉或是不想久留，可能因此认为我没那么想要见到她。这话不假，不过那是因为无论何时见到她，我都会渴望向她倾诉我的遭遇，渴望战胜那种“动弹不得”的感觉。

那晚我独自在家，罪恶感变得难以承受。这几天来唯一吃进去的一顿晚餐都被我直接吐了出来。我把这项成就视为自豪的唯一来源。但这也意味着我的身体难以正常运转。我拿着烟、一杯冰块和一瓶詹姆森酒坐在外面，仰望星空，一股难以忍受的悔意涌上心头：对待一心只想与我相处的母亲，我竟然如此粗鲁。在酒精和尼古丁的合击下，我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脑袋歪向一旁。

“让我来付咖啡的钱好吗？”我主动提出买单，试图用刚赚来的钱向她传达说不出口的话。她脸上的表情让我非常难受，可我也正在生她的气。她是有多轻视我呀，以为我就是不想费心对她好。她为何看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一只蚊子落在了我的小臂上。我看着它抽动身体，想知道我能否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我不能。它坐在那里痛饮，直到我抬起手臂，将酒瓶再次送到了唇边。我一气咽下两大口，喝第二口时还滴了几滴在衬衫上。我用酒瓶碰了碰额头。是不是所有的不幸都困在这里？我用另一只手使劲拍了拍脑袋，又铆足了力气挥拳砸向胸口。是我的内心太丑陋了吗？我要怎么才能让人们满意？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自己。饥饿才能苗条，疲倦才能成功。我的双腿被蚊子咬得发痒，于是伸手挠了挠，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还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飞快地吸气。我又喝了一口酒，迅速站起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庞然大物，面目可憎。真他妈愚蠢。真是个该死的女儿。

我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要出事了。我把酒瓶拿进屋，找出手机，胡乱滑动着屏幕，翻找能求助的电话号码。我不能让父母知道我不珍惜生活，也不想让文森特觉得我是个夸张的小妞。要是我真的想死，为什么还要给好朋友打电话呢？我不想和他们说话，不想让任何人帮我重燃生活的希望。我只想休息，只想知道没人会再看我一眼，只想不必时时刻刻在所有人面前为自己感到尴尬。

我迈开沉重的脚步穿过房间，推开卧室的门，在黑漆漆的屋里抬头望着吊扇的位置，等待眼睛适应过来。我动手的时候是要开着灯还是关着灯？当然是关着灯了，这样我就不会再次不小心看到自己的倒影。我伸出手来用手背擦了擦嘴，将酒瓶放在书桌上，走向橱柜寻找可用的东西，突然满心恐惧。此举势在必行，我却害怕了。但明天还要醒来的念头也令我恐惧。我无法忍受再从床上爬起来与人交谈，然后不可避免地令他们失望，像闪烁的广告牌一样向他们展示我长满粉刺的脸和肥胖的身躯，还有愚蠢而粗鲁的行为。他们眼中的怜悯，我母亲眼中的伤痛——我不能面对。可要是这很疼怎么办？要是我做错了，没有死成怎么办？那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糟，因为我会更令人失望，还占用了他们更多的时间、浪费了大量的金钱。要是我无能愚蠢到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

我手忙脚乱地爬到床头柜旁，找了一把旧指甲剪，用力呼出一口气，撕掉创可贴，再一次对自己的大腿下了手。鲜血从表皮上渗了出来，一道道横线宛若红色的计数器，然而如释重负的感觉并没有到来。我的心里仍旧惶恐。抬头望向吊扇时，我的双眼已经适应了黑暗，能够看到它正在最低档上缓慢地旋转，仿佛是在朝我招手。

我蹬开了床铺。“我该怎么办？！”我朝着衣橱尖叫，紧紧攥住大衣和连衣裙，对着那些布料大吼，“我害怕极了！”

我的手抓到了一片薄薄的皮革——那是一条皮带——震惊猛然袭上我的心头，使我跌坐在了地板上。“求你了，不要。”我对自己说。好几天来，我一直都在想象自己的尸体悬挂在电扇上的画面。妈妈前来寻找我时，那个画面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能想象眼前这一幕会令她怎样放声尖叫，也能想象她即便知道尸体已经腐烂却仍要紧紧地抱着它的情景，还能想象爸爸会怎样将她从尸体边拉开。我趴在地板上痛哭起来。我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不能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将事情和盘托出、动手解决问题的过程比放弃更难，但我必须这么做。光是想到它，我就已经累得将脑袋靠在被我撞翻的几件衣服上，号啕大哭。

第二天清晨，我在地板上醒了过来。每天早上七点都会响起闹钟的手机被我丢在了厨房附近的某个地方，叫个不停。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皮带，失望透顶。我的双手布满了干涸的血渍。房间里一片狼藉，吊扇还在旋转，我也依旧活着。宿醉，上班迟到，但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