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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伯格很美。在巴加拉，我和法官所住的地方坐落在海滨一片露出地面的岩层上。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木桩上，整齐划一的公寓与海岸线旁的几座单层商铺在码头处相会。每天早上，法官都会和我在车旁见面，由我驱车二十分钟穿过甘蔗地，前往坐落在内陆更深处的法院。碧空如洗，我们经过的田野郁郁葱葱，至少有三米高。坐在安静的豪华轿车里，我们沿着平坦的长路悄然滑行，只有在路面微微上升的地方才会瞥见地平线。我记得我望向窗外的景色，对蓝天绿树和冰凉的皮椅心怀感激。一年中，这是我唯一一次享受为法官开车的乐趣。这一次，手握方向盘的紧张情绪已经彻底被周围的美景所征服。

车子来到法院，穿过带刺的铁丝栅栏，驶入停车场。我看到地方法院门前的水泥地上有几个男子正在等待，周围还有一些背着沉重多功能腰带的警察转来转去，直到这时我才被拉回现实。于是我们下车，迈入热带地区秋日里常见的潮湿天气中，走进那座老旧的砖石建筑。我会路过现有案件的存档系统和一间巨大的储藏室，里面高至天花板的档案柜中装满了陈年旧案。我不知道，是否班达伯格每种下一根甘蔗，就会发生一宗罪案。需要让多少妇女儿童经过这个系统的粗暴审核，才能迎来改变？

班达伯格的法院大楼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的气味除外。这座老旧建筑存在霉菌的问题，所以空气中的氯十分刺眼，仿佛我正身处一座公共泳池。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鼻子依旧可以捕捉到旧地毯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法庭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被告席是新的，安装了玻璃面板和光亮的金属锁扣，和屋里其余部分的木头、油布格格不入，像是被移植过来的。公众座席还是怀旧的教堂靠背长凳。

法官室的隔壁，我将袍子挂在小办公室里，快速翻阅刚被放到桌上的一摞文件，练习朗读里面的名字，以备传讯时在法庭里大声宣读。

“传讯”一词源自一个古法语单词，意思是“追究责任”。起初，我以为传讯是法庭上一个意义深远、无比重要的时刻，到了班达伯格才明白，这种感觉是被我的自负激发出来的，因为我恰巧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相反，法官和律师几乎不会对任何人的抗辩感到惊讶，更别提是听到他们的罪行了。无论是罪行还是尝试逃避责任的方式，很少有哪个罪犯懂得创新。

那一刻，我想起父亲给全家讲过一起很有意思的入室抢劫案。几个盗贼把自己和赃物的照片发在了脸书上，还标明了他们所在的麦当劳停车场。警察调取监控录像后，追踪他们到了转角处的出租房，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将他们捉拿归案。“他们要是聪明就不会成为罪犯了！”爸爸的话逗得我们全都捧腹大笑。现在听来，这话却没那么好笑了。许多辩方在提供量刑意见时都提到，他们的当事人“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若是有人在酒吧里斗殴，我们也许还能拿智力的事情开开玩笑，但我确信，也就是因为那些“更聪明的”性侵犯更有文化、更加富有，因此更不容易被送上法庭。

有一次，法官曾大声问过我，面对这些量刑意见，他该怎么做。“严格说来，一半人口的智力都低于平均水平，但我认为这一半人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对不对？辩方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智力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形态。要是他们试图告诉我，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那就直接告诉我好了。也许我可以下一道命令，让他更容易找到某些工作。”法官沮丧地挥了挥手里握着的假发，“别只是告诉我他是个蠢货。”

落在窗畔树枝上的一只喜鹊叫了起来，把我拉回了现实。它上下跃动，喉头迎着阳光，鸣唱着优美的旋律。每一座新的城镇都会有另外一堆新的案子在等待着我。那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城镇则有成堆的案子在等待另外一个人。

我找到了那天早上要开审的案子所用的文件。凯文·唐尼·瑞斯特公诉案。针对瑞斯特的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多到我前所未闻。起诉书长达五页，描绘了一幅近十年来不断升级的犯罪图景。在猥亵儿童的多条罪状之后，有关强奸的罪状数量竟然达到了两位数。最后两条指控是“与未成年人保持性关系”，它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为起诉书画上了句号。这些罪名一条比一条恶劣——向读者表明，没错，局势每况愈下。许多罪状中都提到，事发时原告还不满十二岁或十岁，并且一直处在瑞斯特的“照管”之下。读完冗长的罪状清单我才意识到，原告实际上有三人。我起初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她们拥有相同的姓氏，是三姐妹。

在法官席前布置我的工作台时，法庭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却无法摆脱一个糟糕的念头：我以前从未在一起刑事审判中见过多名原告。没错，我想起自己曾在大学里学过，这叫作联合诉讼。我瘫坐在椅子上，注视着尘埃的微粒在这片无声的空间里飘过。针对多名原告状告同一被告的情况，法律有着严格的规定。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做法对被告存在很大偏见，因为陪审团会忍不住裁决被告有罪。人是群居动物，具有趋同思维。通常情况下，皇家检察官须向法庭提出申请，才能获准提起联合诉讼。可是那一天，一阵焦虑却在我的心头油然而生，因为我看不到文件中有任何的申请记录。光是起诉文件中的内容就令瑞斯特无法抵赖了。我敢肯定，要是三姐妹一起出庭，他肯定会认罪。

法庭另一端的门打开了，我假装忙碌，看到两个男子走了进来。无须看出其中一人是法警，我就能猜到另一个人是瑞斯特。之前还寂静无声的室内此刻紧张得嗡嗡作响。两人各自就位：瑞斯特坐进了被告席，法警则坐在被告席前。瑞斯特不只是瘦，他简直是骨瘦如柴。我估计他比我还要矮上不少。我的目光从玻璃后方那个秃顶的男人身上移到了桌上这份针对他的起诉文件上。它在我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从课堂上的案例笔记变成了肮脏而又真实的东西。我连碰都不想碰它，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知道瑞斯特的律师会对联合诉讼申请一事提出质疑。要是他没有，那他就是个白痴。如果这些女孩无法提起联合诉讼，也许谁也不会出庭作证。罪行发生在十多年前，因此除了她们的记忆，不会有什么证据留存下来。三姐妹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除非她们属于“完美受害者”，否则是得不到陪审团的善待的。

我返回狭小的办公室，望向窗外，但喜鹊已经飞走了。辽阔的天空衬托着棕榈树。我摸索着试图将衣服的褶边系在脖子上。这条白色的小领带有两只浆过的尾巴，十分滑稽。一阵紧绷感蔓延到了我的胸口。我扯下褶边，大口喘息，摸索着去开窗户，却发现窗口被封死了，于是只好用前额抵住冰凉的玻璃，试图想象棕榈叶间那股浮动的微风。我想用意志力驱使那只喜鹊回来，嘴里哼鸣着它的歌曲，又将手指抚上脖子，数到五吸气，再数到五呼气。我需要休息一下，但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与恶人一同工作的人是不得喘息的。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庭审的时间分配好了。法官宣布，法庭将审理已经登记过的案件——也就是瑞斯特的案件。

“很抱歉耽搁了诉讼程序，法官大人。”检察官站起身，一边调整假发一边说道，“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审前讨论。”

我在笔记上写道：我就知道。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法官问。我曾无数次听他向律师提出这个问题，从中觉察到了一丝失望。他肯定知道他们会将几项控告拆分开来。在法庭上，他的思考总能先人一步。说不定，一个星期前在布里斯班初步分配庭审时间时——在我还忙着做其他笔记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想到了。

“这就取决于克雷恩先生了。”她有些挑衅地回答，眼神瞥向了辩方律师。

克雷恩站了起来。“是这样的，法官大人，这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

“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法官打断了他的话。

“根据当前的起诉书，原告是适合单独出庭，还是应该提出联合诉讼申请。”检察官噘起嘴唇。她名叫玛丽·古德，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我更希望某个性子更急、更刻薄的人能为三姐妹出战。和许多冰雪聪明的女性一样，她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在提问。

“很好，那我们休庭。”法官宣布，“请记住，召集的陪审团成员正在等待我们。”

古德点了点头：“当然，法官大人。”

我望向了坐得笔直的瑞斯特。他穿着一件熨烫过的灰色衬衫，眼睛是几乎发白的浅蓝色。他一动不动，像条鳄鱼一样，静静地等待着。

我们等了律师一个小时，法官才派我去了解最新情况。这就是这个体制的奇怪之处。我可以把头探进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房间里，询问最新情况，法官却不能亲自过问。不过谁都明白，我询问的目的就是要向他汇报。残破老旧的地方法院里，我沿着走廊飞奔，来回传递着消息，想象自己是一只小小的信使老鼠。法官助理没有明确的职务说明，但我那时才意识到，要是没有人注意到你，一切又进展顺利，那你就能确信自己做得非常优秀了。

我敲了敲检察官的房门。书记员打开一条门缝，我瞥到一个女子正在耸肩哭泣，一头黑色的长发垂在面前。

“你好。”我轻声询问书记员，“我只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要告诉法官？”

哭泣的女子又从身旁的纸巾盒里抽了一张纸。我意识到她肯定就是三姐妹之一，心中对联合诉讼所剩的那点荒唐的希望正在逐渐破灭。

“是的，再过十分钟左右，我们就能提交新的起诉书了。”书记员用略带抱歉的语气回答。

“当然没问题——这位是大姐吗？”我问。

“是的。克莱尔。”书记员答道。我们彼此点了点头。书记员从门边退了回去，关上房门。在克莱尔把头发别到耳后时，我看到了她的脸庞。她正在点着头，可是双眼肿肿的，鼻子通红。

我一个人在漆黑的走廊里站了片刻，理解着这个信息和它所有的含义。瑞斯特现在是不会认罪的了。绝对不会。

我认为克莱尔和我是同一种女人。也许我们都会在夜里惊醒，都曾拥有起伏不定的负罪感。要是我们保持沉默的方式如出一辙，那么奋起反抗的方式会不会也别无二致呢？我思考着凯文·瑞斯特和塞缪尔的为人。我觉得塞缪尔也不会认罪。有一次，他曾试图威逼我的哥哥投资传销。塞缪尔和瑞斯特都是一流的白痴。克莱尔能独自扛起一切、出庭作证吗？我为她感到担心。

我在等待每一个原告带来某种指示，也在等待每一个新的被告带来某种警示。难道这次审判就是给我的预兆吗？

那天下午吃完午饭，我从木桶中抽取了十二个人的名字。陪审团落座之后，庭审终于开始了。凯文·唐尼·瑞斯特冷静而笔直地站在那里，对我宣读的起诉书中每一条罪状辩称自己的清白。我望向那些被抽取出来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脸庞。起诉书中的指控骇人听闻且多到难以计数，让我为他竟能被假定无罪而怒不可遏。我每读一条强奸罪状，都会看到一个女人在座位上不自在地挪动身子。我想要大声咆哮：“你还没有听到最恶心的事情呢，女士，坐稳了！”可当我重新坐下、看到她满脸的悲哀时，心中的怒火却也化作了悲哀。

古德缓缓起身，转过去面向陪审团，开始了这段令人悲痛的介绍，讲述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将听到的罪行的性质。

原来，瑞斯特作案的模式十分独特。他以供养为由，怂恿克莱尔的母亲带着几个女儿搬进他家，他也说到做到。晚上，母女四人上床睡觉之后，他会坐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听着最喜欢的乡村音乐，喝上好几个小时的酒。然后，随便哪一天的夜里，当他决定动手时，便会放上一张特别的唱片——斯利姆·达斯蒂的唱片。伴随唱片的歌声，他将迈开沉重的步伐走上楼去，很快，克莱尔的哭声就会从床上传出。她渐渐明白，闻到杰克丹尼的酒味，就预示着自己幼小的身体又要遭到侵犯。

年复一年，局面并没有改变：斯利姆·达斯蒂的歌声、杰克丹尼的酒和脚步声。侵犯行为刚开始是试探性的。瑞斯特会一边紧张地望着房门，一边触碰她，于是她便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侵犯的程度不断加深，直到她放声哭喊，身体撕裂、流血。当“卧室一游”发展到顶峰，克莱尔的身体会被他的精液所覆盖，而尚且年幼的克莱尔甚至不知道这些臭烘烘、黏糊糊的物质是什么。

陪审团得知，瑞斯特从某一晚后便没再钻进过她的房间，却没有得知她是三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当时大约十三岁，而他停止侵犯她的其中一种可能是，他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两个更年幼的妹妹身上。只有联合诉讼的申请成功获批，陪审团才会得知这些说法。

检察官的开庭陈词结束时，房间里充斥着一种污秽的感觉。我想象这种感觉如同毒气般从瑞斯特的身上发散出来，缓缓毒害着我们所有人。

在克雷恩向陪审团致开庭陈词时，我为整件事情错过了直接宣判的机会感到惋惜。也许古德要是逼得再紧一些，瑞斯特就能认罪伏法。我太想相信这一点了，但当我望向几米外的被告席、看到他那张脸时，我意识到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瑞斯特甚至一点都不紧张，还没有我的情绪焦虑。我猜，形容那个方下巴小个子男人的态度最贴切的词应该是“沮丧”。提到某些指控时，他摇了摇头，还在引用到原告的话时翻起了白眼。克雷恩已经在仔细分析她故事中的矛盾之处了。

我看着瑞斯特的鼻子，不知道他嗅闻的方式是否和我一样。同为人类，我们却如此难以理解彼此，这怎么可能呢？我幻想敲开他的头盖骨，里面会有蛆虫和蟑螂涌出。“啊哈！”我会说，“这就对了，他这个家伙坏透了。”塞缪尔的脸庞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的脑袋也裂开了，里面飞出的棕色蝗虫朝着我的脸蜂拥而来。我感觉自己脸红了，身上开始冒汗，眼眶湿湿的。于是我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胡乱涂鸦起来，就为了让自己一直低着头。我写道：周末我要去看乌龟。但这不起作用。我已经无法呼吸，感觉泪水就快夺眶而出，于是拿起一把塑料尺，在桌子下面用尺子尖锐的一角深深扎向大腿，并专注于那种感觉。吸气。呼气。

辩方的开庭陈词结束后，我们就休庭了。陪审团被警告不能将诉讼过程泄露给任何人之后，便解散去了茶室。不过，这毕竟是一座小镇。虽然我不清楚他们中有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罪，但很有可能已经有人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动身前往班达伯格前的那个星期，我买了一只健身手环和一本饮食规划日志，还雇了一名私人教练。我对自己瘦身的潜力感觉良好，幻想着未来的布里有多迷人，因为眼下的布里实在是太糟糕了。星期二一早，巴加拉唯一的私人教练在海滩上与我见了面。我解释称，我正处在体重的巅峰，想要“恢复体形”。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谋取她的恭维，可她并没有上钩。

我格外笨拙地做起了弓箭步。当我将一颗沉重的球举过头顶、滑稽地迈着大步时，道路远方拐角处的一个男人朝着我们走了过来。我看到他转头望向了我，于是眼睛直视前方，却感觉他的目光还停留在我的身上，心里很不舒服。男子越走越近，而我还在不断地举着重物迈弓箭步。不自然的动作让我感觉很蠢。他终于走到了我的身旁，注意力却并没有被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打断，而是轻快地说了一句：“坚持！”

“好的，你也是，伙计！”我吼叫着答道。白痴。箭步。男性。提举。凝视。箭步。见鬼去吧。要不是我的脸因为锻炼涨得通红，私教肯定看得出来我脸红了。她翻了个白眼，耸了耸肩——这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表达“男孩总归是男孩”的通用语言。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法官在车边与我碰面时问我早上过得如何。我回答很好。

“和那位女士一起锻炼得还不错？”他问。

见鬼。原来那个男人是法官，他只是在向一个朋友、一位同事主动表达“早上真开心”之类的鼓励之词。我目瞪口呆地在车旁愣了许久，这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他一笑了之。开车上班的路上，他问我健身进展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运动。我这才记起，这个成功世界里的人有多喜欢相互了解。我想法官对我找了一位私教的事应该倍感欣慰。我就是会早起锻炼身体的那种人，属于A型人格。这种人格往往相信有健康生活方式支持的工作理念能转化成为各方面的才智，认可所有的努力都是好的——只有身体健康，精神才能健康。也许这能让他放心地认为雇用我的选择是对的。

以前在布里斯班某家格外无聊的商业律所实习时，我曾遇到过律所中最优秀的雇员伊丽莎白。她每晚九点之前就上床睡觉，早上五点之前就起床，因为她要和丈夫去跑马拉松……又或许是铁人三项。管它什么项目。大多数周末都是如此。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她肯定能做到合伙人的位子。”我还有另外一个念头：“要是我有一天到这里来工作，就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有关伊丽莎白的记忆让我害怕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无聊的人，于是我回答法官，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唯一一项运动是躲避球。

“有些时候，朝着别人丢东西感觉真的挺好的，您能明白吗？”他被我的问题逗得捧腹大笑。

克莱尔已经被预先批准为“特殊证人”，可以通过视频连线提供证据。身处陈旧法院大楼里的某个房间，她能通过屏幕看到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她的面容则会出现在正对着我们和陪审员的旧电视屏幕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她不必看到瑞斯特。检察官费了一番口舌，才让法庭相信她太过痛苦，无法面对瑞斯特本人。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便是用古德这么温和的盘问方式，看完主要证据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被迫重新区分每晚的犯罪细节有何不同的过程中，克莱尔几乎两度晕倒，还多次把身子探向旁边的桶子里恶心干呕。视听设备很快被切断了，法庭暂时休庭。法官在中途两次主动提出结束，克莱尔却坚持要把事情做完。

“我想了结这一切。”她说道。我感觉自己点了点头。

她不得不反复回忆自己多少次流过血、多少次没有流血、哪几次遭遇了插入、精液的味道是什么、斯利姆·达斯蒂的歌是哪一首。我在笔记上写下了“折磨人”这个词。

“克莱尔，我现在要问的是你记忆中瑞斯特最后一次走进你房间的事情。”古德对着屏幕问道。我们所有人刚刚结束又一次休息，好让克莱尔有时间打起精神。陪审员们已经一脸严肃地重新在法庭里落座。我看到一个女子将湿纸巾塞进了衬衫的袖子里，一个男人尴尬地扫掉了突出的肚子上散落的饼干渣。

“好的，”克莱尔深吸了一口气，“可以。”

“能否请你告诉我，关于那天晚上，你都记得什么？”

万能的上帝啊。我感觉整个房间的气氛都紧绷了起来。屏幕上的克莱尔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准备潜入水中。

“还是老样子。”提到“还是”这个词时，她用一只手做了个翻滚的动作，“我在床上，他在地下室里听唱片。斯利姆·达斯蒂的歌声响起时，啊——”她的声音抬高了不少，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她破音了，“他要来找我了。”她再度泪如雨下，哭着试图说完这句话：“我记得我把所有的泰迪熊和玩具都拿过来，围放在被子上，尽可能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她尖叫起来，仿佛是在驱散回忆。“可是他不在乎！”她哭得那么大声，震得屏幕上的扩音器都嗡嗡作响。

法庭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盯着克莱尔来回摇晃的身影，所有耳朵都倾听着她的尖叫。她似乎正在努力保持清醒。

她再次紧紧攥住了桌沿。“可是他不在乎！他扯掉了被子，一把抓住我的脚踝，我趴倒着被他拽到了床边。”

值得称赞的是，克雷恩在盘问时语气十分温和。尽管我不认为这是出于好意——要是他让克莱尔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多掉一滴眼泪，肯定会害自己陷入困境——不过这还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他逐句细究不精确之处，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推进案子，这种做法近乎仁慈。

辩方采取的措施是彻底否认。没有两个妹妹的证词，克莱尔痛苦的回忆并不足以消除我们应该持有的“合理的怀疑”。即便原告的证词如此响亮和痛苦，瑞斯特似乎依然冷冷地展示着沉默和拒绝作证的态度。显见的失衡令正义的天平也很难做出权衡。

一切结束时，法官对克莱尔表示了感谢，宣布她可以离席。我注视着屏幕上的她起身走出了房门。从战场上撤退的她走得很慢，筋疲力尽却情绪饱满。再过两天两夜，她才能得知这场战争的结果。

唯一的原告证人是克莱尔的母亲。这位母亲的证词令我失望至极，而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失望。每一次的故事似乎都如出一辙，由家暴和情感操纵共同组成。要是你询问那些母亲为何一无所知，或者为何不多做些什么来保护子女，未免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

克莱尔的母亲告诉法庭，这么多年以来，瑞斯特是第一个能为她们提供稳定家庭的男人。她将他描述为有时“令人不快”，但又补充说她觉得自己无力再带着几个女儿搬走。

“还有哪个男人愿意接纳我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女儿呢？”她问，“自从小女儿出生以来，我们搬了三次家才安身在这里。”

“你的女儿有没有把瑞斯特的所作所为告诉过你？”古德询问证人。

“没有，从来没有。”

那天晚上，我的妈妈来到了巴加拉，她将在周末之前在这里小住。身处瑞斯特案的隧道中，她就是隧道尽头的光明。我筋疲力尽，渴望和某个能让我放下伪装的人待在一起，心里却很紧张。因为这样一来，我吃完晚饭就不能催吐了。

几个星期以来，要是我吃完晚饭就试着直接上床睡觉，便会一直惦记着体内的脂肪，躺在那里边哭边骂自己，直到最终爬起来催吐。把胃清空之后，我才能安稳入睡。这个举动对我意义重大。它能即刻保证我不会发胖，既是一项需要力量与决心的艰难之举，也是一记严厉的惩罚。我喜欢这种让我腹肌紧绷的剧烈起伏。你还能做得更好，我自言自语。再吐一次，你就能上床睡觉了。我重新刷了牙。好姑娘。

“这里好舒服呀！”星期四的下午，妈妈走进我的房间时感叹道。

我不知该如何告诉她，我宁愿待在糟糕的汽车旅馆里，也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凯文·唐尼·瑞斯特的事情。不过她是对的：这里是我们全家外出度假时会住的那种公寓。巨大的窗户外面，是大海响亮的声音。你可以举着一杯冰啤酒坐在浴缸里，伴着日落眺望海浪翻滚。我们步行去了商店，买了些鱼和薯条做午餐。自拍照片发给爸爸时，我的头发还甩到了脸上。我尽量不去谈论公事，却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别的可说。我已经没有什么爱好了，也很久没有读过书了。

一整晚，我都在为克雷恩指出的日期与罪状中的细小矛盾焦虑不安。不过令我惊讶与欣慰的是，古德在第二天早上发表的结案陈词精彩万分。一年中仅此一次，我看到原告的悲哀与愤怒得到了尊敬而准确的表达，能说服陪审团相信她的证词。听着检察官的陈述，我对定罪重新燃起了希望。

不过，辩方是有权做出最终回应的，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而且在陪审团去考虑裁决之前，能在他们脑海中最后留下你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我注视着那十二个人起身拖着脚走了出去，按照要求一丝不苟地记好了时间。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对我而言犹如地狱。很难想象，这样的等待对于克莱尔或瑞斯特本人来说又是什么感觉。

不过我无疑是自私的。我正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个预兆，等待正义可以得到伸张的希望。

星期五下午，法官的妻子赶来陪他度周末，于是我为四人订好了晚餐的餐厅。动身去与他们碰面之前，妈妈问了我许多问题。他们开的是什么汽车？那是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她该如何称呼法官？我很难假装自己不担心她会说错话。

“你是不是怕我会说错话？”她问道。

“是啊。”我咧嘴一笑。她大笑起来，我也乐出了声。

这个周末，我们吃了意大利冰激凌，去海边坐了坐，赖在沙发上看了电视，还去了义卖商店和二手书店。我感觉昔日那个比较快乐的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这副躯壳之中。

我有好几次想把塞缪尔的事情告诉妈妈，却在和爸爸通话聊天时意识到，我得等到他们在一起时再开口。这倒不是出于什么有象征性或特殊意义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把事情重述两遍。

法院的工作人员既友好又健谈。我到访过的所有区域中心都是如此。茶室里永远摆放着蛋糕和切片面包。副司法常务官谈论着当地建筑和体育代表队，或是抱怨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当地律师。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还觉得这些很美好，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不耐烦。

“我决定称之为‘巡回鬼步舞’，”在办公室里等待陪审团的便条时，我告诉法官，“他们太唠叨了，害我不得不倒退着走出房间，以免显得不礼貌。”他捧腹大笑。

在布里斯班，一个和我连朋友都谈不上的助理特意跑来警告我，说班达伯格记录保管处的一名年长的男性员工对她“有些过分亲近”。这个故事得到了第三名助理的证实。“不是什么值得正式上报的事情，”她拐弯抹角地向我解释，“但是可以注意一下。”

等待瑞斯特案裁决的过程中，我想让自己忙起来，于是到记录保管处抱了些文件准备下楼处理，后脚跟却绊了一下，差点脸朝下摔倒在地。她们警告过我的那个人当时就在我身后，见我被绊倒，他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腰骶处，臀部上方的位置。

我吃了一惊，猛转过身，大声拒绝了他的帮助。“我没事，谢谢！”这话听起来咄咄逼人。看到他一脸惊讶的表情，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好蠢，竟会以为他的帮助是出于恶意。可他只是笑着耸了耸肩，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这让我觉得自己更蠢了。我眼看就要摔倒了，你为何是以那种方式把手放在我的身上？我火冒三丈地盯着他的后脑勺，心里却仍在怀疑自己。我已经失去理智了吗？

所有蠢货的样子一股脑涌进了我的脑海，如同埃舍尔画里的人那样成倍增加：瑞斯特、塞缪尔、这个毛手毛脚的男人——全都在前景之中，没有大小前后之分。

我将文件重重地丢在附近的一张办公桌上，感觉手机正在振动。那是法警打来的电话。

“是我，”法警说道，“我们得出裁决了。”

检测到我心跳的加速，健身手环以为我正在锻炼身体，发出了鼓励的嗡嗡声。

召集所有人返回法庭的十五分钟简直是糟糕透顶。我练习着阅读裁决时必须宣读的脚本。罪状太多，且各不相同，所以我必须极其谨慎地遵照程序。不知怎么回事，站在法庭上裁决时，我总觉得自己仿佛违规侵入了什么界限，像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婴儿。

“肃静。全体起立。”法警终于宣告了法官的到来。

很快，陪审团鱼贯而入，站成一排，焦虑地挪动着脚步。

“好了，”法官在自己的席位上低头看着我，表情沉重地点了点头，“请裁决。”

“发言人，请问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了吗？”

“是的。”

“你们认为被告凯文·唐尼·瑞斯特犯有强奸罪还是无罪？”

“有罪。”

“是发言人如此裁决，还是所有人都如此裁决？”

十二人个异口同声地回答“有罪”，然后继续对每一条罪名给予了肯定。

当我终于重新坐下时，泪水已经快要决堤。我赶忙紧紧闭上了双眼，因为我不能表现出任何情绪，以免辩方认为裁决的公正性受到了损害。原告的书记员从法庭里溜了出去，也许是去寻找克莱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想象着她哭花的脸庞，想象着她的姐妹也在陪她哭泣。她们害怕即将到来的审判，却也因大姐的力量而拥有了勇气。我不知道她们的母亲是否会拥抱她们，也不知道她会说上多少次抱歉。我假装把一支笔掉到了桌下，趁着躲藏的瞬间疯狂地抹了抹眼泪、拍了拍脸颊。正式宣判之前，法庭暂时休庭。瑞斯特被戴上手铐带走了。

回到法庭上为宣判做准备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坐在房间后面，就在被告席旁边的公众席上。我对小孩子不太了解，不清楚他们几岁时该长多大，不过那个孩子看上去还处在会被书包滑稽地盖住的人生阶段。在法庭上见到孩子总是令人好奇，如同在屠宰场里见到一只活着的羔羊。他穿着小牛仔裤和清爽的蓝色T恤，干净亮泽的金发搭在肩头，看上去很美。我盯着他在座位上扭来扭去，羡慕他透亮的皮肤和满脸的困惑。我真想扯掉脖子上的领饰，跑去将他抱到外面吃冰激凌。“我也不属于这里！”我要放声大吼，然后冲出双开门，奔向海滩。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子应该不到四十岁，过度肥胖，但五官深邃清秀，身上的衣服熨得十分笔挺。她紧握的双手搭在膝盖上，指尖露出了手帕的一角。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她抽鼻子的声音。

“法官大人准备好了吗？”检察官低声问我，打破了我反常的恍惚状态。

“是的，我想是的。”我低下头，回到手头的工作中，飞快地整理好桌上的纸张，以便接收文件，听写法官的判决。瑞斯特即将锒铛入狱。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快进程，不然司法常务官又要发脾气了。一切都必须精准无误，否则就会错过移交犯人的巴士。

“爸爸！”喊声如同一颗子弹响彻房间。我抬起头，正好看到男孩朝着瑞斯特奔去，却在最后一刻被那个女子拦了下来。她无疑正是他的母亲。“不会吧……”我的脸扭曲了，却怎么也无法移开眼神。我看了看双方律师，注意到他们在转身望向手头的文件时肩膀都垂了下来，满脸倦容。瑞斯特坐回了被告席。男孩爬上椅子，尽可能把一只手臂伸到高处，将手掌按在了将自己与父亲分隔开来的玻璃上。瑞斯特低头看了看，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模仿着男孩的动作，布满皱纹的大手按在了他儿子的小手上。画面令人难以承受。有太多令人心碎的事情正在同时发生。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新的信息。要是不曾看到这段充满爱意的部分，一切都会好办得多。

我无法开口结束那个瞬间，不愿分开父子俩的手或是打断男孩的话，他正对面带微笑的父亲讲述那天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他的母亲泣不成声，试图将孩子拉回座位，但他小小的身体扭动着挣脱了。于是我假装自己还需要更多时间准备手头的工作，一直等到男孩说完话、被母亲按在了座位上，才起身去办公室里寻找法官。

我站在他的门口。“看样子瑞斯特的新女友来了，”我说，“还带来了他俩的小儿子。”

“在法庭上吗？”法官问道，微微挑起了眉毛。

“是的。”我们停顿了片刻。我觉察到，他正在等待我的评论，可我只是耸了耸肩。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知道法官期待我说些什么，或是想要我说些什么。要是他询问我的看法，我会告诉他：“我只想知道，瑞斯特是不是只会强奸女童。”

相反，我开口说道：“大家都做好准备在等你了。”

人在获刑之后，围绕他们的语言就会发生改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鉴于瑞斯特已被定罪，针对他的指控就变成了事实。指控成为事实就意味着，法官不会告诉瑞斯特，他获罪是因为有人说他是个强奸犯；而是会告诉他，他要进监狱了，因为他就是个强奸犯。法官对检察官已经证实的事实进行了简短总结，宣布瑞斯特即将获刑。意识到那个孩子还坐在母亲的身边聆听，他的话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

“这是相当严肃的内容，”法官看着律师说，“不知是否应该把孩子带出法庭？”

男孩离开了，他的母亲却留了下来。瑞斯特告诉了她什么？她知道联合诉讼申请的事吗？她知道三姐妹都以相仿的理由提出了控诉吗？她会不会觉得克莱尔和两个妹妹都是疯狂的骗子，竟会做出错误的指控？瑞斯特有没有碰过那个男孩？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四人去蒙利普斯看海龟孵蛋。一轮圆月皎洁无瑕，以至于我每次抬头望向它时，心里都会大吃一惊。在等人领我们去大海时，天空中飘过了一缕缕镶着银边的薄云。

“你喜欢参与巡回审判吗？”法官的妻子问我。她是个可爱的女子，善良而聪慧。

“嗯，”我停顿片刻，想起了瑞斯特，“这就像是在问，食物好吃吗？”我的话很没有说服力。

听到这里，母亲飞快地掐了我的胳膊一把。“尽量积极一点，”她低声呵斥，“很多人都眼馋你这份工作呢。”

没错，是我不懂感恩，但是后来，看到海龟被孵化出来，我竟然掉了眼泪。它们破壳而出，挣扎着爬出埋在地下的巢穴，在沙滩上摸索着爬向大海，爬向巨大的白色月亮，踏上一段只有千分之一概率生还的旅程。我周围的人都在用气音低语，一个孩子却轻轻尖叫了一声“爸爸”，害我再次泪崩。

幸亏我们正身处一片黑暗之中。尽管身边围绕着陌生人、我的母亲和法官，我还是能够任性地哭泣。我生活中那些丑陋的部分总是不断冲撞着美好的部分。身处这片热带天堂，在我见过的最壮美的夜空下，我目睹了新生命的奇迹，满脑子想的却是那一刻有多少孩子正在遭人虐待。

公园管理员朝我走来，手里抱着一只刚刚破壳的小海龟让我抚摸。它比我的手掌还小，娇小的鳍状肢在空中疯狂地摆动。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它就要用这样的四肢穿过沙子和水，直到抵达更深的海洋。我望入它明亮的小眼睛，看到了它身后闪闪发光的月亮。

“她是不是很美？”管理员低声问道。我喃喃地表示同意。从统计学上来说，她可能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死去。

我低头看向大海，望着所有破壳的小海龟奔向海岸线，然后回头看了看所有站在沙滩斜坡上的孩子，无助地朝月亮张开了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