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回想起来，大楼里那么多的同事，我却和梅根成了好友，这并非巧合。我们的上司都是性情温和、颇具幽默感的法官，都要经手大量的性侵案庭审与宣判。我们都在巡回审判的过程中去过昆士兰州不少的地方。我们都在第一段认真的恋爱关系中磕磕绊绊，努力把自身的独立性与我们从出生起就逐渐养成的浪漫倾向调和起来。我和她都喜欢旅行，经常骂脏话，就连成年痤疮都几乎是同时长出来的。她是个一头金发的小家伙，我则是个姜黄头发的大高个。这一年，面对压倒性的悲痛，我们都在努力逗彼此欢笑——或者至少让对方露出一丝笑意。下班后和梅根一起喝啤酒、吃比萨时，我不会像与伊芙琳相处时那么渴望成为别人。梅根帮我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或许终有一天，我会学会由此喜欢上我自己。

当出庭律师在庭上说了什么特别荒谬的东西，或是陪审员问了什么格外可笑的问题，抑或是别的助理因为表现得像会下金蛋一般扬扬自得而出名时，我们都会发邮件告诉彼此。

星期一一早，我回到布里斯班，用法庭上的电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老天，我刚才下来为宣判做准备。后排座位上坐了二十个前来观摩的男学生。一个出庭律师走进来，把东西全都丢在律师席上，转向检察署的检察官和书记员说：‘伙计们，我午饭约了一个火辣的对象，所以我们废话少说吧。’”

“天哪，什么？！”几分钟后，她回复道。

“检察官是男的，书记员是男的，聘请出庭律师的事务律师是男的，法官是男的，后排还都是小男孩，而我们准备处理的是一起强奸案的判决。你是不是也烦透了做法庭上除了原告之外唯一的女性？太敏感了？他们现在又开始讨论《使命召唤》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处理另一场审判。被告贝克先生是个大块头，高大魁梧，留着白色的络腮胡，给人的整体印象就像在淡季扮演圣诞老人的家伙，尤其是因为他看上去既困惑又难过。不过这又是一起儿童性侵案，所以我的同情心已经一点都不剩了。

才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已经不会去假定这些男人是无罪的了。但我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无辜的？身在此山中，我已经无法看清了。我知道什么证据有助于定罪却无法被采纳。在核对或观看审前辩论的过程中，我见到过许多几乎能够确保被告被判有罪，却被认为无法采纳的证据。我一直在研究针对女孩的性侵行为有多普遍。在法学院，你学到的第一条也是最神圣的一条原则，出自布莱克斯通的名言：“宁可十个有罪之人逍遥法外，也不让一个无辜之人锒铛入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前者的数量应该是一百个。我怀疑富兰克林不曾面对过一百个遭人强奸的女孩，但我的统计数字正在上升。我也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男人是如何在法庭之外因罪证不足而被相信是清白的。针对两性的招聘配额和董事会的性别比例问题，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些评论家还在否认工资差距的存在。一切都连接在一张我无法看透的黏腻大网上。

每一桩案件似乎都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他们不停地说：“除了原告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可她应该带来什么证据呢？她们中不少人都吓坏了，为了避免遭到殴打或割伤，只能屈从于性交，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能够帮助她们给犯人定罪的正是殴打或割伤。许多人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站出来——可是尽管在报警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力量，她们还是会因这“令人费解”的延期报警遭到交叉盘问。

我个人对被告有罪或无罪的看法对案件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尽管不得不坐在那里沉默地观察和记录，至少我的心还是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任何想法中，好帮助自己度日的。

我望向了刚刚被我点到名字的十二个人。此时此刻，他们正笔直地坐在那里，聆听法官针对贝克诉讼案致开庭陈词。他们来时是否已经擦亮了眼睛，准备洗耳恭听？他们能真正听进多少证据，其中又有多少属于确认偏误？在涉及武器或被告为有色人种的情况下，性侵罪审判的定罪率更高。贝克先生人高马大，对付一个小女孩连黄油刀都用不上，何况他还是个白人。要是有人觉得，这些人被我从木桶中选出后，会奇迹般地从充满恐惧与误解的普通澳大利亚人变成完全客观的真理仲裁者，那才是滑稽呢。

怀揣这种想法久了，我每看到那些假发和法袍，就会觉得它们华而不实。盛大的场面和冗长的过程就是一场哑剧。我对庞大而“盲目”的司法体制了解越多，心里就越是明白：这个体制就像人类，也会犯错，与创造它和先于它的所有人和事一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将这腐烂的躯体和我父亲的正义形象相融合。要说这是理想幻灭，那都是轻描淡写。

检察官站起来，对陪审团表示了欢迎，然后将一只胳膊搭在讲台上，用冷静而易懂的语言带领陪审团回顾了贝克先生被控犯下的可怕罪行。陪审团将听到，原告麦琪曾两次随母亲坐火车去探望贝克先生。母女俩到达他家后，三人会一同喝茶聊天。在两次探望的过程中，麦琪的母亲都在喝完茶后突然犯困，躺下睡了很长时间。贝克先生家里有一个摆满飞机模型的房间，其中一次，他将麦琪带进了那间屋子，另外一次则将她带进了他停在屋后的一辆白色面包车里。

麦琪在证人席上出示了她的主要证据。听她提到贝克先生家靠近耶隆加火车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是我的火车站，就在我出生、长大，而且现在仍然居住的市郊。那天下午我就要乘坐火车回耶隆加。我以前是否曾步行经过贝克先生家的房子？在面包店里，他是否曾排在我的身后？罪行的星群中，又一个光点闪烁起来。

第二次，麦琪在白色面包车里发起了反抗。她表示，自己两次都对贝克先生心存恐惧，“动弹不得”。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面包车的后面，在他可怕的庞大身躯下，她放声尖叫，又踢又踹，逃了出来。我这才好好看了看她。她穿着白衬衫，早上刚刚洗过的棕色长发还有些潮湿，发缝的左边垂着一绺轻柔美丽的额发，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链。麦琪设法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摆脱了动弹不得的境遇，还在法庭上坐在了距离贝克只有几米的地方！麦琪是我的英雄。

午餐休息时间，我和爸爸喝了杯咖啡。我们每隔一个星期就会见上一面，我想可能是妈妈让他在工作时密切留意我的动向。

“‘妈妈睡着了’是怎么回事？”三言两语解释完审判的内容后，我问他，“这位母亲刚刚作了证，显然认为自己的茶被下了药。这样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可他们却避开不谈。”

“他们肯定是断定母女俩不能以此来指控他。”爸爸回答，“她们是不能在审判中对没有证据支持的犯罪行为提出指控的。”

“可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啊——或者至少是皇家检察官在暗示发生了什么。把话大声说出来和避开不谈有什么区别呢？”

“亲爱的，这就是规则。”他笑了，啜了一口馥芮白咖啡。

“这样的规则太糟糕了。”

“没错，有时候就是如此。”我们分食着一块柠檬挞，聊起了复活节的计划。他问我：“你最近怎么样？”

我笑了。“这就像我给你的手机发短信，回复的人是妈妈，她却还要假装是你。但我知道是她，因为她最后总会给我发上一句‘亲亲’。”

我告诉他，我最近很累，感觉自己像个骗子。

步行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悲哀，再加上愧疚，差点哭了出来。我要如何才能告诉他，是什么正在将我吞噬、让我的内心一点点腐烂？我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明知他们会难过，还要把话说出口？至少我可以独自保守秘密，这样就只有一个人受到伤害。法院大楼的门外聚集了好几个摄制组。我一直低着头。这座大楼里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连其中的哪一桩上了新闻都不知道。

法官也在慎重考量麦琪母亲睡着的事情。午饭后，我们召集了一场只有律师出席的会议。

“先生们，原告的母亲喝完茶后就困了，是怎么回事？”法官问道。

“法官大人，”检察官站了起来，带头答道，“我们建议过证人不要就这方面证词提出任何刑事指控，因为我们无法对此展开调查。”

“好吧，那要小心。”法官的语气十分严肃，“情况有些棘手，我可不想要一场无效审判。”

“当然，法官大人。”

“很好。那就召回陪审团吧。”

和以往一样，这起案子已经几乎没有其他“证据”拿得出手了。有时，当陪审团的成员意识到，自己看不到任何监控录像或《犯罪现场调查》式的DNA测试时，脸上会露出痛苦万分的表情。这绝对是个悖论式的困境：人们总是认为自己需要某种特定类型的证据，才能安心地判定被告有罪；然而针对妇女和儿童的罪行往往发生在家中，罪犯又都是他们熟悉的人。屋内和面包车里肯定到处都是贝克先生的指纹，因为它们都是他的财产，而他的家里是不会有什么监控录像的。除非贝克射了精且麦琪当时直接去做了性侵取证，否则就不会有DNA测试结果在法庭上呈交。麦琪的证词可以算作证据，但辩方花了好几个小时告诉陪审团她的话有多不可信。辩方律师给出的解释和往常一样：这位母亲居心叵测，女儿的想象力又太过丰富，很容易被坏人欺骗。

受害者为男性的罪案往往有易于让陪审团接受的证据——一只被打青的眼睛，或是一扇被砸碎的窗户。可我们维持的司法体制仍是陈旧的。昆士兰州的法律规定，原告未进行肢体反抗不能作为她表示同意的证据。可如果没有断裂的肋骨或是开裂的嘴唇，辩护律师就会告诉陪审团“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表明”。要想让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往往得让他们相信原告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很容易认为，光凭“她的一面之词”不足以打消他们内心合理的怀疑。更何况相信原告会指向的结论有点可怕：要是五分之一的女性都曾遭到过性侵，那么就有五分之一的男性可能是性侵者。

那天，陪审团被派去商议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复了一张便条。我的心一沉，以为格莱斯顿的故事又要重演。可便条上写的竟然是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合理的怀疑’？”

重新开庭后，法官宣读了昆士兰州法官手册中的一些段落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本手册属于资料汇编，告诉法官在哪些问题上该对陪审团说些什么。不过，其臭名昭著之处是将问题变得更复杂，而非明晰。

回到办公室，听我开玩笑地提起应该数一数这个问题会被问及多少次，法官便开口问我：“你知道他们在新西兰是怎么做的吗？”

“什么怎么做的？”

“在被陪审团问到什么是‘合理的怀疑’时，他们会回答：‘你们必须很确定。’”他笑着回答。

“哇！那也太——”

“太简单了！”

“没错！”

“而且非常管用。”他兴奋地比画起来，“我们喜欢使用那些‘高大上’的术语，可陪审员才不在乎什么法律术语呢。他们只想知道陪审员该怎么做。要是你告诉他们陪审员要做到很确定，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我再次纳闷为何法官只做到了地区法院。我能想象要是他成了领导者，这座大楼将如何运行。他参与过“菲茨杰拉德调查”（八十年代，昆士兰州曾针对警方腐败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罢免了总理，还收押了几个颇有权势的重量级人物），在检方和辩方都有多年的从业经历。他研究过儿童发展问题，还曾设计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庭盘问规则。他真心关心司法体制，但再过几年就不得不退休了。在这个行业中，他哪里做得不对了？

父亲曾经和我说过地方法官与地区法官的任命有多政治化。我又想起了他常说的那句：“别去寻求什么公平正义。”显而易见，即便是在司法部门内部，公平正义也难以得见。对于那些任凭宗教与所谓“道德”的信条影响自身判断的法官，我无法掩饰内心的厌恶。也许高官们的聚会是在周日的礼拜仪式之后举行的——这是一种颇有可能的解释。

在第二天一早去上班的途中，我感觉萎靡不振。看到伊芙琳在我前面迈着大步走进滑动门，那种感觉更是雪上加霜。她每天都会拉直头发吗？难道她就是那种冬天都会记得给手肘抹上润肤霜的神奇生物？考虑到自己前一晚又抽烟又喝酒，还吐得一塌糊涂，我看上去这么可怜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了。幸亏陪审团出去商议了，给了我时间找回做人的感觉。

我倒了杯咖啡，坐在十三层的窗边。附近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但在晴朗的远方，一架飞机正在缓缓驶过天际。我不知道麦琪在余生中每次看到飞机模型，内心是否都会被触动。这种对大多数人而言无害甚至有趣的东西，却有可能蛰伏在她的脑海中，准备在某个毫无防备的瞬间引爆她的大脑。尖叫与创伤的可怕回忆将如弹片般粉碎她的生活。我曾读到，人体可以缓缓地将弹片从皮肤里推出来。这样的金属碎片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到达表皮，最终被排出。某些退伍军人的身体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还会有东西排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记忆上吗？说不定这正是我的感受：发痒，难受，仿佛体内有什么异物每年都会移动几毫米，撕裂着我的身体，直到钻出来为止。

“他说我很漂亮。”麦琪说过。

我想要找到她，给她一个拥抱，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我自己的人生都还没到可以走过蹦床却不去回想自身遭遇的程度，所以那么说就是在撒谎。我该跟她说什么呢？首先，我要说她比我勇敢。我为她感到骄傲，甚至心存敬意。但我也必须告诉她，这些记忆将永远陪在她左右，也许会像别人都看不到的巨型蜘蛛一样，默默走在她的身旁。当她试图解释这一切时，有些人可能还会害怕。她说不定会觉得这一切荒诞极了。

“喂，喂。”梅根在我的身旁坐了下来，“怎么了？”

“呃，你懂的，还是那种破事。妈妈的男朋友。他们还在商议，已经商议一个晚上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希望。”

“那挺好的。”

“你呢？”

“我正在参与一起儿童色情片案的判决。”她叹了一口气。

“哦，见鬼，又来了吗？！这种恶心的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呀？”

“我猜，不少吧。”她回答，“我们必须休庭去吃午饭，因为要看的材料实在太多了。”我俩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望着脚下的城市。“今天早上，丽兹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哭了。”梅根告诉我。

“见鬼。我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糟糕。”我回答。

“她从自己的法官那里听说，她并不是那个职位的首选。”梅根轻声说。

“什么？！”我低声耳语道，“把这种事情告诉别人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嘛，太残忍了。”她摇了摇头。

法官在办公室里呼唤我的名字。我跳了起来，挥手跟梅根告别。

“我把证据法的材料落在法庭里了。”法官握着一支钢笔坐在办公桌旁。

“我这就去取！”我笑了，“您是在查茶里被下药的那件事情吗？”

“是的。我怕会得出无效审判。”他回答，“我得知道如何指导陪审团，或者是否应该对此置之不理。”

我点了点头。我们还没有得到过无效审判，不过梅根跟我说过那有多痛苦。如果其中一个律师犯了错误，或是证人说出了被告的犯罪史，又或是某个陪审员愚蠢地提问能否在网上搜索被告，整场审判就前功尽弃了。取消。安排重审至少要再花六个月的时间。原告不得不再次经历整个不愉快的过程。与此同时，被告不是被保释，就是被收押。两败俱伤。

我只听说过有被告在被判有罪后要求重审，因为他们怀疑原告无法再次经历整个过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重审是司法体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能在自己任内避免这样的情况，更希望它不会发生在麦琪的身上。

我乘坐法官专用电梯来到十层，拿上所有材料，通过普通大门走出法庭，准备返回办公室。可我刚走到一半，就不安地停下了脚步。

法庭门外，了无生气的开阔大厅里一片肃静，但也有可能一直回荡着贝克先生的尖叫。那或许是他的灵魂在尖叫，而我之所以能听到，是因为我也属于他那个可怕的世界。当他坐在那里看着巨大的玻璃窗时，身上竟然散发出了一股可怕的怨气，让我移不开眼神。他就像黑洞中的一个信标。空无一人的电梯在我的面前开了又关。我愣在房间的尽头，静静注视着他颓废的肥胖身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贝克将会知道他是否要被关进监狱。他的双手紧握在膝盖上，手背处的皮肤很薄，上面布满了老年斑。

想到这双衰老的手曾在一个年轻女孩的后背上摩挲，我打了个哆嗦。

雨越下越大。透过窗户，贝克什么也看不见，面前只有一块泛着水花的巨大玻璃板。某一天，我也曾站在那里，看着昆士兰州的瓢泼大雨拍打在冰冷的大窗上，惊叹于斑驳的光影之美，也感叹这十层高的人类发明竟如此了不起，能提供如此周全的保护，让我不受大自然的伤害。我不知道贝克坐在那里时内心都在想些什么，但可能不是这些玻璃摩天大楼有多壮观吧。

贝克应该出去走走，喝点提神的馥芮白咖啡，享受雨水打在自己薄薄的皮肤上，因为接下来的八年中，他很有可能每天都得盯着灰色的高墙。

对被告而言，等待裁决的过程肯定十分难熬。如果我无私一点、成熟一点，也许还能说句“我希望这种事不会发生，哪怕在我最大的敌人身上”之类的话。不过，我无疑希望这种事会发生在某个人的身上。

乘电梯返回法官办公室的途中，我抱着一摞资料，将前额抵在冰凉的镀铬面板上。我会这样做吗？我能这样做吗？

麦琪就是这样做的。麦琪的妈妈相信她。我确定我的家人也会相信我。不过麦琪还不到交男朋友的年纪。

看着脸颊在电梯壁上留下的油印，我在电梯门在十三层打开时飞快地钻了出去，想着自己的身体有多恶心，不知文森特要是知道我经历过什么，还想不想要我，更别提若是我一五一十地向他坦白，或是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去处理这件事了。因为这意味着我要将此事公之于众，还要经常谈起它。这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关系，使我们之间的“地壳板块”移位。他可能不想再与我亲近了。也许我最好永远不要告诉别人。毕竟我过得很好，拿到了法律文凭，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还拥有朋友和男友，为什么要一把火将这一切都烧毁呢？

“谢谢。”法官在我把资料放到他桌上时说，“我还需要你帮我核对一下这份判决书。”他递给我一份厚厚的文件，同样关于一场审前听证会的证据可采性。这场听证会肯定是在我入职之前进行的。原告家庭的一个朋友涉嫌在泳池里猥亵三个年幼的女孩——她们是表姐妹。被告家底丰厚，在指控的每个阶段都进行了抗辩。我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我在耶隆加的住宅屋后也有一座泳池，就在那个蹦床边。那团火可能已经被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