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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一月的布里斯班十分闷热。新工作的第一天，我从公交站步行前往最高法院和地区法院大楼。鉴于身上那条花呢铅笔裙的扣子已经再也扣不上了，我不得不一直穿着外套。二〇一四年年底，我从法学院毕业，利用毕业旅行在美国吃热狗、喝百威，疯玩了两个月，新年之际才返回昆士兰州。假期期间我的体重飞涨，臀部新冒出来的白色肥胖纹刺痒不已。我穿着早晨刚刚熨好的衬衫，腋下部位已被汗水浸湿。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何况我还迟到了。前一天晚上，我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理由和我永远不会在经期结束时添置卫生棉条一样——荒谬的乐观害我在面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时，永远毫无准备。

前往乔治街的路上，我经过了一家面包店。热浪夹着派的香气扑面而来，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派事件”。十三年过去了，爸爸已处于半退休状态。在我踏入司法界之际，他已经准备离开。

法院大楼拥有平滑的水泥墙，镀着闪亮的铬合金，对面就是草间弥生的壁画《眼睛在歌唱》。这件作品画的是一大排黑白相间、呈对角线分布的眼睛，步行经过的人都能看得到它。那些眼睛显然正向上注视着法院。拔地而起的三十层建筑上，阳光透过庞大的玻璃窗格倾泻而下。大楼设计得非常开阔，和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的声音十分搭调。

我迈上电梯，希望能够独处片刻，身后却涌进来十几个人，将我挤到了后面。衣领扼住了我的喉咙，丝袜勒住了我的腰。我的脚趾就快被硬邦邦的高跟鞋压扁。而我身上汗流浃背，几乎产生了幽闭恐惧。站在电梯里，我喘不过气，就像被丢进了衣物烘干机，颠来倒去，越来越热，晕头转向。还没片刻安宁，我就被扔进了比拼第一印象的赛场。我感觉自己又胖又圆，而我步入的那个房间里，所有人的身材似乎都苗条而结实。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将用一年时间磨去我的棱角。

在最高法院图书馆的培训室里，我发现还有另外几个同事正在转悠，于是一边努力装出淡漠的样子一边四处扫视，想在他们之中搜寻自己认识的脸庞。通常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就读于昆士兰大学，可我没有混过他们的圈子——学习不够好，没有穿着正确的礼服坐在正确的桌旁——所以并没结识他们。

有人朝我挥了挥手。看到那人是伊芙琳，我松了口气。自高中时参加同一门表演课起，我们便认识了。我常开玩笑地说，自己这辈子都是在追随她的脚步，活在她纤细的影子里，做她所做的一切，只不过不如她强。这一趋势现在也没有被打破：我被分到了地区法院，而她去了最高法院。这样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万事都有规定。每个人都在等级制度之中。

踏进房间、面对一群同龄的新人，我很快失去了思考能力。不管是在什么级别的法院之中，成为法官助理都是一项了不起的重要成就。在法学生所能期望的所有岗位中，法官助理是大多数人说都不敢说出口的梦想，更别提申请之难了。我曾投出的申请多达五十份。我们这些助理将成为法官的助手、办事员、学生、旅伴和勤务员。每名法官只能配备一名助理，这个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司法部门初级岗位的发展，助长了猖獗的裙带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房间里的好几名助理都与法官及御用大律师同姓。我并不怀疑他们的优秀。我是嫉妒。

走向伊芙琳时，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的秀发——一头闪亮的深色波波头，虽款式较长，看上去却很职业。她的头发曾被我视为她会有完美一生的证明。后来，得知她的父母竟会赞助她定期去奥斯卡·奥斯卡发廊打理头发，我知道自己猜对了，同时却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卑。毕竟，我大半辈子都是由妈妈来理发的。伊芙琳正和人群里其他的人聊着天。她已经在某家顶级律所找好了来年的工作。我笑着点头问好，却感觉有人一直紧盯着我鼻下的粉刺，于是尽量不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我没找好别的工作，所以并不想谈论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为成为法官助理再多庆祝片刻吗？我的思想开起了小差，想象着肩膀上的小伤若是变成一道“真正的”伤口会发生什么。那一定和《杀死比尔》中的场景一样：手臂被砍掉，鲜血喷涌而出，如同破裂的消防栓迸出一股壮观的水柱。

又有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向后靠了靠，重新扫视房间。不少英俊的男孩都穿着R. M. 威廉姆斯的靴子，许多靓丽的女孩则穿着罗德斯与贝克特牌的套装。

“我敢说你肯定从美国带了满满一箱漂亮衣服回来吧？”伊芙琳问我。

“哦，姐们儿，真是棒呆了——那里的二手店便宜得就像是在做公益。”听到自己的回答竟然如此粗俗，我畏缩了一下。我试图谈起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博物馆，想给这些出色的陌生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不料一位法官走进了房间，大家纷纷闭上嘴，坐了下来。

三个小时飞逝而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被提醒，作为法官的助理与心腹，重要的是谨言慎行。我们还听到了前任助理曾如何把工作搞砸的恐怖故事。我们代表了法官的公众形象，不能去说、不能去做，甚至不能去想任何有可能被认为带有偏见的事情。不管证词或判决有多尖锐，我们都得面无表情，绝不能和媒体交流，脸书的账号还得井然有序、体面可敬。听到这里，房间里的气氛一度僵住，所有人都将本科时的万圣节装束和啤酒桶照片编入了不可见目录。我已经删过一些内容了。据说，当法官审判的是备受瞩目的案件时，《信使邮报》会彻查法官助理的档案。考虑脸书上的内容被登在《信使邮报》上会是什么样子——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都要奉行的新经验法则。同理，表达政见也是不恰当的。有一年，某联邦法院的助理曾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公开信，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尽管他家世显赫，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法律界的前途就此断送。他的例子就是一则关于自负的警世故事，是谁也忘不掉的伊卡洛斯。

不过，身处这样一个房间，人是很容易迷失的——四周人才济济，放眼望去皆是成功的榜样，我们只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小鱼。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将发现昔日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身份心生嫉妒。我将目睹一些法官如何以极大的慷慨和关怀去指导自己的助理，另外一些则在逐渐击垮助理的乐观与信任。法院高高在上的玻璃楼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是一座令人目眩的象牙塔。

培训课程结束后，我给自己的法官发了条短信。约他见面令我十分紧张，因为自六个月前与他的前任助理丽贝卡一起培训了一个下午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私下见过。“早上好，法官。今天早上的培训已经结束。如果您有空，我可以现在就去法官办公室。不然我就先和助理们一起吃午饭，三点再去见您。”

就在我迈步走向洗手间时，刚刚遇到的一名助理亚利山德拉叫住了我：“布里，来和我们喝杯咖啡吧。我们计划下周一起吃个晚饭。”去年暑假，我们曾一起在康斯律师事务所实习。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拿到律所的应届生录取通知，反正我肯定是没有。那天早上遇见她让我想起了自己被拒的经历，心里一阵刺痛。亚利山德拉能跑马拉松，精通好几种语言，还做过环境方面的法律志愿者。

我的手机响了，是法官的回复：“早上好。请到法官办公室来。”

“不了，我不喝了，谢谢。”我回答亚利山德拉，“我得赶紧去见法官了。另外，我下个星期要去格莱斯顿！”

“你已经要去巡回审判了吗？”亚利山德拉跳进电梯，站在一群最高法院的法官中与我挥手道别。

“是啊！”我也挥手以示回应。

“呃，格莱斯顿。”电梯门关上时，里面传出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我刷了一下崭新的通行卡，乘坐电梯缓缓来到十三层，感觉完全摸不着头脑。这里的世界属于伊芙琳、亚利山德拉还有我的男朋友文森特那种人——颜值颇高、精通外语、父母都上过大学——不属于我。

深吸一口气，我敲响了法官办公室的门。他看了看我，露出灿烂的笑容，邀请我坐下，这使我回想起一年前，我坐在同一张椅子上面试时曾经多么紧张。但在交谈中，我也想起了那一次我们笑得有多开心，我又是多么欣赏他毫不做作的作风。

“丽贝卡给我看过你从美国发来的一些状态更新。”他说道，“看来你玩得非常尽兴。”

“哦，没错。”我回答，“我简直不敢相信，所有州竟然都各具特色。不过，纽约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按照您的建议去了弗里克收藏馆，印象深刻。”

“不可思议，是不是！”法官回答。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听说，他喜欢收藏艺术品。“不过，在多聊几句之前，我们恐怕还有一点工作要做。你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天就要动身前往格莱斯顿了。”

“是的，丽贝卡已经向我说明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但在那之前，我还要为上周的一场审前听证会下发裁判文书。”

“哦。”我答应道，心里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他站起身，走向办公桌，拿起一沓钉好的文件。“我想让你核对一下，安排一个明天的时间让我来宣读。你必须联系各方当事人，并确保订下一间法庭。”

“没问题。”我从他伸出的手中接过文件，站起身，却注意到他并没有坐回去。

“你可以安排好这一切吧？”他问道。

“当然没问题。”我撒了个谎。

“很好。”他转身坐回办公桌旁，“记得告诉我你的进度如何。”

离开他的房间，我坐进了自己的新办公室，就在他的房间外面。这间方形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干净简洁，电脑旁的墙壁上挂着巨大的日历，那是丽贝卡为我准备的。日历上用彩笔标出了我与法官要去巡回审判的八座城镇。上面还指出，这一年所有的工作周中，只有两周属于民事审判，其他的都属于刑事审判。格莱斯顿是第一个城镇，从星期日开始延续两周，然后回家待两周，再前往班达伯格。在此之后，还有三周是在布里斯班，紧接着是沃里克等地。

注视着未来这一年的工作，我越来越焦虑，于是专注于手头的事情：核对。我草草扫了一眼文件，发现它是一份有关刑法条例s590AA 的申请表，上面罗列的提示词为“相似事实的可采性——猥亵儿童——强奸——先前相似性行为的可采性”。我感觉胃里一阵痉挛，将椅子从办公桌旁推开。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曾在法学院里学过。除原告之外，控方还将通过其他人的证词来证明被告在性方面有特殊嗜好。这有助于让陪审团相信原告所述的是事实。证据的证明价值是否超过其不利价值则由法官来判定。这种审前听证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能决定其结果。我从办公桌里翻出一根红笔并深吸一口气，把椅子重新拉回桌旁，去面对那份文件。

被告被指控曾性侵、强奸其女友年幼的女儿。案发时，这名女孩还在上小学，如今已经有十几岁了。在警方的笔录中，她列举被告曾多次在侵犯前将她绑起来，且捆绑与插入式性行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直到她将一切告诉妈妈。文件中提及的关键事件，是被告据说在强奸前将女孩绑在了他家后院的旋转晾衣架上。控方找到了一位被告之前的性伴侣。该证人愿意证明，两人在一起时，被告就喜欢捆绑，而她之所以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就是因为他的性欲日益强烈，让她开始感到不适。我怀着病态的好奇心继续读了下去，将检查拼写和引证都抛在脑后。

“他想把我绑在外面的旋转晾衣架上发生性关系。”被告的前女友证实。

我飞快地翻到了文件末尾。法官接纳了提及旋转晾衣架的证词，却把有关捆绑的一般性内容排除在外。旋转晾衣架是一个如此特别、如此具体的细节，在证明方面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

我看了看表，沿着走廊走向大楼另一边的女洗手间。法官办公室所在的高层十分安静，到处都是磨砂玻璃墙与又宽又矮的灰色沙发。我明白，从理论层面上说，这就是《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中的那种工作，但我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会碰到法律工作中的阴暗面。这层楼似乎静得奇怪。难道不会有人义愤填膺吗？法官表现得与平常完全一样。这就是新的“平常”吗？已经开始了吗？

我祖父母家的后院里就有一个旋转晾衣架。回想它的样子，我还记得洗好的衣物清新的气味和祖母身上的烟味。可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被绑在上面的孩子，哭喊着遭人强奸。我脑海中的画面真真切切。修剪过的草坪和远处蓝莹莹的泳池。昆士兰州温暖的午后，被太阳晒褪色的塑料衣夹。那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个旋转晾衣架，因此无法将犯罪画面转移去其他地方。画面袭击了我记忆中的家——祖父母家就在我从小长大、直到现在还住着的那条道路的尽头。这段令人发指的想象通过缝隙钻进了我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如同一个狡猾的鬼魂。此外，另一件事情也在拉扯着我的心，那是在我家后院的碧草蓝天间发生过的一段回忆。洗手间里，我不自觉地甩了甩头，仿佛在试图甩开那个念头。打开水龙头，我注视着水从双手间流过，全神贯注地感受着水流的声响和皮肤上的凉意。在回去工作之前，我并没有看向镜中的自己。我无法直视自己的眼睛。

那天下午，全体新助理被带去地下牢房参观。那里冷冰冰的，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大，却不像楼上那么光亮。水泥替代了大理石，灰色的栏杆替代了铬拱门。参观结束后，警务员问我们有没有问题。有人提问，G20抗议活动过后，这些临时拘留室是否都被塞满了。那次抗议活动曾令政府十分恐慌。

“还差得远呢。”警务员大笑着回答。

紧接着，我举起了手：“我昨天在一篇报纸文章上读到，华克尔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狱。这是真的吗？”

“问题不在于监狱空间不足。”他摇了摇头，“而是我们将太多的人监禁了太长时间。他们被监禁得越久，就越不可能真正被释放。监禁这些人要花很多钱，他们自己也很难受。”

大家纷纷点头，仿佛我们这群塔尖上的孩子真的可以稍微理解那座地牢了似的。

回到十三楼，我望向窗外沐浴着炙热金色阳光的布里斯班，思考这片小世界的结构：在顶层工作的人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优秀白领，而在脚下很远的地方，十五层楼下的地下室里，靠近停车场的地方，却关押着囚犯。犯罪嫌疑人也会被关押在那里，远离太阳。我在云端上的事业就建立在脚下那些人的不幸与行为不端之上。没有那里的混凝土，楼上的铬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薪水是五万澳币，而让我赚钱的这个体制，其资金来源于人们必须对彼此作恶。

从我站立处的那扇窗户望去，我看到一群澳洲原住民正聚集在罗马大街公园，欢笑着分享美食。经过多年的入侵与种族灭绝，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人口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三，但在押人口的近三分之一都是这些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而据昆士兰州法律学会主席称，地区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中没有一人是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

我将目光从窗口移开，注意到楼内的大部分墙壁上都悬挂着艺术品，配有饰板与说明，其中许多都出自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之手。法院大楼给我的印象，就是澳大利亚社会两极分化的奇异的具象化。我们喜欢高高在上地观看和致谢。我们喜欢可以被复制粘贴到演讲开场白中的词语，喜欢待办事项前用来打钩的框框，我们借此表示在乎，但其实我们毫不在意。我们还会从贵得离谱的花商那里大量订购鲜花，以匹配我们获得的认可。那些画作就静静地挂在百合花旁，规规矩矩地等待我们去留意。

刚入职那几天，我还觉得十三楼的景色很美。从法官办公室这一侧向窗外眺望，可以看到河流与群山。在大楼另一侧的电梯附近，一大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闪闪发光。但仅仅过了几个星期，我就不再望向窗口了。经历了足够多的庭审与宣判，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眺望一系列的犯罪现场。那些从高处望去似乎微不足道的地点，都可以根据其显眼程度与周边环境，成为实施强奸和暴力的地点。没过多久，在注视那些如蚂蚁般大小、行色匆匆的人时，我便禁不住思考谁曾是罪犯，谁曾是受害者，又有谁随时可能变成罪犯或受害者。穿梭在城市之中、河流水畔或是山峦之间，很少有人足够幸运，不会成为两者之一。我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夹在他们之中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心知自己并不是毫发无伤的幸运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