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十岁左右的某个下午，爸爸开车载着我去买一块派当午饭。当他庞大的红色卡车驶入停车场、停在面包店门前时，我们看到一男一女正朝着彼此大吼大叫。

“待在车里。”爸爸匆匆拉上手刹下了车。生锈的车门吱嘎作响，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静静坐着，透过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向前望去，仿佛正在看一台声音模糊不清的电视。吼叫声越来越大，女子扬起双臂比画起来，男子也抡起手臂，用力推搡着她。

爸爸迈开大步朝他们走去。在我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土气的七五分工装裤和松垮的皮凉鞋也掩饰不住他的高大。那个女人也变了，看上去渺小又恐惧，还用力捂着自己的脸。

爸爸一手从口袋里掏出警徽，另一只手向下摊开，示意男子退后。局面迅速得到了缓和。三人站在那里。爸爸叉开双腿稳稳立着，在另外两人左摇右晃时往本子上写了些什么，没过多久，那一男一女便离开了。后来我才得知，女子并不想提出控诉，并拒绝了警方的进一步协助。爸爸一直等到两人走向马路对面的火车站，才回头招呼我下车。我抑制住奔向他的冲动，满心疑问，好奇成年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自己很没规矩。

我们走进了面包店。“告诉这位女士，你想要哪种派。”他站在保温柜前说道，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知道许多人都憎恶警察。年轻的我有幸结交了不少富有创意的人士和左翼政治活动家，以及一些年长的朋友——他们还记得，在州长约翰·比耶尔克-彼得森治下的昆士兰州，工会曾帮助人们维持生计，也拯救了他们的人生。虽然我也遇到过滥用职权的坏警察，心知懒散怠惰的警察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我当然也想知道“监管之人，谁来监管”——不过一想到警察，我还是会想起自己最了解的那一位，也就是我的爸爸。我是听着他充满爱与牺牲的警察事迹长大的。凭借冷静、不诉诸暴力的处事方法，爸爸一直备受赞扬。生日时，他会将尖叫的我扛上肩头，丢进波光粼粼的泳池。他帮我培育了一座菜园，在我失去兴趣后仍旧每天早晨为它浇水。他用善恶分明的观念抚育我长大。他的制服干净挺括。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就能早早起床。街坊邻里都会来拜访他，向他咨询建议。从巡逻岗位调去诉讼岗位时，他的工资被削减了两成左右，好处是他不必再天天涉险。不过记忆中，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偶尔还是会发现有车在跟踪我们。他只好在死胡同里掉头折返，直到那些车意识到自己已被发觉、赶紧转向离开。看来不怀好意的陌生人是真实存在的。

他从事诉讼工作几年之后，几位富有的辩护律师曾为他提供过一份薪资翻倍的工作。爸妈为此大吵了一架。假如有了这笔钱，家里肯定能过得舒坦不少，但谁都不想让他去为被告工作。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和哥哥一致认为，我们的爸爸是绝不会站在“黑暗”那一边的。他是我们的英雄。

爸爸时常会带些故事回家，讲的都是人性的善恶。我们会讨论人们为何作恶，将生活理解为一系列的选择、行动与结果。

朋友和同事总是问我进入司法界是否是想追随爸爸的步伐，但事情其实并非如此老套。如果硬要说这其中有什么的话，他倒是曾试图引导我远离这个行业。他曾在荷兰公园的地方法院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干了几天便对妈妈倾诉：“永远别去寻求什么公平正义。”有时我也能聆听他们的讨论，有时则会被支开，就只好偷听。

“什么是强奸？”有一次，我在他脱靴子时问道。那时我还穿着小学校服，尚且年幼，遇到不懂的词就会询问是什么意思。

“卡梅伦。”妈妈朝他皱起了眉头，重重呼了一口气，然后离开了房间。

“强奸就是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但对方不愿意。”爸爸解释称。

我想我明白了。真奇怪。不过它与我不相干，于是很快就被我抛到脑后了。

还有一次，爸爸从邻居家串门回来后叮嘱我，在婚前一定要先“把男方灌醉一次”，因为有些男人喝醉后“会变得非常可怕”，而这在他们喝醉之前是看不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年轻的我曾懵懂地以为，只有某些特定工作是伟大而高尚的。我幻想自己会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身体清瘦结实，年纪轻轻就牺牲在一线。但我没能考到医学专业的分数。既然自身的才智不足以让我成为一名殉道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女侦探”又显然并非真实存在，我便在大学开始攻读新闻学。我想，就算做不了医生，只要内心拥有指向“真理与正义”的罗盘，其实也就够了。但我十分清楚自己尚有不足。我的脑海里仿佛有台绞肉机，将我的自尊搅得粉碎，使我渐渐表现出了各种受虐倾向。我会在野外一直跑到呕吐，会详尽记录自身的缺陷，还会拒绝那些本可以让我体验快乐的活动邀约。

一天晚上，我在餐桌上宣布：“我打算转学法律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

妈妈试图劝我放弃。她觉得我不会开心。“我一直觉得你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导游——为什么不去学旅游和酒店管理呢？这样一来，你就能环游世界、四处探险了！”

我翻了个白眼。妈妈是个艺术家，经营着一家漂亮的艺术用品商店。那时我对她十分刻薄，不明白她为何不愿天天收看世界新闻、和我一起抵制雀巢。当年，我就是那种毛躁且自负的年轻女孩，明明身材瘦削，却总穿着印有“实现公平贸易”的XXL号T恤，每六个月参加一次单簧管考试。要是我一九八六年就年满十八，肯定会和那些可怜的家伙一样，在电影院看完《壮志凌云》便径直走进美国空军的征兵亭——无视自身的平庸，追求英雄主义，默默渴望牺牲自我。

回首这一切，我哭笑不得。我想要一场战斗，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一击，甚至差点再也爬不起来。

“永远别去寻求什么公平正义。”爸爸那晚对我说，后来他又说了许多许多次。

我并没有听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