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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的职场环境不同往日，当员工难，当领导更难。何出此言？现代企业，少则几十人，动辄几百上千人，部门繁多，而其中人才的性格、能力、背景更是各有千秋，管理这样一个繁杂庞大的体系，难度可想而知。领导可以对专业领域一无所知，但情商的修炼，则是一门必修课，内部一团和气，才能形成企业向心力，达成安内攘外的局面。
所以，不仅要做董事长，还要当个“懂事长”。
“笨人”曾国藩和“懂事长”似乎不搭边，比如他办事风格雷厉风行，初来乍到就把地方官僚得罪个遍，而正是这样一个“笨人”，手下却人才济济，良将如云。所以，真正的情商，绝不仅仅是耍嘴皮，玩心眼。我们之前提到过曾国藩刁钻的向上管理，但在对待下属方面，却丝毫不见曾国藩玩弄权术的迹象，所谓情商，唯有“拙诚”二字总括。
拙诚从本质来讲，是一种大情怀，贯穿在曾国藩处世、待人、事业的方方面面。
熟读曾国藩的日记会发现，他是一个儒家理论的践行者，但也经历过微妙的转变，就是从外儒内法，逐渐过渡到外儒内道。
简而言之，就是用儒家的高情商，配合道家的处世高智商，逐渐取代法家的高效率低情商，俗话讲，就是变得越来越“佛系”。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喜欢打呆仗，不喜欢用计谋，其实是大家把曾国藩看低了，他表面上呆，实际上是在用“道”带兵。
他有一则这样的书信：“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自仆行军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其后恒得大胜；或当志得意满之候，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大意是说，我信心满盈时，往往打败仗，战战兢兢反而取得大胜，这奇妙的现象，不正符合道家朴素的辩证法吗？
之所以打呆仗，并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计策，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万万不能大意，要采取最保守、最认真的战术，就跟学生们平常考试当高考，最后高考当平常一样，这种战略风格，让湘军在动荡中成长为王牌之师。
“道”投放在具体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末期，弟弟曾国荃可谓战功赫赫，亲自率兵打下安庆，还中了一箭。按照正常剧情，曾国藩本来就该向着家里人，况且曾国荃是实打实地会打仗，敢打仗，向朝廷邀功的时候肯定得把他列在第一个，但曾国藩偏偏把攻下安庆的首功给了高情商、左右逢源的胡林翼，说他决策水平堪比萧何，后勤保障也全靠他。
前线的功劳，曾国藩又给了绿营的多隆阿，但这个多隆阿，实际上是给曾国荃打下手的。他就这样直接把弟弟跳过，上报给了朝廷。消息传出去，全营上下都在为曾国荃鸣不平。这还不算完，后来，曾国荃又拼尽全力打下南京，结果曾国藩又把首功让给了满将官文，更过分的是，大业已成，曾国藩又逼亲弟弟裸辞，还送了两句不痛不痒的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意思让曾国荃赶紧回老家种地享福。
此外，还有一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劝国荃，都放放吧，不然就要惹祸上身了。
其实，曾国藩对朝廷的动向早有预料，湘军淡出历史舞台也是他的抉择。俗话说，狡兔死良狗烹，而如今太平天国已灭，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势必就成了朝廷的重点关注对象。曾国荃直接打包袱回家，就躲开了朝廷的责难，安然度过动荡期，后来又被朝廷重新起用，重回官场。
您瞧，这种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看起来似乎有些笨拙、呆板，却往往能转危为安，一路吉祥。
假如你是老板，手下有两个能力顶尖但互相看不惯的员工，失去哪个都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如何调解？
曾国藩就曾遭遇过这种境况。1865年，捻军在北方地区猖獗，曾国藩接到慈禧下达的北上剿捻的任务。慈禧还给曾国藩安排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陈国瑞，一个叫刘铭传。陈国瑞是蒙将僧格林沁的手下。此人恶霸出身，性格暴烈，心狠手辣。这么危险的人就直接安排给曾国藩用了。熟悉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僧格林沁和曾国藩是竞争对手关系，两人不对付，陈国瑞自然也是压根不把曾国藩放眼里。而刘铭传是李鸿章的人，被称作“淮军第一悍将”，有能耐，却使唤不动。况且这时候，曾国藩已经裁撤湘军，颇有退居二线的意味。怎么样，是不是听着就头大？这还没完，在曾国藩赴任的路上，这两人直接就干起来了。
陈国瑞瞅见刘铭传营里有李鸿章下血本搞到的高级洋枪炮，直接率军突入刘铭传军中夺枪。刘的军队完全没有防备啊，死伤无数，被洗劫一空，但淮军第一悍将可不是白叫的，刘反应过来后，冷静指挥反攻，将陈国瑞的部队全歼，并且当场把陈抓获。
朝廷那边颇为震动，都准备观察曾国藩的处理风向，只见曾国藩不紧不慢回来了，并没有开会批斗陈和刘，反而在公共场合夸他俩。这还不够，曾国藩向朝廷上奏，狠狠将他们俩夸了一番，把朝廷那边安抚好，曾国藩这一步格局就大了，不至于临阵换将，自乱阵脚。
刘铭传这人素养高，本质不是啥恶人，被曾国藩一批评就连连认错。但陈国瑞可就不一样了，嘴硬，死不承认，还骂曾国藩搞针对，偏袒刘。
怎么办，难不难？曾国藩一改举重若轻的态度，金刚怒目，把陈骂得狗血淋头，说这次北上期间我多次走访，七成人都在骂你。陈一听不乐意了，心想，行，你们不是说我不好吗，那讲给我听听呗。老曾淡然回答道：“大家说你刚愎自用，忘恩负义，残暴好斗，私设刑堂，殴打命官，欺压百姓。”
陈没料到曾的情报工作这么出色，老底被揭，羞愤难当，准备跑路，曾国藩这时候态度缓和下来，又慈眉善目地说：“其实夸你的人也有不少，说你不贪财不好色，重义气，勇猛过人，是个军事奇才。”
陈一听又高兴了，也不准备提桶跑路了。老曾笑了笑，不紧不慢掏出两份奏折，一份上面写的是“将功补过，下不为例”，一份是“撤职查办，以儆效尤”，甩在陈面前，让他自己做选择。陈一看，彻底服气。
怎么样，曾国藩怒可金刚伏魔，善可普度六道，实实在在上演了一场情商的艺术。
晚清是儒家文化体系走向崩溃的时代。传统的“忠孝”观念在个人安危得不到保证的局面下渐趋淡薄，“家国同构”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环境。而儒家文化的根基被动摇，辐射到官场，就是官员吏治水平的下降和军事领导能力的涣散。
具体层面，就是做文官的只想着上班划水摸鱼，贪污，欺压百姓；做武官的军备废弛，丧失血性，骄纵自傲。
纵观历史，不管是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还是终结明王朝的女真部落，抑或是被曾国藩作为榜样的“明朝特种部队”戚家军，都有十足的“血性”。这种血缘、宗族的纽带感，往往左右着战局。
而古代士大夫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也不例外，要想打天下，首先得修身。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场空前的军事危机实则是一场由道德、人心引发的“人治”危机，所以，在道德建设方面，曾国藩可谓下足了功夫，十分重视对士兵“血性”的培养。
曾国藩所倡导的“血性”，像极了现代企业中屡创传奇又饱受诟病的“狼性文化”，即有大志向，有狠劲儿，遵守纪律，高效协作。
在湘军创办水师之初，他就十分重视士兵血性的锤炼，在和水师将领杨岳斌的交往信件中就提到，要下到军营中突击检查，查看营内的整体风貌。
此次检阅后，老曾发现营里的官僚习气太重，士兵们鬼点子太多，搞小团体，没法形成集团凝聚力。而他解决的办法简单粗暴，即把士兵和将领的利益绑定，若长官战死，则军队自动解散，士兵回家种地返贫。这就使得道德发展、利益追求内化在了君臣父子的纲纪之中，完成“血性和人心”的重塑过程。
在选择官吏上，曾国藩也沿袭了这一套标准。有血性、无官气、纯朴的人是他的首选。我们上文提到的杨岳斌就是如此。杨岳斌原名杨载福，开始是一个最底层的打工仔，但每每打仗，护具都不戴，冲在最前面，奋勇杀敌，而且他经常语出惊人，有大志向。曾国藩于是决定破格提携，直接在咸丰帝面前举荐此人，使得杨岳斌人尽其才，成了湘军的中流砥柱。
我们纵观曾国藩的官场情商，发现曾国藩凭的就是一颗赤胆忠心，一颗家国孝心，一颗破局诚心，没有弯弯绕绕，没有啥花言巧语，此所谓“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看似呆笨，实则变化万千，幻化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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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商，我理解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它是一种同理心，就是能将自己放在一个环境中感知这个环境，体察别人的需要，捕捉他人情绪、意图的能力。高情商本质上是一种高认知，是一种对上下左右兼容的能力。
第二，它是一种道德感，是基于善良的一种选择。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一种情商。曾国藩自己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他说自己要立得住，还须知他人也要立得住。自己在受到礼遇时懂得尊重别人，要知道有一天如果自己被别人欺负，你也要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曾国藩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己想要封王成圣，别人也需要。这是一种道德感。不能因为自己的视野比别人宽广就居高临下，看不起这，瞧不起那，而是选择去带动更多的人加入你的能量圈，形成一个思维共同体。而在面对同等认知或者更高认知的潜在伙伴时，更应当善用情商，主动做一个向他人释放善意的人，毕竟没人会拒绝一个实力强大的朋友。这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是打开通向新世界的窗口。
第三，它是高度的自律。人有三性：人性、兽性、神性。我们要把兽性关在笼子里，把神性释放出来。当你控制自己的情绪，把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爆粗话、动不动就对人刻薄的欲望克制一下，这是一种高度的自律，就是高情商。
第四，它是一种理性。情商绝对不是一种感性，而是一种理性。而这种理性就是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和自己过不去，也不和他人过不去。
第五，它是一种超脱的姿态，和而不同。你要比较超脱，不是作为一个入局者、一个局内人，而是能站得更高。当你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别人，这时候就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因为你不追求那些表面的一致，而是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参差多态，能理解大家各有不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超脱的姿态。
第六，它是一种务实的方法论。追求终局，而放弃无关紧要、不产生建设性的细节的能力。就是说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