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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见职场小朋友发了条这样的文案：“上班后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儿，烦！”下面评论区怨声载道，又是抱怨加班费太少，月底KPI没达标，又是抱怨调休打乱了计划，估摸着不少朋友深有同感。初入职场，时常会感觉各项工作难以兼顾，压力巨大。这时候，培养抗压能力就成了打工人的必修课之一。今天就来说说曾国藩的抗压力养成史。
每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曾国藩也不例外。在考学的时候，曾国藩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抗压力。客观地说，曾国藩并不是块读书的料，据他自己讲：“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这老曾家门，顺着族谱往上数几百年，都没一个中秀才的，从遗传学上，可以说没啥文化细胞。
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曾国藩和他爹曾麟书上阵父子兵，一块参加考试，从十四岁开始考秀才，连考六次都没中。特别是第六次，他爹曾麟书都考中了（考了十七次），他又落榜了。这还不算啥，因为这第六次，他的卷子被考官单独拿出来，因“文理不通”被当反面典型批评，着实够惨。
这次之后，曾国藩给自己上压力了，且在压力之下开窍了。第二年，他还真考上了。经过这七次考试，曾国藩的心性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后面再考举人、进士的时候，虽有波折，但起码算是混出了学历。
我们再看情况差不多的洪秀全。洪秀全在第四次院试落榜后，脑子一热，半夜一掀被子坐起来，认为自己是当上帝的料！于是大老远从广西跑到广州，表示要皈依教会。人家神父听了半天，觉得不对劲儿，以“信仰动机不纯”为理由拒绝了。洪秀全一听，面子挂不住了，心想敢情以前看的那本《劝世良言》是本盗版书啊！于是，在重压之下，直接晋升仙班，成为一名“天父”。
相比之下，这就体现出了曾国藩的优点：有韧性，有耐性，承认自己是个笨学生。
后来，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余……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
这学生时代算是熬过去了，曾国藩也如愿成了一名实习公务员，可工作后的生活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月亮仍高悬在头顶，又被六便士压垮了。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和父亲赶考这几年，耗费了不少银两，家里经济水平堪忧。
跟现代很多年轻人的处境一样，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刚开始实习期工资少，一个月除去房租水电下来基本“月光”，又不好意思问家里要，只能撸点“花呗”“京东白条”之类。可那时候没正规平台啊，都是私人钱庄办的，况且曾国藩还在实习期，朝廷根本不发工资。曾国藩病急乱投医，一不小心就撸了“黑网贷”。
原本啊，熬到转正，每月到手的俸禄是能填补的，但发生了一件事儿。啥事儿呢？说出来我都觉得惨，好不容易转正，又被开除了。
从上面小曾天资驽钝这事儿大家不难分析出，曾国藩开窍晚，性子不服软，家里也没啥人脉，自然容易成为职场霸凌的对象。
同一批的实习生早就转正了，曾国藩因为没后台，是最后一批送中央考核的，按照正常发展，这不就苦尽甘来了吗？事实恰恰相反，不管哪个朝代的官场，官员为了敛财，都热衷于举办酒宴，大到纳妾生子，小如乔迁过寿，光是这份子钱，就是一笔巨额支出。曾国藩没辙啊，是真穷啊，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翰林院的大门上，说他兜里没钱，以后凡是各种酒宴，不要叫他了，叫他也不去。
这下性质就变了，成了搞特殊，好像大家都乌烟瘴气，就你一人清白。上司也觉得这小伙子不会来事儿，不太适合在官场混，直接打了报告上报朝廷。道光帝估计看也没仔细看，直接俩字：开除。上司后来可能也觉得有点过分，就给曾国藩留职察看了。啥意思？活儿照干，钱一分没有。
负债失业，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战战兢兢的躲债岁月。年三十儿躲在出租屋里裹着薄被，听着外面砸门声和爆竹声齐鸣，冷清凄惨。要是当时信息发达，我估摸着他都得在“湘亲相爱一家人”群里被长辈愤然批斗后移出群聊。
一个进士，而且是一名翰林，将来要当大官的料，欠高利贷，被一群下九流的生意人堵在家门口，说出去，那是真丢人！
曾国藩就这样熬过了这段难以启齿的时光，遇到了自己的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才得以重新起用，被升授为翰林院的五品侍讲，连升四级后，被朝廷委派组织地方考试。一顿操作之后，曾国藩能还清高利贷了，还住上了四合院，也请得起家丁了。
后来，曾国藩也受了恩师不少指点，一路加官晋爵，成了朝廷核心人物。但后来他师父比较惨，朝廷中他扶持的党羽众多，小咸丰不喜欢老油子，一上台就把他扳倒了。
倘若曾国藩被职场霸凌后选择撂担子开摆，欠高利贷后选择以贷养贷，那么我相信也不会有后来的知遇之恩，毕竟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来的苟且。
身居高位的曾国藩，自然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兼任五部侍郎，一生的高潮也即将开幕——和太平军干仗环节。
对付太平天国的这飘摇十年，可谓清王朝统治最摇摇欲坠的十年。太平天国彻彻底底反帝反封建，同清王朝势同水火，不管是阶级立场上，还是宗教信仰上，抑或是文化圈层上，两者都存在着天壤之别。通俗点讲，他们互相视对方为精神病，一见面那就必然开干。
而且，清末的国家局面不同于鼎盛的康雍时期。我们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人才。国家强盛时期，就算打了败仗，后果尚可承受；而危难之际，打了败仗的代价，可能就是致命的。
所以，为了在这场拼杀中站到最后，朝廷军队和太平军在战斗风格和对待战俘问题上，做到了相同的毒辣，凌迟几乎成了标配。
1854年4月，太平天国势头正盛，而湘勇尚未成军，咸丰却日夜催促。曾大帅一度高冷回绝，后来咸丰所下圣旨一次比一次激动。看着眼前的新兵蛋子，曾大帅被逼无奈，只好赶鸭子上架。由于情报错误，曾帅误以为敌营空虚，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在靖港中了太平军的埋伏。
江面上的湘勇一触即溃，曾帅无惧惨象，从容立于桥头疾呼：“过旗者斩！”而湘勇纷纷绕过旗杆四散奔逃，只留大帅一人摇旗呐喊。这段描写或有润色，但能够确定的是，大帅见自己亲手培养的湘勇，和混吃等死的八旗绿营也没啥区别，于是羞愤交加，两眼一闭，纵身跳进湘江。
这一时期的将领压力都特别大，兵败自尽是不可违抗的历史潮流，安徽巡抚江忠源和湖广总督吴文镕都是如此，与其做血腥太平军的俘虏，受朝廷的处分，葬送家族的命运，不如一死了之。身边的章寿麟看出曾大帅脸色不对了，一直关注着曾大帅的一举一动。不巧，大帅这位抗压王中王还是“决堤”了，好在章寿麟是个靠谱队友，帮他捡回来一条命。
曾国藩醒来后，衣服还是湿的，依然挣扎起来想要求死，在长沙城南高峰寺暂居，起草遗书，要不是塔齐布、彭玉麟等率湘军主力打下了湘潭城，变相解了靖港之围，我们的曾大帅可能真就无颜面对湖南父老，一命呜呼了。
后来，也正应了那句话：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往后湘军算是开始走了上坡路，虽和太平军仍有胜负，但总体向好。曾大帅也在一次次的战事失利中吸取教训，不断调整作战思路，最终打造了一支王牌军队。
其实，在曾国藩的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压力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就是这样一位天资驽钝、出身平平、一生充满挫折的穷书生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名号。曾国藩用他的一生实实在在给我们上了一课：关关难过关关过，月亮高高挂，希望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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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更关心的始终是能否持续提高自己。他所拥有的是成长型思维。《终身成长》中写道：“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中，一个人被失败击垮可能会是永久性的创伤，不会从失败中学习并纠正自己的失败，相反，他们可能只是去尝试着修复自尊。比如，他们会去找比自己还差的人或者责备他人、找借口。即使对具有成长性思维的人来说，失败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它并不能对你下定义。它只是一个你需要面对和解决并能从中学习的问题。”
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成长，曾国藩不可能在九江大败、被皇帝拿掉兵权后的一次次低谷中东山再起，更不可能总结出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经验。
正是这种成长型思维强化了他愈挫愈勇、不断解决问题的性格特点。从这些失败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