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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遭受的任何痛苦，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过去的我并不使我难堪。
在我身上感觉不到痛楚。
直起身子，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风帆。
——米沃什《礼物》
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二月底，我刚阳康不久，林书奇打电话给我说她爸妈回浙江了，我可以去住一阵他们在北京昌平买的那栋很大的别墅。她自己带着三个小孩，和丈夫一起住在婆家，十公里外离城区更近些的另一栋别墅。
“那儿有山有湖，像江南，但没那么湿，空气不错，你就权当疗养。”她说，“我还可以时不时来找你玩玩。”
“好，我来。”我说。
那时我已经好几年没离开上海了：单身，还算年轻，至少半年没工作，平日只有买咖啡和散步的时候出门，成天窝在市中心狭小的出租屋里翻书，刷剧，发呆。我当即买了第二天中午的高铁。昌平真远，从北京南打车过去可能花了300块，按大通胀前的物价来看贵得离谱。沿路风景萧瑟，千篇一律。道路倒不怎么崎岖，甚至算得上平整。越往郊外走，天就越发乌蓝，浓重的夜色缓慢地在渐暗渐奇的荒野上攀爬。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出门，不适应远行，加上肺炎没好全，我一到地方就虚弱不已，随便找了个有床的房间倒头睡下，一夜无梦。
我早就习惯了在某个固定有限的空间，成天什么事都不做的生活，因此在这座偏僻静谧的北方宅子里过得十分安适。这宅子很大，地上三层地下两层，二层有个大露台，三层有阁楼，带一部运行沉缓的电梯。屋子干净整洁，轩敞豁亮，储有各类必要和非必要的生活材料。林书奇的爸妈应该没走多久，他们雇了一个附近镇上的保洁，四十几岁的女人，有一张老气而诚实的面孔，每周来两次。我每天早上睡到10点，慢吞吞地起床，用一台非常好用的自动咖啡机一键磨豆，坐到旋转圆餐桌边，吃点麦片和水果，然后文雅地举起一只精致的杯子，对着窗外的天空和树群发呆。我走得太匆忙了，没带什么书，没过几天就看完了手头的几本。所以后来下午我一般捧着电脑坐在沙发上刷剧，等着阳光从钝角变成锐角，一点点从我身上、从惊心动魄的屏幕图像上，滑动，挪移。好像在用一种很慢很慢的方式滑动关机。实在无聊，或者想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手机刷朋友圈。偶尔也走到院子里抽一两根烟（院子打理得一般），数数玉兰树上未落的花盏，还有另一株黑松上枝干的数量；偶尔在别墅区里头的小树林间散散步，偶尔走得更远，一直走到外头的农田和水库。书奇没瞎说，这里风景不错，很江南，沉浸在里头基本感受不到北方春天的干燥与荒芜。到了晚上，我会点份门口餐馆的外卖，或者热一热头天晚上剩下的外卖，再开一两瓶啤酒或葡萄酒。书奇说我可以喝放在一二楼的酒，但地下酒窖里的藏酒不能随便开。我每晚都喝一些。到三月底的时候，差不多把她爸妈放在外头所有的酒全喝完了。
书奇每周都会来找我一两次。有时带齐三个娃，有时只带其中一个或两个，有时候一个人来。她挺“社牛”的，每次来都会给邻居带些小东西，比如婆家院子里结的果实，或者从国外捎来的小物件。她的邻居是一对年纪跟我们父母差不多大的中年夫妻，昌平本地人，五六十岁，小孩很少回来，据说是个有点名气的青年演员。我并不“社恐”，但我不怎么愿意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太友善，太热情，为的是掩饰自己内心实际的优越与冷漠。
一次书奇独自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俩去隔壁刚翻新的庭院坐坐。两人看起来都挺精神的，身穿年份和品牌清晰可辨的衣服。男的戴眼镜，安静，始终摆着一副既神秘又神气的微笑。女的不戴眼镜，五官立体，年轻时候应该很漂亮，爱说话。她递给我一杯岩茶，说：
“下次等辰辰回来，让他给你介绍个对象啊，他在上海有不少熟人。”
我呷了口茶说，好啊，多多益善。男的继续保持沉默的微笑，书奇在一旁激动不已，说那太好了，有机会一起去上海的时候她来组局。我的朋友打从她结婚那天起就一直在操心我的婚嫁问题。她十分信任自己婚后在异乡建立的朋友圈，因此总喜欢给我介绍她和她老公身边的朋友。尽管他们大多在北京，而我未来不怎么可能离开南方生活。
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儿。书奇说要好好谢谢辰辰，上回介绍的人艺演员，友情客串了琪琪学校的期末演出，她那些老师可激动了，最近还说这事儿呢。书奇喊女的彭欣阿姨，男的方老师。男的可能是个文化人，大学教授之类的。彭欣阿姨接着话题聊了会儿她的辰辰，讲了几个以前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培养孩子成材的小故事，绘声绘色，应该是聊天的保留剧目。她的声音醇厚高亢，说话时间歇性地盘转手腕上的玉镯。方老师主要在听，目光一直落在高杵在松柏边的假山岩上。疫情期间让人从你们浙江那边运来的，太湖石，他简洁地跟我解释。他声音偏高，柔，面相也温和，女性化。那会儿在家没事干，他找人重修了院子，添置了漆木檐廊，溪池和石桥，把西式草坪改造成明末文人疏朗雅致的园林。不出户庭，流觞曲水，别有洞天。
把该说的和想说的都说完了，话题不知怎么又落回我身上。他们知道我不上班，便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没想好，实在不行就回浙江呗，找个闲职，得过且过。书奇连忙在一旁解释说我其实是个作家，小时候就出过书。他们问我都写的什么，我说写点诗、散文什么的，发表不出来的那种，然后说小时候的书是我妈找关系给我出的。书奇便顺着我的话，介绍了我们父母辈的交往，他们在江南小城同质的生活：体面的工作，有限但稳健的权势与人脉，富足的物质与精神。澄清完我的阶层，她又补充介绍了我俩同质的前半生，去到过世界各地、见过不少世面的过往，最后真诚地总结道：
“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就跟亲姐妹一样。”
“是啊，辰辰以前也有一个这样的发小。”彭欣阿姨一只手继续转动着另一只手腕上的玉镯，若有所思，然后突然停住了，好像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她老公，说，“哎对，咱们好久没跟老吕他们家联系了，他们也没点儿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搬回市区住了。”
她老公耸耸肩。她继续转镯子，跟我们说起了这个发小的事。老吕是方老师的大学同学，艺术世家，自己也画画，可是没怎么出名，后来搞艺术品和古董收藏了。两家儿子一般大，以前在海淀一直同小区同学校，整天一块儿玩。老吕家的儿子跟辰辰一样，聪明，长得也好，就是性格有点儿那个，哎怎么说，也不能说怪，就是有点儿，唔，弱。她边说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也不是真的弱，就是那种一点儿也不在乎示弱的模样儿。对，不是说完全不好强，一旦较真，他可执拗了，谁也别想跟他争。可那些人生大事儿呢？他从来不在乎。
“哪些是人生大事？”我问。
“升学，工作，结婚生子，就这些事。”她立即用一种庄重的眼神看着我，去掉了句末的儿化音，语气听上去不容置疑，“为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做贡献的事。”
“嗯……不过，您觉得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真的有意义吗？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做一件事，最终为世界带来的，究竟是贡献，还是损害呢？”
“那也总比完全不做贡献强！”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缓慢地点头，想让她接着讲故事。可没想到故事就这么轻易地被打断了。她好像是被我诚恳的提问冒犯到了，情绪逐渐变得激动起来。有什么荒唐的东西在她的记忆堆里踢踏作舞。她念叨了一会儿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年纪的事儿之类的老话，突然烦躁地站起身，说该换喝熟普了，进屋取茶。
“彭欣阿姨没事吧？”书奇轻声问。她本想跟着站起来，但又犹豫了一下，结果半蹲半站，不知所措。
“没事儿，没事儿。”
方老师笑呵呵地说，他又温柔又平静，像个慈祥的老妇人。人真奇妙，年纪越往上走，就越像婴童，越来越同质。男人雌化，女人雄化，所有老人都一模一样。他们这样，书奇的父母公婆这样，我父母也一样。别看我跟书奇此时的境况差异那么大，等我们老的时候，人们可能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心里这么想着。因为这世上所有的故事，如果延续得够远，结局都一样。
我不记得那天后来在他们家的事了。应该就是又喝了会儿茶，参观了一下房子，然后就道别了。彭欣阿姨显然不喜欢我，但我身上可能多少还有点她认为可取的东西。于是她跟正常人一样，越不喜欢就越努力装出一副尤为亲切的姿态，最后还主动让我加了她的微信。晚上书奇开车带我去附近的农场吃饭。那里新开了家相当浮夸的美式diner，吃简餐的，但搞得小资，价格也高，供应当时流行的精酿啤酒。这一带的住户应该喜欢光顾，因为里头坐得很满。吃饭的时候，书奇说彭欣阿姨以前也是演员，她儿子现在已经挺有名啦，前途无量。我说我没听说过啊，她说那是因为你不看国内综艺，你看他明明跟我们差不多大，但已经这么成功了呀。我说，嗯，是的，一边愉快地咀嚼嘴里肥腻的食物，配口啤酒。书奇这时忧伤起来，忽然放下餐具，挺直腰背，双手交叠，手肘前倚在漆得光亮的胶合板餐桌上，像个小学生。我觉得我的人生一事无成，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呛了口啤酒，咳得惊天动地，吸引了周围好几桌人的目光。隔壁一桌带小孩的战战兢兢，女的骂男的非要带小孩出来吃饭干吗，这么多人还阳着，多危险。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书奇等我咳完，接着问，眼里闪烁几簇希望。她想让我告诉她，其实她已经很成功了，从小城扑翅而起，无畏地迁徙，留学创业，生这么多娃，彭欣阿姨说的那些人生大事都已经超额完成了，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可我没这么说。我看着她那双真挚的大眼睛，眼睑下方那些黯淡的沉重的皱纹，里面堆满了生命中所有不值一提的日子。我说是啊，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晚饭结束的时候，书奇心情有些糟糕。为了安慰她，我主动买了单，还说了一句感谢她请我来白吃白住，拯救我绝望的蛰伏生活之类的话。她心情稍微好了一点。我猜她很喜欢我有意虚浮的用词，如，“拯救”“绝望”。我的朋友喜欢自己很有用的那种感觉。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有天生的奉献精神，习惯绽放自己的社会价值。价值即意义，这一点对她来说毫无疑问。所以当我表明她的存在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时候，她当然又高兴起来了。吃完饭，我们逛了一会儿农场边的小超市，我买了一些水果和啤酒。这时书奇的婆婆打电话来了：琪琪和两个弟弟闹矛盾了，大家都很需要妈妈！书奇迅速烧起来，飞快地冲回停车场——她那辆砖红色的Model S像块待燃的金属，急着刺穿黑夜，发光发热。我气喘吁吁地跟上去，把装了水果和啤酒的袋子放进车里，再从里头抽出一瓶啤酒，对驾驶座上焦急得容光焕发的书奇说，你快走吧，东西你带回去，别管我，我自己叫车。
书奇开走以后，我用路边水泥电杆的支撑面开了那瓶啤酒，决定独自闲逛一会儿再回去。农场周围只有餐厅和超市这一带比较热闹，只要稍微走开几步，便能感受到郊野夜晚真实的荒凉。春阴的夜晚是真的凉，而且凉得突然。我刚喝两口啤酒，一阵冰凉的空气猛地撞上我的脚踝，从下往上蔓延。我赶紧加快脚步往前走，想着多做点功，暖暖身子。借着身后逐渐模糊，因而也愈渐深邃的灯光，我能勉强看到旁边移动的田埂，半阴半明的树。无名的植被和农作物勇敢地袒露在夜的表面。万物和从前一样，陌生、真实、可畏。光线越来越弱，头顶的月光也被云层遮了一半，但我的眼睛很快适应了黑暗。这里虽然荒，但开阔，离远处幽暗的树林还隔了一片很大的农田。另外，遍地都是人工干扰的痕迹，连我走的这条路都是用水泥和塑胶跑道铺过的，踩不到土的。走一会儿，前方又亮堂起来，有路灯了，崭新的光。我终于微醺，感觉极好，极其美好——
这种感觉描述起来，大概就是：我忽然之间能看得到未来了。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前程如此平静和缓地铺展在夜晚的天空下，并且和这个世界的进程，完全一致。正当我欣喜地辨认出这种类似高空飞翔般的愉悦的知觉时，眼前出现了一小片发光的水面。月亮已经从云层里钻出来了，在水面上空摇晃。我朝那个方向走，能看到的水面越来越大。走到平地的终结处，我才意识到这片水域非常辽阔，月光中勉强能看到远处似曾相识的椭圆边岸。我盯着湖水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手机查看地图。
这片湖就是书奇爸妈家边上的，地图上显示的名字是四通水库，寓意还不错。这里也的确四通八达，我偶尔散步抵达的水岸应该就在斜对面，可之前对水库的大小面积没什么印象。我一般走到水边需要半个小时（光是在别墅小区内部就要走上20分钟），到湖边没走两步就差不多得折返了。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大。下午书奇开过来至少用了15分钟（虽然走的公路不沿湖）。这里的岸边也规划过，路上铺的还是塑胶道，旁边还装了双座的观景椅。我走到座椅边，象征性地掸了掸灰，坐下，看着无风的水面发呆。湖对岸一片漆黑，只有一处有星点似的光，可能是个房子，或者是座桥。
美妙的感觉还在。我顺势点了根烟，慢慢地喝完了剩下的啤酒。
后来那晚什么都没发生。我没遇到任何人，任何动物，也没听到什么特殊的动静。但我能感觉到周围有同我非常相似的夜游的东西存在着。我很喜欢在那段夜路上获得的感觉，所以那晚之后，我开始更频繁地在书奇家附近的水岸散步。为了节省体力，每次散步前我都会打电话给小区的保安，请他们开电动接驳车来接我到小区门口，然后再自己走到湖边，走一两个小时。书奇告诉我车钥匙的位置，说我可以用她爸妈的车。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驾驶经验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的。
在岸边散步几次，我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地貌和布局。住房主要集中在书奇家这一带，水库西面，不直接临湖，背靠一脉坡度较缓的山群。东边有一座水坝，旁边是没怎么开发的农田和树林，有一段在造高架，未来会通一条高铁。这里的湖水并不很浑浊，但无一处能见底，适合各种水下生物存活，繁衍。水库禁捕禁泳，游泳的没见着，但我不止一次在湖边看到有人垂钓。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经过一座小白石桥，桥墩边端坐了个戴灰毛呢鸭舌帽的老大爷，身边安放一个小炭炉，一口小锅，一瓶黄酒。等我原路折返的时候，他已经钓上了一条，刮鳞洗净，正扔进锅里煮了准备吃呢。水边的人不多，绝大多数是老人。有这般垂钓吃鱼的，有拱腿拱肩打太极的，有弓腰驼背散步的，有戴着口罩坐手推轮椅的。每个人的移动都很慢，很慢，比起风时湖面的水波还慢。但偶尔也会有遛狗的年轻人闪现，在骤然加速的时间里飞驰而过。
我越来越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子便过得越来越快。我来不及记，也记不住。所以当彭欣阿姨发微信邀请我去她家吃饭的时候，我有意看了一眼那天的日期：四月一日，愚人节。我昏昏沉沉地醒来，听到保洁阿姨正在楼下打扫，不想立即下楼，在床上赖着刷手机。第一条消息就是她发来的语音。不好意思啊，这么临时约你们——她应该是这样开口的，很客气——辰辰回来了，老吕说晚上要来坐坐，好久没聚了。他儿子也来，就是辰辰的发小。我们在家里简单吃点，正好新请了个下厨师傅，会做江南菜，你们来品品。我回复说好啊，谢谢，加了个龇牙咧嘴的笑脸。我又刷了会儿朋友圈，然后把我妈发来的长语音转成文字看了一遍。光看那些灰色消息条块的长度形状，我就能辨识出无比焦虑的言语内核。她前几天跟书奇爸妈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我已经在昌平住了一阵。数落一番后，她说要给书奇婆家小孩他们寄点东西，问我寄点什么好。我回复说你随便寄点特产就行，他们又不缺东西。
临近傍晚，我终于洗漱完毕，换上了一件书奇留在衣柜里的蓝裙子。我发微信给书奇说了一声——我没带几件换洗衣服，带来的全是宅家用的运动装。我承认那天是挺兴奋的，毕竟我已经很久没有社交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好奇心正在驱使我去听彭欣阿姨没讲完的故事。书奇一直没回复我，我默认她到了饭点就会出现，因为彭欣阿姨给我发语音用的是“你们”。我一开始有些晕乎，差点走错一户——这小区的每栋别墅都长得一模一样。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张望了一下，没见书奇的车。彭欣阿姨开的门，她有点惊讶地接过我手里的葡萄酒（我从柜子里翻找出来的最后两瓶），说哎呀，这么客气，然后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说是书奇爸妈的酒，书奇她还没到吗？她说今天是周中，书奇来一趟也不方便，所以没喊她呢。人都齐了，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她边说边领我进屋。
屋内的格局也跟书奇爸妈家一样。进门第一间是茶室，三个人围着弧形梨木桌坐着喝茶。方老师正在沏茶，他和蔼地招呼我。另外两人年纪都在五六十岁左右，男的头发花白蓬乱，但看得出精心打理过，布衣配棋盘格的羊绒围巾，女的细眼尖脸，穿着简练。彭欣阿姨介绍说这是老吕，著名画家，爱人陆老师是证券公司的，又介绍说我是从上海来的，邻居家的客人，是个作家。男的问我写什么的，我说写小说，悬疑侦探，能畅销的那种。女的注视了我一会儿，问我几月几号生的。我说六月二十五。她说哦，朝鲜战争爆发的日子，那跟彭欣你没差几天，都是巨蟹。彭欣阿姨笑着说，陆老师是数学天才，对数字过目不忘。陆老师接着问，我们家那个双十一跟你们家的十二月三号还在院子里聊天呢？彭欣阿姨说是啊，我去喊他们，然后对我说，来，给你介绍下辰辰和小海。
我们穿过客厅，走到后院。这是个晴天，风大，黄昏的阴影正浓，铺洒在园中的花木假山湖石上。我一眼认出了辰辰，夺目的身高，挺拔的五官，站在暮光下，像抖音里的人。他的发小站在旁边的假山石前，阴影处，身材瘦高，身上罩着一件被风吹得膨胀起来的深色旧毛衣，脸色是未老先衰的憔悴，看上去非常普通。但在这庭院的背景和他的发小的衬托下，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震惊的真实感。
彭欣阿姨走过去挽住辰辰的胳膊，灿烂地笑。她还是那样介绍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是个作家。她没介绍辰辰，默认我已经清楚有关她明星儿子的一切了（她上次的确说了很久），只介绍辰辰的发小：
“这是吕陆海，小海，辰辰最好的朋友。”
“你好。”他声音低沉，有礼貌，但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是亲和还是高傲。
我们站着闲聊了一会儿。上海、天气、北京、健康，诸如此类。两人话都不多，主要还是彭欣阿姨在一个劲地输出，边说话还是边摆转着手腕上的玉镯。没过多久，管家阿姨到院子里说可以吃饭了。我们回屋入座。餐厅挺气派，两层挑高，中式家具。餐桌是棕红的檀木，带圆弧转盘。我一边挨着彭欣阿姨，一边挨着吕陆海。他吃得很少，几乎不怎么动筷，更不举杯。事实上，他几乎不怎么动，大部分时间双手放在膝盖上，跟餐桌和菜保持距离。其他人可能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无动于衷的饭桌仪态，兀自欢快地夹菜、聊天。菜真好吃，真的江南菜。腌笃鲜，酒香草头，江浙湖海鲜：一盘温州姜酒血蛤、一条肉质鲜嫩的清蒸鳜鱼，最后还有一盅正宗的响油鳝糊。鳝丝拆得很细，略焦，厨师端上桌子的时候往上头淋热油，滋啦滋啦。我好久没吃这些东西了，吃得很欢，一面大口大口地喝红酒。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旁边斜扫到我盘中的目光，冷飕飕的。
“你不吃吗？”我终于忍不住，低声问他——此时桌上正在大聊经济和股票。陆老师自称操盘高手，可惜生不逢时，没办法，但凡如今这股市有任何逻辑可言，她都能随便赚。
吕陆海指指他自己盘子里的一小簇草头，说：
“吃啊，吃这个。”
说着，他夹起那朵鲜嫩的绿叶，入口，很慢地嚼几下，一点一点，好像在观察每种味道里的沉默。
“你吃素？”我又问。
“不是。”
“那你不试试这鱼？很好吃。”
“好吃就一定得吃吗？”他反问。
“不一定，”我说，“不过，要是正好遇到了好吃的食物，也不违背什么道德原则，那还是可以趁机吃了的。因为也许下次你很想吃的时候，就吃不到了。”
为了佐证这个观点，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去年封控在家的时候，别说没有好吃的鱼肉了，连草头都挖不到。他说你的逻辑偏了，想要和需要完全是两回事，想要但不需要，就是没必要，不用费神儿去做。我说有时候两者极难区分。他说大多情况下，区分很容易：为了解馋吃鱼和为了活下去吃草，没区别吗？我说这也跟看问题的角度有关，饥肠辘辘和奄奄一息还有区别呢，但有时候看来，区别又不那么大。因为一个人的生存境况，其实是一种观念，没那么客观的判断的。
“照你这么说，帮助和拯救，也没多大区别？”
“显然没有。”我说，“区别在于事情的重要程度。帮助听上去比较平等，拯救居高临下，因为‘拯救’感觉更重要……但重不重要，这还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
“不对。”他摇头，“拯救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它关乎生死。”
“世上所有的事最终都关乎生死。”我说，“所谓的轻重缓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重不重要不是绝对，只是跟意义有关。但意义是由人赋予的。”
他侧过脸看看我，默不作声。我感觉有激烈的思想在他脑中飞来撞去。然后他又夹了棵草，默默地吃。
“其实，为了真理而争辩和为了争辩而争辩，也没那么大区别。”
我得意地总结，一面为这突如其来的智慧沾沾自喜。此时饭桌上正在讨论辰辰跌宕起伏的成名道路，事业沉浮。彭欣阿姨又在狂转她的镯子，赘述名利场的喧哗，利益攸关方的交往策略。辰辰本人倒是没怎么参与说话。他那张脸确实好看，一会儿似是而非地点头，一会儿埋头看手机，一会儿又抬头，看看远处窗玻璃反光里的自己。老吕评论说其实哪儿都一样，演艺圈艺术圈，最不该功利的地儿，都最他妈的势利。全是关系、人情，互相利用、博弈，规则一会儿一个样，哪儿有什么真的评判标准？几千年来都一样，只是现在越来越糟糕，我每天醒来都能感觉到人种的退化！彭欣阿姨说是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这会儿已经没什么确定的、坚固的东西了，一切都在不停地变，我们只能顺应。
“六月二十五，你倒是可以写写这个时代。”陆老师突然开口，看向我。
“啊？”我愣了一下，反应过来那是我的生日代码。
“你不是作家吗？”她粗声粗气地说，喝了一大口红酒，双颊泛红，“你就多写写现在的变局吧，连最可靠的数字都不可靠了。哪儿还有什么稳定的经济，稳定的工作、婚姻？所以啊，彭欣，我们家这双十一，虽然没你们家的一二三那么出息，连个工作都没有，但也挺好。凭啥要顺应他们啊？又不是马戏团，成天跟着他们变来变去。就这样也挺好，是不，双十一？”
吕陆海抬头看看他妈，再看看彭欣阿姨，面无表情。这时方老师很难得地开口了，温和地笑着说，小海其实挺好的，理想主义，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彭欣阿姨有点尴尬，说陆骅你多了，慢点儿喝。这话对于喝得兴奋的人来说是纯粹的挑衅。陆老师当然不理她，找我碰杯。干杯后，她说她还是想听听六二五的想法，想让我说说对这奇葩世界怎么看的。我说我没什么感觉啊，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也没过不去的坎，得过且过就行了。彭欣阿姨接话说，陆骅，这姑娘感觉是不是跟你们家小海特像？我上回听她这么说，就感觉是小海在说话一样。
“不一样。”
“不太像。”
我和吕陆海几乎同时说道。饭桌上的目光全落在我俩身上。彭欣阿姨咯咯笑起来，老吕夫妇也笑了。我解释说，因为我一点儿都不理想主义啊。方老师这时又开口评论说，那倒是，甚至有点虚无，理想的反面。我正想问怎么看出我虚无了，陆老师突然尖叫道那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像，便问我爸妈的出生年月日。我如实答了我爸的，准备说我妈的时候我想了一下，然后说，我可能没法告诉您。
“为什么？”她问。
“因为这样我就把她的银行卡密码都说出来了啊。”我说。
陆老师笑得前俯后仰，说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把这么明显的事儿给说出来了，哈哈哈哈哈。我觉得她挺喜欢我的，而我也不讨厌她。她身上没有彭欣阿姨那种鲜明的庸俗气。彭欣阿姨接着问我，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妈是公务员，刚退休不久，我爸还在世界各地乱跑做生意——其实我本来根本没想过要说这些，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当时我故意想看看吕陆海的反应，因此还添油加醋地多讲了一点——他主要做板材，从木料挖掘到加工成品都做，包括这种檀木。我边说边用手指轻敲餐桌：
“血檀，硬度和颜色跟小叶紫檀几乎完全一样，大概是十多年前在非洲发现的一种木材，基本能替代小叶紫檀做红木，价格便宜多了。我爸那时就在刚果做生意，当年是他第一个发现的，以前没人知道。后来中国人蜂拥而至，砍完了。环保组织也来调查谴责了。”
“这个……不是非洲的吧……”彭欣阿姨的关注点停留在这张桌子的成分上，转问她老公。
“确实比小叶紫檀便宜。”方老师想了一想回答。
“唔……你爸……八月十五，跟拿破仑生日同一天，果然厉害……”陆老师念叨着说。
“嗯，确实很夸张。”我说，“不过，非洲本地人还在用那些红木劈柴生火，想想也挺浪费的。”
“那他还继续做这生意吗？”
“他自己后来没做红木进口，只是发现这种檀木能用，但可能也只是吹牛。不过，他还有很多同行在非洲，还在做这个。砍完一个地方，就去另一个地方接着找……”
“你知道一棵檀木要多久才能长起来吗？”
吕陆海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撤离开红木桌椅，神情严肃地说。他个子很高，从上往下看着我，深陷的眼窝里放射出一道失望而阴郁的目光。他神情严肃、黯淡，但又似乎因某种饱受痛苦的操劳而持续地发光、发亮。
“大概一百年吧。”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想缓和一下气氛。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他眼里的忧伤在短暂的时间里，逐渐演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愤怒，好像他的存在被我轻描淡写的叙述篡夺了一样。他在桌椅之间杵着，像棵树。杵了一会儿，他往外走，从大门口径直走了出去。
其实我没想到自己还会再碰到吕陆海。但过了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一切又好像理所当然。我后来反复揣摩过那段日子，希望能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一些，能在里面找到一个现实的出口。现在想来，从前那些偶然、绝望但尚可理解的东西，如今终于被彻底击碎，日渐衰败，最终变得无法识别。当时的我年轻又幸福，尽管我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
吕陆海也知道这一点。这是我第二次碰见他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这原原本本是他的措辞。那是一个昏暗的下午，在邻居家吃饭过后没几天，应该是清明或者清明假期的某一天，有雨。我吃过午饭，在二楼的卧室里来回踱步，到露台上看看烟雨中的树和天空。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出门去湖边散步，就看到小区保安队的接驳车从远处缓缓驶来，停在楼下。像命运。坐上接驳车的时候，我问那个特别年轻的保安，我没打电话你们怎么就来接我了？保安解释说正好送完旁边一户，我看您平时差不多都是这个点打电话给我们，就想着来看看您需不需要用车。
我觉得这人挺可爱的，就在路上跟他聊了一会儿。他来自河北的一个小县城，刚过完二十岁生日。我说真好啊，我都快过三十岁生日了。他说他没法想象自己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知道三十岁的时候会跟现在一样，现在也知道四十岁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便问我四十岁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说那还用问，还是跟现在一模一样呗。
下了车，我打上伞，慢悠悠地走到湖边，再慢悠悠地沿水步行。落雨的湖边空无一人。我脑子里先想的是上午边吃饭边看的那集悬疑剧的情节，然后忽然想起了吕陆海那晚义愤填膺的模样。吕陆海生气地走了以后，我一开始很兴奋，因为我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已经很少出现这么突然的戏剧性的时刻了。但我很快发现，其他人都对如此反常的行为熟视无睹。我问他们他去哪里，陆老师说她儿子就住附近，没多远，住在水库边的一栋老房子里，他们很久以前造的。我又问他是开车回去吗？她说怎么可能，他早就不开车了，新能源也不开，只坐公共交通，或者骑行。我说哦，那难怪了，他是个环保主义者吧。如果只是环保这么简单就好了，老吕接过话说，叹了口气。别看他心平气和的，对我们态度也不错，有关他自己的事，平时这些行为，从来不愿多说一个字。我问那他除了不工作，不怎么吃东西，爱好环保，还有哪些行为令你们担心呢？夫妻俩相视苦笑：不吃不睡不外出，从美国读大学回来以后一直这样，大家早就习惯了，也就是比较消极，医生诊断他没什么精神问题，头脑清醒，人也不抑郁。但问题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行为，终于让他们开始担心了——
“什么样的，积极行为？”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大概就是，他加入了一个社团，可能是环保的，也可能不是，有好几个人。那是疫情前，疫情以后有几人没地儿去，他就给他们提供住所，水库边那个房子。有几次公安都去过，但没啥事儿，没政治问题……其实也没啥，但我就怕他们弄些什么怪力乱神的……”
陆老师絮絮叨叨地说，之前那副干练精准的数字精神消失了。他们接着坦白了对我原本的期待——彭欣打电话来，说有个跟小海差不多大的女孩儿平时也不工作，感觉跟小海挺像的，可能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说到他最在意的事儿了。我转头看明星辰辰，问，那他发小不能跟他交流吗？辰辰迅速地回答说，我可没法跟他交流了，他一直在指责我。陆老师说他们之前去看过那个房子，辰辰也替他们去看过，见过那些人，看起来都挺正常的，但他们还是觉得不放心。我说你们是希望我替你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跟他们聊聊吗？陆老师说他们之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看起来，双十一估计也是不愿意跟你交流的。
他们错了。因为正当我打着伞，一边想着前几天那顿荒唐的晚饭，一边走上水汽升腾的白石桥的时候，前方迎面正步走来一个身穿褐色牛津布雨衣的人，手上端着一台黑色多爪的仪器。
“是你。”吕陆海先认出我，主动打招呼。
“哎呀，你好。”我把伞向上翘了翘。从滴水的伞沿向外，我能看到他那张憔悴的脸，紧紧地束裹在雨衣的连帽里。
他跟我寒暄了几句，庄重、有力，状态同那天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好像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恼怒了。我问他是不是就住在附近，他说对，指了指不远处的岸边，一个在雾气四溢的树林间似有若无地发光的点。我说是临湖的房子啊，好像看到过，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一直开着灯？他点点头。我说那你不嫌费电不环保吗？他读出了我口气中的嘲讽，便换上一种严肃的口气，说那是两回事。我又指指他手上的机器问，这是无人机吗？他说对，下面装了激光检测仪，用来监测气体，甲烷之类的。我仔细看了一眼，无人机放置航拍摄像头的云台处，确实装配了一个小巧的亮黄色的四棱柱体。我忍不住笑，说，你是在研究这水库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关联吗？那可能有点困难啊。他认真回答我说，不是，不是研究这个。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
“但你要是有兴趣，有时间，下回我可以给你具体讲讲。”
我很惊讶，立即回答说，好啊，我现在就有时间。他说他得趁着下雨，先检测空气和水体质量。于是我陪他在桥头飞无人机。他一只手先把机器停放在石桥栏杆中间平坦的湿漉漉的望柱上，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块很小的遥控仪。旋翼慢慢启动了。他一手扶着桨叶，一手冷静地遥控，像放飞一只风筝一样地放飞了它。无人机缓缓垂直上升，然后从桥头垂直向下，到了几乎贴着水面的时候，才开始水平移动。他的视线紧跟着，也贴在水面上，过一会儿又收回目光，看看遥控仪上的显示。雨水不断地从他额头上方的连帽檐上滴下来，顺着脸颊落下。他眉头紧锁，看起来非常认真，但又极其不安，不停地来回走动，好像站在一个全人类命运攸关的分水岭。
关于那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在桥头的不安，尽管之后发生的事远比这一刻离奇。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担心无人机掉进水里，或者担心雨下得越来越大，会损害到他的检测仪。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他的不安非同寻常。我见过很多种不安：书奇担心她的小孩，我妈担心我的碌碌无为，我爸担心他的木材。还有很多种相似的不安的等待：线上等考试结果，医院里等CT结果，小区门口等核酸结果……可吕陆海那天的不安跟那些不安不一样。他的不安也关乎不可知的未来，但盘旋在他头顶的那种烟雾般的焦虑的情绪里面存在某种笃定的、不可动摇的、非世俗的信念。有那么一会儿，无人机飞到视线之外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走动，一脚踩上石桥扶栏，弓下腰，俯身向下看水面。他那副纤长的躯体伏在桥栏上，像一张弓，好像随时准备着要把某种精神、灵魂之类的重要的内在的东西放射出去。他仔细地盯着水面，看着上面重复出现的雨滴、漩涡、波浪，眼光闪烁。等无人机盘旋着从远方飞回来的时候，他又默默地从桥栏上爬下来，重新开始不安地踱步，双手摆在胸前，头高高地抬着，像个虔诚的教徒，一面领受苦难，一面幸福地祈求。
我好久没在现实中看到这样的人物、场景了。我想起陆老师之前说害怕她儿子和那群人在弄些什么怪力乱神的东西，突然间也感觉有点忐忑了。我从兜里掏出烟和打火机，正准备点一根压压惊，忽地迎来吕陆海制止的目光。他的目光明澈，眼睛澄亮，是那张未老先衰的脸上看起来最年轻的部位。烟雾大概会干扰他的监测，我这么想着，只好乖乖地把东西收了回去。
我们在岸边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前在上海出租屋附近散步的时候，我其实完整地看过好几次无人机飞行。苏州河边有一片挺大的绿地，有家咖啡馆，周末的时候有年轻人会在那里玩无人机。我每次遇到的时候就会立即把无用的时间丢在一旁，点杯咖啡，坐在那儿，看。那些机器的续航时间很短，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但那天吕陆海用的无人机起码飞了一个小时。这期间落雨风斜，我打着伞也没用，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吕陆海当然湿得更厉害，但他至少还穿了套鞋和雨衣。等他把无人机收回来，从架子上取下检测仪的时候，我已经快冻死了。他仔细地看了会儿遥控仪上的数据，揣进兜里，重新把那台无人机安放在手上，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但也难以掩饰的欣喜。
“我得先回去暖和一下，换个衣服啥的。”我说，“新冠还没好全。”
“没好全，还抽烟？”他转过身来看我，嘴角有很不明显的笑容，手上跟刚出现的时候那样端捧着那台无人机，像哈利·波特里手上停着猫头鹰的巫师。
我解释说反正肺已经坏掉了，抽两根也无妨，顺口问他阳过了吗？他摇摇头。我说那你不害怕吗，口罩都不戴一个。他说这有啥好怕的，然后说前面就是他住的地方，应该比回小区更近，要不先去他那儿避雨。我说你这么环保，可能连暖气都没有吧。他说暖气有的。我又问你那儿有很多人吗？他说现在有一两个人吧。我有点犹豫，他问是不是因为他爸妈跟我说了这个房子的事。我说倒也不是，想想好像确实也没啥好怕的，就说，好，我去。
我们沿湖往前走了一会儿，不到一公里。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那种非常好的感觉又回来了，就是第一次在湖边夜游时获得的那种很好的感觉。天气恶劣依旧，风太大了，路上没见着人。我干脆把伞收起来，跟吕陆海一样，直接在雨中行走——有一阵，我感觉自己已经认识身边这人很久了。这段步道我也很熟悉，平时走过好多次。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岸边的风景实在太单一了，哪里都似曾相识。我想起刚才那座放飞无人机的白石桥就是现捕现吃的那个钓鱼老头的根据地，便问吕陆海平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老头。吕陆海说看到过，眼光里掠过一丝不屑。我说你看他这样其实也挺环保的，高效。他回答说这儿禁捕，我说那你怎么不制止他？总有一天，他回答，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一遍：总有一天。快到地方的时候，雨慢慢停了。那房子离湖真的很近，就是要跨一条沿湖公路，被一小片稀疏的小树林挡住了。我意识到自己散步的时候其实经常路过这片小树林。从湖岸穿过马路就是那片小树林，有一条显而易见的林间小径通向深处，里头闪烁着模糊的暖光。吕陆海走在前面，我在后头跟着，一步步，脚下铺满前一年没被扫走的落叶，窸窣作响。这里的树木并不繁茂，但种类还挺多样的。有几株冷杉，披着常青的针叶，安静地绿着。大部分树是北方冬春之交典型的荒凉和枯黄，还没从前一年的衰败中缓过来。有不少树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阻扰着春天。还有少数树上已经有细小的东西在生长了，虽然从下往上看，不太能分辨出是枯叶还是新苞。
小树林的尽头就是那栋房子。灯光越来越明晰——房子青灰色的轮廓清晰可见，屋前小道上有两盏外灯亮着，在泥路上投下一道道潮湿的树影。这房子远看就很眼熟，一条笔直的小路通向大门的台阶。走到台阶跟前的时候，我恍然意识到，它的外形跟书奇家小区的别墅几乎一模一样，三层，二楼有个露台，三楼有个小阁楼。墙体也是灰色的，只是看起来比小区里的房子陈旧很多，有一半都被爬山虎布满了。一只不知从哪儿来的鸟突然从林间蹿出来，拨弄着一片落到二楼露台的树叶。
“你这房子跟那个小区里的房子……”
“很像，对吧？”
吕陆海一边开门一边回应我。他没拿出钥匙，门也没锁。屋内的格局果然也跟书奇家和她邻居家一样，门边就有一个房间，就是书奇他们那里用作茶室的位置，再走进去是挑高的客厅、餐厅，穿过去就是后院。尽管如此，这屋子依然让人感觉挺怪异的，清冷，屋里也没开暖气。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装修简陋老旧，水泥地，墙面上留有残破的白漆片。
“那个小区里的住房是我爸在美院的团队统一设计的。”他带我走进空荡荡的客厅，随手拉了一把木椅子给我，又从厨房里拿了块干布，“这儿是他们当初开发这片居住区的建筑试点，没产权，目前暂时还在给他们继续用，作为福利。”
我点点头，接过干布擦头发，同时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从旋转楼梯上急匆匆走下来的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套了件浅色的毛衣。她年纪也不大，但脸色跟吕陆海一样苍白，有那种因过度操劳而衰老疲倦的痕迹。她看到我来也没显得惊讶——事实上她可能根本没怎么看我，紧张而专注地盯着吕陆海，然后目光在他和他放到餐桌上的那台无人机之间来回切换。她没说话，但我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发抖。
“可以了。”
吕陆海看着她，眼里闪着光，一字一顿地说。他看起来和她一样激动。他们就这么激动地僵持了一会儿。终于，瘦小的女人向吕陆海走了过去，小心翼翼但紧紧地拥抱他。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而我自己根本就不在这个屋子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跟平时那些慵懒的、无所事事的午后一样，还躺在书奇爸妈家的沙发上，在刷一部没头没尾没逻辑的悬疑剧。正当我实在不知所措，想掏出手机来刷刷朋友圈回到现实的时候，脚底突然传来一串奇怪的咳嗽声——之所以奇怪，是因为那声音低沉，但分贝不低，节奏均匀、反复，像沉闷的鼓点；不用鼓槌，手指直敲鼓面的那种，能播放出鼓身陈旧的裂痕；好像有什么人——有什么奇异的生物——在耗尽毕生最后的力气，疯狂地咳嗽，大口地喘息、怒吼——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我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手机摔在地上。地板像一面光滑的鼓皮，被地下的咳嗽震得打战。我向下张望，意识到这栋房子跟书奇爸妈家和彭欣阿姨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旋转楼梯停在了一楼，没有通向地下——原本向下的楼梯口被水泥封死了。
我看向吕陆海和他的朋友。两人脸上没有任何惊恐，甚至还浮现出某种不合时宜的、欣慰的微笑。
那年北方的气候真怪，清明刚过就急速转暖了。下雨的几天，水库边塑胶道的绿化带里还能见着冻霜。天一转晴，春天就真的来了，暖。花千朵万朵地开，水边的人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年轻的面孔，一张张兴奋的脸，像在迎接什么神秘的好运——那些不断重复的、美丽的日子。
傍晚时分，书奇在水库边接我。她的Model S停在吕陆海家前面的小树林边，像一簇林火，罄其生命，拼命地红。
“你不会也加入他们吧？”一上车，她就焦急地问我，眼里燃着火。
她说彭欣阿姨打电话全跟她讲了，说本来想让我跟辰辰的发小接触接触，看看他那个奇怪的社团和房子里的情况，劝劝他之类的，没想到我也变成了这里的常客。我问，彭欣阿姨消息这么灵，不会是每天都在露台窗口监视我出门吧？她说这哪能叫监视，那是关心。我说有时候监视和关心就是一回事。
书奇心急火燎地开着车，一边不停地打探。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危险？不只是环保宣传吧？小海的父母担心自己的儿子已经疯了，交往了一群精神分裂，彭欣阿姨说他们可能在做一些邪乎的事，是真的吗？我被问烦了，反问她，你为什么要帮彭欣阿姨那种人打探跟你们毫不相干的事？她气坏了，反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她的饭局？我说因为我对发小的故事感兴趣啊，而且我哪知道她故意不邀请你呢？她更气了，又气又急，大声强调：彭欣阿姨没有故意不邀请我！说完就气哭了，在车里放声大哭。我觉得她疯了，可能是平时压力太大了。这时我们正在进城的高速上，她是今晚唯一的司机。于是我软下来，用尽量温柔的语气对她说，好了，别哭啦，你还是三个娃的妈妈呢。
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我在路上把吕陆海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先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吕陆海在桥头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地放飞无人机，勘测空气和水质，然后又把那栋房子的形貌构造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一遍。说到从地底下发出的咳嗽声时，书奇在驾驶座上打了一个寒战，说，哎等等，你不会是在编故事吓我吧？我说这都是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接着告诉她那些我没有亲眼所见的，由吕陆海告诉我的事。
那是一条鱼。
至少看起来像一条鱼，吕陆海说，一边用手比画着。体型很大，但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非常小。有多大？身长大概两米多，窄，体形像刀子；鱼嘴像针，加上去估计接近三米。有多小？最开始的时候跟手掌差不多大，通体透明。什么时候的事？几年前，疫情刚开始那会儿。怎么发现的？在水库边散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那时候他从美国毕业回来好几年，对工作毫无兴趣，也不想折腾别的，疫情暴发以后就从市区搬到昌平这栋空宅子里，渐渐习惯了成天什么事都不做的生活。有时候，他能一个人在屋里、院子里发上一整天的呆。偶尔他也会出趟门，在小树林间漫步，辨认各类树种科属。偶尔在水库边上转悠，看看水面树纹似的涟漪，看鱼，看看天空，看鸟，看白鹭向水面俯冲，看田垄把忧伤层层围住，看工人用塑胶一点点铺路，看老人用残余的生命垂钓。
“那时我对世界不太在意，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认真地看着我；他那瘦弱沉默的女同伴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好像是表示认同，又好像在代替我回应他。“这世上没有什么我想拥有的。我知道没人值得我羡慕，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付出时间。我一无所有，只有大把大把能被我轻易丢在一旁的时间。我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
就在那个时候，鱼出现了。
就在那老头的鱼竿上，你见过的那个老头，他提醒我，在桥边现钓现吃那个。那天他站在桥头，看老头垂钓，烹饪，食用，周而复始，直到鱼突然咬杆而现。一开始他也没觉得有多特别，不过是一条漂亮的、全身无鳞的、透明发亮的小鱼，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视线无法从鱼身上挪开。有一种东西在他体内苏醒，操纵着他的呼吸。“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一直都被困在一座虚无的地狱里，和自己搏斗。”他在老头把鱼扔进锅之前制止了他——那是很久以来他第一次主动地干扰他人的生命活动，第一次主动地参与这个世界的进程。垂死的小鱼被带回了家，从小就会发出轻咳似的叫声。后面越长越大，声音就越来越响、低沉。一开始它住在水池里，后来换成了鱼缸，更大的鱼缸……最后他买了水族馆里的深水大鱼箱，把房子的地下两层都打通，封砌地面，只有一部家用电梯能通到地下。
“那不就是养一条大鱼吗？怎么这么神神道道的，还来这么多人，比养娃还操心？”书奇问。我们正慢慢地驶入市区，开始堵了——这天是我到书奇家后第一次进城，书奇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同学聚餐，约了几个十多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在亮马桥附近的一个居酒屋里。
“的确很怪，我没完全搞清楚。”我说，“他们说是鱼召唤的大家。你可以把那条鱼想象成河神之类的，能帮人实现愿望的那种。”
“真的假的？”
“看你愿不愿意相信呗，他们还说那鱼还能听懂人话呢。他们养得倒是真不容易。不是说喂养之类的麻烦。吕陆海说那鱼不吃任何东西，像植物一样。比植物还牛，连光合作用都不需要，只要在干净的水里就能存活。但就是需要优质的外部环境，要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水和空气。所以他们二十四小时有人轮流在楼下监测水箱里的水质和空气质量。”
“那他们去水库监测干吗？”
“他们打算把鱼放回水库。”
“放回去？”
“对。”
“天哪，如果真是这么大的怪物，这样私自放生能行吗？”
“本来就是从水里捞上来的呀。”
“那如果放回去，怎么能保证每天的水质和空气都达标呢？”
“所以就得一直监测、调控呗。前两年疫情没找到机会放生，不确定因素太多，人手也不够。现在差不多是时候可以放啦。”
书奇双手紧握方向盘，一脸匪夷所思。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了我一遍是不是乱编了一个故事糊弄她。我说当然不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那你亲眼看到那条鱼没？”
“没。”
“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不能给你看看呢？”
“他们问了我要不要下去看，我说我还没准备好。”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放弃看这么有趣的东西的机会？”
书奇做了个鬼脸，她确实了解我：我是一只受好奇心驱使的动物。我想不出反驳她的话，但我也不想告诉她我没有下去看那条鱼的真实原因。事实是，我有点害怕了。不是怕鱼、怕怪，我害怕的是他们的故事，害怕故事里那只非人间的生物身上显而易见的、救赎般的宗教能量。我害怕自己会变得跟吕陆海他们一样，忽然在这个昏暗而无常的世界看到某种不真实的、不切实际的意义，因为人在看到一些事以后，就再也不可能看不到了。
到亮马桥附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书奇找到亮马河边的一个地面停车场。停完车，我们一起沿河走了一段。城市的河流有一种平凡的优美，既喧嚣，又宁静，在夜色中熠熠生辉。我之前去到过北京城里很多次，书奇刚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市区住过好一阵。可那晚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正在潜入的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像条熟睡的深水鱼，忽然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被推进了一条淡水河。我们拐进一条街，沿着漆黑小巷走到一个酒店公寓和饭馆聚集的片区。
“那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放生呢？”快走进门前，书奇又停下来问我。
“不确定。所以我最近经常去看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放生的打算。你想去看的话，我到时也可以把你喊上一起，琪琪他们要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呀，我跟吕陆海说一声……”
书奇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走到居酒屋门廊前，整个身子歪斜地倚靠在门柱上，好像她的脊柱忽然失效了，再也无法支撑这副躯壳。
“怎么了？”我吓坏了。
“我可能要离婚了。”她呆呆地说。
“那也没什么啊，商量好就行。”
“他们想移民，让小孩都去国外长大……他们说环境比什么都重要……可我不觉得这里很糟糕啊……我不想一事无成……他们说我在这里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意思就是我一事无成，在这里，在哪里，都一样，一事无成……这里不需要我……好像我做的一切，一切……只是喂养了几条鱼一样……”
我诧异地看着她，看着那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像痛苦一样从她的嘴里涌出来。我第一次发现她原来已经这么老了。她又念叨了一会儿，心情渐渐平复了。我看着她很慢很慢地重新直起身子，在四月的晚风中大口呼吸。
“我们进去吧。”她说。
那晚来了四个老同学，两男两女，加上我和书奇一共六人。十几年没见了，一开始都很拘谨，客客气气的。我本想点酒，后来看看大家没这意思，书奇也得开车，就忍住了。饭局开始不到一小时，书奇婆家来电话了。她接完电话就立即从位置上弹跳起来，说她得回去给女儿戴OK镜，琪琪只信任她一个人，家里没别人能戴好。她说她要回去一趟，戴完马上会回来，说着就冲了出去。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未婚男同学问，什么是OK镜？一个在大学工作已婚已育的女同学答，就是视力矫正镜，小孩子晚上睡觉戴的，有点像隐形。另一个男同学问，她不是住昌平吗，来回一趟起码一个半小时吧？我说对，但她说了要回来，应该就会回来的。
居酒屋包厢上菜挺慢的，一道一道，时间也就走得慢些。我们边吃边聊，大家很快都熟悉彼此的近况了。他们问我在干吗，是不是还在写作，我说随便写写。他们问我写什么，我说写剧本之类的，有戏剧性的东西。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国家大事，世界新闻，战争冲突之类的。我说战争是最强烈的戏剧冲突，能轻而易举使整个世界陷入痛苦。那个男同学说有时候战争就是一种普通的人类活动，只是为了改变，因为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其实觉得他说的有一点点道理，但出于道义应该反驳他，于是就跟他争吵了起来。吵着吵着，我内心又觉得我的行为有点反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书奇终于回来了。她一来就大嚷着要点酒，说自己把车开回去了，给女儿戴完OK镜后就立即打车折返。我们的争吵刚熄火，一听终于能喝酒了，如释重负。两个要回去带娃的女同学先告辞，剩下的人都开始狂喝。很快，所有人都喝得烂醉。书奇平时喝得少，这次喝得凶，醉得厉害，整个人瘫俯在餐桌上睡死过去了。我酒量稳定，虽然晕了一阵，清醒得快，看着两个男同学摇摇晃晃地钻进快车后，自己打了辆车，带书奇一起回昌平。
快到她爸妈家小区时，书奇终于慢慢清醒了。她打开车窗透气，接着又把头缩回车里，大声对前排的司机说，你开慢点啊，这里是别墅区，有限速的，你撞到小孩子怎么办？！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不屑一顾地说，还没到地方呢，再说了，这个点哪儿有人？书奇酒劲还在，又被激怒了，尖叫着骂，你这人怎么回事，开的什么车？我要投诉你，我操。司机也火了，越开越快，一边轻声骂，神经病，住别墅了不起吗？尖叫渐渐变成了醉醺醺的愤怒的咆哮。我懒得干预，就坐在那儿，只盼着赶快开到地方。
突然一阵急刹，车子猛地停住了。我和书奇都没系安全带，整个人往前倾过去，脑袋狠狠地撞到前座上。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书奇的酒好像也醒了，怔怔地转过头来看看我，然后再往前看。此时车停在公路正中间，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透过挡风玻璃，我能从后排看到一只庞大的、发光的怪兽正在前方的公路上缓缓穿行——
它前后长着四条腿，身体狭长，大概有一辆车那么长。形状如刀鱼，嘴若长矛，树枝状的触须垂在安静的鱼唇上。它通体透明，脊背在城郊的路灯下明亮地闪烁。它缓慢地迈着四肢，穿过马路，从容不迫又不乏倦意，仿佛是刚刚穿城而来的。
我打开车门，下车，跟上去。路灯下，我终于看清了。它那一前一后迈进的四条腿其实是人腿——我认出那是吕陆海和他的同伴，一前一后地扛着他们的鱼，像两个扛着船艇的赛艇运动员。鱼安静地卧在他们的肩上，背鳍和脊骨持续发光，像个奇迹。
我跟着他们继续往水边走。我想喊他们，但我的嗓子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我看着他们在水边默默地停下，整齐划一地蹲下身。鱼一点一点地从他们肩上往下滑。我看见它撕开一道水痕，和风一起穿过水面，很慢很慢地潜了下去。水中响起了一阵咳嗽似的声响——但这次跟我在那屋子里听到的不一样，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像一种善意的欢快的嘲笑声。它那透明的身子立即消失了，但我依然能看到它在水中的位移。我看到它游走在一条疲倦的轨道上，一条另一个世界留下来的路上，拼命地驱赶着前方的波浪。我看着水面，感到生命涌过我全身。
书奇走到我旁边，站在吕陆海和他的同伴身后。又过了一会儿，年轻的快车司机也来了，站在我们身后。我们所有人一起在湖边站了一会儿。
那个夜晚很普通，跟所有其他的夜晚一样，无穷无尽。
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昌平，再也没有见过吕陆海和他的同伴，再也没有见过书奇的邻居。那晚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匆匆收拾东西，顶着宿醉的脑袋，坐高铁回到了上海。我和书奇前几年还保持联系，但后来她决定举家移民加州，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一直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一个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前，我带五岁的女儿去了一趟加州，拜访了书奇。他们把昌平的一套别墅卖了，在旧金山海湾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书奇的两个儿子放暑假在家，带我女儿去沙滩玩耍；琪琪在纽约上大学，假期不回来住——她在那儿有一群自己的伙伴，一群与她志同道合的人。我和书奇坐在他们大房子的露台上，外面能看得到海。我们东聊西聊。她问我还写作吗，我说不写了。我问她她爸妈还好吗，她说他们主要还住在国内，现在偶尔也还会去住住昌平那个房子。我想起了那年春天的事，问她你的邻居他们还好吗？她说后来也搬走了，应该是在他们家移民之前就搬了；邻居家的明星儿子一直火不起来，据说是因为水库那里风水不好。我说会不会跟那条放生的咳嗽鱼有关，她有点不解地问我，什么鱼？我说就是那晚吕陆海他们放生的那条怪鱼。她好像突然被这个名字击中了，一脸震惊而茫然地说，啊这个名字好熟悉，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我七零八落地讲了几句那年春天的事，她便说她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一面在记忆堆里苦苦检索——
“天哪，我完全想不起那些人长什么样了。”
其实我也早就开始忘记那年春天的故事了。太荒诞了，像一场梦，却又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