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想给自己写个序，因为我真的有好多想说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2005年出版的。那年我十三岁，作家出版社策划了一个“90后美少女丛书”。当时的中国少年作家班从千百人里选了三个小会员，我是其中之一。我能被选中，不是因为我写得特别出众，而是因为我妈一再坚持。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意志强大，偶尔强大到能扭曲现实。她坚信我是个天生的作家，到处游说，风风火火，最终说服了作家班和出版社，把新书首发式放到了我的老家绍兴。我记得那天的活动很盛大，好像是在某个景区里。我的妈妈作为家长代表发表了演讲，说我们所有人都是闰土的子孙，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隐秘的文学传统，等等——很多年以后，她还会很得意地向我复述这场演讲。我不记得她的演说，不记得那天发生的大部分事。我唯一记得的是签售环节，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台上，坐下，用歪歪扭扭的字一本本签书。我记得台下的小伙伴们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我把这件事一笔带入了这部小说集的第一个故事——《海怪》。无名的第一人称（很显然是我最喜欢的、难以逃离的叙事人称），女主坦率而轻蔑地对陌生的长辈讲，她小时候出的书是她妈妈找关系出的。就一笔，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一笔就像某种酸性物质，时不时地腐蚀着我的日常，长久以来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燃烧。二十年过去了，时光踉跄，世界飞驰，我的母亲在日复一日地衰老。她在生活中和从前一样——激烈，易怒，坚定。只是如今的她对我的写作不再抱有崇高的期望，她只希望为我的晚年生活找到一个绝对的依靠。

我出生在浙江湖州。跟大多数江南小城镇一样，这里风景秀美，生活富足。日子像那无尽的山水，一成不变地沉闷、逼仄。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小学毕业离家去杭州，念了外国语学校，那里强调素质教育和国际视野。我入学那年是2003年，正好遇上非典和扩招。我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家庭背景大多非富即贵。大家都想走出去，也知道自己最终都会走出去，走向世界。我们的校训是“宽容大气，严谨笃学”。我们的老师从我们入学第一天开始就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我们必须保持最开阔的视野，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习成绩只是基本参数，真正的强者必须一并彰显其他不可取代的、独异的特长。

我的母亲为我安排了特长。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需要刻意争夺独异的强者标签。现在，当我回想起那漫长的中学六年，我终于开始领悟我母亲非要让我出书，非要争取的意愿。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公务员，权势和人脉在当地稳健，但十分有限。我们没有私家车，我的母亲只好在周末坐几小时的大巴和公交车，辗转从湖州到杭州的校园，监督我学习，偶尔提几盒茶叶在周日晚自习前送给我的班主任——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因羞耻而转身避开，更加奋力地、若无其事地同小伙伴们玩耍。即便如此，在我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的班主任从未对我表现出任何特殊的青睐。势利像印章，骄傲地写在老师们的脸上。

去年疫情结束以后，我在上海参加了一次中学校友会，地点是四行仓库，一个敞亮精致的空间，据说是一位学弟赞助安排的。中学时就被注入体内的精英血液在沸腾，不同年级的校友共聚一堂，真诚地怀念中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年复一年的文艺演出、体育竞技、奥数科创、模拟联合国、出国访学、演讲比赛……我们都走出去了，都走向世界了，都在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曾经的强者依然是强者。曾经的晚会主持人、模联中美代表、演讲冠军，曾经凭借父母的权势和个人的努力耀眼夺目的他们，如今都获得了校园承诺他们的人生，那样辉煌远大的前程。我也依然是曾经校园里，那些挥斥方遒的老师们在当时就看到的我——那个在我母亲偏执的努力下，让他们看到的我：大学老师，作家，体面的知识分子。我过着我的中学时代允诺给我的生活。

我感到羞惭，我感到疲惫不堪。

中学时代的阴影笼罩在这本集子的上方。

我有时会写得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至少从表象看来，我的大多数同学们都把那六年储存为一段闪闪发光的记忆。我也记得那些岁月里的诸多美好，可每次当我不无炫耀地和大家一起回忆、讲述那些日子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个无能无力的、弱小的时刻，那些在现实面前恍然彻悟的瞬间。

我天生争强好胜，遗传了我母亲的激烈、易怒和坚定。中学六年，我连跑带跳，成天奔驰在一条条自认为值得竞跑的赛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疯狂地爱上耐力型体育运动的，因为我很快发现，标准的竞速计时是相对公正的：你可以相信时间，而不是极易偏颇的裁判；只要付出，你就会有回报。而在其他绝大多数赛道上，我总是输。总是输得不甘心，输得气急败坏，号啕大哭。我拼尽全力的赛跑是多么徒劳，像从一堵墙跑到另一堵墙。有什么东西在压着我，阻拦我。没人看得到我。没人愿意给我机会，一切早就分配好了。

只有文学的赛道向我敞开了。可我一直明白，在这条畅通无阻的赛道上，任何轻而易举、不容置疑的存在，也都是不公正的。

我的中学时代教会了我如何在一个争夺资源的名利场里生存，如何在被现实击碎的时候重新爬起来，如何在失去一切希望的时候仍然抬头挺胸，自命不凡，仍然像世界的领袖一样，高傲地活着。我的中学教会我要成为生活的强者。

我没法逃离我的中学时代。过去的日子像群山，在故事的背后起伏绵延。很显然，我故事里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念了同一所中学。而在所有故事发生的这一年——疫情结束后的2023年，我们所有人的奇迹之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多年，我们的全部青春，已经咆哮着冲过去了。“宽容大气，严谨笃学”，我们做到了吗？所谓“精英”的社会责任，我们承担了多少？我们真的走出去了吗？“世界青年”除了是一个阶层标签，还能意味什么？我们的知识，到过世界各地、见过不少世面的阅历，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难道没人能认识到，我们所有侃侃而谈的过往、如今和未来，只是被资本与阶层赋能的世界经验？在那些重复的危难时刻，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是否只是中学时代的循环往复——只是在一个比校园稍大一点的社会场域里，依赖个人先决优势，继续争夺资源、斤斤计较的游戏？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几乎没有阶层跌落的风险，可谁不知道，谁看不到，继续向上攀升的道路早已变得那样荒诞不经？就像《海怪》里那个不停地、无法抑制地从女主不可靠的叙事里涌出来的句子——“我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的生活锋利而沉重，因为“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

可无论如今的中产生活看起来有多同质，我亲爱的老同学们啊，我们都一样执着地在生活的噩梦里，在自我与世界的对抗里，气喘吁吁。当然，我们喘息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轻巧，有的疏狂，有的愚钝，有的偏执。《恩托托阿巴巴》里duke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名校保送、多语背景、美国藤校、暑期实习、非洲工厂……这些一半是我高中就熟知的duke，一半是duke自我解封之后亲口告诉我的奇遇。是的，连封闭的经验都是真实的——疫情三年，duke把自己关了十年。乔良也有原型。前一阵我第一次去香港见了他。我们在九龙狭窄的街道上并肩行走，好像在曲折的时光隧道里行进。《仍然活着》里祝力文的形象基于我曾经在中学里非常羡慕的一类强势的女生。我一直嫉妒她们比我优异的成绩、比我出众的样貌和口才、比我优越得多的家庭条件。我想变成她们。于是我想象了她们二十年后的模样，把她们合并成了祝力文。如此好“强”的女生，在进入男性主导的成人社会之后，依然是不可能忍受性别劣势带来的压迫的。她的抵抗，一方面是遵循强者逻辑，饮酒社交，累积资本，攫取权力，成为比男性更强势的强者；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资本与技术，在物质上解决女性最重要的生育问题。她当然是一个理性而迷人的角色，尽管在叙事中的呈现不一定讨喜。

还有《海怪》里的书奇，《人工湖》里的林琼，《世界已老》里的一方。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旦有了这样的形象设定，我写起来就毫不费力，只需和她们一起呼吸。书奇的故事最不可思议，因为她在我原本的设想中只是背景故事的配角。我没有想到最后她会如此强势地回到故事的结尾。我的朋友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结婚生娃，一二三胎的逐一降世几乎与生育政策同步，尽管她和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坚持为娃选择了美国护照。去年疫情结束以后，我们见了面。她向我表达了突如其来的迷茫，即将一生一事无成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我们共享的恐惧，但大概也是我们尚未老去的标志——停滞的安逸容易引发腐朽，人只有不断迷茫、焦虑、痛苦，才能把活力注入生命。

我很爱我的朋友们。我想在她们喘息的天空上撰写历史。

我已经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2023年以前，我上一次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是2018年，《帝木》——那是我2013年，二十二岁时没日没夜写的一篇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最后被删减到一万字放在《收获》上发表。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真诚的故事。我之所以愿意把那篇真诚的小说裁剪、挤压，一是因为待刊的杂志是《收获》，二是因为我当时在复旦读博，铁了心要评国家奖学金，如果及时兜售那篇小说能再给自己加6分。换言之，是因为虚荣和功利。

现在的我依然虚荣、功利。这是我的基因和我的中学时代决定的。出人头地，那是我母亲需要我写作的原因，也是我写作最直白的动力。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决心，没有掩饰过自己对荣耀与幸福、自由与权力的渴望。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写作生疏了。我中学时一个月就能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比如2008年写的《偏执狂》，但现在的我每次写作之前都必须缓慢地从学期繁杂的教学、科研和行政活动中爬出来，像从自己的一副躯壳里爬出来。我爬得很艰难，因为另一副创作的躯壳已经锈迹斑斑、生硬，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还欢迎我。我不得不承认，在文学创作的赛道上，我年轻时领先的优势已经结束了。我输了，我只能从头开始。更糟糕的是，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相信自己了。我害怕自己根本不具备那种曾经深信不疑的天才，能够不谄媚不低头，把我应得的一切夺过来。

我很看重这个故事集。这一次，我决定要相信自己看重的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种很好的感觉。不夸张地讲，我感到我在重生——我从来没有这么坦诚地面对过我自己。我的人物没有死在屏幕上，我的词语在大口呼吸。

我必须感谢所有鼓励我、帮助我让这些故事被看见的人。谢谢你们，我还在慢慢爬起来，慢慢学。学叙事，也学着放任故事，叙述我。

顾文艳
2024年5月8日星期三，飞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