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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处理的犯罪案子，霍斯有个说法：只要穿裙子的，那就是淑女，除非法律能证明她不是。不管是市场上那个穿破旧邋遢衬裙，靠着一磅十二盎司的价格发家致富的家禽摊主，还是穿着闪亮丝绸长裙、钻石在大街上被偷了的玛米·特蕾西，又或者是那位穿着老气横秋的黑色裙子、丈夫因偏爱蕾丝而跟人私奔的客户——霍斯一口咬定，这些穿裙子的都是淑女。说实话，他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了。就连他家的洗衣女工，丈夫是个捡垃圾的，他都这么说。有一天，他挺激动地宣布，刚出门的那位女士——哦，就是那位洗衣女工，把他大衣口袋里的零钱都给顺走了。
因此，当霍斯告诉我有一位女士来访时，我便把脚从桌子上挪开，放下正在看的简报，漫不经心地站了起来。然而，当我第一眼看到来访者时，我立马就丢掉了手里的雪茄，听他说，我顺带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她走进房间的那一刻，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位客户与众不同。尽管她显得有些尴尬，但仍保持着镇定。当她掀起面纱后，露出了一张白皙、优雅而青春洋溢的脸庞。
“我还没报上我的名字呢，”她注意到我低头找霍斯通常放在我桌上的名片，便说道，“我想要的是建议，而且——我认为名字并不重要。”
我心想，或许当她发现我比她大很多时，会稍微镇定一些。我看到她偷偷瞄了一眼我耳朵上方的白发。我才三十五岁，但我家的人尽管头发浓密，却大都早生华发——这在商业上或许是个优势，但在社交上、尤其在跟女性的社交上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
“你不坐下吗？”我问道，一边拉开一把椅子，让她面对光亮，而我则留在阴影里。每个医生和律师都懂这个把戏。“至于名字，也许你最好先告诉我你的问题。然后，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你再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默许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目光漫无目的地投向对面大楼的窗户。晨光中，我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证实。在我的办公室里，女人掀起面纱，往往会露出泪水、胭脂或放荡的痕迹。但我的新客户却毫无畏惧地转向窗户，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皮肤干净、白皙且健康。从我坐的地方看去，她的侧脸很美，尽管下垂的脸庞透露出一些烦恼。她最初的尴尬已经消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开口了，“但是假设……”她缓缓地说，“假设一个男人，一个知名的男人，毫无预兆地离家出走，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带，还说他要回家吃饭，可他……”
她突然停了下来，声音有些哽咽。
“他没回来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开始在包里摸索手帕。
“他走了多久了？”我继续问道。我之前也听过类似的事，但却没想到，他竟然要离开这样一个几乎和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很可爱的女人！
“十天了。”
“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我果断地说，站了起来。不知为何，我坐不住了。我想，一个称职的律师总是有倾向性的。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男人会抛弃他的妻子，对此我感到相当愤慨，也许这就是未婚男子的道德蔑视吧。“但你得说的更详细一些。这位先生有什么不良嗜好吗？比如，他……呃……喝酒吗？”
“喝一点，但他不酗酒。医生禁止他喝酒。他打桥牌，哦，是为了钱，但我——相信他相当幸运。”她脸红了，显得很不自在。
“他结婚了吧？”我随口问道。
“他曾经结过。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我……”她停了下来，咬着嘴唇。原来，那不是她的丈夫！就在这时，太阳出来了，一汪阳光洒在她脚下，洒在满是灰尘、留有烟草痕迹的地毯上。
她简单地说：“是我父亲。”我一听，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起抛弃家庭的案件，我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不知道。”
“你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吗？”
“没有。”
“他以前有过这样离开过一段时间，但却不告诉你吗？”
“从来没有。他经常外出，但我总是知道去哪里找他。”她的声音再次哽咽，下巴颤抖。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安慰一下她。
“在我们确定事情是否严重之前，先不要着急，”我说，“有时，看起来最神秘的事情往往会有最简单的解释。他可能写了信，但信半路上丢了，或者一个小小的意外……”我发现自己也有些错乱了。
她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当然，但这也不太可能。他随身都会带一些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他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信封和类似的东西。”她急切地说道。
“你不觉得，我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吗？”我问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将它传到办公室之外，你就将这儿看成忏悔室好了，甚至还更严格一点。人们会把一些他们不愿意告诉牧师的事情告诉律师。”
她的脸色慢慢恢复了，露出了笑容。
“我叫弗莱明，玛格丽·弗莱明，”她犹豫了一会儿后说道，“我的父亲叫艾伦·弗莱明。噢，诺克斯先生，我该怎么办？他已经出走一个多星期了！”
难怪她想隐瞒失踪男子的身份。原来艾伦·弗莱明失踪了！许多受人尊敬的公民恐怕都希望，他永远找不到才好。弗莱明，州财政部长，一个迷人的伙伴、优雅的绅士和成功的、有某种犯罪倾向的政客。
外面走廊里，办公室男孩在低声唱着歌。“哦，曾经有一个磨坊主，”他唱道，“住在磨坊里。”这让我立刻想起一年前在市政厅举行的改革会议，在那里，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把反对专制统治的微弱抗议之火吹成了熊熊烈火。我们曾唱了一首歌，这个坐在我对面的面色苍白的女孩，再次使我回想起那首歌所反映的令人厌恶的现实。
“哦，曾经有一座国会大厦，
它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
因为它太大了，总是偷不走，
所以它依然在那儿。
权力之手伸进国库里，
弗莱明也带出了一麻袋。
他们用马车把钱运走，
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我打了个寒颤，把这首歌抛在脑后。“我非常抱歉，”我说。我确实很抱歉，不管他是谁，他都是她的父亲。“当然，有很多理由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至少暂时不能。毕竟，正像我说的那样，可能有十几种简单的解释，而且——政治上总会有紧急情况……”
“我讨厌政治！”她突然插话道，“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感到恶心。当我看到一些女人想要——想要投票之类的事情时，我就想，她们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们将不得不对那些可怕的人，甚至是罪犯，礼貌相待。哎，我们的管家曾经是一名职业拳击手！”她坐直了身子，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诺克斯先生，这是另一个奇怪的问题。父亲离开的第二天，卡特就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卡特就是管家吗？”
“是的。”
“白人？”
“哦，是的。”
“他没有提前告知就离开了？”
“是的。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他还为我们准备了午餐，女仆们说他午餐后立刻就走了。那天晚上，他也没为我们准备晚餐，但是——那天晚上很晚他回来过一次，他用钥匙打开了仆人的入口，进了屋。女仆们说他在屋里睡了一晚，但仆人们起床前他就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他。”
我在心里记下了管家。
“咱们再去找找卡特吧，”我提议，“你父亲最近身体还好吧？我是说，最近这段时间。”
她想了想，然后说：
“除了他拔掉了一颗牙，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她对我的笑容感到有些不满。“哦，我知道，我没帮到你，”她大声说，“但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想了一遍，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了。我总是转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
“你有没有觉得，他精神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记忆力减退？”
她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两周前，他忘了我的生日，”她说，“这是他十九年来第一次忘记我的生日。”
十九岁！三十五减去十九等于十六！娘哎，我比她大这么多吗？！
“我是说，”我解释道，“有时候人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失忆，然后他们就可能离家出走。你父亲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
“他像完全变了个人。脾气变得暴躁，连对我也是这样，对仆人也很苛刻。只有对卡特好点——他对卡特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我不认为这是简单的失忆。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我感觉他当时就是想离开。这表明他已经变了，他竟然想不辞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
“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来找你——”她停顿了一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竟然有点着急，有点兴奋，“我想，我肯定既感到荣幸又非常高兴。”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坦白说，“所以，我拿起电话簿，随手翻到‘律师’那一页，闭上眼睛，随手一指。喏，就指到了你的名字。”
我真害怕自己会脸红，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锻炼。我忍不住笑了。
“咱们就把它当作一个预兆吧，”我说，“我会尽我所能的。但我不是侦探，我只是一个律师，弗莱明小姐。你不觉得我们应该雇一个侦探吗？”
“别找警察！”她颤抖着说，“我觉得，即使你不是侦探，你也能做些什么。”
“好吧，那你最好告诉我，你父亲离开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离开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要告诉我。它们可能就能指向某个线索。”
“首先，”她开始讲述，“我们住在蒙茅斯大街。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仆人：一个厨师、两个女佣、一个洗衣女工、一个管家和一个司机。我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首都，过去两年，自从我的家庭教师回德国后，我这段时间通常都待在贝尔伍德的姨妈家——莱蒂蒂亚小姐和简·梅特兰小姐家。”
我点点头，我对梅特兰女士很了解。去年，我为莱蒂蒂亚小姐立了四份不同的遗嘱。
“我父亲五月十日就走了。你说要告诉你他离开的一切，但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我们有一台车，当时正在修理。父亲吃完早餐后起身，拿起帽子就走了。他似乎因在餐桌上读到的一封信而恼火——”
“你找到那封信了吗？”我赶紧问道。
“他把信带走了。我感觉他有些心神不宁，他甚至没有说他要去哪里。他上了车，我以为他要去办公室。但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办公室。办事员说他根本没来过。他也不在普拉茨堡，因为那边每天都打长途电话找他。”
尽管她一脸坦诚，但我确信她一定有所隐瞒。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切呢？”我问道，“我觉得，你似乎隐瞒了一个关键部分。”
她脸红了。然后她打开钱包，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1122”几个数字。
“我怕你会觉得这很傻，”她说，“这真是毫无意义。你知道吗？父亲离开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很紧张，睡不着觉。我随时都盼着他回家，我一直听着脚步声。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确信我听到楼下有人——像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走动。我松了一口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我没有听到他关卧室门的声音。我越来越清醒了，最后我起身，沿着走廊溜到他的房间。门开了几英寸，我伸手进去打开了电灯。开灯前，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就站在我旁边，但房间里空无一人，走廊也没人。”
“那张纸条呢？”
“我看到房间里空无一人，我就走了进去。那张纸就钉在床头的枕头上。起初，我以为是掉在那里，或被风吹到那里的。当我看到上面的别针时，我大吃一惊。我回到我的房间，按铃叫安妮，她是我的第二个女仆，也是我的贴身女仆。安妮下楼时是三点半。我把她带到父亲的房间，给她看了那张纸条。她说，昨晚九点钟，她铺床时，这张纸条还不在那儿。”
“1122，”我重复道，“11的两倍是22。不过，这好像没什么意义。”
“嗯，看上去是没什么意义，”她承认，“我以为那可能是一个电话号码，所以我给城里所有带有11和22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也似有同感地笑了。
“我们大概不够聪明，”我最后说道，“首先，弗莱明小姐，如果我认为事情很严重，我就不会笑——我相信，一两天后一切就会明朗起来。我们再回到这个1122——当时，你叫醒仆人并搜查了房子吗？”
“是的，安妮说卡特回来了，她去叫醒他，但尽管他的门从里面锁着，他却没有回应。安妮和我打开了楼下所有的灯。然后，我们一起下楼四处查看。所有的窗户和门都锁着，但在二楼父亲的书房里，他书桌的两个抽屉都开着。在书房里，我写字台上放钱的小抽屉被撬开了，钱也被拿走了。”
“没有其他东西丢失吗？”
“没有。餐厅餐具柜上的银器，客厅橱柜里的许多贵重物品——都没有动过。”
“可能是卡特，”我沉思道，“他知道你把家用钱放在那里吗？”
“有可能，但我不这么认为。再说，如果他要偷东西，家里还有那么多更值钱的东西。我母亲的珠宝和我自己的珠宝都在我的梳妆室里，门也没锁。”
“它们没被动过吗？”
她犹豫了。
“嗯，它们被动过了，”她承认道，“我外祖母给她的每个孩子都留下了一些未穿线的珍珠。那是她的爱好。简姨妈和莱蒂蒂亚姨妈的珍珠没有穿线，但我母亲的珍珠被做成了各种饰品，都是老式的那种。我把它们锁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在那里。第二天早上，抽屉被打开了，但什么也没少。”
“你的珠宝都在那里吗？”
“除了一枚戒指，其他都在那儿，我很少把它从手指上摘下来。”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手套下隐约能看到一枚戒指的轮廓，是一枚单粒宝石戒指。
“十九——”我猛然觉得自己走神了，忙站了起来。
“这听起来不像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我沉思道，“但也可能我想象力有限。毫无疑问，你告诉我的事情对一个有分析能力的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无法推断。三十五减去十九就等于十六，这就是我脑子里唯一算出来的结果，尽管我知道，有些人能让差值变成零。”
我相信她肯定以为我疯了——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我们必须找到他，诺克斯先生，”她站起来时坚持道，“如果你认识可以信任的侦探，可以叫他来。但你应该能理解，州财政部长莫名其妙的失踪必须保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被人困住了。你不知道他有多少敌人！就像施瓦茨先生那样的人，没有顾忌，毫无原则。”
“施瓦茨！”我惊讶地重复道。亨利·施瓦茨是他所在州的党派领袖。他的一个对手曾如此评价他：施瓦茨在人类等级中的地位实在太低了，只有上天特别恩赐才能把他提升到完全堕落的水平，这一点得到了选民的一致认可。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和弗莱明是我们这艘“国家之船”——这艘海盗船上当仁不让的船长和大副。
“施瓦茨先生和我父亲在政治上是盟友，”女孩脸色红润地解释道，“但他们并不是朋友。我父亲是一位绅士。”
我没有回应她的论断，女孩好像也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站了起来。几分钟后，她离开了。她说，她会立即关闭蒙茅斯大道的房子，去贝尔伍德的姨妈家。至于我，我承诺会竭尽全力寻找她的父亲。不过，我看到了她帽子上的那抹猩红的羽毛，直到电梯降下，消失不见，我才转回了目光。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侦探亨特来找我，我向他叙述了一堆莫名其妙的线索和夹杂着某种乱七八糟感情的东西。
当我讲完故事时，亨特沉默了。
“他们已经烂到根了，”他反思道，“这届政府比上一届更烂，而上一届已经就够离谱了。过去十年里，自杀的人数多得数都数不清。我警告你——你最好远离这个烂摊子。”
“你怎么看1122这个线索？”当他站起身扣好外套时，我问道。
“哦，它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它可能是那么多美元，或者是火车开动的时间，也可能是字母表中的第11个和第22个字母——K和V。”
“K和V！”我重复道，“那不是拉丁语中的‘cave’吗？——小心。”
亨特笑了笑。
“诺克斯先生，还是好好做你的律师吧。”他在门口说道，“侦探这行当可不使用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