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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我们作为一支团队投身战争。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梦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估计自己会待在这里，从事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繁重的策划和操作工作，但我希望你永远鸿运当头。
——艾森豪威尔致巴顿，1942 年夏
珍珠港事件后，英美高层人员在 1941 年 12 月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这是双方为协调美国与英国作战计划做出的第一次高级别努力。尽管双方在基本战略、战争目标和指挥结构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但阿卡迪亚会议仍为英美策划团队提供了一些基本指导，并据此制订日后的行动计划。虽然公众强烈要求罗斯福政府对日本的偷袭展开报复，但两国还是重申“先德后日”的战争决策。他们同意将两国陆、海、空军参谋长组成一个名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指挥机构，以指挥各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
美方提出将美军集结于英国后，于 1943 年春季进军法国——这是第一场大规模行动。这个方案的代号初为“围捕”（ROUNDUP），后改为“波列罗”（BOLERO）。他们还提出一项应急措施：于 1942 年秋季紧急发起跨海峡进攻行动，行动代号为“大锤”（SLEDGEHAMMER），其目的是在苏联的抵抗即将崩溃时，将希特勒的部分师调离东线。
从地理上看，攻入德国最快的途径是穿过法国北部。但英国人坚持认为，盟军的第一场进攻无论在哪里实施，都必须有较大的把握成功。因为第一场联合行动遭遇失败的话，英美军队的士气会遭到严重打击，还会助长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甚至可能令苏联灰心丧气，以至于寻求单独媾和的机会。西线盟军必须在年底前展开行动，因为斯大林和选民们都不会容忍庞大的盟军在这一年内碌碌无为。他们认为，1942 年显然无法实施“围捕行动”。为了替代进军法国这个方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让英美军队进军北非的“超级体育家计划”（SUPER-GYMNAST）。这次作战计划的代号后来缩短为“体育家”（GYMNAST），该计划作为 1942 年军事行动的另一个选项被送至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
阿卡迪亚会议后，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堆积得犹如蒙大拿州的雪堆。他很少能在白天回家，只能以香烟和黑咖啡取代食物和睡眠。他在 1941 年的最后几个小时向一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和你说的这些只是为了让你大致了解你走进的这间房子有多么疯狂。现在是新年前夜 8 点，我还要再工作一两个小时，明天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在这里已经待了 3 周，今天中午是我第一次走出办公室去吃午饭。平时我一般会吃一个热狗三明治，喝一杯牛奶。”他还在日记中抱怨道：“真让人恼火！这里都是一些工作上的业余战略家。自大狂无处不在。我情愿放弃一切返回战场。”
正如马歇尔所担心的那样，压力正朝艾森豪威尔袭来。艾森豪威尔的父亲于 1942 年 3 月 10 日去世，这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由于工作任务太重，悲痛的儿子无法出席父亲的葬礼。艾森豪威尔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艾森豪威尔坚持了下来，只在可控范围内爆发了情绪，而这些爆发共同预防了一场彻底的崩溃。他在日记中说麦克阿瑟“就像婴儿一样大”，而对即将上任的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P.金（Ernest P. King），他写道：“我们能为打赢这场战争做的一件事就是，派人干掉金。”尽管他的朋友巴顿因为满口粗话而名声大噪，但艾森豪威尔脱口而出的大量污言秽语就像充斥他办公室的蓝色香烟烟雾那般浓郁、那般下流
。
不过，除了偶尔在日记中发泄一番，或对马马虎虎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外，艾森豪威尔像一名优秀的军人那样吞下他的失意，低下头，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在 1942 年 3 月份的一篇反思日记中，他将自己的爆发与马歇尔的态度进行了对比：
马歇尔令我有些困惑不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遇到某种蠢事时显然怒不可遏，但发脾气的时间很短，会迅速平静下来，彻底恢复“常态”。我确信他这样做是为了装装样子，但至少他不会像我那样愤怒——我整整发了一个小时的脾气。
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漫长的工作时间，以及上司和下属的抱怨，艾森豪威尔永远把工作放在首位并为此而自豪。但他终于还是对马歇尔发了脾气。1942 年 3 月中旬，这位陆军参谋长意识到艾森豪威尔期盼获得战地指挥的职务，于是在一天下午随口告诉后者：“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会获得晋升的是指挥官，而不是参谋人员。”
说完这句话，马歇尔停顿片刻，随即直奔主题：“就拿你来说，我知道一位将军推荐你出任师长，还有人推荐你去当军长，这很好。我很高兴他们如此赏识你，但你必须待在这里坚守你的岗位，就是这样！”
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马歇尔将军继续以冷酷无情的声音说道：“尽管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种牺牲，但不得不如此。”
艾森豪威尔在 1918 年遭遇的巨大挫败——没能奔赴海外，没能参加战斗的现实——即将重演。
这位语带讥讽的老将军终于以他的话语和目光激怒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光秃秃的脑门变成了深红色，他咬牙切齿地回敬道：“将军，我对您说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我希望您明白，对我来说，我他妈根本不关心您的晋升计划。我从战地来到这间办公室，只想努力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你想让我待在这里，我就会留下。如果这会使我在战争剩下的日子里困在这张办公桌前，那就让它见鬼去吧！”然后，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的话里充满苦涩。他后来写道：“我已经为自己突然爆发的愤怒感到羞愧了，马歇尔的办公室很长，每往前走一步，这种羞愧感就强烈一分。”
握住黄铜做的门把手时，他悄悄向后瞥了一眼。这位堪萨斯人认为他看见将军坚毅的脸上绽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迅速走了出去。
在心慌意乱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没弄明白，参谋长含蓄的声明并不是威胁或欺凌，因为马歇尔打算不久后就晋升他。马歇尔正对艾森豪威尔展开又一次性格测试。艾森豪威尔的痛苦反应包含了一个重点——他会去马歇尔希望他去的任何地方服役，让战争余下的岁月见鬼去。虽然这种表达并不优雅，甚至表达得不够清晰，但它正是马歇尔希望听到的。艾森豪威尔一直坚持以团队利益为重，即便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通过了第二轮考验。
艾森豪威尔在大发雷霆 3 天后，被参谋长擢升为少将。当然，这是个临时任命（艾森豪威尔的中校永久军衔将保持到战争末期），但肩上的两颗星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公务员徽标，因为参谋人员的军衔基本上不会超过准将。然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少将，如果他有一天能摆脱参谋工作的枷锁，就有可能去指挥一个师，甚至是一个军。
1942 年春末，马歇尔获知，在伦敦负责组织“波列罗行动”的美国人干得不太好，于是便派艾森豪威尔将军去那里提高美军先遣部队的紧迫感。艾森豪威尔收拾好行装并带上了韦恩·克拉克，马歇尔派后者去伦敦兴建训练用的基础设施。5 月 23 日，艾森豪威尔一行驱车赶往博灵机场（Bolling Field），分别同他们的妻子吻别后登上飞机。艾森豪威尔作为马歇尔的特使就此开始了其多次出访的经历。
经过长途飞行，他们到达苏格兰的普雷斯特威克（Prestwick），之后又冒雨搭乘火车赶往伦敦。两位少将与他们的英美同僚展开了持续数日从早到晚的疲劳会谈。这些会议使艾森豪威尔接触到大西洋彼岸舞台上的众多“名角”，包括与马歇尔地位相当的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以及潇洒的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勋爵。结识这些盟友时，艾森豪威尔发现英国人一般热情开朗、讨人喜欢，且愿意伸出援手，但有两个人例外。
那些不幸为艾伦·布鲁克工作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榴霰弹上校”。他的脾气暴躁得与马歇尔不相上下。这位说话断断续续的英国人长着一张下垂的长脸，他对国家的责任感与马歇尔同样强。他必须以尽可能巧妙的方式调和丘吉尔的宏伟计划，这一沉重负担加重了他的工作压力。虽然布鲁克不得不坚忍地在丘吉尔面前保持沉默，但他对美国表兄弟们却带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傲慢和轻视。他非常尊重德国对手，认为美国人是一群缺乏经验的莽撞新人，他们的想法必须由一名老兵检查，否则就会给盟国的事业造成灾难。
艾森豪威尔竭力与这位帝国总参谋长拉近关系，但布鲁克紧皱的眉头和反复显露出来的不耐烦的表情，被他那副牛角框眼镜和无礼的举止放大了，就连对待极具亲和力的艾森豪威尔，他也没有好脾气。整个战争期间，布鲁克一直将艾森豪威尔视为一个善良的小伙子，认为他显然不适合担任高级军事指挥职务。而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布鲁克太过依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他觉得在那些有幸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领中，许多人都抱有布鲁克那样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议程中的另一次会议是与一位矮小结实的中将共同召开的，对方是英国东南部陆军训练中心的指挥官，名叫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简称“蒙蒂”）。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驱车赶往苏塞克斯（Sussex），蒙哥马利和他的参谋正在那里给一群美国军官讲授他们与德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苏塞克斯，艾森豪威尔见识到了英国人的“家规”。
会议开始时，蒙哥马利说道：“我已接到指示，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给诸位先生做简要介绍。”他随即开始了一场相当傲慢的报告，据克拉克回忆，几分钟后，“艾克悄悄把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包香烟”，没等艾森豪威尔抽上三口，蒙哥马利就皱起他那长得像腊肠的鼻子，停下报告厉声问道：“谁在抽烟？”
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是我，长官！”
蒙哥马利怒声说道：“别抽了，我不允许！”
艾森豪威尔的秃顶泛红，朝克拉克羞怯地笑了笑，低下头来，顺从地踩灭了引起麻烦的香烟。乘车返回旅馆时，艾森豪威尔的司机无意中听到后座传来刺耳的用美国口语吐出的“蒙哥马利”和“混蛋”这些词。据这位司机后来回忆，艾森豪威尔“怒不可遏——真的气得要命。看来他的火气一直没消。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艾森豪威尔的脾气。他满脸通红，前额暴起的静脉看上去就像一条条虫子”。
汽车到达旅馆时，艾森豪威尔已竭力压下了怒火。他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听完了蒙哥马利的报告，这就是他需要完成的任务。他不想再和傲慢的英国人有任何交集了。
1942 年 6 月初回到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起草了一份关于美国在英国的作战准备情况的报告交给马歇尔。这份报告草案的核心是，身处伦敦的美国军官，既缺乏领导力，也没有紧迫感，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很快，马歇尔就把艾森豪威尔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华盛顿方面的行动。这位令人生畏的陆军参谋长看着他的副手，以平淡的语气问道：“照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出较为完整的计划？”
艾森豪威尔答道：“能，长官！”
“很好，因为负责执行这些计划的人可能是你。”
这是马歇尔将军让人出乎意料的时刻之一。他的幽默感犹如沙漠般枯燥，但他喜欢为自己青睐的军人创造条件。他没有吹嘘夸耀，没有客套虚礼，只是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解释，便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推向驻欧洲美军最高指挥官的位置。无论在英国发生了什么，艾森豪威尔都将成为中心人物。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的艾森豪威尔头晕目眩，几乎说不出话来。当晚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日记里简短地写下一句：“参谋长说我就是那个人。”
当艾森豪威尔忙于组织美军在欧洲的集结时，他的朋友乔治·巴顿正为获取前往战场的机会苦苦奋斗。他乘坐侦察车、吉普车和轻型侦察机在沙漠中或沙漠上空奔驰、疾飞，确保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奥的沙漠训练中心在炎炎烈日下顺利运作。他现在的贴身随从是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年轻副官理查德·N.詹森（Richard N. Jenson）上尉，还有亚历山大·斯蒂勒（Alexander Stiller）中士，后者是个坚忍、全副武装的得克萨斯人。巴顿的一位副官说，斯蒂勒“看上去就像是坚硬的山胡桃木做成的”。
巴顿作为训练指挥官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对于马歇尔和麦克奈尔将军这些人来说很重要。但巴顿此时同样急于进入一个海外作战指挥部。1942年夏初，巴顿听说“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在欧洲会有大动作”，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获得的任命不会影响到自己成为第一个进攻海滩的将领——无论这些海滩会在哪里。
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在当年 6 月结出了果实。当时，英国人位于利比亚东部的图卜鲁格（Tobruk）堡垒落入了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手中。图卜鲁格的沦陷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它让德国人对北非的征服势不可当。罗斯福要求马歇尔采取措施帮帮英国人，于是马歇尔想听听艾森豪威尔对率领一个师远征非洲的最佳人选有什么建议。艾森豪威尔不假思索地答道：“巴顿！”
马歇尔怀疑巴顿是否愿意接受这项工作，因为这会使他降为师长。但艾森豪威尔了解自己的老朋友。他请求参谋长批准他直接跟巴顿谈谈这件事，马歇尔点了点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艾森豪威尔刚一提起这个话题，巴顿就在电话里吼叫起来，“只要能指挥一支即将参战的部队，让我出卖灵魂都行”。
艾森豪威尔解释说，一旦做出具体计划，就会有人再跟他联系。但在此之前，巴顿必须做好飞赴华盛顿的准备，随叫随到。
接下来的几周，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加强了联系，在工作允许时会匆匆写下简短的信件。艾森豪威尔已对自己从事的参谋工作听天由命了。他告诉巴顿，自己加入作战部队的希望微乎其微。自米德营那些日子以来，他们的前进道路已出现分岔，艾森豪威尔伤心地写道：“20 年前，我们作为一支团队投身战争。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梦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估计自己会待在这里，从事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繁重的策划和操作工作，但我希望你永远鸿运当头。”
始终乐观的巴顿安慰他的朋友：“艾克，不要放弃。战争的一条真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我们还会相聚。”
1942 年 6 月 21 日，马歇尔命令巴顿到华盛顿来，巴顿随即跳上了飞赴首都的最近的航班。次日，他静静地坐在马歇尔的办公室里。陆军参谋长向他简要介绍了情况。他说，英国人的处境岌岌可危。隆美尔从位于利比亚的大本营威胁着苏伊士运河，进而对大英帝国通往远东的生命线造成影响。罗斯福总统希望对英国人施以援手，但美国陆军只能腾出一个约 1.8万人的加强装甲师。倘若投入行动，该师将由巴顿指挥。马歇尔悄悄派这位老骑兵去附近的陆军战争学院收集地图并拟订初步计划。
巴顿在脑海中将整个情况考虑一番，得出结论：马歇尔错了。装甲力量的优势当然是其机动性，但只编有 4 个装甲团（或称之为战斗指挥部）的一个装甲师是不足以发挥作用的。如果有第二个师，他就可以凭借更大的破坏力包围敌人。就像迦太基人在坎尼对付罗马人时那样，他将直接粉碎敌人，而不仅仅是重创对方。因此，他次日带话给马歇尔办公室，执行这项行动需要两个师，而不是一个。
马歇尔的副官传达这一信息后，美国陆军参谋长勃然大怒。巴顿竟敢要求把他的指挥权扩大到下辖两个师的一个军。一丝不苟的马歇尔将军明确指出，巴顿只能掌握一个师，因为超出一个师的兵力必须从其他更大的计划中抽调，而巴顿对各战区的计划一无所知。
正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局部利益症”恰恰是他无法容忍巴顿或其他任何人犯的毛病。于是，马歇尔决定以巴顿不会忘记的方式给他个教训。参谋长嘟囔着吩咐副官：“送他回印第奥。”
当天，马歇尔的副官礼貌地陪同巴顿前往机场。
尴尬不已的巴顿登上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心里凉了半截。他竟然想改变陆军参谋长的计划，这种狂妄开罪了陆军参谋长。谁知道马歇尔会把他打发到哪儿呢？难道在战争剩下的岁月里，马歇尔会把他拴在国内从事训练工作？
飞机颠簸着越过美洲大陆时，一种绝望感弥漫在巴顿心中。他耗费毕生时间才到达目前（或者说是昨天）的位置，但就在刚才，他丢掉了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大展身手的最好机会，这个机会也许只有这一次。
他想，这也许是个误会，或许马歇尔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只是个建议，而不是要求。但巴顿知道，他必须在马歇尔无情的裁决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死刑判决前采取措施。
回到加利福尼亚，他就致电马歇尔办公室道歉。马歇尔的秘书告诉他，参谋长正在开会。他一连几天打给马歇尔的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应。
巴顿惊慌不已，垂头丧气。马歇尔再也不会将战地指挥官的职务委任给他了。巴顿又干了蠢事——他曾经因此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段被人嫌弃的时光。由于“太过好斗”，他又把事情搞砸了。这个“太过好斗”的巴顿坏了大事，他本来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战地将领的。
要是巴顿知道实情，他就不会夜不能寐了。诚然，马歇尔不会纵容属下讨价还价，而陆军部的一些参谋人员也对任命巴顿指挥一个军深感不满——他们不喜欢巴顿古怪的做派和他无法预测的行为。
但马歇尔没有任用巴顿的真正原因是这项使命不具备可行性。马歇尔会见巴顿时，陆军部策划人员刚得出结论，美国提供的任何援助，最快要到10 月或 11 月才能准备好，那对英国人来说为时过晚。马歇尔眼下能为丘吉尔提供的仅仅是 300 辆坦克和一些大炮，而丘吉尔也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因此马歇尔决定搁置对巴顿的任命。
然而，马歇尔认为无须告诉巴顿陆军部取消该使命的原因，至少目前不需要。他知道巴顿是个古怪的斗士，他那令人恼火的缺陷会削弱他突出的优点。他还知道巴顿是位出色的军人，但有时候需要提醒他，谁才是真正的领导。因此，马歇尔一连几天拒接巴顿的电话，任他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中。正如马歇尔皱着眉头对他的副参谋长约瑟夫·T.麦克纳尼（Josef T.McNarney）说的那样：“这就是驾驭巴顿的办法。”
在炼狱中遭了几天罪后，马歇尔把巴顿释放了出来。弗洛伊德·帕克斯（Floyd Parks）准将写信向巴顿保证，他并未得罪参谋长。巴顿长长地松了口气，在回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接到你的信并得知我并没有彻底毁掉自己的机遇。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无论其结果如何。”
7月 11 日，装甲部队的上司德弗斯将军向巴顿重申这一信息，并告诉他，陆军部正考虑在 9 月或 10 月将一个装甲军派至海外，“你愿意去吗？”
对巴顿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大喜过望的他在回信中写道：“收到您的来信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自己会率一个装甲军赶赴海外。我对您选中我深表感激。谢谢！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与一场灾难擦身而过的巴顿终于吸取了教训。他将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他将遵守命令并闭上自己的嘴巴。他绝不再给上级制造麻烦，绝不！
“参谋长说我就是那个人。”
艾森豪威尔盯着一堆新文件，考虑着“那个人”（更准确的说法是欧洲战区美军总司令）的职责。他必须成立一个新总部。他必须白手起家地组建一支大军。他还要策划 3 场可能发起的进攻。因为进攻都是两栖作战行动，所以他要处理的情况非常复杂。他还不得不整合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参谋部。他必须做到这一切才能达到马歇尔将军的严格要求，而马歇尔则会把艾森豪威尔的表现汇报给史汀生部长和罗斯福总统。
“总司令”这个头衔是一道令人敬畏的光环，但艾森豪威尔痛苦地意识到“那个人”所能施展的本事其实很少。艾森豪威尔迅速发现，最高统帅根本谈不上“最高”，至少在与其他国家联盟的情况下是如此。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最高统帅总是会牵涉到 1 位总统、1 位首相、6 位参谋长和一群较次要的策划者。我们必须极有耐心——没人能成为拿破仑或恺撒！”
艾森豪威尔知道自己需要帮助，需要很多帮助，才能应对这项庞大工作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他知道，这种帮助不得不从烟盒和军官俱乐部酒吧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得。艾森豪威尔还需要一些私人友谊。于是，他向海军上将金打听，海军能否为他提供一名“海军副官”。他心目中的人选是海军少校哈里·C.布彻（Harry C. Butcher），他任职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艾森豪威尔长期的高尔夫球玩伴，并且已从海军预备役返回现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他希望布彻少校担任他的海军副官。
稍感困惑的金上将批准了布彻的调遣令，因为将一名海军人员安排到陆军司令部没有任何坏处。艾森豪威尔给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布彻安排了新的任务。对布彻来说幸运的是，这项任务与海军毫无关系。布彻真正的工作是把艾森豪威尔拖到户外跟他打高尔夫球和棒球，让他画素描或写生（这通常不会使艾森豪威尔的血压上升），并组织副官、助手和红十字会的姑娘们进行轻松的桥牌聚会，总之是确保艾森豪威尔能够暂时摆脱过度工作和悲观失望引起的乏味感与无聊感。
布彻为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陪伴和欢乐。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对弟弟米尔顿所说的那样：“我过的日子非常寂寞；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密切留意，结果我开始变得紧张……在家里会得到家人陪伴，可在这里，除了像布彻这样的好朋友，没有别人和我做伴。”他告诉另外几位朋友：“有那么几天，我只想像一条生病的狗那样蜷缩于角落，但布彻不让我这样做。这就是我需要他的原因，他使我不至于发疯。”
艾森豪威尔从他的小圈子里挑选的第二个人是托马斯·杰斐逊·戴维斯上校。此人是他在马尼拉为麦克阿瑟工作的那段黑暗时期的老朋友。温文尔雅的戴维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布彻形容他“身材矮胖，长着双明亮、闪烁的棕色眼睛”。他拥有昔日南方绅士的做派，平静中又不乏办事效率。戴维斯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官长，负责人事工作，监督司令部人员，并以指挥官的名义下达命令。和在马尼拉时一样，戴维斯是艾森豪威尔艰难时期的一剂补药，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个优秀的公关人员。
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还有办公室副官——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人称“特克斯”（Tex）的欧内斯特·R.李（Ernest R. Lee）上尉。特克斯的工作是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信件、命令和归档文件顺利进出欧洲战区司令部。特克斯天生就有一副大嗓门，是个有趣的家伙。他似乎驾驭着一张文书工作的魔毯，总能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与哈里·布彻一样，特克斯的价值远远超出他所承担的职责的总和。尽管他对文书工作的执着令艾森豪威尔烦恼不已，但特克斯也是艾森豪威尔桥牌桌和餐桌上的常客，并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圈中的一员。在日后的艰难时期，艾森豪威尔将倚仗特克斯等人获得支持和力量。
艾森豪威尔带着韦恩·克拉克（将在英国训练一个军）、特克斯·李、布彻和勤务兵米基·麦基奥（Mickey McKeogh）（过去在纽约当侍者），于 6月 23 日登上泛美航空公司的氢动力概念喷气式客机（Stratoliner），第二次离开博灵机场，飞赴英国。玛米和莫琳·克拉克来为她们的丈夫送行。准备登机时，艾森豪威尔向莫琳·克拉克保证：“别担心韦恩，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两位妻子看着飞机起飞，随后返回各自的汽车。
艾森豪威尔赶去报到的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是个令人敬畏的机构，由两个国家产生的意志最坚强、最无情、最深谋远虑的人组成。英方成员包括布鲁克将军，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Dudley Pound）爵士和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他们的美国同行是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和陆军航空部队的亨利·阿诺德中将。这些人都是新成立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U.S.Joint Chiefs of Staff）成员。另外，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派出他们的私人代表参加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前者的代表是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William D. Leathy），后者的代表是前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John Dill）元帅。他们的工作是为中国、太平洋、地中海和欧洲战区制定总体战略。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的那样，满足这个任性的团体就好比“设法将几张毛毯顺利地盖在同一张床上的几个自大狂身上”一样。
除了他的几位顶头上司（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艾森豪威尔还要为两国元首安排毛毯。罗斯福离得太远，无法经常见到艾森豪威尔，也不会过多地插手作战事务，所以艾森豪威尔同他的直接接触较少。但艾森豪威尔在伦敦的住处恰恰位于聪明好斗、精力旺盛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活动范围内。丘吉尔喜欢插手干预别人的事务，这几乎是他的第二天性。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都是军事领导人，两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各自的等级。艾森豪威尔只是一名少将，其权力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太平洋不归他管，政治不归他管，工业产量也不归他管。作为一名执行者，他的任务是组织盟国政府提供给他的所有军队和装备，并执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布置的一切行动。相反，丘吉尔却没有这种限制，他不是那种会把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的人。他是个政治家，是政府首脑，还是他自己的国防大臣。他的权力与帝国的权力共同延伸，而且他也非常喜欢使用这种权力。
整场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会看到丘吉尔性格中许多矛盾的方面：小丑、战士、哲学家、历史学家、顶尖的纵横家；他喜欢欺凌弱小却又深具魅力；他是个撒谎大王、极端利己主义者，但他还是个浪漫主义者，对大英帝国的忠诚高于一切。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加以提防的人。
与丘吉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歇尔、欧洲战区司令部以及各战地指挥官一同工作会使一名年轻人筋疲力尽。而对 52 岁的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份工作简直要命。各种会议、咨询、备忘、人事问题、视察、媒体会面、社交邀请和制定决策的压力，使艾森豪威尔强健的堪萨斯体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伦敦豪华的多切斯特饭店（Dorchester Hotel）的前厅和卧室成了他的另一间办公室。他难以避开繁忙的事务。他开始觉得疲惫不堪。
密密麻麻的工作事项给艾森豪威尔的身体造成了负担，糟糕的饮食习惯使他的健康雪上加霜。艾森豪威尔的午餐通常只是花生和葡萄干，就着掺了牛奶的咖啡或茶吃下。他香烟抽得越来越凶，每天多达 4 包，这使他的医生可以大显身手，但也激怒了他那位毫无怨言的勤务兵米基，后者不得不清理艾森豪威尔漫不经心地弹落在地毯上的烟灰，以及随手丢入壁炉的烟蒂，这些壁炉有真有假，有的只是酒店套房的一种装饰。
工作、思乡和持续不断的会议所造成的压力使艾森豪威尔患上了慢性失眠和滑囊炎，他的脾气也变得极坏。他的司机后来写道：“他脸上的皱纹加深了，心情急躁和紧张的情况越来越多。”欧洲战区副参谋长阿尔·格伦瑟（Al Gruenther）上校上次见到艾森豪威尔还是在路易斯安那大演习期间，当他到达伦敦看到这位老朋友的模样时深感震惊：艾森豪威尔看上去像是在10 个月里老了 10 岁。他已不再是 1941 年时那个面带微笑、充满活力的艾森豪威尔了。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疲惫不堪。他需要帮助。
7月，艾森豪威尔获悉参议院批准晋升他为中将（临时军衔），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没过多久，他收到小乔治·S.巴顿少将写给“艾森豪威尔中将”的祝贺信。巴顿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没有产生丝毫的嫉妒：“我们俩相知甚深，就算我不说，我猜你也知道，我对你取得的成就是多么高兴，我是多么衷心希望你在日后都走好运。”
艾森豪威尔很高兴听见老朋友这样说，他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乔治：
要是我不能完全确定你称我为“中将”仅仅是因为你在纵情施展那异于常人的幽默感，我肯定会把你这封该死的信撕掉，而且不做任何回复。如你所知，没有谁的美好祝愿比你发来的祝贺对我更有意义。过去的八九个月，看上去就好像我一直骑在一股幸运巨浪的顶端——我希望至少在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前一直保持这种好运……
他继续激起巴顿的期望：
我接下来可能会非常需要你。到那时，我会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怯，敦请一位资格更老、比我更有能力的人过来帮忙。就像我经常对你说的那样，你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战斗指挥官，倘若命运注定大兵团战斗将全部或部分在我的影响范围内展开，我当然希望由你来担任领军人物……我真诚地感谢你在贺信中对我的关心。你的来信让我尤为感动，因为你和我都知道，你早就该戴上更多将星了。
当年夏季，艾森豪威尔被分配了一个名叫凯·萨默斯比（Kay Summersby）的司机。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去伦敦，就是这位女司机开的车。凯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County Cork）的一个富裕家庭，1938 年到伦敦当模特，还在一些电影中出演过小角色。在伦敦遭遇轰炸的时候，她开上了救护车。身材高挑、颇具魅力的凯，轻而易举地在单调的军队圈子里脱颖而出。一个认识她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她的眼睛：“她长着厚厚的眼皮，显得很性感……那是一双蓝灰色的眼睛，闪烁着与她的爱尔兰血统相称的轻蔑和愤怒。”彼时，她已嫁给一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陆军军官。艾森豪威尔到英国上任前，她还跟一名美国陆军军官有过一段恋情。
勇敢但多少有些小集团倾向的凯开玩笑说，除了骑马和倒茶外，她几乎不会做其他事。但作为伦敦大轰炸期间的一名老资历的救护车司机，她比汽车运输军团停车场上的任何一位司机都更加熟悉城市周边的道路。艾森豪威尔和凯立即喜欢上对方，没过多久，“斯基布”（这是工作人员给这个来自斯基伯林的姑娘起的绰号）就成为艾森豪威尔陆军家庭中的一位重要成员。
艾森豪威尔和女司机的绯闻很快传遍欧洲战区司令部。而在伦敦，这些桃色新闻自然会通过陆军更广的小道消息网传播。但就目前而言，萨默斯比夫人的陪伴使艾森豪威尔得以从战时伦敦一张张严肃的脸庞中解脱出来。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对她开车技术的看重远胜过他对司令部停车场的其他司机的欣赏。由于艾森豪威尔能与凯、布彻、米基、特克斯和下属中另外几张友好的面孔相伴，他的私人生活和他的战时职责一样尚可忍受。
尽管跨海峡进攻存在障碍，但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海军上将金坚信，如果在 1942 年发起进军法国北部的“大锤行动”，英美联军就能为承受重压的苏联提供最大的帮助。美国人一致同意，1943 年的主要目标是攻入法国并尽快渡过莱茵河，而不必理会丘吉尔和他的将领们近乎痴迷的非洲、巴尔干或周边其他需要迂回的地区。马歇尔担心地中海会成为吞噬大批兵力和装备的无底洞，进而使盟军无法在 1943 年进军法国。出于这个原因，他强烈反对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行动”（GYMNAST）。艾森豪威尔全力支持马歇尔的观点，并在 7 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体育家行动’存在战略上的缺陷。”
但发号施令的是罗斯福，而不是马歇尔、金或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已说服罗斯福支持北非登陆行动。美军将领们飞赴伦敦，竭力挽救应尽早实施的跨海峡进攻方案。但由于罗斯福坚持要求在 1942 年展开一场大规模行动，“体育家行动”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计划，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其他计划。与英方激烈争执两天后，美方做出让步。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输了，至少在 1943 年之前是这样。
但是，在马歇尔和金离开英国前，英国人也给他们扔了块骨头。确切地说，是两块。首先，作为对美国人默许在 1942 年发起“体育家行动”的回报，英国人暂时同意在 1943 年实施“围捕行动”。其次，他们同意这两场行动都由美军将领指挥。
伦敦会议落下帷幕后，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叫到他在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 Hotel）的豪华套间里商讨一个重要细节。艾森豪威尔赶到时，这位威严的参谋长正躺在浴缸里，隔着盥洗间的门，与两位指挥官平静地讨论高层战略。泡澡的马歇尔随口谈及的一件事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极大的兴趣：参谋长说，艾森豪威尔将担任盟军副总司令，策划“体育家行动”，该行动现在更名为“火炬行动”。马歇尔还说，他和金会力保艾森豪威尔出任进军北非的整场行动的总司令。
随着这个消息的公布，“火炬行动”成为艾森豪威尔生活的中心。他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思考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刚刚接到命令，要合并两支官僚作风严重的庞大军队，去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这场战争至少会使他卷入两场两栖进攻行动。他不知道需要翻越多少座山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或者说在他的指挥下要牺牲多少年轻人。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丧失勇气或犯下错误，就会出现更多坟墓。
福克斯·康纳曾教导他从历史中寻求指导，但历史无法为正努力将两支盟国的现代军队融合在一起的人提供太多帮助。在康纳的历史书里，一页又一页写满了盟友间传奇的、令人沮丧的争吵故事：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东正教徒与拉丁人、普鲁士人与奥地利人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拿破仑战争期间，参加联盟的部队要么是被一支占据主导地位的军队吞噬（例如在拿破仑大军中服役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师），要么就只是在一场或两场会战中合作（例如赶往滑铁卢炮声响起之地的普鲁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所能看到的最相似的例子是“黑杰克”潘兴那广为人知之举，他将美国军队留在了欧洲人的框架之外。但面对技艺娴熟、整合良好的敌人时，这种做法无法奏效。
因此，艾森豪威尔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除了令人困惑的组织问题，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互不信任的麻烦事。从英国人的沙文主义立场看，稚嫩的美国佬就是一群高谈阔论、吃得太饱的公民装模作样地组成的一支民兵队；与之相反，英军老兵已在欧洲大陆、北非和中东同德国人战斗了近 3 年。而从美国人的沙文主义角度看，英国人已在欧洲大陆、北非和中东战败，因此，除了如何打败仗之外，他们的实战经验实在没有什么能教给美国人的。自 1775 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打仗，当然，英国军队从事战争的历史与美国相比更加悠久。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的那样，两支军队就像“一头斗牛犬和一只猫聚在一起”。
与审查制度和种族关系等其他棘手问题一样，艾森豪威尔认为，解决英美军队矛盾的最佳办法是将其公之于众，并与同事们摊开来进行讨论。就国家主义偏见而言，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要宣讲并推行盟友团结的信念。他必须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为英国部门负责人配备美国副手，英国人那边也是这样。至少在他可以对他们加以监督的范围内，他要求部下通力合作，而他的部下也服从了这一指令。艾森豪威尔经常喜欢说，侮辱英国同事的美国人会被立即送上“一只没人护航的船”遣送回国。不过，他对他的英国下属没有直接指挥权，因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国人自己约束他们的国家主义。
艾森豪威尔知道自己瑞士式的中立会激怒许多顽固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官，他们开始抱怨艾森豪威尔总是偏袒英国人，艾森豪威尔甚至要竭力让他在英国最好的朋友韦恩·克拉克遵守规定。但他并不理会传入他耳中的任何闲言碎语。由他亲手调至身边工作的男男女女，都能抛开以往的偏见，并把自己视作一个独特的跨国小组的成员。他知道，这里终归会有克拉克和布鲁克这种只看重本国军队声誉的人，但也有蒙巴顿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人，他们持续不断的呼声会在联盟中变得越来越响亮。
8月初，艾森豪威尔忙着为“火炬行动”招募高级参谋人员。他的策划团队被称为盟军司令部（AFHQ），英国和美国军官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较为平均，涵盖海、陆、空三个军种。他们将司令部设在伦敦诺福克府（Norfolk House）的位于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s Square）的巨大办公楼内。但掌控全局的同时也要留意细节，因此艾森豪威尔需要一名左右手。这位激励者必须具备令他信服的策划能力。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北方——美国陆军设在英国的训练中心，要求该中心的负责人韦恩·克拉克担任自己的副司令。
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克拉克目前正在指挥一支作战部队——第二军。这位雄心勃勃的将军对加入一个半数由英国人组成的臃肿的司令部并担任二把手这种不明确的工作不太感兴趣。但克拉克也知道，如果在“火炬行动”期间工作出色，他可能会在下一场大规模进攻行动中获得战地指挥官的职务，因此他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提议，并确保艾森豪威尔充分理解自己为此做出的牺牲。
克拉克迅速证明自己的确是艾森豪威尔不可多得的帮手。他巧妙地处理了铺天盖地但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例如航运计划安排、弹药储备、后勤集中等，每天都向艾森豪威尔提交整齐的总结报告。可即便获得了克拉克的协助，艾森豪威尔的生活还是变成了一连串琐碎、含糊的事务的集合——开会、电话、文书工作，然后是更多的电话和更多的会议。艾森豪威尔在诺福克府实施 12 小时轮班制。他要穿梭于一场又一场的会议，然后前去分配任务并同许多桀骜不驯的指挥官商讨细节。他抽烟抽得很凶，吃得很少，几乎不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睡觉，甚至还在多切斯特饭店的私人套房中开会。当得到一点时间能够稍稍放松时（通常是在哈里·布彻的一再坚持下悄然离开伦敦），他会发现睡不到 5 个小时，自己的大脑就又开始为次日的问题运转起来，就像被人上了发条一样。
他的眼睑下垂，脸上的皱纹加深，连发脾气的时间也缩短了。但通过这番文书工作的洗礼，艾森豪威尔学会了迅速做出决定并消除瓶颈，知道何时应该放权，何时应该要求自己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或者换句话说，要求自己承认遇到了障碍并继续前进。在他的全面指挥下，盟军司令部像战火中的一个作战旅那样高效运作着。
正如艾森豪威尔的策划者们理解的那样，“火炬行动”是个大胆的方案，它被建立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上：谁能控制港口，谁就能掌握西北非。从大西洋的摩洛哥（Morocco）直至突尼斯（Tunisia）的加贝斯（Gabès），这条海岸线上的重要港口都由维希（Vichy）的法国军队据守。
盟军最初的计划要求部队对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港（Casablanca）、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奥兰港（Oran）和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Algiers）发起突击。而次要港口，例如波尼港（Bône）和菲利普维尔港（Philippeville），可能也包括在第一批次内，但这主要取决于可用的登陆艇有多少。一旦这些海港被盟军控制，盟军获得的弹药、燃料和食物补给就将支持他们一路向东攻往突尼斯。
在突尼斯赢得胜利将彻底结束非洲战役。德国人会被困在位于突尼斯的盟国军队与蒙哥马利部署在利比亚的第八集团军之间，到时候隆美尔要么被迫撤离非洲大陆，要么举手投降——至少艾森豪威尔的策划者们是这么希望的。
计划中没有涉及突尼斯的另外两个主要港口——比塞大港和突尼斯港，它们仍处于“轴心国”军队的炮火掩护下。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是，希特勒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通过这些港口将大批援兵送入非洲。对盟军来说不幸的是，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提供的空中掩护，排除了盟军在阿尔及利亚东面进行两栖登陆的可能性。因此，盟军必须攻占阿尔及利亚，经陆路迅速穿过突尼斯（隆美尔的后门），并在纳粹加强守卫力量前攻占防御薄弱的港口。
1942 年 7 月底，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去一份“火炬行动”中美国军队指挥者的候选名单，他列出 4 名首选人员，其中包括奥马尔·布莱德雷和乔治·巴顿——艾森豪威尔希望由他信任的人率领第一批美国师投入战斗。正如他对昔日一位球队队友所说的那样：“我发现自己对这个方法非常痴迷——只要密切了解其指挥官，你就可以判断一个师或更大编制的部队到底怎么样。”他认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布莱德雷或巴顿率领的部队都将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但战斗开始前，艾森豪威尔只能期望巴顿、布莱德雷或其他人可以通过考验。这是让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等待结果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
在艾森豪威尔竭力将两股陈旧的力量打造成一支盟军时，乔治·巴顿正为投身战斗做准备。7 月 30 日他被召至华盛顿，了解到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他将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率领“火炬行动”的西路特遣队（Western Task Force）。巴顿——艾森豪威尔团队曾梦想投身于一场庞大而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要等到这个机会了。
在考虑自己的使命时，巴顿知道其麾下的力量会迅速扩大。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从自己在战前就熟悉的人中挑选指挥部高级参谋人员。排在首位的是他的参谋长，人称“哈普”（Hap）的霍巴特·R.盖伊（Hobart R.Gay）上校。此人是个诙谐的骑兵，他的偏见和风格正好反映了巴顿本人的个性。盖伊是个坦诚、谢顶的人，看上去更像是小镇教堂的执事，而非一位军级指挥官。他获悉自己将在脾气暴躁的乔治·巴顿手下工作时非常震惊，于是立即展开活动，竭力想要改换门庭。但从勉强加入巴顿指挥部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后，他对这位老将越来越钦佩，并一直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直到巴顿时代结束。
作为抽动响鞭的首长，盖伊将为一群工作人员提供指导，其中包括他的副参谋长保罗·哈金斯（Paul Harkins）中校，巴顿的情报处长珀西·布莱克（Percy Black）上校，巴顿的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Kent Lambert）上校，以及足智多谋的、人称“莫德”（Maud）的后勤处长沃尔特·马勒（Walter Muller）上校。除副军长杰弗里·凯斯（Geoffrey Keye）少将和出色的军部工作人员外，巴顿还召来一批随身侍从，包括他的司机约翰·米姆斯（John Mims）中士和来自亚拉巴马州（Alabama）的黑人勤务兵乔治·米克斯（George Meeks），以及副官迪克·詹森（Dick Jenson）上尉和亚历克斯·斯蒂勒中尉。
8月初，巴顿接到命令，去伦敦向他的新上司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中将报到。他立即搭乘下一班氢动力概念喷气式客机，于 8 月 6 日到达伦敦，并在当晚入住克拉里奇酒店。在第二天完成“火炬行动”的相关工作后，他给老朋友打去电话。
“乔治，哦，老伙计，我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电话中传出艾森豪威尔兴奋的声音，“赶紧过来，跟我一起喝点可怕的脱水鸡汤！”
巴顿立即赶了过去，径直走入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热烈地与好友团聚，共喝一碗鸡汤，而鸡汤的滋味也正如艾森豪威尔描述的那样。两人的“晚宴”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人思考了他们赢得胜利的机会，为人事任免达成一致，并寻找计划草案中的潜在缺陷。
从各个角度看，两人都一致认为这项使命看来并不乐观。布彻写道：“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有谁能给他些好消息，他会非常高兴，因为计划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暴露出问题。”艾森豪威尔和巴顿认为，取消卡萨布兰卡登陆，将巴顿放在奥兰港，把阿尔及尔留给英国人，这样盟军才能获得更大的胜算。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与艾克共进晚餐并倾谈到凌晨一点。我们都认为这场行动非常糟糕，而且它主要是一场政治性行动。但是，我们已被要求开展行动，所以我们要么取得成功，要么在行动中阵亡。虽然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成功的计划，最坏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凭借一些好运气，我们还是能以高昂的代价完成这一计划的。这场行动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件有把握的事。”
尽管当时两人都未提及，但巴顿当初的预言已经应验。艾森豪威尔正指挥着同盟国大军，犹如当代的罗伯特·E.李，巴顿则接过了“石墙杰克逊”的衣钵。命运交给了他们符合各自性格的角色，这也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角色。他们将携手打造一个出色的团队。
兴奋而又精力旺盛的乔治·巴顿在伦敦快速浏览着各式地图和报告，研究自己即将踏上的战场。他一直专注于眼前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同艾森豪威尔长谈时，他隐约觉察到这位老友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森豪威尔似乎不再是米德营时期的那个头脑简单的激进主义者了。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他不像我想的那样意志坚定。他摇摆不定，不是个实干家。”巴顿的评论似乎是自我安慰：“很显然，这里的大多数美国军官都是亲英派，甚至包括艾克……我可不是，我从来就不是亲英派。”
长期以来，巴顿一直在他们的密切关系中扮演着导师角色，但这种友谊也不再像巴顿想象的那般牢固了，因为它已被一种上下级关系取代。这的确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坐在多切斯特喝汤、吸烟、咒骂、密谋时，两人仍是密友。但他们都明白，上下级的距离给他们的亲密关系造成了无形的障碍。就像布彻说的那样，对身处艾森豪威尔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友谊固然重要，但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他只能抛开友谊”。巴顿听着艾森豪威尔下达的指示和命令（而不是建议或请求），开始以一名资深下属的目光打量他的新上司，而不再以挚友的宽容眼神看着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力挺克拉克将军出任副总司令，这加剧了巴顿的疑虑。虽说韦恩在小时候就和巴顿相识（巴顿中尉最初被派驻谢里登堡，韦恩就住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少校），但巴顿既不信任也不喜欢这位年轻的将军——他晋升得太快，而且让巴顿不太舒服的是，他似乎有点滑头。
巴顿将艾森豪威尔——克拉克这对组合称为“神圣家族”。他在私下里对该“家族”中那位年幼的成员越来越关注，这使他坚定了自己对克拉克的看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克拉克的住处跟他喝了一杯。我还是不信任他，但他正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另外，艾克变得狂妄自大了。”一个月后，巴顿认为克拉克还是没能提高觉悟，他抱怨道：“在我看来，克拉克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而不是赢得这场战争。”
相较之下，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意见较少。他觉得巴顿为这场战役带来了一股他所需要的能量。他了解这位老骑兵，相信他会以专业、服从，甚至可能是狂热的精神履行自己的使命。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他的朋友已迅速觉察到了“火炬行动”的根本问题，并以一种“高效、理智但不乏热情”的方式与盟军司令部参谋人员一同工作。
8月 17 日，T. J.戴维斯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晚宴，以纪念艾森豪威尔、巴顿和J.沃尔特·克里斯蒂（J.Walter Christie）在 1933 年的会面。克里斯蒂是“革命性”的坦克悬挂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大部分陆军军官最大的仇敌，但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却是两个罕见的例外。晚餐结束并畅饮一通后，又是一个吞云吐雾、玩笑迭出、纵情追忆昔日运动场岁月的夜晚。两位将军和他们的副手畅谈到深夜，这给艾森豪威尔饱受压力的生活带来了一缕他所渴望的温暖阳光。
布彻分析了艾森豪威尔将这位深具魅力的、堂吉诃德式的朋友领入战争的原因：“巴顿是个粗野的家伙。不要怀疑他几天前发表的言论，他确实能以自己的魅力使部队士气高涨。他的话语粗俗、扼要、色彩丰富；脏话连篇，但富有表现力。难怪艾克对巴顿加入麾下这么高兴。”
在1942 年的整个夏季，军队接收了数量众多而又相互矛盾的指示。到了 9 月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实施一场三路突击，以调解美国和英国策划者相互矛盾的观点。
正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出的那样，这将是军事史上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它涉及三场大规模登陆行动，每场行动都需要夺取几个附属战争目标。巴顿将军的西路特遣队率领 5.8 万名将士从美国起航，其中 3.5 万人将投入最初的突击行动。巴顿的当前目标是卡萨布兰卡，他要从那里征服整个法属摩洛哥，确保盟军补给通道的畅通。劳埃德·弗雷登道尔（Lloyd Fredendall）少将指挥中路特遣队。他们将从苏格兰出发，让 2.5 万名美军士兵在奥兰港登陆，再在后续批次中投入另外 2 万人。然后，这些士兵将从奥兰港出发，夺取泰法拉乌伊机场（Tafaraoui Airfield），以便“野猫”（Wildcat）式战机和“喷火”（Spitefire）式战机能够飞上阿尔及利亚的天空。最后是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查尔斯·赖德（Charles Ryder）少将会在名义上率领 3.3 万名士兵（多为英国人）进攻阿尔及尔。之所以派一个美国人指挥该特遣队，是因为盟军专家们认为维希守军会更欢迎星条旗，而不是英国国旗。
最终指令赋予艾森豪威尔一组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他的参谋人员不必再为菲利普维尔港、波尼港和其他可能的登陆地点制订应急计划而疲于奔命。他们曾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为此争论不休。深受鼓舞的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巴顿：
你不难想象，我此刻怀有的是一种欣慰的感受，因为最终决定和确切计划已定。过去 6 周是我这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如果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你和克拉克这两个主要支柱，我真无法想象自己会怎么做。
但考虑到巴顿的部下在摩洛哥港外的险恶水域所面临的危险，他又补充道：“我正在陆军中寻找最具能力的牧师，我们会努力确保行动发起当日有个不错的天气。”
巴顿在思考这一来自军需大楼隐蔽处的计划时，不由得皱起眉头。他对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文职顾问（这些人最可怕）拼凑出来的行动计划深感怀疑。但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已将自己的悲观情绪搁置一旁，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反对和抱怨这项笨拙的计划了。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谈及他去看望玛米和布彻夫人的事情。他对朋友说：“在我看来，就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表达诚挚谢意是毫无意义的。报答你的唯一方式就是向你保证，我会完成你赋予我的一切任务。”
这使艾森豪威尔迅速回信给他：
我觉得自己就像不得不同时驾驭 3 匹马的马戏团杂技女郎，完全不知道它们会奔向哪里。不过，好消息是这场演出快要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还在信中承认自己压力重重：
我认为韦恩和我承受压力的能力相当不错，但今天早上我仍有点烦躁。昨晚躺在床上时，我开始重新思索这些事，直到 2 点 30 分还在考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优柔寡断，好在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我们目前一切顺利，期待与你在一个明媚的秋日相见。
巴顿正驾驭着艾森豪威尔所说的 3 匹马中的 1 匹，几乎没时间细想如何攻破卡萨布兰卡。他知道进攻将于 11 月 7 日或 8 日发起，那天晚上是进攻部队在接受训练并被运到非洲后的第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如果一切顺利，海军会在 10 月的第 3 周从弗吉尼亚的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s）搭载他的部队，把他们送过潜艇出没的大西洋，并在H时（进攻发起时刻）将他们送到非洲海岸。至于突击力量，巴顿负责指挥第三步兵师、第九步兵师大部、第二装甲师和两个独立坦克营，大约拥有 3.5 万人和 250 辆坦克。
这是个出色的军，但和其他美军部队一样，巴顿的部下经验不足。他们在战斗中的素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数千名法国正规军、一艘巨型法国战列舰和猛烈到足以将小船掀翻的波涛正在卡萨布兰卡等待他们。巴顿不打算把所有人都投入防御严密的卡萨布兰卡，此举风险太大。
他计划将麾下力量分成 3 股，沿海岸登陆，夺取当地机场，并沿着内陆一侧向卡萨布兰卡汇聚。位于北面的门柱特遣队（Task Force Goalpost）由卢西恩·K.特拉斯科特（Lucian K.Truscott）少将指挥。9000 多名官兵将在法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登陆。帅气的特拉斯科特就像是当代的穆拉特元帅。和巴顿一样，他也对近乎古怪的军装痴迷不已：在摩洛哥登岸时，他身穿一件红色皮夹克，扎着丝巾，下身着马裤。特拉斯科特的特遣队负责夺取利奥泰港（Port Lyautey）和塞拉（Sale）至关重要的机场，攻克附近的迈赫迪耶镇（Mehdia），并向南进攻卡萨布兰卡。
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少将负责指挥“灌木丛”特遣队（Task Force BRUSHWOOD）。这支部队编有 1.9 万名步兵，并拥有巴顿老部队“车轮上的地狱”师的坦克、炮兵和侦察营。该部队将在卡萨布兰卡以北约 19 千米的古老渔港费达拉港（Fedala）登陆，而后向南前进。
“黑石”特遣队（Task Force BLACKSTONE）由欧内斯特·J.哈蒙（Ernest J. Harmon）少将指挥，这个喋喋不休、嗓音粗哑的老坦克兵被一些部下称作“穷人版巴顿”。他将指挥的是巴顿麾下实力最强的那部分队伍。该特遣队编有休·J.加菲（Hugh J. Gaffey）准将的第二装甲师，以及第九步兵师一个团。“黑石”特遣队的目标是葡萄牙人古老的贸易城镇萨菲（Safi）周边的 4 片海滩，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约 225 千米。尽管远离主要目标，但萨菲为至关重要的坦克登陆艇提供了最适合的海滩。巴顿推断，坦克固有的机动性能将让哈蒙的部队迅速前进，并与安德森的人及时会合，从而对卡萨布兰卡展开最终突击。
海军为巴顿提供的支援力量包括 1 艘航空母舰、4 艘护航航母、3 艘战列舰、7 艘巡洋舰、38 艘驱逐舰和数十艘运输船及货轮。这支庞大的舰队将在海军少将H.肯特·休伊特（H. Kent Hewitt）的指挥下开赴非洲。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海军指挥官，漫长的服役记录可追溯到泰迪·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时期。但随着计划时间表的拟定和登陆演习的开始，巴顿逐渐丧失了对海军的信心。他发现海军军官们“极为悲观”，与指挥进攻舰队的温文尔雅的海军少将举行首次会议时，他对舰队的怀疑和蔑视终于达到顶峰。巴顿就是巴顿，他把自己对海军舰队在计划时间表、后勤状况和火力支援方面的不满变为充斥着污言秽语的长篇大论，但这种训斥更适合针对一名骑兵中士，而不是一位海军少将。休伊特曾是祭台助手，温和的脸庞下隐藏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他是不会对巴顿的厉斥和咆哮逆来顺受的。他向巴顿提出抗议，并与他进行争辩。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再和这个莽夫讲道理，而是去见海军上将金。
这是巴顿自西点军校时期以来第一次与不同军种的人发生争吵。当年他在西点军校对抗的是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的学员，但这次他遇到了大麻烦。巴顿在陆军高层有保护人，而休伊特在海军上层也有后台。与陆军相比，海军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白宫关系更为密切。一旦涉及激烈的军事政治，很少有人敌得过欧内斯特·金——这位海军上将像一颗 40 厘米的炮弹那样爆发了，要求马歇尔“摘掉巴顿的脑袋”。
马歇尔十分看重巴顿，但他不希望在这种微妙时刻发生军种间的摩擦。他要求巴顿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将这位骑兵免职。但艾森豪威尔力挺他的老友，并说服马歇尔，巴顿是他们在卡萨布兰卡赢得胜利的最大希望。
马歇尔认为，这一点最为重要，无论是对他的部下还是对海军的人而言，军事成功终将压倒个人问题，而且巴顿的头也不可能放在一个橄榄色的盘子里呈给金。马歇尔告诉金，巴顿已成为“火炬行动”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指出，巴顿喜欢吵闹、横冲直撞的性格是一种特殊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战地指挥官。
金手下也有个动辄闯祸的家伙，故对此深表理解。最终他向陆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斧子被放回架子，巴顿的职业生涯得以继续。
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这次支持了巴顿，但这位老骑兵的闹剧绝不能再度上演，因为这场冒险需要空军、海军和地面力量的通力合作。巴顿的坦克隆隆驶过摩洛哥的沙漠时，他痛斥海军没有问题，可现在他们需要舰队军官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两栖登陆战中发挥作用。因此，马歇尔选择息事宁人，但他给了巴顿一个温和的训诫：“别吓唬海军，他们很怕你。”
随着伦敦的夏季渐渐让位于悄然到来的秋季，法国和西班牙的问题犹如两朵乌云在艾森豪威尔的生活中升起——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法西斯独裁者的统治下，且在非洲战区拥有庞大的军力。在空中，维希政权在北非海岸大约有 500 架飞机，而盟军可用于对付他们的战机只有 166 架；地面上，从摩洛哥到突尼斯，维希政权大约有 12 万名士兵。因此，如果法国人在行动头三天实施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抵抗，“火炬行动”就将失败。
一个会增加风险的地理因素是，除第一批次喷火战机和野猫战机外，其他所有进行空中掩护的飞机不得不从直布罗陀（Gibraltar）起飞，而那里正好位于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火炮射程内。倘若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一方参战，或者允许德军穿越西班牙国土，那么，直布罗陀及其拥挤的小型机场将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摧毁。无法平衡的要求、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行为，以及大量政治、气象和军事方面的未知因素共同构成的压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聚集，就像锅炉管道里的蒸汽一样随时可能让管子爆开。他对马歇尔透露：
我无需告诉您，您也会知道过去几周是一段令人紧张、焦虑的时期……在情况尚不明朗的时候就必须做出决定，这是压力的真正来源，例如，在我们需要平静的海洋时，整个地区的天气却极度恶劣，这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人任由这种问题缠住自己，他绝对会为法国和摩洛哥的天气、政治、民族性格等问题而发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只能相信自己的运气，并认为当关键的日子到来时，好运会保佑自己。
布彻、米基和司机凯等艾森豪威尔的随从为他的憔悴、疲惫、暴躁，以及那些极为反常的举止而惊慌。他们知道，必须采取措施，让他们的上司从遍布日程表的记者、军人、社会名流、政客和王室成员中得以喘息。否则，那根爆裂的蒸汽管很可能会是艾森豪威尔的主动脉。
于是，他们决定给他在城外找个僻静的地方。对英国乡村探寻一番后，布彻在 8 月份发现了一片完美的“绿洲”。这是一座被树篱围绕、布满了常春藤的都铎式房屋，名叫“电报屋”（Telegraph Cottage），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泰莱克”（Telek）。它是一座安静的三居室住宅，位于伦敦以西约 40 分钟车程的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Kingston）附近，毗邻两个高尔夫球场。泰莱克能让他们避开伦敦人窥探的目光，是远离大锅般喧闹的诺福克府的理想避难所。
在从多切斯特和诺福克府逃脱出来的这些宝贵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在这座小屋过着简单的中西部式生活。他穿着老式军便裤、旧衬衫和一双马尼拉时期留下的草拖鞋在房屋周围散步。侍者会为他提供一份中产阶级的基本菜单——鸡肉、烤豆子、煎蛋三明治、牛肉、猪肉、球芽甘蓝、玉米粗粉，总之都算不上什么“美食”。傍晚时，艾森豪威尔还可能与个别客人喝上一杯“日落高杯酒”。他喜欢打高尔夫球，用 7.62 毫米口径手枪射击后院的空罐头盒，玩桥牌，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棒球。每个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乐趣，那就是打开偶尔从家里寄来的包裹：玛米邮递的包裹里通常有艾森豪威尔喜欢的汤面及廉价的旧西部小说。那些书名都很吸引人，例如《无法无天》（ Way of the Lawless ）或《枪手复仇记》（ Gunman’s Reckoning ）等。另外，包裹里还会有袜子、新牙刷和牙膏。
艾森豪威尔曾暗示他的朋友们，自己想在生日时得到一只小狗。他向玛米解释：“你无法同一只小狗谈论战争，有时候，我想跟完全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某个人或某只动物谈谈！”
在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对苏格兰犬的模糊偏好后，布彻和凯弄到两只看起来符合标准的候选者。欣喜的艾森豪威尔选中了一只昂首阔步、吵吵闹闹的公犬，并给它起名为泰莱克，即他的这幢盖着石板屋顶的隐居地的名字。10 月 14 日，克拉克、布彻、特克斯、凯和米基在这里为艾森豪威尔举办了一场生日会，正式将泰莱克送给他。当它套着背带，背着第八航空队特制的微型降落伞，优哉游哉地走入屋内时，艾森豪威尔欢呼了起来。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陪伴着艾森豪威尔的泰莱克没有任何军事素养，而且和大多数小狗一样，它令主人喜忧参半——它有个敏感的膀胱，害怕空袭，还喜欢从壁炉里叼出未燃烧起来的木柴，在地上拖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让它所谓的主人们去打扫。
但这只小狗使艾森豪威尔饱受压力的生活多少恢复些正常。它成了艾森豪威尔军队家庭的另一名成员——和布彻、凯、米基及克拉克一样，艾森豪威尔需要它。
图4-1 “火炬行动”（西非，1942年11月）
艾森豪威尔小圈子第二位成员在 9 月初到来，那就是盟军司令部备受期待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准将。他还有各种昵称，例如“比伊德尔”或“甲壳虫”。他是一位模范参谋长，意味着他是典型的高效且没有人情味的人。这位普鲁士军人的孙子是个高大而瘦削的印第安纳人。他一路向上攀登，从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列兵晋升为陆军准将（永久军衔）。比德尔是个耍弄手腕的高手。他可以在执行外交任务时温文尔雅，深具说服力，也会毫不犹豫地毁掉某人的职业生涯。凯后来写道，他拥有“一名党卫队将军的所有情感”，就像一位参谋人员数年后回忆的那样：“我想告诉你，他就是一柄砍脑袋的巨斧。另外，他还经常大发雷霆。”
这位综合了舵手、顾问、校园恶霸、打手和外交官的所有特点的参谋长负责司令官的各种脏活。比德尔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他的职责要求他确保每个人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意味着他会对任何不守规矩的工作人员进行训斥、惩处、降职、解雇或咒骂。他会同战地和勤务指挥官商讨人事和后勤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在时他就会代表上级出席会议，并担任他的首席门卫（决定艾森豪威尔见谁或不见谁）及翻译员。艾森豪威尔经常就涉及国务院、海军、空军或其他团体的一些棘手问题下达简单的指示：“比德尔，告诉他们去死吧，但措辞上别冒犯他们。”
艾森豪威尔曾说，每位高级指挥官都需要一个这样的家伙，而比德尔就是艾森豪威尔身边的这个人。比德尔曾以直白的印第安纳人的表达方式对艾森豪威尔的情报负责人总结自己的管理理念：“我们雇佣你是为了获得你的知识和建议，如果你老是犯错，我们只好解雇你，并请其他人接替你的位置。”他脾气暴躁、患有胃病，经常恶言谩骂，情绪极不稳定，比德尔的下属逐渐学会了没事尽量离他远点。据他的秘书，美国陆军妇女队（WAC）上尉露丝·布里格斯（Ruth Briggs）回忆：“他很吓人。他会以机关枪的速度喷出一个个问题和命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快的污言秽语。”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倒霉的布里格斯在门口探了探头，比德尔就朝她尖叫起来：“滚出去！”没等这位受到惊吓的女士缩回头，比德尔便对身边的同僚解释道：“诸位，请你们原谅她，她就是个白痴。”
可是，虽然他激起了所有下属的憎恨，这位美国的刻耳柏洛斯（Cerberus）
却备受英美同事们尊重。下班后的他是讨人喜欢的，甚至可以说是颇具魅力的。他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是个出名人物，因为他曾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最重要的是，包括马歇尔将军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内的重要人物都对他青睐有加。这两个人都跟艾森豪威尔争夺过比德尔。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一个朋友：“我希望能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倘能如此，我就干脆买根钓鱼竿玩玩，每周给家里写信，说说自己在战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后来指出：“他们说没有什么不可或缺的人，但比德尔·史密斯已非常接近于这样的人了。”
初来乍到的比德尔在电报屋陪艾森豪威尔玩儿了一会儿手球，然后在吃午饭时与他商讨人事和作战行动问题，接着，艾森豪威尔这个“不可或缺的助手”随即又投身到工作中。比德尔仅用了几天便证明自己不仅是个能力出众的参谋长，还是个杰出的全球战略家。除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他还能把握政治和后勤问题的全貌。比德尔在大量详细资料、研究报告和备忘录中整理出了最紧要的问题，以便焦虑的艾森豪威尔能抓紧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战略、协调和人事管理方面的挑战。
8月下旬，艾森豪威尔这部机器的笨重组件像胡夫金字塔的一块块巨石那样堆放就位。数千名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穿过美国和英国将大批装备运抵转运站，再由数千名军需人员对其加以分类，最后由数千名装卸工负责将它们装载上船。美国和英国士兵长长的队列穿梭于宿营地、训练场和集结区之间。人们对卡车、坦克、食物和弹药进行装载，最后被装上船的正是海滩上需要的第一个箱子。护航队得知了会合的日期，军官们也拿到了登船时间表。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复杂、庞大、精细，但对这场战役只起一半作用，另一半是他无法控制的政治事务。法国和西班牙的问题最令他担心。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次像即将于 1942 年 11 月 8 日凌晨 1 点发起的进攻这样，令他感到毫无把握。
1941 年的路易斯安那大演习是艾森豪威尔的最接近于大规模战斗的经历，其中涉及的都是军事事务——红军进攻，蓝军防御。没有盟友，没有背信弃义，没有海军，也没有未知数。战术问题是复杂的，但在韦恩·克拉克的预演中，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非洲离路易斯安那州的航船行程很遥远。在那里，红军（艾森豪威尔）将对蓝军（希特勒）发起进攻。那里还有一支白军（贝当），他们也许会加入蓝军，也许会加入红军，但也可能袖手旁观。这场进攻甚至可能将一支棕军（佛朗哥）牵入，他们也许会从海峡两侧进攻直布罗陀，也可能进攻法属摩洛哥，但也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
艾森豪威尔眯着眼凝视态势图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马德里、维希或阿尔及尔的领导人决定投入纳粹怀抱，那么无论自己多么谨慎地策划行动，他的部下都可能被赶入大海。因此，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极有可能成为征服北非的关键。
可谁知道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会倒向哪一方呢？艾森豪威尔不知道。显然，盟军阵营中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某晚，在泰莱克的晚餐上，国务院北非问题专家向艾森豪威尔、比德尔和克拉克介绍了法属北非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位专家名叫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是个高大、谢顶的职业外交官。墨菲解释道，法国人的抵抗组织肯定都是各自为战的。其中最大的派系是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将军领导的从非洲西海岸展开行动的“自由法国运动”。墨菲指出，英美联军应当联合戴高乐，因为他掌握着实力最强的一股反法西斯力量。可问题在于，戴高乐被维希政府视为叛徒。因此，如果盟军支持争议较少的其他人，团结法国军队的机会就会更大些。其中一个候选人是原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亨利·奥诺雷·吉罗（Henri Honoré Giraud）将军。墨菲说，吉罗在 1940年被德国人俘虏，在被囚禁两年后逃离德累斯顿（Dresden）的柯尼希施泰因（Königstein）城堡。虽然他也反对目前的法国政府，但据墨菲说，吉罗以往光荣的作战记录使他悄然获得了许多法国陆军军官的支持。
在维希政府派驻非洲的总督当中，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海军上将让·路易·泽维尔·弗朗索瓦·达朗（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他是法国武装力量统帅，还是备受敬仰的维希政权领导人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元帅的副手。墨菲指出，海军上将达朗是使强大的法国舰队保持中立的关键。然而，达朗也是个直言不讳的反犹分子，会对法西斯的宗旨表示公开的同情。墨菲承认这是个问题，但这位海军上将也是个卑劣的机会主义者——他与罗斯福派驻维希政权的大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私下有过合作，曾暗示自己可能会投入胜利的一方，即便这意味着他将率领麾下大部分力量以及法国海军，去与盟军并肩奋战。因此，如果情况趋于白热化，矮墩墩的达朗（莱希私下里称他为“大力水手”）就将稳操胜券。丘吉尔更担心的是法国人的舰艇，而不是法国驻军。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那么模棱两可——他以口齿不清的讲话方式建议艾森豪威尔：“只要能得到法国海军，哪怕要亲达朗的屁股，你也得干。”
艾森豪威尔、克拉克和墨菲考虑了他们的选择。吉罗在陆军有一定影响力，而达朗掌握着海军。但几个小时后，可能最多一天，战斗将在陆地上进行。吉罗是一位法国爱国者，他可能会团结法国军官团，不同于达朗，他并不是亲法西斯主义者。因此，国务院北非问题专家对艾森豪威尔说，迅速结束盟军与法军间战斗的最大希望是吉罗，而不是达朗或戴高乐。
在离开弗吉尼亚海岸前最后几周，巴顿舰队的行动进程加快，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控制船的吨位，请求勤务主管提供帮助，并解决战地指挥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他可以把这些问题委托给旁人，但某些时候不得不由他做出最终决定。例如，发动进攻的 4 周前，巴顿要求艾森豪威尔批准用休伊特的战列舰炮击卡萨布兰卡，但艾森豪威尔拒绝赋予他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的权力。虽然艾森豪威尔并未排除在适当情况下采取此举，但他知道，到那时他必须亲自对相关情况加以评估。他明确告诉巴顿：“没有获得我的预先批准，不得实施炮击。重复一遍，不得实施炮击。”
按照计划，进攻发起当日，盟军将向北非人民播放罗斯福总统和盟军最高统帅的讲话。巴顿对此提出强烈反对，但被艾森豪威尔驳回。盟军司令部安排在当地时间凌晨 1 点 30 分播放广播，此时盟军正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但离卡萨布兰卡的H时还有 4 个小时。巴顿愤怒不已，他认为在卡萨布兰卡登陆行动开始前便播出讲话，会给他的部下带来很大的风险。他夸张地说，这是“背信弃义”。
艾森豪威尔没有被巴顿装模作样的表演打动。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时播出的讲话，肯定会让摩洛哥的法国军队警惕起来；但数千名盟军士兵在东面登陆后，巴顿本身绝无可能实现战术上的突袭。与所有为艾森豪威尔工作的人一样，巴顿不得不以手中发到的牌来谋划下一步动作。
10 月的最后一周，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准备把指挥部迁至直布罗陀岩山，他将从那个海角指挥进攻行动。在公众和那些知道他要离开的圈内人士们看来，艾森豪威尔将军走过伦敦街头时，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坚实的肩膀和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位将军知道自己不能失败。
但在笑容背后，成千上万个“如果”令艾森豪威尔的神经饱受折磨，其中任何一个可能性都可能让事情变得很糟。尽管他抱以乐观的态度，但艾森豪威尔快速运转的大脑会将造成灾难的主要问题进行排列——哪怕这些末日场景出现的概率非常小，他还是会思考：海滩上的那些将士能有多大胜算？
当进攻行动所需要的物品伴随着响亮的碰撞声装载就位时，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影响那些事情的走向了。随着船只装载就绪，计划时间表分发到位，艾森豪威尔似乎已不再是一位指挥官，而更像一名观众、调解者、政客、跑腿小厮和啦啦队队长。这是一种无助感：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生命可能会在短短几天内戛然而止。自 6 月以来便纠缠他的邪恶的焦虑旋涡张开了大口——他可以坐下来思考、不安地扭动和祈祷，但除了等待，他什么也做不了。
离开伦敦赶赴直布罗陀前，生性并不多愁善感的艾森豪威尔，却沉浸在一个小小的迷信中：他找来代表各盟国的 6 枚硬币，放入上衣口袋的一个小拉链包里，以求好运。内心充满紧张感时，他便像捻念珠那样搓揉这些硬币。
在英国的最后一晚，紧张不安、烟不离手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被这场大型演出前的暴风雨所阻，与身边的随从无助地坐在电报屋里，等待天色放晴，以便动身赶赴直布罗陀岩山。11 月傍晚的夜色早早降临伦敦，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小组无事可做，于是换上便装，悄然来到沃德杜尔大街（Wardour Street），在那里打发了几个小时，观看了一场私下放映的鲍勃·霍普-宾·克罗斯比（Bob Hope-Bing Crosby）的新喜剧——《通往摩洛哥之路》（ The Road to Morocco ）。
艾森豪威尔要走的路远没有电影里描述的那般有趣。
在登上运兵船，享受即将到来的血腥冒险前，巴顿展开了最后一轮礼节性的拜访。10 月 18 日，他同陆军部长史汀生、马歇尔、迪尔和他们的妻子共进晚餐，席间他们不时热泪盈眶。他还看望了年迈的、几乎双目失明的潘兴将军，并参加了罗斯福总统的简短告别会。
巴顿和休伊特将军赶到白宫。下午两点，两人被领入总统办公室。微微仰头的罗斯福以灿烂的笑容迎接了“船长和老骑兵”，用愉快的语调同休伊特谈及划船、航海等事。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以这种语调争取过国会议员、选区领导人、产业界领袖和选民。巴顿则给这次会晤添加了更多实质性的内容。他试图把谈话引向将他的部下送上海岸时所需的帮助上——这是对休伊特将军的一种有些明显的嘲讽。但他的努力彻底失败了。罗斯福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随即兴冲冲地问巴顿，他的骑兵马鞍会不会放在坦克炮塔上，投入战斗时是否会把马刀拔出。
巴顿失望地意识到，此次会晤的目的只是闲聊，是在行动发起前告诉这对搭档他们“干得好”，仅此而已。他们又用几分钟时间开了开玩笑，罗斯福总统祝两位指挥官取得成功后，两人便离开白宫，即刻返回到各自的工作中。
1942 年 11 月 5 日晨，6 架B-17 轰炸机轰鸣着飞离伯恩茅斯赫恩机场跑道（Bournemouth Hurn Aerodrome），带着艾森豪威尔和一群参谋人员前往直布罗陀的临时盟军司令部。当时天气相当恶劣，艾森豪威尔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少校（他因更著名的飞行而被世人所知）
建议不要起飞。但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别理会天气，立即起飞。经过一段颠簸的旅程，艾森豪威尔那架被称为“红色小妖精”的“飞行堡垒”（Flying Fortress）降落在英国最珍贵的资产上——直布罗陀岩山控制着狭窄的海峡，这道海峡将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与北非隔开，同时也分开了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与大西洋（Atlantic Ocean）。站在岩山上，可以同时将欧洲和非洲尽收眼底。古老的巨石上分布着各式植被以及由候鸟、虫类和小小的无尾猴（Macaca sylvanus，地中海猕猴）构成的奇特生态系统。和 100 年前一样，它是大英帝国的西部基石。
动植物掩盖着直布罗陀巨大的石灰石躯体，已被洞穴和隧道贯穿。劳工们开凿第一批洞穴大约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自那时以来，这片地下网络得到不断扩大：其隧道长约 48 千米，距离山顶约 550 米。到 1942 年，英国人已为该岛配备了通信网、简陋的宿舍和一座小型机场。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是现代办公设施与中世纪酒窖的奇特组合，逼仄的住处仅以一串灯泡提供照明。凝结的水珠从灰色墙壁滴下，而电风扇则竭力将沉闷而潮湿的空气从洞穴网络的一条条“支气管”中推出。感恩的布彻在日记中指出：“这里真够安全的。”而艾森豪威尔却记得，直布罗陀是“我们在战争期间待过的最阴郁的地方”。
但岩山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岗位，和其他人一样，他将在此恪尽职守。在手下的工作人员确定已有足够的文件运入岛上拥挤的办公室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岩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无线电和电传打字机传出这样一行文字：11 月 5 日晚上 8 点，直布罗陀指挥所启用。通知有关各方。代表盟军护航舰队的图钉缓慢跨过最高统帅的地图时，艾森豪威尔踱着步，吸着烟，不时摩挲着他的幸运硬币。水珠从拱形天花板上滴落，时间一秒秒过去，慢慢接近决定性的H时。艾森豪威尔已告知马歇尔，成功的概率是 50%。
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汇报后者已知道的事情，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压力，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巴顿遇到真正的抵抗，他将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因为登陆问题足以占据他的全部注意力……我们正站在峭壁边缘，必须跳下去，无论下面是一层羽绒褥垫还是一堆砖块！”
在等待发起进攻时刻的到来时，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所做的事情与即将投入危险行动的普通士兵并无二致：他们开着玩笑，简单地闲聊，试图摆脱压力。这种压力犹如一件厚重的、令人窒息的大衣紧紧地裹住他们。布彻描述了这番场景：
艾克和克拉克在我们的闲谈过程中发表意见，认为过不了多久就能证明，他们到底是狮子，还是跳蚤……克拉克现在打算飞赴阿尔及尔，在那里设立前进指挥部。他说，如果行动进展得不顺利，他可能会继续飞往中非，在那里降落或跳伞，并随身携带应急金块，在必要时贿赂当地人。不过，到时候会出现一位绅士告诉艾克他在哪里，而艾克最好也把自己的金块分对方一份。
最后，所有海军特遣力量正逼近非洲海岸的消息令艾森豪威尔紧张起来。布彻描述了当晚进入直布罗陀的情形：“这里犹如选举前夜那般嘈杂、喧嚣……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
在工作人员匆忙准备着电台、电传打字机、钢笔和加密密钥时，盟军司令部通信室里的有线机器咔咔作响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准备命令已下达，确认H时为 11 月 8 日。东路和中路 1 点，西路 4 点 30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