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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战争可能会在 20 年后爆发。我们将要做的就是打仗。我会成为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Thomas Jonathan Jackson），而你会是罗伯特·E.李（Robert Edward Lee）将军。
可不想干繁重的脑力活，那是你该做的，我会率领部下冲向敌人。
——巴顿致艾森豪威尔，1920 年
谢顶的中校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但他并不觉得自己这身装束好笑。橡树叶开始变色，慵懒的秋风吹拂着他的面庞。他漫步于马里兰州（Maryland）米德营（Camp Meade）的木制兵营间，沿着尘土飞扬的车道踟蹰而行。米德营曾经是强大的美国坦克军团的基地。在和平时期，该军团主要负责一些常规工作。
一年前，米德营还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步兵们列队而行；坦克在驾驶训练时喷出烟雾，搅起泥浆；步枪靶场上传来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拥挤的食堂中传出上千人交谈的声响；此外，还有在陆军错综复杂的电话线路上工作的女接线员，她们表面热情，实际却冷若冰霜。可现在，他不由得想到，这地方看上去空空如也，已被人遗忘，一如他的职业生涯。
18 个月前，27 岁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满怀热情地经营着繁荣发展的柯尔特营（Camp Colt）。那是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为美国坦克兵提供的训练场地，他们将赶赴欧洲，打击德国人。那时候，艾森豪威尔兴奋不已，十分渴望能在战争结束前投身战斗。如果能去海外参战，他甚至愿意被降为少校。
但陆军方面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喜欢艾森豪威尔，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但他们希望的是艾森豪威尔去训练士兵，而不是率领士兵，于是将他留在了国内。战事在法国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和他巨大的自由式坦克（Liberty Tank）被闲置在米德营中，共同度过了这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那令人扫兴的最后时光。
1919 年秋，艾森豪威尔坐在他那间毫不起眼的木制办公室里，准确地推断出自己开始走下坡路的日子：1918 年 11 月 11 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那天。从那天起，军队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敬礼变得马马虎虎，士兵们打招呼时不拘礼节，每个人似乎只想着回家。这些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战争已结束，他们正憧憬着没有敬礼、教官、起床号和毫无意义的队列操练的生活。但这不是艾森豪威尔此刻在想的事情。他是一名职业军官，正处于一个心情沮丧的时期，此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他的那些部下送回家。
最后一批接受训练的新兵离开很久之后，艾森豪威尔哀叹道：“战争结束时，没有谁的事业会像陆军训练营那样一落千丈。”他补充道：“至于我的职业生涯，前景并不乐观。我觉得自己未来几年会在一份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工作中整理文件、填写表格，然后眼看着体重增加。就算不会意志消沉，我也会生气、失望，会憎恨我没能投身战争的这一事实。”
那是个平淡无奇的秋天，唯一打破艾森豪威尔单调乏味的生活的，是一个充满干劲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到来。他叫小乔治·史密斯·巴顿，是一名曾指挥过一支轻型坦克部队的上校，现在这支部队暂时由艾森豪威尔照管。巴顿上校身材高大，穿着一尘不染的定制军用夹克、马裤和锃亮的靴子，看上去就像是从《军官战地手册》（ Officer’s Field Manual ）的封面上走下来的人物。他摆动着 185 厘米高的身躯，那样子仿佛这个世界只是个大型阅兵场。当他以高亢的、近乎女性化的嗓音喊出命令时，他会习惯性地皱起眉头，眯起蓝灰色的眼睛。
这两位军官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小乔治·史密斯·巴顿混合了有教养的贵族与粗俗的骑兵的特点。作为一名校级军官，他的家庭财富使他能够维持一种将级薪资也无法承担的生活方式。艾森豪威尔比巴顿矮 5 厘米，年龄也小 5 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步兵军官，但他微薄的军饷很难维持其家庭生计。巴顿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英雄的后代，相信伟大就像赛马的速度或公牛的力量一样，是可以培养的。而艾森豪威尔呢？据他所知，他那在堪萨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先人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的血统在历史上毫无记载。
两人都是急性子，脾气很大，脏话连篇。但艾森豪威尔的微笑是牙膏公司愿意花大价钱投放广告的露齿一笑，他用这种极具感染力的笑容软化了其性格上的棱角。而在朋友圈以外的人看来，巴顿上校趾高气扬、满口粗话，始终像是在舞台上表演。就连两人的婚姻伴侣也存在着鲜明的对比：比阿特丽斯·艾尔·巴顿（Beatrice Ayer Patton）是个热情奔放、身体强健、颇有教养的波士顿（Boston）女继承人，在新英格兰特权阶层长大；而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精明、朴素的玛米·杜德·艾森豪威尔（Mamie Doud Eisenhower）始终不为人熟知。或许就这一点而言，艾森豪威尔的妻子反而更引人关注。
艾森豪威尔与巴顿的一个联系纽带是令他们为之骄傲的母校。巴顿1909 年毕业于纽约州西点镇的美国军事学院，而身材颀长的学员艾森豪威尔在 6 年后也从这座神圣的殿堂中走出。
但毕业后，两人的职业生涯天差地别。巴顿在陆军的快速通道上奋力前行：与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将军
一同追击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
；在 1912 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Stockholm Olympic）上传递美国陆军的火炬；重新设计骑兵军刀；组建了坦克军团。“一战”中，他在法国参战并带着枪伤从欧洲回国，获得 4 枚战星勋章、1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1 枚杰出服役勋章和 1 枚法国军功十字勋章。反观艾森豪威尔，他的运动生涯因膝盖受伤而中断，15 年的军旅生涯也并无太多出彩之处。只不过，作为一名三流橄榄球教练，他的成绩尚可。此外，他还是个在当地小有名望的认真的管理者。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国内默默无闻地服役，大多数时候待在葛底斯堡战场（Gettysburg）附近，就是在那里，巴顿的一位支持南方邦联（Confereate）的祖先死于北方联邦军队（Union）的枪口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没有率领他的部下上过战场，他仅负责训练士兵们在诸如巴顿上校这些指挥官手下战斗。
尽管军旅生涯颇有成就，但巴顿到达米德营时情绪依然较为低落。在羊毛军装和坚强外表下的，是一个正在与抑郁症苦苦相搏的军官。他在1918 年 11 月 11 日得了这种病——那天是他 33 岁的生日，但令他近乎绝望的是，战争竟然在这一天结束了。
几个月的战术训练，思想和身体经受的数年的磨炼，以及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付诸仅仅两天的宝贵战斗中。因为默兹河——阿戈讷（Meuse Argonne）攻势首日的一颗该死的毛瑟枪子弹，巴顿上校的战争结束了。命运之神猛踢了他的屁股一脚，更准确地说是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大腿，最后从他的臀部钻出。而当他从伤势中恢复过来时，战争结束了，年轻的巴顿一直追求的冒险生涯也随之结束了。
在给身边的人带来灿烂笑容的和平时期，乔治·巴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空虚、沮丧的生活中，似乎没人在乎他所拥有的东西。战争扩大了他的视野，塑造了他的精神，向他展示了她的力量和威严。但在短暂而“可口”的硝烟与怒火之宴结束后，他被粗暴地丢回一个“满是小人物的平庸世界”。这里都是些“碌碌无为之徒”，也就是 1919 年的米德营中的那些人。
巴顿最小的女儿后来描述了这位战神门徒回国后的情绪：
他那时非常痛苦，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坦克军团的未来忧心忡忡。他还得了战争后遗症，这事是千真万确的。他曾是一位指挥几千名士兵的军官，那时他做出的判断意味着胜利或失败、生存或死亡，但现在他离开了战场，只指挥着一小批人。此外，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视野狭隘，军中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充足的士兵，家庭还给他制造了温柔陷阱。这些都实在令他失望。我想，这样的境况可能与乔治的期望相去甚远……
虽然对这两位年轻军官来说，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但首次碰面后没过几周，他们就设法重新点燃了对方心中的火焰。这股火焰源自不断发展的军事理论。他们发现，将他们这两个彼此不太可能成为朋友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对坦克的崇拜，因为他们都认为钢铁战马是现代战场上的利刃。正如艾森豪威尔在总结他们的早期关系时所说的：“从一开始，乔治和我就惺惺相惜……我们俩都是现代军事学说的信徒。我们的激情部分源于我们对坦克的执着，这种执着在当时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
与欧洲的普遍看法一样，美国陆军学说认为，坦克的任务是提供掩护、粉碎敌人布设的铁丝网，并以近距离直射火力支援步兵。坦克的速度不需要超过每小时 8 千米，因为其任务与匍匐、隐蔽并穿越中间地带的步兵密切相关。但两位年轻军官为坦克设想的是一种独立行动的新方式，军队可以借此更自由地深入敌人的后方。
两人进行的只是一种理论工作，他们的热情也只能保持在学术领域，除非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爆发，否则他们的想法就无法付诸实践。但在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里，两位坦克兵很喜欢扮演前途远大的年轻知识分子。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认为，战争是人类愚昧的产物，但这种观点并未说服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他们在门廊或火炉旁度过了许多个夜晚，讨论坦克应如何在一场虚构出来的战斗中突破阵地。他们会更改相关假设，并为解决方案争辩到深夜。
他们对装甲力量的热情展现出他们的许多上司所缺乏的想象力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热情使巴顿和艾森豪威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以他们在1919 年秋季时尚无法想象到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两人都很清楚一件事：下一场战争总有一天会在某处爆发。正如艾森豪威尔记得的那样：“乔治不仅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是个狂热的信徒。在闲谈或进行我们共同的研究时，他从来不说‘如果战争爆发’，而总是说‘当战争爆发时’。我们一同工作、聊天、学习，成为彼此亲密的朋友。”
两人越走越近，两人在其他方面的共同兴趣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亲密关系。艾森豪威尔从未想过与巴顿一同打马球，因为那是有钱人的运动，而且需要健康的膝盖。但他和巴顿都已年过 30 岁，都喜欢骑车和射击。他们都喜欢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也喜欢在米德营周围的村庄喝点杜松子酒。
有时候，他们渴望搞点小刺激。对这两位认真负责的军官来说，这是个奇怪的念头。比如，在得知手无寸铁的行人在通往营地的路上遭歹徒抢劫后，两人会钻入巴顿的旅行车，在夜间黑暗的道路上开来开去——他们希望把歹徒引出来，然后用他们携带的 6 支手枪解决问题。
另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两人跑到机枪射击靶场，用一挺 7.62 毫米口径的勃朗宁（Browning）机枪连续射击，以确定机枪在枪管过热、准确度下降前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巴顿为自己能够担任射手而兴高采烈，卖力地打了几个长点射。艾森豪威尔则眯起双眼贴近望远镜，观察子弹的弧形下落过程。
巴顿打完一条长长的弹链后，艾森豪威尔建议休息片刻并检查弹靶。没等朝发射方向走出太远，他们便听见勃朗宁机枪在身后响了起来，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机枪的水冷系统开了锅，接连射出的子弹从两人身边飞过，每一颗子弹都发出“砰”的一声，使枪管再度变热。
两人奔跑着寻找隐蔽之处，艾森豪威尔喊道：“乔治，机枪太热了，它会继续发射的！”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无视子弹的呼啸，像两个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
油画中的瘦子一样，迅速蹦着回到机枪旁。巴顿抓住弹链用力扭动，卡住的机枪终于平静了下来。两人面面相觑，决定这天不再进行任何冒险了。
还有一次，这两个自封的坦克技师进行了一项实验，想知道一辆重型自由式坦克能否用钢索拖动 3 辆轻型雷诺坦克（Light Renault Tanks）。咆哮的自由式坦克奋力前进时，钢索不断地拉伸、扭曲，以至断裂。尾部被磨损的钢索犹如一柄长剑般飞过，距离两人的头部只有十几厘米。“我们离飞来横祸肯定不超过 15 厘米，”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都吓傻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面面相觑。我敢肯定自己的脸色跟乔治的一样苍白。”晚餐时，沉思的巴顿将他们与钢索的近距离接触，同他在默兹河——阿戈讷攻势中险些丧命的经历加以对比。
“艾克，你也和我一样害怕吗？”他问道。
艾森豪威尔点点头：“我甚至害怕提起这个话题。”
“剿匪巡行”、开锅的勃朗宁和坦克钢索事件虽说有些荒唐可笑，却是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交往中最真诚的部分。艾森豪威尔曾是堪萨斯校园的拳击手，而巴顿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已找出战斗时的危险所在，特别是人们在使用“文明的”武器时的危险。两个人相互鼓动着进行了一些奇怪的小冒险，在一个“我们对抗世界”的游戏中接受身体和精神的测试。他们都对对方的男子汉气概印象深刻：顽强、遵守纪律、随时准备战斗。在和平时期军队的悠闲生活里，这些异想天开的冒险为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带去了他们在战争时期才有的那种兴奋感，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米德营，巴顿和艾森豪威尔的家人住在相邻的两座废弃的营房里。军方已批准将其改造成军官宿舍。把一座超大的木制营房改造成体面的家庭住宅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劳动，但巴顿和艾森豪威尔的营房翻新工程却成为两人关系中的另一块砖。他们雇佣不值勤的士兵帮忙拆墙，重新布设管道，把每座营房隔成三间卧室，以便能够容纳巴顿的两个女儿、艾森豪威尔的幼子和到访的客人，此外，还重新粉刷墙壁并挂上了窗帘。没过多久，陈旧杂乱的屋子便呈现出一种舒适的，甚至颇能吸引人的面貌。为了增添一抹温馨的色彩，艾森豪威尔和玛米在屋外种上了鲜花和蔬菜。据他后来回忆道：“我曾耗费许多时间‘劝诱’玉米、西红柿和青草从堪萨斯州的土壤里快快长出来，从未放弃。”随着新家的建成，两个家庭愈发亲近；艾森豪威尔两岁的儿子，昵称为“艾基”（Icky）的杜德·德怀特（Doud Dwight）经常在巴顿家里和他的女儿比亚（Bea）和露丝·艾伦（Ruth Ellen）一同玩耍，她俩非常崇拜玛米，对她的小儿子也宠爱有加。
与旧式陆军军官一样，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保持着积极的社交活动。巴顿在陆军部声望颇高，偶尔会吸引来自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访客。巴顿和比阿特丽斯经常用奢华的晚餐招待来宾，而艾森豪威尔和玛米都是他家的常客。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也同他们的军中同僚打扑克。艾森豪威尔是个扑克牌高手，巴顿输掉的钱，大多是被他赢走的，但巴顿从未有过抱怨——巴顿输得起，而且作为一个赌徒，他从来不会因为输掉太多钱而心情不好或耍赖不认账。他正在为更大的赌注聚集运气。
虽然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但他们强烈的个性偶尔也会扑灭两人友谊的火花。艾森豪威尔记得，两人“会就某些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有时候几乎是大喊大叫，但通常是在理论和学术方面的争议，而不是个人私事或物质上的计较”。例如，他们永远无法在一个多解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赢得军事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内心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巴顿极力主张，战场指挥高于其他一切因素。他心目中的英雄——汉尼拔、恺撒、拿破仑、“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
，都是通过大胆无畏和众人瞩目的领导力，克服万难赢得胜利的。这种极具表现张力的领导技巧为部队注入了斗志，驱使有理智的人冲入枪林弹雨。从童年时对历史的研究到他在法国的战场经历，一切都在向巴顿强调领导力能赢得战斗，而战斗决定战争。而艾森豪威尔这个中西部美国人则来自一个农民和商人相互依赖的地方，他觉得个人领导力只是影响战斗结果的诸多因素之一。虽说个人领导能力很重要，但他认为巴顿对日常事务（例如后勤和联盟）过于轻视，而这些日常事务是有利于勇士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他认为，将领必须将士兵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食物并配发有效的武器，这样他们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艾森豪威尔也赞同伏尔泰的说法——“天助强者”，但他相信，如果一个将领率领的是一群饥肠辘辘的乌合之众，那么无论他的个人行为多么鼓舞人心，他都将输掉战争。这个理念是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思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他在世纪之交的堪萨斯州所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军事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1920 年下半年，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达到顶峰，两人都撰写学术性文章，预测坦克将在未来的冲突中独立地发挥作用。1920 年 5 月，巴顿上校在权威的《步兵杂志》（ Infantry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战争中的坦克》（ Tanks in Future Wars ）的文章。他在其中驳斥了盛行于陆军中的学说——坦克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支援步兵。他写道：“坦克军团与步兵、骑兵、炮兵或工兵结合，就像一只鸭子的第三条腿，对指挥军队和削弱敌方毫无价值。”
同年，艾森豪威尔也为《步兵杂志》撰写了文章，建议美国坦克配备更大口径的火炮。他预测，在未来的战争中，坦克将利用其机动性和强大火力从侧翼粉碎敌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的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坦克学说的先驱，乔治·巴顿的理论将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当然，作为这一学说的强烈支持者，我们力图争取更多的信徒。这并不容易，但乔治和我对此有着极高的热情”。
为证明坦克比步兵更有优势，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并未仅仅满足于改善理论——他们的想法若付诸实施，会使坦克脱离支援角色，并将其置于下一场战争的舞台中央，让这些喷吐烟雾的可怕巨兽像中世纪的披甲武士那样震撼敌军。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倡变革，在步兵内部开展说服工作（尽管步兵部队是这个国家最保守机构中的最保守的部门）。
在步兵大佬查尔斯·法恩斯沃思（Charles Farnsworth）少将看来，这种言论不啻离经叛道。装甲力量的任务就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他无法相信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军官会主动提出让坦克担负其他任务的建议。法恩斯沃思立即将艾森豪威尔召至华盛顿，在一场短暂而又冰冷的面谈中，这位步兵司令发出威胁，如果艾森豪威尔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因此断送。
受到责罚的艾森豪威尔做出了让步，至少表面上如此。他放弃了自己的“邪说”，并撰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文章，文中总结道：“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坦克永远都无法替代步兵的任务。”但在内心深处，这位军事伽利略仍是坦克的信徒。无论法恩斯沃思这种保守的老将军说些什么，艾森豪威尔都清楚，坦克将改变各国进行战争的方式。
巴顿从不缺乏强烈的热情，但在一支日趋缩小的军队中，高涨的热情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非常清楚必须停止冲撞目前的体制。他和艾森豪威尔尽可以砍伐“步兵第一”这一学说的树根和枝杈，但这棵大树依然会高大、粗壮、笔挺地伫立在那里。
华盛顿那些身穿卡其教袍的“红衣主教”下达的禁令是对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与大多数被迫害之人一样，信徒们只是团结起来并静静地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咒骂、嘲笑高级军官们得了脑萎缩，并以骑马、学习、辩论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没有再次试图公开“传教”。
几个月的辩论、实践、演练和理论建构，以及扑克牌局、军方的迫害和偶尔为之的奇特冒险，巩固了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几乎持续一生的友谊。两位才华横溢的军官都认为，他们在坦克军团的第二年日子会更美好。但1920 年，陆军部根据一条重组和平时期军队的法案，将坦克兵团并入了步兵。此时，巴顿的内心世界引领他返回骑兵部队，那是他的“初恋”，而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接受过训练的步兵，将继续与坦克待在一起。分入不同兵种后，两人都被降回到之前的永久军衔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们很少见面。但正如军旅生涯中常见的情况那样，他们保持着友谊的火焰，并以虽不频繁却相当真诚的信件将其拨旺。
在1920 年 10 月分道扬镳时，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对自己在下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定位都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下一场大战将是《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的必然结果。年长的巴顿不想包揽一切，因为这涉及太多的参谋和文书工作，会影响他的战场指挥，他会让艾森豪威尔负责策划工作。在下一场战争中，巴顿将在马背上，或在一辆坦克中率领士兵们赢得胜利。艾森豪威尔对此回忆道：
在所有讨论未来战争的闲谈中，乔治总是将自己视为高度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起初他把自己比作“石墙杰克逊”麾下的杰出骑兵指挥官阿什比（Ashby），但他很快提高了自己的目标。他曾说：“艾克，战争可能会在 20 年后爆发。我们将要做的就是打仗。我会成为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而你会是罗伯特·E.李将军。我可不想干繁重的脑力活，那是你该做的，我会率领部下冲向敌人。”这种想法一次次地在他嘴边重复。
巴顿傲慢的言谈可能出现在他俩在前廊喝啤酒时的闲聊中，但一个微弱而又非常令人信服的声音告诉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他们将会一同做一些事，一些大事。正如艾森豪威尔对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所做的总结那样：“展望未来，我们始终是伙伴；那些日子中我们从未想过，在战争中我们可能会决裂。”
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沮丧才是军旅生涯的真实面貌——布莱德雷少校艰难地学到了这一课。
这位黑眼睛的密苏里人于 1915 年 7 月离开西点军校，带着一名新上任军官的装备：一支 9 毫米（0.45 英寸）口径柯尔特手枪、一顶宽边毡帽、一柄派不上太大用处的佩剑和一副 6 倍双筒望远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往来于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带领一批又一批的步兵连，但他从未参加过实战。
这位愁眉苦脸、身材瘦长、身体矫健的少校本应在欧洲指挥一个营：那里当然有足够多的战争可以让他派上用场，而且，他也已接受过充分的训练，具备野外经验，因此有理由期待军队任命他为战地指挥官。可对布莱德雷来说，事情似乎一直都不顺利。当美国与墨西哥发生战争的时候，布莱德雷始终在场外旁观。欧洲的战火席卷大西洋时，美国陆军却以其无限的“智慧”将布莱德雷调往第十四步兵团。这个运气欠佳的步兵团散布在从阿拉斯加州（Alaska）到蒙大拿州（Montana）的驻军据点上，工作单调乏味。
第十四师的任务无疾而终，布莱德雷想调到战斗指挥部的努力也无果而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见到的唯一“战场”位于蒙大拿州中部的阿纳康达（Anaconda）铜矿附近，那里的“敌人”是罢工工人和劳工煽动者，而非头戴尖顶式钢盔的德国人。在 1918 年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成员企图在比尤特（Butte）附近发动暴乱。数百名配备指节铜环和小刀的矿工沿大街游行，布莱德雷为此出动了他的 91 人的连队。他让全体士兵装备上刺刀，如果有谁愚蠢到想要改变游行路线，就把他撂倒。布莱德雷的步兵们摆出的果决姿态扑灭了罢工者的热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离开了该镇。
就这样，当 4 个美国师在法国同德国风暴突击队（German Storm Troopers）血战时，布莱德雷只在蒙大拿州扮演着小镇警长的角色。但若非十几岁时离开了家乡，他现在可能还待在密苏里州南部贫困的边远地区。
对这个方下巴的左外野手来说，这是一段令他焦躁不安的时期，对他的西点军校同学艾森豪威尔而言同样如此。布莱德雷最害怕的是被抛在后面，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迅速使他最担心的事情成为现实。雪上加霜的是，青梅竹马的妻子玛丽·奎尔·布莱德雷（Mary Quayle Bradley）在他对付暴动矿工的当天生下了一个死婴——那是个男孩，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死去的婴儿本来会成为他唯一的儿子，这对布莱德雷是个巨大的打击。他的家庭共同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但这个特殊的伤口仍会在他的余生给他带来阵阵伤痛。
这位情绪低落的少校从事了 6 个月的行政管理工作。随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至他的连队。1918 年下半年，第十四步兵团奉命调往艾奥瓦州（Iowa）得梅因（Des Moines）附近的道奇营（Camp Dodge）。这道命令正是布莱德雷渴望听到的。它对于布莱德雷来说是个好消息，预示着他将被迅速调往欧洲，那意味着他将在法国参战，并率领部下投身战斗。这么多年以来，布莱德雷的工作一直是训练傻乎乎的新兵，处理军方文书的工作，在一个又一个荒凉的前哨维持秩序。此时他感到，长期的坚忍可能很快就会迎来回报了。
可当布莱德雷和玛丽一天下午在得梅因街头散步时，这个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汽笛拉响，教堂的钟声响起，一轮“地震波”席卷全城。面带微笑的人们挤满街头，他们挥手致意，传播着好消息：
“停战！德皇退位了。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
这句话对这个留在后方的战士来说毫无意义。他的枪法相当出色，却从未有过在战斗中扣动扳机的机会。
结束了。
布莱德雷永远不会承认他希望战争再持续 6 个月。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欣慰地看到伤亡名单暂时不再变长，但他的确对失去功成名就的大好机会而感到沮丧不已。他后来写道：“我为战争的结束感到高兴。但我现在完全相信，错过这场战争就等于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等于一辈子只能干一些枯燥无味的日常工作。幸运的话，30 年后我能以中校军衔退役。”
对付挥舞棍棒的罢工者、逮捕喝得醉醺醺的士兵，这谈不上是什么战时经历。布莱德雷怀着苦乐交织的心情迎接他那些从法国归来的同学——他们佩戴着勋章，军衔也获得提升，还带回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人都在传奇的“黑杰克”潘兴将军
麾下战斗过。
他无法指望与这些亲历战斗的同伴们一较高下，他们的经历已经奠定了其在陆军历史中的地位。除了微薄的军饷，以及一旦国会批准大批陆军人员复员时，他的临时少校军衔可能会降为中尉外，这个来自密苏里州莫伯利（Moberly）的乡下小伙，不会在军旅生涯的最后 5 年中拥有任何指望。望着空旷的地平线，布莱德雷放弃了投身战争的梦想。
但即便是在和平时期，陆军仍会按时提供军饷，这是布莱德雷的家人在布莱德雷年幼时从未见过的。布莱德雷已将 9 年时间投入了军旅生涯，现在他想要到军事院校任教。他天生擅长教学，毕竟他的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快到 30 岁时，布莱德雷对课堂教学产生了兴趣，而他的同学艾森豪威尔则飞奔在西点军校的球场，专注于运动生涯，毫不在意教学方法。布莱德雷觉得自己也许能作为一名步兵理论的教员闯出些名堂，甚至有可能在母校任教。他认为不管怎样都强过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或得克萨斯州（Texas）再苦熬一个炎热的夏季，无聊地等待退役。
因此，在这个对和平心存感激的国家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时，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调整了自己的目标，积极寻求新的、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机会。带着仅有的几个选择和一个年轻家庭给予的支持，他暗暗决定充分利用陆军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20 年后，当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奔向同样远大的前程时，人们不禁会想这一切将如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