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凡尔登的“小型星系”

1944 年 12 月

当纳粹的利齿已深深插入美军的防线时，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正盯着污迹斑斑的地图，上面用红色记号笔画满了纵横交错、蜿蜒伸展的线条。他皱起了眉头。在他的军队里，所有穿军装的人都会朝这位高大、谢顶的将军敬礼，但此刻他正痛苦地意识到这些长长的红色线条代表着什么：正在被瓦解中的各个团、被打垮的补给单位、被敌军缴获的物资以及沿一条 50 英里宽的战线阵亡的士兵。

那都是他的部下，是美国人！

一连两天，艾森豪威尔都在专心研究态势图和伤亡报告。他从鲜艳的线条中看出了一个真相，一个他担心自己的副手没能掌握的真相：希特勒这次穿越阿登森林（Arden Forest）的突击不是佯攻，不是骚扰性的袭击，也不是声东击西。这是一场真正的进攻，但要命的是，他的那些下属并未对此做好准备。

没人认为德军会发起大规模进攻，可它偏偏就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的当天。德军如潮水般涌来，威胁着前进道路上的约 8 万名美军将士的生命。美军的战线开始瓦解，部队向西溃退，战争的胜负似乎悬而未决。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还是首次出现。面对日趋严重的溃败局面，这位来自堪萨斯州阿比林市（Abilene）的将军忧心忡忡，他可以感觉到四国政府焦虑的目光此时都投向了他设在巴黎郊外的总司令部。

这种令艾森豪威尔心烦意乱的意外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过去的两年半里，他那张原本平和的面孔不断被疲惫、沮丧和焦虑侵蚀着，最终变成了一副苍白的面具。每当他像以往那样边踱步边吸烟时，袅袅的烟雾便会散开。他那代表性的露齿微笑充满了自信，是他坚韧性格的象征，也曾令三大洲的政治家、记者和将军们为之倾倒。可每小时传来的阿登战役的噩耗让这种笑容看上去更像是在强撑门面。

研究地图时，艾森豪威尔知道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出在他的战地指挥官身上。美军士兵正在英勇奋战，可那些将领却被德军装甲部队的突击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将领迅速清醒过来，重组他们的部队并向东挺进。因此，他在 12 月 18 日夜间通知麾下高级将领到法国凡尔登市（Verdun）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参加会议。

盟军最高统帅于 12 月 19 日清晨离开总司令部，反复思考应如何带领军队摆脱可怕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棕色的泥浆和灰色的脏雪从他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轿车的轮胎下甩了出去，开道的吉普车上挤满了面无表情的宪兵，艾森豪威尔和随行人员沿古道驶往凡尔登，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车队从城市入口处的旧石拱门下驶过，蜿蜒地穿过凡尔登狭窄的街道。很快，凯迪拉克在飞溅的泥浆中停了下来，它已到达该市东北端一座石砌的旧营房旁。在集团军群司令的勤务兵们的引导下，艾森豪威尔踏上嘎吱作响的台阶，走入一间寒冷、破旧、和他冻僵的脸颊同样苍白的会议室。他站在陈旧的木桌、地图、椅子、文件和公文包中间打量着他的部下。

在这间看似地窖的会议室里等待他的是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中将。这个身材高大的黑眼睛的密苏里人满面愁容，身上朴素的军装熨烫得服服帖帖。他在靠近房间中央的地方静静等待时，扣紧了厚实的紧身军用夹克以抵御严寒。

布莱德雷将军比他这位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同班同学小 3 岁。他此时站得笔直，牙关紧咬，寒冷的空气让他的金属框圆形眼镜的镜片变得有些模糊。他的表情更像是一名正在接受考核的高年级军校学员，而不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的指挥官。布莱德雷并不想操办这场会议。作为关键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他的战线正被希特勒的装甲力量撕开。他后来承认，“我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当时他正设法摆脱这场巨大的灾难。

在此之前，布莱德雷不断赢得引人注目的胜利。他有条不紊地率领美军从诺曼底滩头（Normandy）杀至德国边境。这一过程中，他只遭到过几次拦截，从未遭遇彻底的失败，他麾下的几个集团军差不多都推进到了莱茵河。某些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不切实际的上司一再施压，称美军在圣诞节前，或最迟在 1945 年的头几个星期就应该能打赢这场战争。催促布莱德雷攻入德国本土的压力越来越大，可随着希特勒的利剑刺进了他的侧身，布莱德雷不得不摸索抵御之道。

屋内唯一的热源是一个温热的大肚火炉。当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在它旁边徘徊时，这个临时性指挥部逐渐挤满了身穿防水风衣和野战短外套、脸色阴沉的军人。除了布莱德雷和他的参谋，艾森豪威尔还召来了他的空军中将、高级情报官员、附近的第六集团军群司令、英国地面部队司令和几名下级指挥官，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副官、助手和高级参谋。会议开始前，他们在上司的指示声中来回穿梭，翻寻文件、报告和地图，并与其他人低声交谈。

快到 11 点时，伴随着嗡嗡的讨论声，布莱德雷麾下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小乔治·史密斯·巴顿中将迈着大步走入房间，他那双棕色的高筒骑兵靴踩在地板上发出砰砰的响声。他摘下标志性的“钢锅”头盔，露出一头蓬乱的白发和一张颧骨突出的坚韧面孔。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在他面前形成丝丝白色的雾气。

巴顿迈开的大步和脸上自命不凡的微笑，将他与坐在会议桌旁的那些疲惫、悲观的军人明显地区别开来。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根粗大的雪茄塞进嘴里，擦燃火柴，把脸凑上去点燃雪茄。接着他开始吞云吐雾，全然无视屋内的寒冷，那双蓝灰色的眼睛以一种目中无人的自信扫过房间——这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棘手问题已有了一个简单、暴力的解决方案，而这个问题此时仍让在座的谨慎之辈不知所措。

在所有与会者就座后，艾森豪威尔起身发言。他用尖锐的中西部口音说道：“我们应该把目前的态势看作机会而不是灾难。会议桌上只应有笑脸。”

没人吭声，直到一个高亢的嗓音打破沉默。

“见鬼！我们应该鼓起勇气，让那些狗杂种一直打到巴黎。然后，我们把他们切断，再把他们一口口吃掉！”

说话的是巴顿。会议室内响起低低的笑声。这是一种勉强挤出来的笑声，但军官们毕竟是笑了，至少这是个开始，对这场会议来说非常重要的开始。

“很好，乔治，”艾森豪威尔略有些不快地说道，“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渡过默兹河（Meuse）。”

基本要点明确后，艾森豪威尔转而谈起如何击退敌人两个庞大的装甲集团军的问题。将领们已经对如何堵住盟军战线上的“出血的溃疡”提出了试探性的建议。他们决定，一旦将进攻中的德军阻挡在“突出部” 的上方，巴顿第三集团军的 3 个师和从布莱德雷那里暂借的另外 3 个师就从南面对敌人发起猛攻，粉碎纳粹的侧翼。如果情况允许，他们还要对其后方实施打击。

盟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Allied Headquarters）不乏聪明的策划者，他们已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计划。但要让这个计划奏效，就需要有人将一股强大、猛烈而谨慎的打击力量投入战场，并且需要一个相信该计划可行的人。因此，他们选中了巴顿。

艾森豪威尔转向他的老朋友，宣布他的决定：“乔治，我希望由你来指挥这场行动，当然，是在布莱德雷的监督下。我希望你至少要出动 6 个师，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反击。你什么时候能开始？”

“你吩咐完毕就能开始。”

“那你何时能投入进攻？”

“12 月 22 日，3 个师。”

12 月 22 日，仅剩 3 天。

几名副手低声发笑。其他将领眯着眼睛把背靠到椅子上，桌下的靴子不停地摩擦着地板。布莱德雷一言不发。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哪支军队能做到这一点。巴顿必须把数千名士兵撤出敌方的战线，将他们旋转 90°，以掩护侧翼免遭敌人攻击。他要印制新地图，寻找道路以转运储备物资，还要指定出发地。然后，他要在冰天雪地中把几千个冻得要死、怨声载道的士兵以及车辆、火炮、食物、通信设备和锅碗瓢盆转移到 160 千米外的地点。房间里的人知道，巴顿的大胆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卖弄，而这个人的炫耀卖弄已让自己与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大部分更优秀的将领变得疏远了，特别是巴顿原先的副手——布莱德雷将军。

艾森豪威尔用巴顿以前多次听过的语调反驳道：“别说蠢话，乔治！如果你过早地发起进攻，你的 3 个师会来不及准备，你将只能零零散散地投入兵力。”艾森豪威尔告诉巴顿，他打算把进攻日期推迟一天，以确保他的部下为实施这次协同进攻做好准备。

巴顿没有吱声，以往的痛苦经历已教会他在这种时候闭上嘴巴。艾森豪威尔以尖锐而不容置疑的声音告诉他，此事无须再议。

但巴顿心里知道自己是对的。他对敌人位于北部边境的阵地已研究数日。离开设在南锡（Nancy）的司令部前，他指示参谋人员拟就 3 份计划，其中 1 份要求军队全力穿过卢森堡（Luxembourg）。只要他给司令部打去电话并说出预先设定的密码，他们就会把 3 个师和 1 个骑兵团送上布满积雪的道路，去攻击德军暴露的侧翼。

为巴顿制订了合适的进攻时间后，艾森豪威尔明显变得愉快起来。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巴顿的强大信心将美军最高统帅部从悲观情绪中慢慢地解救了出来。屋内变得暖和了，巴顿这个好斗的老坦克兵凑到布莱德雷的地图前，从嘴角取下雪茄，指着德国人易受攻击的突出部，开始阐述他的进攻计划。

“德国佬将把脑袋伸入一部绞肉机，”他挥舞着拳头，奸笑着说，“绞肉机的手柄这次在我手中。”

对计划加以充实后，三位将领离开了这座古老的兵营。此时，他们并未想到他们在和平及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会如何将他们带至美国陆军最辉煌的时刻。他们没有细想昔日在非洲、西西里岛、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争执、计划、野心和恐惧。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并竭力将其转变为美军的胜利。重新焕发活力的五星上将和他的两位老友即将钻入司机的驾驶室，开着一列咆哮着的巨型运输列车冲破“第三帝国”的正门。

当他们走入 12 月的寒风中时，艾森豪威尔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对巴顿说道：“乔治，每次我得到一颗将星时都会遭到攻击，这可真够滑稽的。”

这位老骑兵咧嘴而笑，回答道：“艾克，每次你遭到攻击时，我都会帮你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