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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被解除职务并被降级。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现代战争非常复杂，政府不得不像对待抵押品那样对待个人。
——艾森豪威尔致儿子，1943 年 2 月 19 日
夺取突尼斯港的关键，也就是非洲战役胜利的关键，是控制穿过多萨尔山系进入突尼斯中部的山口——艾森豪威尔的敌人就藏在这些满是岩石的海角后方。1943 年 2 月，冯·阿尼姆的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部署在山口外。而在南面的马雷斯（Mareth）附近，隆美尔的德国——意大利装甲集团军正沿着一条强大的防御地带抗击蒙哥马利。对这两个集团军来说，与祖国相连的生命线贯穿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若没有柏林通过这些港口源源不断地运抵的汽油、食物和 88 毫米炮弹，希特勒的军团连一周都无法维持运转。
盟军位于多萨尔山另一侧，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的美国第二军被编入安德森指挥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南面扼守的战线沿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境延伸，部署在中间的则是法军。北面，安德森的英国集团军位于突尼斯城和比塞大对面。这就是艾森豪威尔麾下军队的薄弱部署。为了到达港口，艾森豪威尔需要弗雷登道尔打开穿越多萨尔山脉的两个山口。第一个山口位于南面的米克纳西（Maknassy）。该镇横跨一条状况不佳、通往加夫萨（Gafsa）的狭长公路。第二个山口是稍北面的法伊德山口（Faïd Pass），那是西迪布济德镇（Sidi bou Zid）东面的一条蜿蜒小径。如果弗雷登道尔能从卡塞林向东推进并夺取西迪布济德和米克纳西，就将打开东多萨尔山脉，艾森豪威尔便可以在第五装甲集团军与隆美尔的部队之间插入一根楔子，而他的两台英国压路机将把对方逐一粉碎。
图 6-1 突尼斯战役（美国第二军，1943 年 3 月至 4 月）
但隆美尔和冯·阿尼姆不允许没有经验、组织混乱的美国军队楔入他们之间，他们准备让这些美国佬遭遇首次严重挫败。冯·阿尼姆深以为傲的第十装甲师悄然赶往法伊德山口时，隆美尔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正朝西北方的加夫萨进军。他们的计划是在西迪布济德痛击美国人，打垮盟军设在泰莱普特（Thélepte）的空军基地，然后向西挺进，穿过卡塞林山口进入阿尔及利亚，粉碎盟军南翼。两位德国指挥官的目光盯上了盟军战线的薄弱环节：艾森豪威尔的美军。
盟军实施的侦察已发现德军装甲力量正沿着安德森的战线集结，弗雷登道尔麾下性急的情报参谋，绰号“修道士”（Monk）的本杰明·迪克森（Benjamin Dickson）上校提醒安德森，敌人有可能从南面发起攻击。但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参谋埃里克·莫克勒-费里曼（Eric Mockler-Ferryman）准将得出的结论是，冯·阿尼姆正准备在丰杜克（Fondouk）打击美军战线以北的盟军。长期以来，盟军一直对德国人的“恩尼格码”（Enigma）密电加以拦截和破译，这项行动的代号为“超级机密”（ULTRA）。由于莫克勒-费里曼是寥寥无几的知情者之一，艾森豪威尔更重视他的预测，而不是迪克森上校刺耳的警告。
根据盟军司令部和英国第一集团军情报参谋提供的敌情评估，安德森将一支美军装甲部队调往北面，加强英军防区。这一调动抽干了第二军的预备力量，弗雷登道尔继而将另一些坦克部队派往后方的泰贝萨（Tébessa）。由于余部像狂风中的种子那样散落在各处，弗雷登道尔的装甲力量进一步遭到分散。虽然艾森豪威尔已命令他保留一支“大股、集中、强有力的预备队”，但弗雷登道尔却把麾下部队弄得四分五裂。他将兵力沿东多萨尔山孤立部署，致使他们一旦遭遇敌人的迅猛打击，根本无法相互支援。
1943 年 2 月 12 日，艾森豪威尔视察弗雷登道尔的军部，该军部的掩体群设在泰贝萨附近一条巨大的峡谷内。位于前线后方大约110千米的指挥部，已由一个工程兵团予以加固。他们忙碌了 3 周，在突尼斯的岩石上凿出深深的隧道。弗雷登道尔的掩体精美地布设成展开英勇抵抗的最后防线，但几乎没能将强烈的信心传递给他的部队。这里看上去更像是阿拉莫，而不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战地指挥官的总部。士兵们将其称为“劳埃德最后的度假地”。看见这个怪异的地方，艾森豪威尔显然很尴尬。和许多初次到访者一样，他对这里的评论很刻薄。
艾森豪威尔离开弗雷登道尔和那些忙于完成开凿任务的工程兵，驱车赶往前线，过夜时同分散的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人待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曾告诉弗雷登道尔，将该师留作一支完整的快速预备力量。但是，他在第一装甲师见到的情况，甚至比弗雷登道尔的掩体更令人不安：各坦克排分散在四处，通信不太可靠，该师师长奥兰多·沃德（Orlando Ward）少将一直被弗雷登道尔排除在指挥体系外，受到后者的蔑视。布彻说这两人“像高中生一样互相批评，不仅特拉斯科特和史密斯这样看，就连艾克也持同样的看法”。弗雷登道尔对沃德缺乏信心。他开始绕过这位师长，直接给沃德的战斗指挥部下达命令。
虽然马歇尔已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对于他缺乏信心的人必须予以撤换，且艾森豪威尔也对其他将领重申了这一指示，但他还是对撤换弗雷登道尔犹豫不决。毕竟马歇尔对劳埃德颇有信心，并派他指挥登陆奥兰的部队，而马歇尔的认同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艾森豪威尔仍在指挥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此时，他觉得将战地指挥官们打入漆黑的深渊前，必须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也许这个机会还不止一次。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永远无从发现谁会成为这场战争中的菲尔·谢里登（Phil Sheridan）
、“石墙杰克逊”或威廉·T.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
。
因此，艾森豪威尔给自己打气，希望在隆美尔造成任何危险前，前线部队能够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2月 14 日，德军展开进攻。冯·阿尼姆的第十装甲师冲过法伊德山口，在西迪布济德周围突破弗雷登道尔薄弱的防线，迫使美军向西退往卡塞林。次日晨，隆美尔的第二十一装甲师从东南方袭来，隆隆穿过加夫萨，一举包围了惊慌失措的美国人。弗雷登道尔的部下撤往卡塞林山口时拥挤在谷底，隆美尔的坦克像法老的战车那样追上他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涌过高地，以猛烈炮火轰击混乱后撤的美军士兵。到了 2 月 20 日，弗雷登道尔的防线彻底崩溃，他的部下四散奔逃。
艾森豪威尔从设在君士坦丁的前进指挥部逐渐后撤，随着一份份美军遭受损失的报告传来，他的心情陷入深深的黑暗中——地盘、人员、车辆、燃料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获知，战斗头两天，弗雷登道尔便下令炸毁物资仓库，放弃了设在基岩处的指挥部。他损失了 2500 名士兵、112 辆坦克和 280 部其他车辆。位于泰莱普特的前进空军基地是盟军防空链上的关键环节，但那里的人员也被迫疏散。艾森豪威尔 2 月 16 日回到盟军司令部时，不由得担心弗雷登道尔可能会折损 5000 名士兵和大量重要装备。
反复计算伤亡报告后，艾森豪威尔获知，美军在这场 13 千米的后撤中遭受的损失比他担心的还要多。他的部下最终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德国人的优柔寡断和燃料的严重缺乏使隆美尔不得不于 2 月 22 日和 23 日夜间后撤。布彻总结了艾森豪威尔小圈子里流传的观点：“我们在这场战斗中遭到痛击，这也许是我们的地面部队在战争中最严重的挫败。”凯说：“司令部的气氛犹如一间空荡荡的殡仪馆。”
卡塞林山口之战最令艾森豪威尔泄气的是，被打得满地找牙的竟然是美军。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位率领多国部队的盟军司令，但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是美军——他的部队。这场失败重挫了所有美国人的士气——无论是蜷缩在狭窄战壕中的士兵，还是圣乔治酒店里的高级军官。伴随着交换机、电话和电传打字机发出的毫无感情的噪声，艾森豪威尔陷入了绝望。看了一天损失报告后，他颓然回到自己的住处，在别墅的钢琴上弹奏起《安息号》（ Taps ），然后双眼茫然地盯着黑白琴键。他那位忠实的勤务兵米基·麦基奥中士写道：“我从未见过比那一晚更低落的他。”
指挥官的任务之一是向上级汇报坏消息，艾森豪威尔恪尽职守地将报告发回华盛顿和伦敦。在这两个首都，那些办公室里的上司们待在镶有木板的房间里，期待着非洲的战事能于 5 月中旬结束。电传打字机嗡嗡作响地将一份份备忘录、情况报告和解释从阿尔及尔发送给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事实上，他做出的解释有些太多了，马歇尔忍不住回复道：“令我不安的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你竟然觉得自己不得不在我们身上花费这么多时间……你应该专注于战斗，并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支持你而不是骚扰你。”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时觉得脖子上的绞索逐渐收紧，那么他现在就会认为脚下的活板门正在打开。布鲁克元帅在安法的质询、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冷淡，加上美军刚刚在卡塞林的惨败，都指出他再也无法否认的一个结论——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任期即将画上句号。1943 年 2 月 19 日，他在写给儿子约翰的信中给家人打了预防针：“我会被解除职务并被降级。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会令我伤心，也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痛苦……现代战争非常复杂，政府不得不像对待抵押品那样对待个人。”
但他目前仍是盟军最高统帅。他那双疲惫的蓝眼睛盯着错综复杂的态势图，思考着现在是不是应该撤换弗雷登道尔。虽然劳埃德一直受到安德森所下达的命令的掣肘，但这位脾气暴躁的西部人自己也表现出一些可怕的问题：他从不去前线视察，他修建的藏身处完全配得上一部赛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的电影
，他在压力下崩溃了。然后，随着败势变得愈发明显，弗雷登道尔信口开河地指责安德森和沃德，将惨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们，而不是自己。他认为军队应该立即解除沃德的职务。
艾森豪威尔对弗雷登道尔大声疾呼的无罪声明深表怀疑，但他无法从阿尔及尔准确判断问题，他也没时间来一场个人调查。于是他派出厄尼·哈蒙——这个身材粗壮的坦克兵曾率领装甲部队在摩洛哥登陆。他命令哈蒙稳住态势，然后提出该把谁打发回家的建议。
对第二军来说，这是个微妙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希望为弗雷登道尔提供支持，让他振作精神，并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起进攻。他甚至还毫无诚意地告诉弗雷登道尔：“部队在你鼓舞人心的领导下，肯定能阻止敌人目前的推进，我对此充满信心。”在内心深处，艾森豪威尔知道，为卡塞林惨败承担责任的要么是弗雷登道尔，要么是沃德，肯定会有人人头落地。
但第一个掉脑袋的不会是弗雷登道尔。许多年前，艾森豪威尔从莱文沃思毕业后写道：“不能相信参谋人员；他在自欺欺人，别让他把你也骗了。”受到莫克勒-费里曼对“超级机密”分析的误导，艾森豪威尔犯下了大错。盟军司令部和英国第一集团军没有接受弗雷登道尔的情报参谋发出的警告。而这种警告恰恰基于战场上的确凿证据，不是杂乱无章的无线电拦截。因此，艾森豪威尔解除了莫克勒-费里曼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能干的英军准将，名叫肯尼斯·斯特朗（Kenneth Strong）。另外，艾森豪威尔还将奥兰多·沃德手下的一名指挥官和第一装甲师的一名团级上校撤职。
在这场灾难中，艾森豪威尔正在学习解除下属职务的重要艺术。陆军名册吹嘘说陆军有 1000 名将军和 7000 名上校。虽然砍下的每一斧都令他感到痛苦，但艾森豪威尔正学会挖掘这个庞大、踊跃的替补人才库。隆美尔撤离卡塞林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向他的朋友吉·杰罗提出的强烈建议反映出他目前的想法：
不能全身心投入并执行任务的军官，必须无情地清除……你一定要严厉……对那些懒惰、懈怠、漠不关心或洋洋自得的家伙，让他们离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把这种人留下，你可能觉得“他也许能行”，但他肯定不行，打发他离开。
“打发他离开！”艾森豪威尔最近一直听到这种异口同声的呼吁。厄尼·哈蒙是个拥有半履带车的充满魅力的家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弗雷登道尔“真的不行，你应该打发他离开”。在隆美尔的装甲力量痛击美国人时接掌第十五集团军群的亚历山大也支持哈蒙的意见，他建议道：“我相信你肯定有更好的人选。”
但艾森豪威尔暂时还是没有对这个马歇尔派至突尼斯的人下手。他想再听听第三个意见，最好是来自另一个马歇尔的人。
在戈登·约翰斯顿营指挥第二十八步兵师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正为部下们准备两栖训练内容，他希望这个阶段将成为他的师从转入现役到投身战斗这段漫长旅程中的最后一步。
正如布莱德雷所知的那样，他已获得率领部下参战的权利。在他看来，30 年从军生涯似乎是一段非常漫长的等待期。他在本宁堡的岁月，在马歇尔手下工作的年头，在陆军部工作的日子，应该让他获得指挥一个作战师的任命。实际上，为何不能是一个军呢？归根结底，几个孤零零的师需要一名出色而又坚定的指挥官时，只需要颁发第三颗将星即可，布莱德雷知道自己能干好这份工作。
布莱德雷的高级指挥官的梦想被马歇尔的一封电报点燃。1943 年 2 月12 日，他 50 岁生日当天，这封电报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迅速扫视一遍后，布莱德雷将目光落在电文最后一段：
前几天，你已晋升为军长。我们在你庆祝生日之际告知你这个好消息，并借此机会感谢你在第二十八步兵师建立的卓著功勋。祝贺你，并顺便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你已晋升为军长！
这大概是布莱德雷读过的最令他兴奋的电文。这些话语不会轻易出自沉默寡言的马歇尔之口。他知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来自奥林匹斯山的消息非常明确，这肯定是个好兆头，派他去做的肯定是大事。
担任军长！
3天后，另一封密电传到，指示布莱德雷将军接掌第十军，该军军部设在得克萨斯州。可没等布莱德雷细细体会这道新命令，麦克奈尔将军的人事参谋长突然打来的电话便将他从第三颗将星和指挥一个军的梦想中唤醒：
“布莱德雷，我们修改了发给你的命令。你要延长现役期去海外。不是率领全师，就你一个人。”
这个消息令布莱德雷大为吃惊：“我刚刚接到调往得克萨斯州坦普尔的命令，去……”
“哦，那是昨天的事。”
昨天？
“那，我着什么装？”布莱德雷问道，“走哪条路？”
“该走哪条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应在电话里询问陆军部的工作人员。陆军条例对此有明确规定，不得在非保密电话中谈论部队的调动，哪怕是一名军人的调职也不行。要记住，祸从口出。
对方的回答很谨慎：“还记得你的同学吗？你会和他一同工作。”
同学？
艾森豪威尔！
我要去非洲！
不管他怎么打听，这通电话结束时，布莱德雷知道的仅仅是自己将去非洲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到，具体情况等他到华盛顿后会得到指示。这次出行只能带两名低级参谋，也就是他的副官切特·汉森和刘易斯·布里奇，就连他的司机斯托特中士也不能随行。由于布莱德雷接到的是密令，他甚至不能将自己的去向告诉身边的参谋人员。
布莱德雷仍不知道马歇尔要派他去做什么。他把剃须工具包和一些必需品塞入了一个军用手提箱。由于他此次将会面对德军，陆军部还命令他带上一支 11.43 毫米口径手枪和 21 发子弹、一顶钢盔和一张防毒面具。布莱德雷带着这些装备，同切特和刘易斯赶赴机场，飞往华盛顿刚刚竣工的五角大楼接受新任命。
看来，马歇尔认为艾森豪威尔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准确地说，他需要美军专业人士。艾森豪威尔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丘吉尔、法国人、媒体和其他人打交道时，必须有人在军级和集团军级层面指挥战斗。卡塞林山口发生灾难的前一天，马歇尔已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我建议派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将军负责细节问题。”艾森豪威尔迅速接受这一建议。布莱德雷将担任最高统帅在前线的耳目，他会把战场状况毫无保留地汇报给艾森豪威尔。
布莱德雷思考着他的分配，以及在短短两天内失去的第二十八步兵师和第十军的职务。他认为自己并未损失什么，至少没有被洗劫得一干二净。他那列通往军级指挥官的列车可能已经出轨，但他得到了一张去前线的车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更好。他获得的经验肯定能让他在地中海战区当上军长，不管怎么说，他总归会参加一些战斗。他后来回忆道：“在陆军服役 31 年半后，我终于首次踏上出战的征途。”
为无从预知的未来享用最后一顿美国饭（一块樱桃派和两杯牛奶）后，布莱德雷踏上赶赴阿尔及尔历时 90 个小时的单调旅程。他和切特、刘易斯于 2 月 23 日平安到达目的地，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正好在当日从卡塞林的胜利中撤离。凯驾驶着艾森豪威尔的防弹凯迪拉克迎接他们三人。她带着他们穿过阿尔及尔弯弯曲曲的街道，把他们送到圣乔治酒店门口。
比德尔·史密斯热情迎接了布莱德雷，并带他们参观了熙熙攘攘的酒店。这里满是乱七八糟的电话线、文件柜、信使和身着法国、英国、美国军装的工作人员。向盟军工作组介绍了几位来宾后，山地人比德尔领着布莱德雷走入盟军最高统帅的办公室。布莱德雷会在这里弄清楚军队为何把他从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召至这里。
布莱德雷后来回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会面是为了‘相互了解’。虽然我们 30 年前在西点军校时就认识，还在同一个连队，但关系并不密切。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们几乎没见过对方，从未共事过，只有几次书信往来。这么多年里，我只见过艾克几次，要么是同学聚会，要么是陆海军橄榄球赛。我们通常都带着玛米和玛丽，每次见面都很短暂。由于玛丽和玛米相处得不太融洽，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融洽，这些偶尔的社交聚会并未使我们以往的关系升温。”
虽然相别多年（或许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很高兴见到他的老同学。他非常尊重布莱德雷。他们戴着学员军帽时，布莱德雷的军衔就比他高。实际上，艾森豪威尔 28 年前曾在西点军校校刊《榴弹炮》（ Howitzer ）上热情称赞布莱德雷：“我们中的一些人总有一天会向我们的孙子们炫耀，‘没错，布莱德雷将军是我的同学。’”在布莱德雷看来，他的到来使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在阿尔及尔又有了一个朋友，这是一个他可以相信的人，是忠于他的人。布莱德雷回忆道：“他像久别重逢的兄弟那样热情洋溢地迎接我，这使我马上产生一种到家的感觉——这是我需要的。”
一番寒暄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开始谈正事。正如布莱德雷所回忆的那样：“他花时间亲自向我介绍德军近日的进攻形势。”艾森豪威尔概述了交战双方军队的部署情况，随后说出了他交给布莱德雷的第一项任务：“我希望你能尽快赶赴前线，去弄清情况。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本来是要亲自去看看的。比德尔会写信告诉弗雷登道尔和其他人，你将担任我的耳目。”
布莱德雷看着这位老同学手中的指示棒扫过非洲大陆，觉得艾森豪威尔成熟了许多。他不再是布莱德雷昔日认识的F连那个逃课、抽烟、违反校规的人。他看到的艾森豪威尔精力充沛，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是一位充满魅力、成熟、几乎有些贵族气质的政治家。他有着聪明过人的头脑和一种讲求实际的权威。他可以施展魅力，可以咒骂，可以说服，也可以提出要求。来自堪萨斯小镇的这名中后卫已成为一位统帅。
艾森豪威尔的沉着冷静给布莱德雷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这位密苏里人认为自己觉察到了艾森豪威尔平静外表下的另一面，而艾森豪威尔通常在公众面前对这一面加以掩饰，只将其暴露给他所信赖的人。布莱德雷后来回忆道：“我对他有个新发现。他具有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控制的愤怒。公众见到的艾森豪威尔，总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但我见到的他敏感、易怒、脾气火暴。”谈话无意间涉及达朗协议时，布莱德雷写道：“艾克的怒火突然爆发，而且发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我看来有些过长了。他为这项让他受到世界各国媒体严厉批评的协议加以辩解。对艾克和我们这些在和平时期默默无闻的陆军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媒体的批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应对的事。”
接下来两天，布莱德雷潜心研究军情报告和地图，并让自己适应司令部和前线的新环境。他立即注意到的一件事是，“艾克不允许美国人批评法国人或英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任何一个批评英国人的美国人都很可能会被降职及遣送回国”。他后来回忆道：“当年在汤姆·哈迪（Tom Handy）领导的陆军部作战处，我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为实现‘联合作战’的和谐关系，艾克的态度和思想已变得过于亲英……我认为他同凯及其家人的密切关系同样对他的亲英态度有很大影响，她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要比一般人了解的更深刻。”
作为艾森豪威尔正式或其他形式的探子，布莱德雷将军在弗雷登道尔的住处不太受欢迎。布莱德雷一行到达第二军军部后，弗雷登道尔打发他住进一座没有窗户的小房子里。布莱德雷抱怨道：“这里让一名少尉居住都不合适。”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观察和学习的。
接下来几天，布莱德雷和比德尔·史密斯听取弗雷登道尔及其参谋人员对诸多事实做出的解释。但他们没有提及弗雷登道尔放弃的掩体，那才是卡塞林山口惨败的真正原因。布莱德雷发现弗雷登道尔和他的参谋人员有“强烈的反英情绪”。比德尔轻蔑地指出，这位少将“要么是无能，要么是疯了，要么兼而有之”。就连不太熟悉军事的布彻也明白问题所在。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是你问我的话，最佳替代人选应该是巴顿。若非艾克不愿落井下石，弗雷登道尔早就出局了，但艾克不是那种让他的指挥官失望的人。艾克一周前告诉我，他希望派巴顿去接替弗雷登道尔，但巴顿必须守卫摩洛哥，以防西班牙人出现异动，另外他还要为美军进攻西西里岛做准备。”
不久后，艾森豪威尔再次视察第二军军部。他把布莱德雷叫到一旁，问这位老同学：“你认为这里的指挥情况怎么样？”
布莱德雷回答道：“糟透了！我已同所有师长谈过，他们都对弗雷登道尔这位军长失去了信心。”
“谢谢，布莱德雷！你证实了我原先的想法是错的。”
弗雷登道尔出局了！他将获得第三颗将星、一张返程车票、英雄班师般的欢迎和在田纳西州接受训练的一个集团军。
但艾森豪威尔需要有人来接掌第二军，一个具有良好组织能力和强烈紧迫感的人。于是他打电话给他信任的朋友——克拉克将军。他想让克拉克接手第二军。
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一调动轻而易举，毕竟克拉克接掌第五集团军时曾向艾森豪威尔保证：“我希望你会认为我此去只是暂时的。你要知道，我已准备并渴望为你效力，无论以什么身份。我只想为你赢得你应得的胜利。”
但这位“美国雄鹰”拒绝出任第二军军长。他暗示，自己现在是第五集团军司令，若改任军级指挥官，所有人都会认为他降级了。当然，如果艾森豪威尔派他指挥一个集团军，那就完全不同了。否则的话，他在第五集团军还有要紧的事情得办。
艾森豪威尔对此深感震惊。他曾在 1942 年告诉马歇尔，他永远不会对高层派给自己的任务抱有个人野心，哪怕这意味着远离战争，在华盛顿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准将坐在政府配发的办公桌后整理文件。现在，暴露出个人野心的却是他最青睐的部下。克拉克也许是个爱在报纸上出风头的家伙，必须不时受到上级的敲打。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拒绝上级委任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麦克阿瑟那种自大狂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克拉克身上。他对此始料未及。
好吧，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失望无关紧要。如果克拉克不愿赴任，他绝不会逼他。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克拉克可以留着他的“粪堆”。但艾森豪威尔需要一名斗志昂扬的领导者，这个人必须让美军将士们重振士气。他现在就需要这个领导者。
艾森豪威尔的目光扫过撒哈拉沙漠，他认为自己知道这项任务的正确人选是谁。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几周，乔治·巴顿又过上了法国人投降后的那种日子——坐着、等待着、烦恼着，看着战争与自己擦肩而过。他有时会乘坐那辆“帕卡德”（Packard）豪华轿车穿梭于拉巴特与卡萨布兰卡之间，或飞越沙漠视察原先部队的零星余部。但没有行动需要他参与，没有计划需要他制订，更没有需要他消灭的敌人。巴顿扮演着美国驻摩洛哥总督这一舒适但无法令人满意的角色。
他不时激励自己，并对朋友们发泄不满，通常是对战争进行方式的不满。例如，1 月底，他同克拉克长谈时得知了“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混账事”。克拉克说，对突尼斯城的最后进攻将由两个英国集团军实施，即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和安德森的第一集团军，而安德森这个英国人将指挥美国第二军！乔治在日记中怒骂道：“让人想起约翰·约瑟夫·潘兴！
在我看来，我们出卖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马歇尔将军得到的蝇头小利就是个盟军总司令头衔而已。我对此感到震惊和苦恼。”
就个人而言，他很高兴这是艾森豪威尔的麻烦，或者也许是克拉克的麻烦。因此，他不会为美国的荣誉遭受到任何的侮辱或承受任何指责。他告诉自己：“我觉得我很幸运，没去给艾克当副司令。我确认整件事是英国人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我方自私的野心造成的后果。”
但对巴顿的前途来说，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英国人、盟军司令部或政客们，而是源自他自己的嘴巴。他的言论和俏皮话会以一种刻意为之、招惹麻烦的轻率方式说出，这掩盖了他多年的思考和学习。
他的这种机智和粗俗的“才华”曾使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醒过他。迈尔堡时期，凯瑟琳·马歇尔也为此批评过他。但这是巴顿永远不会动摇的特点，他也从未试过改变。2 月初，乔治又在一次午餐会上大放厥词，艾森豪威尔为此给这位老朋友写去一封私人信件：
你机智灵敏，巧舌如簧。因此，你通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你只凭冲动做事，而不是基于思索和研究行事。我和了解你的人都很清楚，你的话大多是障眼法，但某些刚刚认识你的权威人士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就像亲切的家长对待青春期令人头疼的孩子那样，艾森豪威尔继续说道：
因此，要是你愿意听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老话说的“数到十再开口”。这不仅适用于对盟友的批评（我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对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曾有人告诉过我一句古老的谚语，它是这样说的：“宁愿保持沉默，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也不要一开口就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蠢货。”你知道的，我并不是说这句话适用于你，我的意思是说，某种斯芬克斯式的品质有时候会大大帮助一个人提高声誉。
艾森豪威尔的话戳到了巴顿的痛处。自 1919 年起，巴顿便将这位年轻军官置于自己的庇护下，邀请艾森豪威尔出席无数次午宴和晚餐，还把他介绍给相关人士。他甚至帮助艾森豪威尔和玛米改建米德营的家庭宿舍。至于自己的声誉，巴顿曾钻研过用兵之道，对兵法的运用比其他军官都要出色。艾森豪威尔无权要他闭嘴。
但巴顿却无法轻易驳斥艾森豪威尔的话，特别是如果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这是“其他人”所持的意见的话。倘若艾森豪威尔说的“其他人”指的是马歇尔、麦克奈尔或麦克纳尼，那么巴顿已惹上麻烦，所以他最好还是把艾森豪威尔的话放在心上。巴顿琢磨着这件事，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接到艾克的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建议我谨言慎行，不要对军事问题指手画脚。他是出于好意，到目前为止，我还确实没能把自己推销给上级。”
第二天，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回信，对他的坦言忠告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我首先向你保证，我愿意接受你的建议。这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你是我的司令；其二，你是我的朋友。”
他向艾森豪威尔解释，自己的举止看似轻率，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不是一种荒唐的挑衅态度，尽管看上去似乎缺乏洞察力。但他承认：“我早已意识到，不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上司。我非常感谢你坦率地写下你的肺腑之言，我会在今后做得更好。至少应该以自己不断的学习来遵守你的建议。”
巴顿的想法不无道理。他也许会在日记中发发对艾森豪威尔的牢骚，或与克拉克和休斯谈及艾森豪威尔进行这场战争的错误方式。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朋友是“出于好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艾森豪威尔会保护他，使他免遭那些佩戴将星的恶狼的伤害。他们的友谊准确印证了巴顿一年前的预言：艾森豪威尔需要巴顿的军事才能，而巴顿需要上层的保护，这种共生的伙伴关系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但在寄出这封和解信前，巴顿决定再考虑一下。次日，经过进一步思考，他决定不把信寄出。
1943 年 1 月底，巴顿在漫长、阴暗的隧道中看到了一丝亮光。他通过非正式渠道获知，自己已被选中，将要策划进军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艾森豪威尔在 2 月 3 日的午餐时证实了这个消息。兴高采烈的巴顿认为自己终于摆脱一潭死水，这件好事要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几周后，他在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修改了对这位老朋友的看法：“艾克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当然，他对我一直很好。实际上，我似乎得到了比韦恩更多的工作，但仍有待观察。”
进军西西里岛的行动对巴顿来说并非完全志在必得，最明显的就是其成功概率较低。毕竟，盟军已被内心希望投降的法国敌人打得头破血流，而巴顿在卡萨布兰卡遇到的较平静的海浪纯属走大运。那就像一道闪电，可能不会击中他两次。他在拉巴特待了几周，新组建的第一装甲军（加强军）在那里研究两栖登陆的问题，巴顿承认：“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场该死而又差劲的赌博。”但他补充道，“得到信赖、负责制订美军的行动计划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会赢。”
巴顿在忙着策划他那场“该死而又差劲的赌博”时，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他的英国同僚。他将与他们并肩作战。他乘坐一架B-17 飞机奔赴的黎波里（Tripoli）参加了一场军事会议，英军地面和空中力量指挥官在那里给他们的美国表兄弟上了 3 天课，讲授他们过去 3 年半时间里与德国人交战学到的经验教训。巴顿潦草地写下对英军战地指挥官们的初步印象，包括哈罗德·亚历山大（“非常平静，看上去并不威风凛凛”）和蒙哥马利（“瘦小，很机灵，相当自负，是我在这场战争中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除了蒙哥马利被他认为是“有几分‘石墙杰克逊’的样子”（这句大话出自一名原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员），巴顿斥责大多数英国军事首脑“和我们的将领一样，是那种不承担义务的办事员类型的人物”。巴顿的本能告诉他无论战斗将在哪里进行，他仍会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
3月 4 日下午，巴顿骑着诺盖斯将军的一匹名叫“茹瓦厄斯”的纯种战马回家时，被一名信使拦住，对方带着发自阿尔及尔的急件。急件由艾森豪威尔发出，他说战地服役期已延长，并命令巴顿将军次日赶赴阿尔及尔。巴顿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电话给艾克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询问情况。他说艾克可能会派我接替弗雷登道尔。这就是说让我去接一个烂摊子，但我会干好的。我觉得同英国人打交道，可能比打德国佬更麻烦。‘天佑勇者，胜利属于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