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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的情况不太好，非常暴躁，老是说身居高位多么辛苦，抱怨自己从未听过战场上的枪声。要是他愿意，这种状况很容易改变。我几乎要认为他有点胆怯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可不想从事他的工作。我觉得他或克拉克对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一头雾水。
——巴顿致比阿特丽斯，1942 年 12 月 3 日
1942 年 11 月 8 日到来时，直布罗陀岩山上一片混乱。罗斯福总统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向全世界宣布盟军的登陆，艾森豪威尔则接到停泊在阿尔及尔港外的舰队发来的消息：登陆成功，A、B、C海滩，东路特遣队。
查尔斯·赖德已登上海岸。
清晨 3 点 22 分，英国皇家海军报告，弗雷登道尔在奥兰港附近的初步登陆也取得成功。
岩山通信室里，解码机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各种报告迅速传来，艾森豪威尔的高级参谋们根本来不及消化它们。但穿透战争迷雾的信息片段足以使艾森豪威尔在脑中形成一幅关于行动的清晰画面。进攻奥兰和阿尔及尔的部队已登陆。奥兰的法国守军全力抵抗，射杀力图冲入该城港口的美军士兵，其他登陆行动正逐步按计划进行。战斗程度从中度到激烈不等，但当日上午 9 点，赖德的目标阿尔及尔已掌握在盟军手中。
很快，更多捷报传来：躲在阿尔及尔的海军上将达朗被俘，阿尔及尔附近的卜利达（Blida）和白屋机场（Maison Blanche Airfields）已被夺取，奥兰附近的泰法拉乌伊机场亦被盟军控制。随着星条旗飘扬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克拉克和几名参谋准备带上他们的电台、文件、地图和金块赶赴阿尔及尔，他们将在那里设立艾森豪威尔的前进基地。
在这个漫长的清晨，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没有巴顿的消息。艾森豪威尔通过海军获知，休伊特将军的登陆行动已按计划展开，但除了从法国方面获得萨菲周围正在战斗的零星消息外，艾森豪威尔整个上午都未接到巴顿的任何报告。登陆后几个小时，休伊特发来了两封电报，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每次询问通信处，执勤的上校都说没收到西路特遣队的任何消息。
在坐立不安地等待各种报告时，内心无助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打发时间，草草写了份备忘录，题为《一名指挥官的忧虑》（ Worries of a Commander ）。列举的事项包括西班牙的意图、空中的支援情况、法国方面不愿合作的态度。最后一条是艾森豪威尔潦草而有力地写下的一行小字：“我们无法找出任何办法。”
上午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终于找到让自己在这座岛上监狱作出些贡献的办法：他试图说服已被秘密送至直布罗陀的吉罗将军加入盟军一方。昨晚，他在进军发起前与吉罗的面谈已告破裂。这位身材高大、过于敏感的将军坚持要求替代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军最高统帅，并对法国海岸遭受了直接进攻深表愤慨。
现在，意识到盟军取得了胜利，这位一心想成为法国救世主的将军接受了现实，并勉强同意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条件：他将命令法国陆军停止抵抗，而作为回报，盟军将任命他指挥该地区所有的法国军队，并让他担任法属北非总督。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承诺与吉罗密切合作，共同将“轴心国”敌人驱离非洲大陆。
这些让步足以满足吉罗的荣誉感。取得这一令人尴尬的外交成果后，艾森豪威尔派吉罗、克拉克和盟军司令部先遣组前往阿尔及尔，说服法国陆军和海军停止抵抗。
吉罗刚刚投入盟军阵营，艾森豪威尔就接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国海军上将达朗在阿尔及尔被俘。被软禁在家中的达朗带话给盟军指挥官，他希望谈判。但达朗现在没有太多本钱和时间用于谈判，于是他迅速地打出了王牌——他有法国舰队和指挥维希法国陆军军官的合法权力。毫无疑问，达朗的牌胜过吉罗。这并非险胜。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达朗是个法西斯YBSOB（艾森豪威尔个人的军事代号，“胆小鬼”的缩写），但他同样确信达朗是个可以拉拢的角色。丘吉尔曾告诉他：“只要能得到法国海军，哪怕要亲达朗的屁股，你也得干。”可是，拉拢达朗意味着他将违背刚刚给予执拗、自大的吉罗的承诺。
处于进攻行动有可能失败的极大压力之下，加之严重缺乏睡眠，艾森豪威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勃然大怒：“天哪！我真需要一个优秀的刺客！”
随着压力像热病一样暴发，这场最新的政治乱局将艾森豪威尔推向他的忍耐极限。这个狡诈的密谋集团就像出自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拙劣的小说。艾森豪威尔恼怒不已，这帮家伙本来就应该为获得解放自己国家的机会而投身盟军阵营的。他气愤地告诉比德尔，他对“阴谋诡计和不得不与这些自称是男子汉的懦弱、自私、自负的虫子打交道”感到恶心。他还对马歇尔抱怨道：“我发现自己对这些愚蠢的法国佬愤怒至极。”
同法国人打交道或许已使他临近爆发点，但艾森豪威尔的乐观，他内心深处的长明火，随着情况逐渐明朗而变得愈发明亮。他的地中海部队登上了海滩，他们已夺得足够多的机场，这使他的喷火式战机和“闪电”（Lightnings）式战机得以降落在非洲土地上。西班牙人没有炮击直布罗陀的机场，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是另一个积极的迹象。克拉克正在阿尔及尔设立指挥部，分裂的法国领导人都表示愿意谈判。运气好的话，法国舰队很快就会弃暗投明。
但是，他很想知道，巴顿在哪里？
非洲的大西洋沿岸一向比地中海沿岸更加危险。西风掠向大西洋汹涌的海面时，海水会以可怕的力量起伏涌动。随着海洋深度的下降，这股力量会在海面加强，形成巨大的碎波，裹挟着巨大的能量猛烈冲击着海滩。自夏季以来，盟军气象专家们就预测，登陆日当天，卡萨布兰卡会出现 4.5米高的巨浪，远远高于盟军小型登陆艇可以安全应对的 0.9~1.2 米高海浪。与法国军队相比，摩洛哥的海浪将是巴顿最致命的敌人。
虽然艾森豪威尔从信使、无线电报和留言条中获知了各路消息，但他最需要，或者说他最渴望听到的，仍是巴顿部队的情况。从“轴心国”和盟军内部流出的各种传言令人十分不安。他收到的零星报告称，法国守军在卡萨布兰卡、迈赫迪耶、费达拉进行顽强抵抗，“轴心国”的宣传广播则声称巴顿正打着白旗撤往海面上的舰艇。艾森豪威尔对这条消息嗤之以鼻，他告诉比德尔：“除非我对乔治的看法大错特错，否则他是不会撤回军队上船的，包括他自己。”
但巴顿的部队登陆时，艾森豪威尔收到的明确消息仅仅是“得克萨斯号”战列舰在拉巴特附近的海面巡弋，并用舰上的无线电设备播放《马赛曲》（ La Marseillaise ）和《星条旗永不落》（ The Star - Spangled Banner ），以迷惑摩洛哥听众。这条消息并未让艾森豪威尔掌握更多的情况。
他问自己，巴顿在哪里？
清晨 4 点过后，休伊特将军发电报给直布罗陀，报告摩洛哥的登陆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在舰艇上的人看来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不必同他们担心的巨浪展开搏斗。但这对已登上海滩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布罗陀的指挥部没人知道。
4个小时过去了。休伊特报告所有的登陆区都遭遇了法军的抵抗，而且至少有一艘法国战列舰对登陆舰队实施了炮击。法国的消息来源暗示，维希军队在萨菲周围的抵抗濒临崩溃，但没有人知道卡萨布兰卡和利奥泰港的情况如何。
到当日上午晚些时候，矛盾、不完整和明显不可靠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的神经疲惫不堪。巴顿肯定在为生存而战，但他被击退了吗？他有没有取得进展？他的伤亡情况有多严重？机场能否使用？港口的状况如何？
对于这些关键问题，那堆经过解码的紧急电报都无法作答。
巴顿究竟在哪里？
由102 艘舰艇组成的舰队正冒着蒸汽驶向摩洛哥海岸时，巴顿一会儿神经紧张，一会儿从容自信，情绪很不稳定。进攻发起前夕，他靠阅读侦探小说缓解压力。
晚上 10 点 30 分，他便穿戴好全套装备，包括他那顶永远戴着的钢盔、大型双筒望远镜和一双让野战夹克显得尤为突出的靴子，然后躺在床上安然入睡。凌晨 2 点，他醒了过来，随即登上主甲板。他眯起眼睛，透过漆黑的夜幕凝望卡萨布兰卡的闪闪灯火，他后来说，这座迷人的都市在他眼里就是“好莱坞与《圣经》的完美结合”。
舰队接近目标时，巴顿更感兴趣的是摩洛哥的海浪，而不是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平线。数日来，碎浪一直在猛烈冲击卡萨布兰卡的海岸。最近几周，气象专家和侦察机反复查看碎浪的模式。据他们报告，5.5 米高的巨浪将会出现。艾森豪威尔已授权休伊特将军，如果他觉得海浪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把巴顿的部队送至奥兰，在弗雷登道尔后方、地中海的安全处登陆。
登陆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没有哪位对得起自己薪水的气象专家会为只有 5 点的牌押注，但巴顿并不是该战区唯一的赌徒。休伊特将军仔细观察了滚滚海浪，研究了舰队前锋发回的报告之后，决定投下骰子。他命令特遣队前进，按计划登陆。他们将对卡萨布兰卡的敌人发起攻击。
休伊特的豪赌获得了回报——海神当晚保持平静，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透过一座法国灯塔有节奏地闪烁着的光亮，巴顿、休伊特和舰上的瞭望员看见海浪戏耍着海滩，但并没有猛烈撞击她。海水昨晚还对脆弱的“希金斯”登陆艇（Higgins boat）满怀敌意，现在却显得漠不关心。美国人随时可以上岸。上帝和他名叫“命运”的副手，仍站在巴顿一边。
清晨 4 点 45 分左右，登陆艇出发。法国人设在海岸上的炮台开始与休伊特的军舰交火。巴顿的部下在潮湿的沙滩上跋涉了数小时后，法国海军加入了战斗。受伤但依然强大的“让·巴尔号”（Jean Bart）战列舰以其380 毫米（15 英寸）口径火炮轰击盟军舰队，同时，一队法国驱逐舰也开始炮击登陆艇，并对拥挤而脆弱的海滩施以火力打击。
美军那位积极进取的战斗指挥官在登陆日当天几乎没经历战斗。巴顿静静地待在美国海军“奥古斯塔号”（Augusta）重巡洋舰上的指挥所里，观察着登陆行动，并注意避让舰上忙碌的海军军官。早上 8 点左右，一艘“希金斯”登陆艇装上了将军的行囊，准备把他送上岸。当一艘法国巡洋舰逼近时，巴顿已挎好他那把标志性的左轮手枪，正站在“奥古斯塔号”的主甲板上。
休伊特的炮手们转动炮塔开火射击。巨型舰炮的轰鸣淹没了其他一切声响，剧烈的冲击将巴顿那艘小小的登陆艇震得脱离了吊艇柱，里面装的东西落入满是泡沫的海水中。水手们竭力抢救登陆艇时，巴顿的个人物品沉入了汹涌的波涛下。这是个不祥之兆，沮丧的巴顿对一名副官嘟囔道：“我真希望你带着备用牙刷，这样我就可以刷刷我这张臭嘴了。感谢美国海军，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比丢了牙刷更糟糕的是，巴顿失去了通信设备。虽然“奥古斯塔号”借给陆军 3 个报务室，以便在摩洛哥和直布罗陀间传递信息，但火炮轰击带来剧烈震动令这些娇气的设备出现了故障。待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时，许多重要消息已错过。海岸上，脆弱的战术电台因海水、加密设备遗失、粗暴的操作和无数其他因素而失效，这导致通畅的信息传递被列入了第一批战斗损失之中。令不断加剧的通信问题雪上加霜的是，负责联系直布罗陀的海军报务员没有将他们的电报列为“紧急”级，同时艾森豪威尔的收报员又将这些报告放在从奥兰和阿尔及尔发来的数百份急电之后。一连串意外导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很长一段焦虑不安的时间里对卡萨布兰卡或巴顿的情况一无所知。
暂时被困在“奥古斯塔号”上的巴顿等着水兵们再为他提供一顿午饭——此前，他已同休伊特手下的军官们吃了顿愉快的午餐了。巴顿在中午时获知厄尼·哈蒙的坦克力量已在南面的萨菲夺得滩头，他期望哈蒙的坦克很快就能向北隆隆推进。受此鼓励，他攀下“奥古斯塔号”的货网，进入等待他的登陆艇。登陆艇驶离时，他朝欢呼的水兵们挥手致意。巴顿和一批瘦削的司令部参谋人员乘坐的船只劈波斩浪，颠簸着赶往费达拉海滩。下午 1 点 20 分，巴顿的坦克靴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巴顿通过下午发回的报告获悉，对他的大部分部下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哈蒙在萨菲的登陆如预期般顺利，但还要一两天才能到达卡萨布兰卡。在北面 80 千米外的利奥泰港，特拉斯科特的部下错失了他们的登陆区——赶往其目标时，他们遭遇到崎岖的地形和殖民地士兵的顽强抵抗，而法国外籍军团的抗击则更为顽强。为据守宝贵的利奥泰机场，他们同美国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不让对方靠近。与此同时，安德森位于卡萨布兰卡的部队要面对费达拉的 2500 名敌人和 4000 多名敌军援兵。他们的进展固然稳定，但缓慢得令人痛苦。
战役次日，由于无线电设备瘫痪，巴顿几乎无法对辖内部队作出指挥。昨日还懒洋洋的海浪，此刻逐渐形成典型的巨浪。美国人无法获得陆基航空兵的支援，因为最近的机场仍在法国人手中。巴顿不得不靠海上的舰载机中队提供空中掩护。此时坦克仍在船上，卡车数量不足，与直布罗陀的联系尚未恢复。
面对这种状况，巴顿意识到自己无力影响大局，于是发起了一场个人行动，竭力肃清卡萨布兰卡登陆场。他以他的两颗将星和一组“准备战斗”的号令驱使部下将装备运上滩头。他跳入齐膝深的海水并再度涉水上岸。他一边朝副官、滩头勤务长、装卸工和水手长们大声咒骂、咆哮，一边指引登陆艇驶上海滩。完成卸载后，他们再次把船只推入海中。通过他和不知疲倦的海军滩头勤务长付出的努力，费达拉滩头阵地在 9 日终结前得到了部分巩固。疲惫的巴顿将军已为次日的实际工作做好了准备。
艾森豪威尔直到 11 月 9 日才终于接到巴顿的消息，他报告所有海滩均在美军的控制下。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整个战争期间，我从未感受过比这更大的解脱。我说了一句感恩节的祷告语。我最大的担心已然消失。”10日，艾森豪威尔给他的老友发去一封电报：“乔治，阿尔及尔已在我们手里两天了。奥兰的敌方海军力量和岸上炮台纷纷投降，那里的防御正迅速崩溃。唯一尚待解决的难题在你手中。迅速解决它，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在私人文件副本的签名下面，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反应写下了一句注释：“他会热血沸腾的！”
至于巴顿的私人文件副本，他在艾森豪威尔的签名下写道：“这是我接到的唯一命令，而且直到 11 月 23 日才接到。”
虽说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率领部下成功登陆的消息深感宽慰，但也因西路特遣队发回的报告缺乏具体信息而失望不已。勤务部门从伦敦发来电报，询问他们是否可以使用卡萨布兰卡的港口，运送补给和援兵。对此艾森豪威尔无法给出回答。一个P-38 战斗机中队正准备离开直布罗陀飞赴卡萨布兰卡，前提是巴顿保证能为他们提供着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对此还是无法作答。
电台依然保持沉默。艾森豪威尔试图派信使前往摩洛哥，但法军的拦截迫使艾森豪威尔派去联系休伊特和巴顿的轻型轰炸机无功而返。绝望的艾森豪威尔要求皇家海军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海军上将借给他一艘快艇。一直待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哈里·布彻，在日记中谈及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越来越失望：
总司令要求掌握信息，但西路特遣队不太愿意合作。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正凭一己之力从事一场小型战争……他的指挥部设在哪里？卡萨布兰卡港口的状况如何？36 小时前向巴顿提出的两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回答，这很不妙。海军在西面展开的行动结果如何，我们也一无所知。伦敦的补给人员要求获知港口的情况，船队的航行、装载、时间安排，一切都依赖于信息，可巴顿就像个坐在圆木上瞠目结舌的笨蛋。问题也许是通信不畅，可他有飞机，完全可以派信使带上完整的情报飞赴直布罗陀。顺便说一句，除了海军，特别是皇家海军以外，我们的通信能力远远无法令人满意。除巴顿的沉默外，这是此次远征最大的失败。
巴顿受到这种指责已不是第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上校营长参战后没多久，就遭到坦克军团指挥官的严厉斥责，因为他本该向上级汇报整体情况，却擅自离开指挥岗位，在战场上游荡，忙于修正一些小问题。可巴顿听说艾森豪威尔的不满后却产生了一种耻辱感，并试图进行解释，用某种半开玩笑的幽默平息上司的怒火：“你为我没能及时联系你而生气，我对此感到遗憾。可是，我无法控制宇宙空间，我们的电台根本无法使用，就像你无法联系上我一样。另外，唯一为此蒙受损失的人是我，由于我没能同你取得联系，新闻界可能因此无法讲述我的英雄事迹。”
对卡萨布兰卡的最后突击将巴顿逼入两难的尴尬境地。他决定以休伊特的战列舰和所能召集的战机攻击卡萨布兰卡，并派特拉斯科特、哈蒙和安德森冲锋陷阵。但艾森豪威尔已下达过命令，对该城实施轰炸和炮击前必须获得他本人的批准，而巴顿与直布罗陀的无线电联络实际上已经中断。他知道现在是发起攻击的时刻，但不联系直布罗陀就贸然行事，很可能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置于危险之下。
他在指挥所里紧张地考虑着相关决定：要等待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吗，哪怕这种等待意味着丧失夺取该城的绝佳机会？还是展开行动，自己承担后果？在衡量过眼前的机会后，巴顿召集凯斯、盖伊、休伊特和其他人，告诉他们将在 11 月 11 日晨 7 点 30 分发起突击。这一天正是他 57 岁的生日。
战线已拉开，坦克引擎已转动起来，火炮的拉火绳也已绷紧。可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当日清晨，法国驻军指挥官奥古斯特·诺盖斯（August Noguès）将军获知阿尔及尔停战的消息。在美军发起进攻前，法国海军投靠达朗的消息传至卡萨布兰卡，诺盖斯也随之停战。摩洛哥之战就此结束。
当日晚些时候，忧心忡忡的诺盖斯将军及其随从来到卡萨布兰卡的美丽华酒店签署降书。巴顿穿上漂亮的军礼服，走入酒店吸烟室去解决当日的第二个难题：由于法国人抗击盟军登陆，盟军司令部指示巴顿采用C方案。这份苛刻的降书要求法军士兵彻底停止抵抗，立即放下武器。诺盖斯和他的代表团读完条款后提出强烈抗议。诺盖斯指出，摩洛哥这片土地上有1100 万阿拉伯人和西北非一些民族的人。诺盖斯警告道，解除法军武装会导致法国当局崩溃，并引发当地人的暴动。这样一来，美国人不得不腾出数千名士兵维持社会秩序，并确保摩洛哥——西班牙边境线的稳定，但他们原计划完成的任务是在撒哈拉沙漠的另一端。
巴顿皱起眉头，他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诺盖斯说的没错。但他已接到指示，必须使用强硬的C方案中的条款。命令就是命令。如果他胆敢同意其他解决方案，而又得不到艾森豪威尔支持的话，盟军司令部那些人会像一群獒犬那样扑向他，他很可能会被遣送回家。况且，他的通信出现问题，根本无法请示艾森豪威尔，甚至无法联系阿尔及尔的克拉克以获取指示。这一次，他又要靠自己做出决断了。
巴顿的一名副官写道：“他很快就做出决定。他站起身，拿起C方案的打印稿，把它撕成了碎片。”他盯着桌对面的法军指挥官，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巴顿要求对方以军官和绅士的荣誉做出保证，不再向美军士兵开火，同时，法军要遵照巴顿的命令行事。法国人点头同意。法国人做出这一确定姿态后，摩洛哥落入盟军手中。
巴顿知道自己已涉足政治浑水。在他看来，政治浑水总是很深、很浊，里面都是食肉动物。他自行决定完整保留殖民地政府及其军队，这违背了盟军司令部的命令，而且艾森豪威尔没有理由相信诺盖斯——所有人都知道他同情法西斯。
实际上，巴顿悟出了沙漠王国的现实。几十年来，法国人已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削弱法国官僚机构可能会招致一场叛乱，从而牵制住盟军士兵，而这些士兵本应该去痛击突尼斯的德国佬。他知道，自己同诺盖斯的交易可能会给他和政客们造成麻烦，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最终会支持他。不管怎么说，他以伤亡 1100 人的代价解放了法属摩洛哥。
盟军司令部的参谋们获知巴顿的“绅士协议”后非常恼火，艾森豪威尔的几名亲信赶往休伊特的旗舰，试图纠正巴顿。巴顿坦率地与他们进行对话，并使他们相信，至少就目前而言，他的决定是明智的。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没有解除法国人的武装，艾克的几名参谋想为难我。我采取主动，告诉他们解除法军武装或不信任法国人，都意味着一场阿拉伯战争，我们至少要为此动用 6 万名士兵。最后，所有人都赞同了我的观点。”巴顿随后亲笔写信向艾森豪威尔作出解释。艾森豪威尔回信批准巴顿同法国行政人员达成的协议，并告诉他：“你所在地区的报告传来了，很明显，你干得很棒——我知道你会的！继续保持。从某些方面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比打仗更艰巨，但我知道你没问题的。”
巴顿对此回复道：“不得不决定签署一份绅士协议的时候，我对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当然要感谢上帝，自己正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效力，因为我知道许多将军会因为我没有遵从命令而对我大加斥责。”他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自己处理停火的方式。随后，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巴顿又抛出一段即兴附言，使他颇具说服力的报告大为减色：“（去拜望摩洛哥苏丹时）动身非常匆忙，忘了把裤子扣好。凯斯提醒了我，我们赶紧纠正了问题，否则这就好像我正准备去后宫全力以赴地制造盟友呢。”
在向这位朋友和下属表示祝贺的同时，艾森豪威尔也对这位骑兵在卡萨布兰卡的表现有些失望。巴顿直到登陆日后第三天才夺取该城，而且没有及时向最高统帅报告自己的进展。这使艾森豪威尔相信，巴顿没有顾及大局。
按照马歇尔的提示，艾森豪威尔决心日后要严格控制这位骑兵。从自“火炬行动”以来一直折磨着他的“暴风骤雨”中恢复过来后，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去了一份列有 7 名“战役杰出执行者”的名单。
他的朋友不在其中。
身处飓风风眼的艾森豪威尔所要担心的事情远不止巴顿为卡萨布兰卡进行的谈判，因为此时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局势正在急转直下。在盟军司令部驻阿尔及尔的前进指挥所工作的克拉克，已成功说服达朗投靠盟军，并命令法军停止抵抗，以换取法属北非民事总督的任命。吉罗——事实证明他对法国军队的影响力竟然是零——获知克拉克同达朗的谈判后勃然大怒。这给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留下了棘手的问题。致使艾森豪威尔溃烂的政治伤口进一步加重的是，戴高乐将军通知丘吉尔，他打算将一支自由法国军队派至阿尔及利亚协助盟军。这个提议将艾森豪威尔置于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这两位巨人之间——前者支持戴高乐，而后者则极不喜欢这个人。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势依然模糊不清，东面的军事态势倒是很明朗。可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明朗，因为它显然已经分崩离析。进攻初期，盟军登陆的消息传入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元帅的招风耳中。希特勒派这位狡猾、好斗的空军指挥官负责地中海战区。他的露齿笑容和镇定自若的乐观情绪——这一点倒是和他在直布罗陀的那位对手相似——使他获得了“微笑的阿尔贝特”的绰号。收到盟军登陆的消息后，凯塞林迅速派他的战机进入非洲领空。盟军登陆后的清晨，“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陆续到达突尼斯。尾随其后的是一波波“容克”（Junkers）中型轰炸机、“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新组建的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后方梯队人员。在强有力的空中掩护下，“轴心国”船只驶入突尼斯和比塞大，卸下一吨吨弹药、食物、补给物资、坦克和轮式车辆，以此支援实力日益强大的守军。
没过多久，微笑的阿尔贝特就有了许多值得微笑的东西。他正在赢得奔向突尼斯的赛跑。
11 月 13 日，星期五，艾森豪威尔飞赴阿尔及尔时，克拉克和墨菲终于促使法国人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吉罗负责指挥该地区所有的法国武装力量，达朗领导北非的公民政府，诺盖斯继续担任法属摩洛哥总督，而达朗的陆军司令阿方斯·朱安（Alphonse Juin）将军，将在吉罗的领导下指挥法军野战部队。
随着这项交易的各条款的确立，艾森豪威尔的飞机降落在阿尔及尔。墨菲和克拉克迅速向他做了简要汇报，随即领他进入一间会议室，同聚集在那里的即将成为各方大员的一群人简短地握手致意。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份协议后匆匆离去。
同法国的战争就此结束。法国、英国和美国共伤亡约 5200 人，盟军控制住了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批准同达朗和吉罗达成的协议时，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如履薄冰。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而互相鄙夷的达朗和吉罗是戴高乐将军的死对头。作为一名真正的抵抗派战士，戴高乐的反达朗宣传在英国和美国公众看来是真实可信的。盟军司令部的政治和公共关系顾问们担心此举会有损艾森豪威尔的形象，他看上去似乎正致力于推动美国人同亲纳粹分子的合作，《华盛顿邮报》对此肯定不会有什么正面评价。
一想到国内民众会如何看待这笔交易，艾森豪威尔就越来越担心，不由得希望这场风暴赶快结束。但他又担心民众的强烈反对会对马歇尔和总司令（罗斯福总统）造成不良影响。
一如既往，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直觉相当准确。戴高乐在电台广播中指责盟军司令部与“叛徒”讨价还价。电台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称之为“与魔鬼做交易”，《时代》（ Time ）指责罗斯福政府与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也从遭受炸弹蹂躏的伦敦发出怒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跟纳粹打仗还是跟他们睡觉？”
艾森豪威尔在 11 月 18 日有点轻描淡写地向克拉克承认：“这起事件显然正成为大量报纸加以评论，以及首相与总统之间不断通信的内容之一。”
为化解冲击，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达朗协议”的次日写了份 6 页的备忘录，以军事方面的理由对这份协议做出解释。他的陈述在私下里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但两人在公开场合对该协议闭口不谈，因为公众对该交易的愤怒与日俱增。与比德尔·史密斯私下交谈时，丘吉尔咆哮着说道，即便从军事必要性的角度接受了协议，他还是认为这极其让人不悦。
在华盛顿，罗斯福试图转移媒体的批判，同记者们开玩笑时提及一句古老的巴尔干谚语：“危急时你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跨过险桥。”但他强调，关于法国继任政府的组成人员，目前尚未做出相关决定。
即便被隔离在直布罗陀漆黑、潮湿的隧道里，艾森豪威尔也开始感觉到舆论的热度。作为一名陆军军官，他对国内政治形势可以算得上是极其敏感了。艾森豪威尔向比德尔抱怨道，上级不明白与达朗达成协议是必要之举。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突尼斯的德国人。他在写给陆军参谋长的信中辩解道：“伦敦和华盛顿当局仍抱有幻想，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已控制住这个国家。我们要想耀武扬威并告诉世界上的所有人见鬼去吧，那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知道玛米每天都读报上的社论。他在寄给她的信中写道：“这里的许多事情看上去很奇怪，但只是为了防止阿拉伯人发动暴乱。我们坐在一口沸腾的大锅上！”
巴顿此时正坐在他自己那口冒泡的大锅上。他确信必须保留现有的法国行政管理机构，因而坚决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达朗协议”。听闻艾森豪威尔的苦楚，他马上写信鼓励这位备受困扰的老友。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依我看，法国人在摩洛哥的地位几乎完全依赖于法国神话般的霸权，目前达朗代表着阿拉伯人的想法……哪怕仅仅是为保持这种声望，我也完全认为你与达朗打交道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巴顿一直在遭受国务院驻当地官员的批评。对巴顿允许诺盖斯管理国家事务的政策，他们的反应不一——从失望到愤怒都有。对此，巴顿只是耸耸肩。他认为国务院的抱怨是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必须让位于军事需要。在巴顿看来，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注意到，盟军在北非的实力并未强大到足以在大陆的一端实施军事管制，同时在另一端与“轴心国”军队交锋。
虽然他觉得艾森豪威尔与达朗做了件正确的事，但这是个政治决定。他在私下里认为艾森豪威尔正在失去对军事态势的掌握。巴顿从设于卡萨布兰卡的指挥部得出结论：待在直布罗陀岩山的最高统帅过于远离前线，因而无法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而这本该是一名中将的首要职责。11 月 17 日，弄清艾森豪威尔对摩洛哥所下达的指示的含义后，巴顿对妻子比阿特丽斯抱怨道：“我正飞往直布罗陀……去见艾克。他和克拉克当然需要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他们之前发来了一些我这辈子读过的最愚蠢的指令。”
巴顿搭乘一架B-25“米切尔”（Mitchell）轰炸机赶往直布罗陀，当天与他的老友共同度过，这也是他最近 3 个月里首次拜访艾森豪威尔。返回时，他在日记中添加了一段对此次探望简短而刻薄的总结：
飞往直布罗陀……艾克住在岩山中部的一个洞穴里，非常危险。他的参谋长、情报处长、军需长官都是英国人，他用的许多单词同样是英式的。我对他感到失望。他谈了些琐碎的事。我们将许多时间浪费在午餐上……他还不错，就是对我们这场战争不太热情。
正如巴顿两天后对比阿特丽斯说的那样：“艾克还不错，就是他把午餐说成tiffin，把汽油说成petrol，把高射炮说成flack。我真担心伦敦已将阿比林征服。”
巴顿失望地飞回卡萨布兰卡，因为艾森豪威尔没有给他分配任务。不久的将来，他将待在摩洛哥这片寂静的战区，但在远处，他能预见到本应迅猛攻入突尼斯的美国军队会跌入平庸的深渊，在两个失败的盟友之间苦苦挣扎。他的偶像潘兴将军是绝不会赞成让一支军队失去个性，还丧失部分荣誉的。
在战争剩下的日子里，巴顿会在他那位老友的身上寻找“黑杰克”潘兴的影子，但这是一种注定会令他失望的期待。艾森豪威尔的眼界涉及政治、产业政策、策划和外交，而在巴顿看来，这些与他无关的领域并不重要。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巴顿无法理解，早在潘兴（以及惠灵顿、拿破仑，甚至是福煦）时代，甚至更早，佛兰德斯（Flanders）战场之魂就已然被丢弃了。人们对现代工业战争的开展已达成共识：生产、联盟、外交与战略和战术同样重要。虽然战斗指挥官仍主导战场，但新时代的最高统帅将凭借他们在行政、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辉煌成就而崛起。
巴顿也无法理解同盟战争的需要。虽然他愿意接受军事技术，但他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那时候，一名将领的荣辱成败取决于他的战术智慧，而不是他与文员、官僚们达成一致的能力。出于这个原因，他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他那位老朋友的能力。
多年前，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写过传奇性的西班牙斗牛士：“那些对过去的伟大人物了如指掌的人很少注意到新人的到来。他们想要旧人，这是他们的纪念方式。”巴顿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认识了一位伟大人物。他看不到，也不愿承认的是，这个世界已不再需要一个“黑杰克”，它需要一个艾森豪威尔。
在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深深卷入北非的战斗时，奥马尔·布莱德雷却觉得他又要与这场战争失之交臂了。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布莱德雷发现自己被打发到了一个满是稚嫩新兵的步兵师，莱斯利·麦克奈尔将军告诉他，这帮倒霉蛋急需帮助。将第八十二步兵师移交给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少将后，布莱德雷于 6 月 26 日加入第二十八“基石”（Keystone）步兵师——他所在的师似乎只是颠倒了编号的数字顺序而已。和他一同赴任的还有几个参谋，两位副官（切特·汉森与刘易斯·布里奇上尉）和一名司机，这个心胸开阔的司机是法国人的后裔，名叫亚历克斯·斯托特（Alex Stoute），布莱德雷后来发现了斯托特的重要性，因为他会说法语。
接下来几周，布莱德雷忙于寻找给该师带来诸多问题的原因。这项工作毫无吸引力，他无法指望得到上司或公众的赞赏。他回忆道：“媒体总想弄到些奇闻轶事，我觉得他们大概是希望发现一个新巴顿。但他们对我一定很失望。”布莱德雷记得一名记者这样写过他：“他不是一位能成为传奇英雄的耀眼人物，也没有足以引起人们好奇心的神秘感。他很严厉，但并未固执到值得一提的程度。在部队里，个人的突出往往会令人又敬又恨，而布莱德雷显得坚强刚毅。”
即便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布莱德雷的天赋也能消除身边晦暗的阴霾。报道基石师的记者告诫他的读者们：“不要把魅力与领导力相混淆。布莱德雷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这位将军不仅受到尊重，还赢得了部下们的热爱。也许，不是别的，正是这一点使部下们对他的指挥无比忠诚。这一点也是他性格的关键所在。”
1942 年临近结束时，布莱德雷密切留意着最新形势。继续关注第二十八步兵师进展的同时，他还抽时间与陆军参谋长打猎野鸭。在这种野外远足活动中，出色的射击技术使他深受欢迎。
通过军方的小道消息网，布莱德雷获悉他的师将赶往戈登·约翰斯顿营（Camp Gordon Johnston），那是位于温暖、潮湿的佛罗里达州（Florida）长地带的一个新两栖训练中心。这个消息令他兴奋不已，因为两栖训练意味着真正的行动：可能在非洲，也可能是在太平洋或法国，而且也许用不着等得太久，他就能去前线了。
但布莱德雷训练新兵的能力，就像艾森豪威尔在上一场战争中展示出的天赋那样，有可能会破坏他的战地指挥梦想。马歇尔于 1942 年底写信给布莱德雷：“我知道他们已经有五六次要你去指挥一个军。每次我都没同意，因为我不想让我们苦心经营的国民警卫队发生这么快的变动。”看来，布莱德雷短期内将被困在佛罗里达州。但陆军参谋长承认，他对把布莱德雷留在国内“感觉非常不好”，他含糊地答应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他安排个“更有意思的工作”。
在奥马尔·布莱德雷看来，1917 年的情况会再度出现。
布莱德雷在国内心神不宁时，焦躁的巴顿正在令人昏昏欲睡的摩洛哥前线坐立不安。敌对行动结束后，战线便沿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境线向东推进了数百公里。巴顿留在非洲另一侧，守卫盟军后方，并扮演驻法大使和摩洛哥苏丹的角色。
令所有人惊异的是，巴顿出色地扮演了外交官的角色，这证明他当初顺利解决法国人的投降并非出自初学者的运气。拉巴特是伊斯兰国家的行政和精神首都。遵照情报参谋的建议，再加上自己的直觉，巴顿决定保证该城免遭战火侵袭。这令苏丹和他的朝廷非常高兴。巴顿轻松但又不乏威严地出席宴会、典礼、舞会、打猎，以及游行和阅兵仪式，给摩洛哥王室和法国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以铁腕手段确保西面的盟军补给线的安全。由于巴顿拒绝取缔诺盖斯集团，他可能会与国务院发生些小矛盾。但巴顿认为，他的工作可不是为了取悦《华盛顿邮报》。他的工作是确保补给终端的安全，使其免遭西班牙人、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威胁。
这也使艾森豪威尔终于明白，巴顿属于前线。
为了解难以想象的遥远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11 月底，巴顿将他1.8 米的身躯塞入了一架B-25 轰炸机的鼻锥飞赴奥兰，然后再转汽车，去看望第二军军长弗雷登道尔将军。脾气暴躁的反英分子弗雷登道尔没能振奋巴顿的情绪。位于前线后方数百千米的奥兰，几乎同卡萨布兰卡一样沉闷、安于现状。巴顿对自己感到担忧：“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在无所作为的牢笼里拍打双翼的家伙。其他人只是说我们比国内那些人强多了。我不想只处于‘强多了’的状态。我想成为胜利者，只有战斗能赋予我这一切。”他在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重申了这一主题：“我今天的情绪极其低落。无所事事，就这样坐着。我想这是因为我希望继续战斗，可又无法继续……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进行更多战斗的话，我会发疯的。”
1942 年 12 月 1 日前后，与“神圣家族”（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共进晚餐时，巴顿获悉了克拉克的下一项任务，他本就沮丧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克拉克将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进军意大利。
这一拳直接击中巴顿的下巴。他被任命为军官时，克拉克还是个拖着鼻涕在谢里丹堡玩耍的军属子弟。可现在呢，陆军部已晋升克拉克为中将，比他还多一颗星。克拉克的集团军可能会调用巴顿剩下的作战部队，加之率领第二军的是弗雷登道尔，而不是巴顿，这使巴顿口中的药丸更为苦涩。想到克拉克能够有幸征服自己曾在童年和成年时期研究过的那片古老土地，巴顿只能在脸上堆起虚假的笑容，并急切地期盼这顿晚餐迅速结束。
吃罢晚饭，巴顿唉声叹气道：“我曾预料到这一点，可事情发生时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我觉得糟糕至极，一刻也无法入睡。”他的沮丧和嫉妒与日俱增，他对此的反应是给艾森豪威尔——克拉克阵营挑刺。几天后，他向比阿特丽斯抱怨道：“艾克和韦恩处于优势，但他们的司令部肯定是一团糟，几乎每天都会下达自相矛盾的命令。他们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虽说对老友心生不满，但巴顿并未对艾森豪威尔的长处视而不见。令他骄傲的是，艾森豪威尔不仅具备政治才能，还能为盟军面临的问题制订正确的解决方案。巴顿知道，这是自己不具备的天赋。他在一次晚餐后承认：“艾克与人交谈时，显然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我为他感到骄傲。我认为同一份工作交给我做的话，不会比他干得更好。我缺乏某种东西，无法让政客们像相信艾克那样相信我。”
巴顿的问题在于，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感觉，就像他对大多数其他事情的感觉一样，没有缓和的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爱恨交织的情绪会对他造成更加猛烈的冲击。
艾森豪威尔已命令安德森将军迅速进入突尼斯，抢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援兵到来前占领比塞大和突尼斯城。但从阿尔及尔到哈马马特湾（Gulf of Hammamet）的距离为 640 千米，而且沿非洲海岸的原始土路根本不足以支持盟军完成这项任务。艾森豪威尔向突尼斯首都的闪电突击因而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业余行军。艾森豪威尔后来向《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承认：“当时的战线简直是一团糟，能想象到的最混乱情况莫过于此。我们赌上一切，从许多部队抽调零零碎碎的小股力量派往前线，力图迅速夺取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所有这些部队混杂在一起，竭力穿越数百千米的山丘和泥泞乡村。”
盟军输掉冲往突尼斯和比塞大的赛跑后，突尼斯多萨尔山脉（Dorsal Mountains）以东地区便成为“轴心国”强大的防御堡垒。11 月间，意大利和德国运输船为新组建的第五装甲集团军的数千名士兵送去 176 辆坦克、131 门火炮、1152 辆汽车和 1.3 万吨物资。到 12 月，这些数字会再度增长。面对实力不断加强的敌军，艾森豪威尔投入了两个过度拉伸的集团——肯尼斯·安德森（Kenneth Anderson）麾下编有 5 个师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和弗雷登道尔辖下编制了 4 个师的美国第二军。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不幸的是，迟迟无法冲向突尼斯，意味着他要接收到来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尖锐质询，以及各盟国首都发来的“建议”。这些“建议”几乎就要对艾森豪威尔该如何进行工作耳提面命了。11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在因麾下将领愚蠢的政治宣传而受到严厉斥责后，对克拉克抱怨道：“这个星期我一直遭到来自身后的打击，有时候我觉得，无论我们在前线做什么都无法让华盛顿方面和伦敦方面满意。”
11 月 23 日，艾森豪威尔将司令部迁至阿尔及尔，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将他与伦敦紧密相连的蟒蛇般的电缆
。克拉克和墨菲自“火炬行动”初期便在那里工作。穿上军装 27 年后，艾森豪威尔终于进入了作战区域。一支车队赶至白屋机场迎接他，艾森豪威尔随即搬入圣乔治酒店（Hôtel St.Georges）。
圣乔治酒店是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一座典雅的城堡，《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德鲁·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将其描述为“一座规划凌乱的、点缀着吓人的雕塑和油画的白色建筑，是那种到地中海旅游的老处女们青睐的酒店。”时尚的装饰、棕榈树成荫的庭院、抛光的马赛克地板（地板上布满陆军通信兵错综复杂的线缆）似乎与一个战时司令部并不相称。但这里的空间足以容纳盟军司令部相当一部分高级参谋。在战争结束前，这些人会像进入罗马的匈奴人那样蜂拥而至，并占据大半个城市。
到达阿尔及尔两天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随从搬入一幢租来的别墅，那里可以让他们俯瞰海港。这所房子名叫“家庭别墅”，是一座六居室洛可可式建筑，四周树木环绕，离圣乔治酒店并不远。
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这个地方。他抱怨说，这里最大的房间是铺满瓷砖的浴室，“冷得像格陵兰”。特克斯·李的女友是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她把屋内洛可可风格的装饰称为“法国妓院”的装潢。但这座豪宅的娱乐休闲设施还不错，因为这里有一间图书室、一间配有三角钢琴的客厅和一间正式餐厅。没过多久，这里又添加了一张乒乓球桌，艾森豪威尔经常同海军上将坎宁安、哈里·布彻和其他高级访客打乒乓球。几天后，欢闹的泰莱克从伦敦赶来，这让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大为高兴，但这只苏格兰犬给艾森豪威尔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增添了负担，他们将泰莱克视为低能儿一样的笨狗。
艾森豪威尔在圣乔治酒店开展工作，沉浸到作战细节中，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他裁判了轰炸优先权纠纷（先轰炸德国空军的机场），提出了货币政策（75 法郎兑 1 美元），向副官们灌输了后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他的福特车被路过的部队“解放”了），并解决了错综复杂的运输和补给问题。他要确保半履带车、夜间战斗机的雷达、军靴、绷带、备用轮胎、弹药、饭盒、血浆、铁锹和汽油这些军用装备和物资送至正确的地方，他还要同战地指挥官们保持联系，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他们的部队要去哪里，以及他们为此拟定的计划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在写给玛米的信中说，每个典型的工作日他都要处理众多恼人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需要数小时的口述、书写、挠头和粗话。“我要顾及战争、政治、经济、食物、军火，重复制作无限长的列表，你可以明白我这颗可怜而又苍老的脑袋要考虑多么复杂的事情了！”
在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他不得不应对太多人。作为一名美军中将，他必须让马歇尔满意；作为美军高级策划人员，他必须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满意；作为盟军最高统帅，他不得不让英美参谋长组成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满意；而作为临时性政治决策的制定人，他还必须让罗斯福和国务院满意。但不管他戴哪顶帽子，都必须让丘吉尔感到满意，后者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与盟国战时行动相关的一切领域。
像马歇尔这些地位高于艾森豪威尔的人，总是将司令部视为战地指挥官及其部队的仆人。这就意味着艾森豪威尔与他的工作人员还要满足安德森的英国集团军、散乱的美国第二军、克拉克组建的美国第五集团军骨干人员和在摩洛哥据守后门、人员日趋减少的巴顿部队的要求。他必须满足的队伍还包括美国和英国部署在海上的海军力量、在空中展开行动的轰炸机部队，以及掩护轰炸机群、城市、港口和基地的战斗机群。对这些供给不足、自私自利、爱发牢骚的部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工作人员必须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资源问题、人员问题、管理问题。
每日让艾森豪威尔苦苦挣扎的困难足以使人脾气暴躁，况且他的脾气从来就不算好。进攻行动头两周，政治事务使他严重分心，无法将更多时间投入军事工作。他朝一位同僚吼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觉得我想谈论政治吗？该死的，我讨厌它，我对该死的政治问题烦得要命！”他告诉马歇尔：“我过的每一周都像是 10 年，其中至少有 9 年要专注于政治和经济事务。”他的步伐是如此狂热，以至于马歇尔开始担心，“从事不可能做到的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最后会导致艾森豪威尔精疲力竭。
面对不断加剧的焦虑情绪，艾森豪威尔的解脱之道是探访前线。他总是通过视察部队吸取能量，因为政治问题会在营地消失不见。睡在帆布帐篷里、身边燃着篝火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再次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发现，询问士兵们的伙食、装备、来历并倾听他们的抱怨时，自己放松了。他喜欢检查他们携带的装备，和他们围坐在篝火旁吃C级口粮，在阴凉的“达科他”（Dakota）飞机机翼下同他们交谈。作为一名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履行这些职责，出巡使他获得了一种自由的感觉。
艾森豪威尔在 11 月底沿前线驱车而行时发现了作战人员面临的诸多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德国空军有能力派出斯图卡战机和梅塞施密特战机，对他们实施攻击。接下来是部队的领导问题。他视察了安德森的司令部，返回后开始担心这个悲观的苏格兰人不是率领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合适人选。
评估自己的军队时，艾森豪威尔在军事上的忧虑剧增。他问自己，在无法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美军能夺取突尼斯城吗？他是否不得不放弃迅速攻向海边的迫切希望？1943 年要有多少时间耗费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当艾森豪威尔从战地指挥官的角度凝望前线时，这些问题令他备感困扰。回到阿尔及尔后，他疲惫、沮丧，病倒了——得了重感冒。感冒病菌在每一个操劳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地深入了他的肺部。
返回圣乔治酒店后，艾森豪威尔看着沙漏中的沙子逐渐流到下面——虽然 1943 年尚未敲响屋门，但它已走过信箱，正迅速迈向前门台阶。竭力渴望打破僵局的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必须在年底前采取些措施。
在安德森将军的配合下，艾森豪威尔将 12 月 9 日定为进攻发起日（D日），到时将对突尼斯城展开全面攻击。但在进攻即将发起的前几天，安德森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的战线遭遇到了“严重挫折”。“微笑的阿尔贝特”展开了一场猛烈进攻。呼啸的斯图卡战机和野战火炮对盟军前哨阵地狂轰滥炸，而德国第十装甲师的四号坦克、虎式坦克和 88 毫米反坦克炮给他们造成了严重损失。安德森设法在 12 月 10 日前挡住凯塞林的进攻，但英军士兵的伤亡和坦克遭受的严重损失让忧心忡忡的艾森豪威尔别无选择，只能批准安德森的要求，将进攻日期推迟到 12 月 20 日。然而，雨季即将到来，道路很快会变成难以逾越的泥沼。
艾森豪威尔试图保持乐观，但每天遇到的烦心事使他额头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盟军的损失与日俱增，而他们此时尚未投入决定性战斗。他已输掉奔向突尼斯城和比塞大的赛跑，现在正面临一场缓慢、血腥的推进。他必须穿越突尼斯的山脚和山口，盟军将为此牺牲更多生命。这场失败甚至有可能延误他和马歇尔竭力确保的、更大规模的跨海峡进攻行动。
艾森豪威尔对此心知肚明，因而坐立不安。他需要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前线。此人要懂得装甲战，还要对地形有所了解。他必须找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诊断”他这支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坦克方面的高昂损失，于是，他打电话给卡萨布兰卡的乔治·巴顿。
接到电话后，恢复活力的巴顿飞赴阿尔及尔面见艾森豪威尔，两人畅谈到深夜。艾森豪威尔很高兴见到一位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对方提出的建议。自 11 月中旬将这位骑兵的名字从他那份“杰出执行者”名单中剔除以来，他对巴顿的看法有了全面改善。经过这番会晤，艾森豪威尔甚至向哈里·布彻表示：“在美军指挥官中，我认为巴顿最接近我们对一名指挥官的各项要求。”
这种感觉并未得到相同的回应。巴顿仍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指挥才能心存怀疑，认为这位最高统帅故意不让他参加战斗。巴顿在 12 月 13 日的日记中嘀咕道：“艾克和克拉克正在商量该怎么办，他们俩都没有奔赴前线，因而严重缺乏果敢的品质。我认为他们会被撤职。他们对士兵和战争一无所知。太滑头了，特别是克拉克。”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巴顿给妻子寄去一封措辞含蓄的信，其中预测了艾森豪威尔的结局：“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战争输掉。我真受够了，但也可能因祸得福，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充当替罪羊，他们的军衔都比我高。已经有传闻说他们中的一个将被解除职务。我倒是觉得两个人都被撤职会更好些。”
巴顿对“神圣家族”的矛盾心态，在针对克拉克时翻了一倍，巴顿认为克拉克与来自阿比林的艾森豪威尔不同，根本不具备实际指挥能力。在另一封家书中，巴顿暗示比阿特丽斯，自己之所以还是一名少将，克拉克负有某种责任：
我本该得到三颗星，但现在还没有拿到。有些地方出了点问题，或者说某人偷走了它们。但我不确定这有多么糟糕，因为我相信事情不会进展得太顺利，“奇迹小子”们之间同样如此。某人会切开其他人的喉咙，再把自己的脖子折断。
由于 1942 年 12 月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沮丧的艾森豪威尔越来越痛苦。他的弟弟米尔顿为战时新闻处的工作来到阿尔及尔，艾森豪威尔烦躁地告诉他：“该死的，我并未打算退出。要是派我去指挥一个营并投入真枪实弹的战斗，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他在一次午餐会上宣布：“告诉在座诸位，谁想干我这份工作都可以来接手。”哈里·布彻可以说是艾森豪威尔情绪的晴雨表，他在日记中写道：“艾克不应该在餐桌上说‘天哪，谁想当盟军总司令就让他当吧’这种话。不是因为他说的不对，而是因为有人可能会以讹传讹，说他能力不济云云……米尔顿和我的看法相同。”
艾森豪威尔也许希望投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但他心里知道，他已不再适合担任传统战地指挥官了。然而，他也不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将军。正如他给西点军校的室友P. A.霍奇森（P. A. Hodgsen）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介于曾经的军人、伪国务活动家、不成熟的政客和不诚实的外交官之间。暴风雨中，我行走在一条湿滑的钢丝上，一侧是喷吐着火舌的熔炉，另一侧是一群饥饿的猛虎……”
如果艾森豪威尔无法赢得一场胜利，饥饿的老虎只会变得更加贪婪。到12 月中旬，他已知道胜利遥不可及，远远超出难以逾越的多萨尔山脉。12 月 22 日，安德森将军率领他的军队发起期待已久的进攻。但安德森和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料到，在突尼斯的雨季，寥寥无几的道路一片泥泞，甚至沦为被雨水冲蚀而成的沟渠。车辆和人员深陷其中，挣扎向前。
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受到达朗事件和地面行动进展缓慢的双重打击，但仍力图对公众舆论的喧哗保持表面上的冷静。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是西点军校二年级学员，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根据我从报上听说的东西来看，你应该知道，一个人很容易成为报上的英雄，然后又突然间沦为流浪汉。所以，你决不能被赞誉冲昏头脑，也不必为恶语而烦躁、愤怒。”他说，总之，一名军人该做的就是恪尽职守，“不能对公众或报纸的赞扬太过激动”。
艾森豪威尔退出政治战线并投身战场的想法被马歇尔下达的一道必须遵从的命令所摧毁。这位陆军参谋长吼道：“把你的国际问题交给下属，把你的注意力彻底转移到突尼斯的战事上。”
艾森豪威尔将这道命令牢记于心。他吐出胸中的感冒病毒和香烟烟雾混合而成的令人虚弱的气体，于 12 月 23 日赶赴前线。他将自己瘦削的身子塞入“连体套装”——它包括了一件连体工作服、一件野战短外套和一顶针织帽。他还带上他的幸运硬币和一些供长途旅行时阅读的报告。还在一柄轻便手杖里藏了把匕首。当然，如果最高统帅确需防御，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把小刀——车队中 4 辆全副武装的护卫车可以提供保护。待所有人都装备齐全后，艾森豪威尔的防弹凯迪拉克加大油门，车队开始了漫长、缓慢的前线之旅。
车队艰难地驶向位于赫米斯集市（Souk el Khémis）的英国第五军军部。一场瓢泼大雨淋透了棕色的突尼斯乡村，雨点撞击着凯迪拉克的金属车顶，并以同样的力度叩问着艾森豪威尔的心灵。对这位盟军总司令来说，此次旅行不啻一番教育，因为车队越是穿过暴雨向前，艾森豪威尔就越能理解安德森和他陷入困境的部下面临的问题。他看见雨水和泥泞正宣告着自己的战场主导权。艾森豪威尔不由得祈祷，待他到达前线时天气会转好。
经过一场 32 小时的艰难行进，他们终于在圣诞前夕到达第五军军部。在暴雨云中钻出凯迪拉克的艾森豪威尔眯着眼，透过倾盆大雨看见在一个个棕色的水洼中伫立着的一顶顶光滑的小帐篷。这是一幅凌乱、凄凉的画面，会使比尔·莫尔丁（Bill Mauldin）笔下的威利和乔
做出各种鬼脸。安德森的部下不是挤在帆布帐篷里，就是在突尼斯的泥泞中推动车辆。他们的车像一只只钢铁河马，陷入深及车轴的泥沼。带着一丝畏惧，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只有他、安德森和前线 3.9 万名将士明白的现实：盟军无法在圣诞节前进入突尼斯城，甚至在年底前也无法做到。届时他们如果能走出这片深厚、黏稠的泥潭就算是运气了。
布彻多少有些轻描淡写地指出：“这令艾克非常失望。”安德森在信心与绝望间来回摇摆。他提出辞呈，但艾森豪威尔没有批准。他刚刚见识到突尼斯无法逾越的黏稠泥沼，知道盟军需要的是天气的变化，而不是指挥人员的变更。除非道路凝结成通行无阻的大道，否则就连汉尼拔也无法赶往突尼斯城。艾森豪威尔的心情就像黑非洲的天空那般阴沉，他走进一顶帐篷，给华盛顿发去一封令他难以启齿的电报：由于持续降雨，对突尼斯城立即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急躁而又疲惫。他患上一种功能性抑郁症，即便内心痛苦万分也要在部下们面前展露微笑。士兵们的背囊在他眼前渐渐发黑，在一些日子里，他需要耗费许多时间擤鼻子——由于吸烟过多，他患上了鼻窦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俗，越来越激烈。他不喜欢这样，可是又忍不住。他努力对副官们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但这又给已有的烦恼增添了新的负担。
那个圣诞节，艾森豪威尔沉闷生活的唯一亮色是令人头疼的海军上将达朗在平安夜被一个反维希激进组织刺杀身亡。他在直布罗陀开玩笑说的“一名优秀刺客”这句话，一语成谶，这名杀手替盟军解决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公关问题。大概除了身亡的海军上将和达朗夫人，这起事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解脱。尽管如此，达朗之死却成了一朵带刺的玫瑰。虽说这位“大力水手”同情法西斯，但他确实信守了对盟军的所有承诺。艾森豪威尔可能会以一个他熟知的魔鬼换来一个他不熟悉的魔鬼。
达朗遇刺的消息迫使艾森豪威尔匆匆返回阿尔及尔，并在圣诞节当天到达那里。沾满泥浆的凯迪拉克驶入比德尔的豪华别墅时，艾森豪威尔走下汽车，舒展僵硬的四肢。确认这座城市并未陷入无政府状态后，他向盟军司令部宣布停战几个小时。他同司令部工作人员欢庆圣诞节，用他嘶哑的男中音高唱颂歌。他们还分享了巴顿从卡萨布兰卡送来的一只火鸡，一起运到的还有两套表示敬意的坦克兵制服。这是个隐晦的提醒——某位坦克兵正整装待发。
各种永无休无止的麻烦不断给艾森豪威尔的身心造成伤害。布彻在1943 年 1 月初注意到：“整整一个月来艾克都在感冒、鼻塞，身体整体状况处于下降趋势。他现在每天睡到午饭时间，然后起床坐在炉火旁。他在家里吃午饭，觉得状态很糟糕，看上去也是如此。他双眼下出现了眼袋。”到月中时，布彻发现情况几乎没有好转：“患有重感冒和一般性流感的艾克上床睡觉了。我们来到这里后不久他就患上了感冒，自那以后，这种状况持续存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他无法获得哪怕一天的休息，以便让自己的身体摆脱感冒。由于连续几个月缺乏休息，他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医生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的血压高得有些危险。
很显然，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才能让盟军和盟军最高统帅摆脱困境。艾森豪威尔将战斗的直接作用视为他唯一的出路。他开始埋头制订夺取突尼斯城和比塞大的另一个计划。这一次将实施中路突击，他希望借此分割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的两翼。这场攻势旨在夺取加贝斯和斯法克斯（Sfax）。这两座突尼斯的港口城市位于“轴心国”军队之间。隆美尔的部队在利比亚边境，而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将军指挥的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部署在突尼斯北部。同安德森讨论相关部署后，艾森豪威尔决定以劳埃德·弗雷登道尔的第二军进攻突尼斯海岸南端的加贝斯。这座城市就在隆美尔北面。他们希望以一支美军部队切断德国人通往利比亚的补给线，迫使隆美尔分散兵力，而这些军队是他在利比亚抗击蒙哥马利将军所迫切需要的。
为避免像 11 月中旬那样忽略战场情况，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派与巴顿玩马球的老朋友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在前线担任他的耳目。
艾森豪威尔对特拉斯科特的评价很高。尽管他希望任用他信赖的朋友韦恩·克拉克，但克拉克已离开盟军司令部去组建美国第五集团军。该集团军集结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克拉克一直在谋求战地指挥官的任命。第五集团军司令这个职务出现后，他曾哀叹道，虽然自己更愿意率领第二军上前线，但为了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会接受指挥第五集团军的任命。
几乎没什么人相信他的说辞。艾森豪威尔后来指出，他这位同学“苦苦哀求”给他一份头衔更耀眼的工作。布彻在日记中写道：“艾克并不觉得克拉克‘对自己被派往摩洛哥’感到失望，实际上，他认为克拉克松了口气，因为他并不很想去指挥第二军。”
克拉克辞别盟军司令部时，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就其他战地指挥官的情况交换意见。提到巴顿的名字时，对巴顿的外交才能深感满意甚至有些惊讶的马歇尔直截了当地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派这位老骑兵指挥突尼斯南部战线上的美国和法国军队。艾森豪威尔提出异议，但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们对巴顿评价颇高。最后，他建议派他这位朋友担任军级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写道：“对于上级拟定的计划，不管他个人对此看法如何，巴顿总是愿意并提供慷慨的支持。在与他同级别的将级军官里面，我有所了解的约有 150 人。我会把巴顿排在第五位。”在书写巴顿的年度评价时，艾森豪威尔评论道：“这名军官精力充沛、勇敢、见多识广、易冲动。他绝对是领导者类型的人，而且恪尽职守。”
随着战事在燃烧的地平线上渐渐消退，艾森豪威尔心目中排名第五的这位将军在卡萨布兰卡的住处坐立不安。他在“冰激凌前线”
打发时日，穿梭于设在壳牌石油大厦 3 楼的办公室与当地摩尔人的宫殿之间。他在那里所做的不过是为美军的占领摆出一副友善的面孔。他不喜欢这个国家，也不喜欢这里的居民，他的军事职责仅限于监视北面的西班牙人并保护卡萨布兰卡的港口。这项工作很重要，但不是战斗。
在巴顿看来，这始终是个问题。不属于战斗的工作终究不是战斗，不是主要事件的中心，也不会成为报纸首页的新闻。
巴顿从小就受到无法满足的欲望的驱使。无论在晚宴上、马球比赛中还是他喜爱的军事作战方面，他总是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投身战斗时，他的思维专注且高效。他热血沸腾、神采飞扬。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时，他会苦思冥想，甚至产生消极的念头。他变得情绪低落。他责怪他的朋友，认为对方在自己身上耍阴谋搞诡计。他还在背后诋毁同僚。
巴顿陷入了寻找别人致命缺陷的诱惑中——他仔细研究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并使自己和自己的知心伴侣坚信，“神圣家族”缺乏专业能力，很快就会被他们自己拖垮。他对比阿特丽斯预言道：“陈旧的锯末篮里很快会装上几颗头颅。至少一颗，有可能是两颗。”
但到了 1 月 10 日，第五集团军司令的头颅仍牢牢待在克拉克的身体上。他来视察后方地区时，巴顿还摆开仪仗队在机场迎接他。经过一天的相处，巴顿发现这位中将除了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兴趣外，对其他一切都不屑一顾。巴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对这位新上司的观感：
我带他视察当地驻军，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克拉克”身上。我们去了家里，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说艾克的坏话。艾克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把他派来这里。当然，克拉克之所以来这里，最大的可能性是，如果新的进攻行动遭遇挫折，他就可以抽身离开，把责任丢给弗雷登道尔……这是最令人沮丧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巴顿内心的怨恨加剧了。他告诉比阿特丽斯：
军人与政客或与那种主要扮演政客角色的军人之间存在太多背后中伤他人的情况。我们有许多指挥官，但没有统帅……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退役，但我知道这不是我喜欢的选择。也许我只会在自己成为上帝的情况下得到满足，因为没有谁的地位能超过他。
在陪同即将上任的艾森豪威尔副手埃弗里特·休斯视察，并在司令部展开一番怀有偏见的闲谈后，巴顿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就那些‘魅力小子’的话题展开长谈。他担心他的搭档即将离去，因为另一个家伙在背后捅刀子，至于这家伙是谁，他和我的看法相同。”与特遣队的外科医生艾伯特·肯纳（Albert Kenner）准将进行一场类似的闲聊后，巴顿在日记中挖苦道：“（肯纳）也觉得艾克不是司令官，而克拉克就是个小人。”
1943 年 1 月初，巴顿获悉他这座城市被选中招待一批贵宾和比他们级别更高的上司。司令部将这些人称为VGDIP
。罗斯福和丘吉尔将在安法（Anfa）的高档城郊住宅区举行一次秘密首脑会议，会议的代号为“象征”(SYMBOL）。两位领导人为此次会晤带来了他们的全套班底：参谋长、私人顾问、军事顾问、特勤人员、媒体人士和工作人员。巴顿是艾森豪威尔安排在摩洛哥的“总督”，负责那里的住宿、后勤和安保。
从1 月 14 日持续到 24 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使巴顿得以认识他在日常工作过程中永远无法遇到的一群政治家、盟友和将领。这种交际场合更适合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对那些声称要建立自由世界的庶民反应冷淡。在巴顿看来，丘吉尔“说的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法语。他的眼珠转个不停，一点也不令人印象深刻”。他又嘲笑吉罗“是个老派的高卢人，长着一双蓝眼睛，智商不高”。
巴顿认为，美国人普遍表现得更好些。他觉得罗斯福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海军上将金“下班后最友善”。至于总统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巴顿说他“非常聪明，直觉过人，就像与鲨鱼伴游的引水鱼……理解力超强，消息很灵通”。马歇尔曾与“黑杰克”潘兴并肩奋战，所以对这个人，巴顿永远不会说出任何批评的话。但在一天结束时，巴顿总结道：“我越是看这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越少——还是我更棒些！”
艾森豪威尔在 1 月 15 日赶到安法参加会议。飞行途中，他乘坐的B-17飞机发生故障，差一点儿迫使他跳伞。平安到达目的地后，他首先出席的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场争执不休的会议，必须在那里耐心忍受布鲁克元帅对盟军没能到达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提出的质问。这场严厉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遭到围攻的艾森豪威尔马不停蹄地从一座别墅赶往另一座别墅，拜望罗斯福、马歇尔和海军上将金，希望获得其中一两个人的支持。
令艾森豪威尔失望的是，罗斯福总统仍旧对他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表现不置可否。他没有说出明确的鼓励话语，也没有保证给予支持。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意识到，华盛顿评判委员会仍在密室里商讨、斟酌。除非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战果，否则艾森豪威尔不会听到裁决结果。
他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的东西是造成他失眠的另一个原因。在他们谈到战事的进展时，不那么愉快的总统坚持要求艾森豪威尔估计一下这场战役的结束日期。
艾森豪威尔支支吾吾了好几分钟。其中的变数太多。他手下的数百名工作人员每日忙于捋清非洲战役中的未知数。难道总统想把所有变数缩减为一个日期？
的确如此！
艾森豪威尔从先决条件谈起，阐述他的战役设想，并就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变动提出警告。但罗斯福是个打马虎眼的高手，知道该如何准确获得他想知道的东西。艾森豪威尔就像陷入蜘蛛网的苍蝇，他扭动着、挣扎着，最终发现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脱身。于是他做出粗略的估计：“最快也许在 5 月中旬，最迟到 6 月。”
他在这里做出了回答，他已经给他的总司令提供了一个结束战役的日期。他知道，无论自己再增添任何警告、先决条件或各种因素，这个日期都将要被确定下来，而且是较早的那个。美国总统会在离开卡萨布兰卡时记住，盟军最高统帅估计“5 月中旬”前赢得胜利。5 月 15 日。这是艾森豪威尔刚刚给自己规定的时间期限：他将在 120 天内肃清非洲的 20 万“轴心国”老兵。
就好像他身上的压力还不够重似的。
饭后，艾森豪威尔继续出席一直持续到夜里的各种单调乏味的会议。疲惫的艾森豪威尔把巴顿请来，对自己灾难性的会议首日加以剖析。两人聊到凌晨 1 点 30 分，一起解剖“尸体”，仔细研究陆军政治、军事战略和艾森豪威尔暴露在外的政治侧翼。
随着时间的流逝，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他们的同僚。当艾森豪威尔随口提及克拉克具有“自我拔高”和“野心勃勃”这两个缺点时，目睹“神圣家族”分裂的巴顿得出结论：“他和克拉克疏远了。他认为他手中的线即将断裂。”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艾克又成了昔日那个艾克，会注意聆听我的建议。我告诉他，他必须“去前线”走一走。他觉得出于政治原因，他无法这样做。他说他曾向马歇尔将军推荐让我担任盟军副总司令，主管作战事宜，而他负责政治事务。
次日，艾森豪威尔出现在各位参谋长面前的时候，正处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下。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同军事问题一样，含有太多政治因素。布彻后来评论道：“总统和首相没有明确说出表示感激的话语，在我看来，这说明他们已嗅到政治风向，而且不打算为一名做出了不受欢迎的决定、目前尚未到达突尼斯城的将军承担责任。”
布彻回应了巴顿说过的话：“我告诉他，绞索已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对此心知肚明。”
事实证明，安法会议令巴顿受益匪浅。他扮演了主人、迎宾员和保安主管的角色，既有老派南方宴会承办者的优雅，又不乏纽约选区负责人的果断。坎宁安、丘吉尔、马歇尔和其他来宾都对他的热情好客和他手下人的靓丽外表赞不绝口。艾森豪威尔授予了他第二枚杰出服役勋章。后来，艾森豪威尔重申自己的想法：让巴顿担任负责军事战略事务的盟军副司令。
但巴顿渴望的东西是社交午宴和高层会议永远无法提供的。他想投身战斗。他在寄给华盛顿时期的一位老秘书的信中写道：“最近 10 天，为招待世界上的重要人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这很有趣，可这不是战争。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上级能派我出去斩将杀敌。”
获知艾森豪威尔提升他为副司令的提议遭到搁置后，巴顿的希望破灭了。根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安法确定的新指挥结构，待蒙哥马利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从利比亚进入突尼斯领土，英国负责埃及和利比亚的地面部队司令哈罗德·R. L. G.亚历山大（Harold R. L. G.Alexander）上将将指挥新组建的第十八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下辖安德森的第一集团军、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美国第二军、朱安将军的法国第十九军。令巴顿倍感痛苦的是，非洲的最后之战不需要他参与其中。
巴顿百思不得其解。他是战术专家、美国沙漠训练学校的创始人、坦克发展先驱，可上级为何不断将他弃置一旁，反而支持像弗雷登道尔这种不太重要的人。他写道：“真希望有人能听听我的心声。我觉得他们不愿意问我，是因为我的回答总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拍马屁。”
也许确实是这样。但也许是巴顿的“事实”与盟军司令部接受的“事实”相去甚远。
巴顿不知道的是（其实也没几个人知道），另一场更加重要的行动即将到来。在安法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为即将发起的两栖登陆行动展开了复杂的谈判。这场进军西西里岛的计划代号为“爱斯基摩人”（HUSKY）。参谋长们委派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策划，但这令艾森豪威尔疲于奔命，因为正如参谋长们可能已注意到的那样，他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战役，而且并未迅速取得进展。两场行动，在两个不同地区实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太容易。
被这些完全不同的任务纠缠的艾森豪威尔遂命令他手下最具经验的两栖登陆指挥官巴顿策划美军在“爱斯基摩人”中的行动方案。巴顿的参与为美军地面力量提供了一些方向，但海军、空军和英国地面力量的司令仍要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北非和西西里岛的情况。繁重的工作将他逼至崩溃边缘。马歇尔迅速发现了这一点。他敦促艾森豪威尔找些耳目监督前线战事，自己在阿尔及尔掌握大局即可。不久后，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去一份国内军官的名单，他希望派这些人来协助他处理战地事宜。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少将的名字赫然在列。
就在艾森豪威尔作出调整，以适应战区的扩大时，一个个人问题突然出现，导致他那位出色的司机凯·萨默斯比的存在变得复杂起来。在一张艾森豪威尔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的新闻照片上，凯显得很突出。她站在他那些随从的正中间，而这个位置通常不应由一名外国司机占据。结果这张照片在后方造成了紧张局面。待《生活》杂志也提及艾森豪威尔“美丽的爱尔兰司机”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竭力向玛米保证，他和凯或其他什么人没有任何不当之举。他指出，司令部迁至北非后，凯离她的未婚夫更近了，她打算6月份完婚。为加强自己的防线，他回答了玛米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迂腐老套、愚蠢透顶的人才会认为我这样一个老笨蛋能和陆军妇女辅助队的护士和司机有什么关系，你以后会知道我没有情感纠葛，未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
当然，无论这种绯闻的真实性如何，艾森豪威尔和凯的亲密关系都是办公室八卦中的理想谈资。纳尔逊勋爵说过：“一旦越过直布罗陀，每个人都成了单身汉。”现在，艾森豪威尔的部下们已远远越过那个著名的地标，许多军官已将婚戒藏起，或已展开了行动。例如，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侦察机飞行员埃利奥泰就迅速同比德尔的秘书订婚，而特克斯·李很快就跟一名红十字会的姑娘交往起来。
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但凯·萨默斯比的绯闻牵连到最高统帅，这对盟军司令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甚至对于艾森豪威尔的战地指挥官来说，都是个极具诱惑力的话题。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埃弗里特·休斯，就在他的日记中提及艾森豪威尔和凯的绯闻。休斯潦草地写道：“说到凯（和艾克），我不知道艾克是不是在辩白。他说他喜欢她，想握她的手，送她回家，可没跟她睡过觉。他抗议得太多，特别是鉴于这个姑娘在伦敦的声誉。”巴顿不喜欢凯，对她就像人们面对毒蜘蛛时那样抱以礼貌的尊重。但在公开场合，他和布莱德雷总是对自己的推测三缄其口，尽管这两人对情况知之甚少，根本无从证实艾森豪威尔与凯的关系纯洁无瑕。
艾森豪威尔身处盟军司令部这口压力锅内，他像普通人一样很需要非官方人士的陪伴，而性格外向的他的此种需求可能超过大多数人。无论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还是和布彻玩高尔夫、与特克斯·李用手枪射击或跟凯骑马，艾森豪威尔总是借助同伴的力量成长。他们帮助他从制造死亡的事业中摆脱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充当他坚实可靠的后援。凯的质朴魅力缓解了艾森豪威尔的压力，他对她作为司机、秘书、桥牌搭档和朋友的信心，使她成为他战时领地内一个不可动摇的固定人物。无论他们关系的性质如何，休斯的日记无意间说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也许凯能帮助艾克打赢这场战争。”
2月中旬，马歇尔将军擢升艾森豪威尔为四星上将，以此重申对他的管理工作的信心。虽然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受到冷淡对待，但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后仍敦请罗斯福晋升艾森豪威尔。2 月 11 日，罗斯福总统将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提交参议院。这项晋升于当日获得通过。成为美国历史上第 12 位四星上将后（他心目中的英雄尤利西斯·S.格兰特是第一个），艾森豪威尔将贴身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宣布每人晋升一级。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艾森豪威尔对此慷慨回应道：“没人比我更清楚我欠你多少人情。”当晚，埃弗里特·休斯和哈里·布彻举杯畅饮，为艾森豪威尔的好运干杯。容光焕发的艾森豪威尔上将和他的“战时家庭”打开留声机，播放《12 朵玫瑰》（ One Dozen Roses ）和另一些流行歌曲。这是战争压力下艾森豪威尔迫切需要的放松时刻。
在远离阿尔及尔别墅内飘荡的欢快音乐的地方，坦克和侦察车的司机们于黑暗中在遥远的东面启动引擎——隆美尔的部队开始在出发阵地集结，汽油已分发下去，弹药储备已发出，各种武器已得到检查。
沙漠中闪烁的星光下，敌人发起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