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正是基于这些条件,大家在巴塞尔找到了克里斯蒂安·马科利(Christian Marcolli)。25岁的马科利原本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曾在瑞士参加过好几个赛季的职业联赛,其中他在3个赛季中效力的那家足球俱乐部正是费德勒最喜欢的“巴塞尔足球俱乐部”。马科利后来因为膝盖受伤及一系列的手术而在20多岁时不得不早早退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被迫重新思考我的人生”。马科利转而学习表现心理学。心理学在瑞士的发展可以说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由大名鼎鼎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和让·皮亚杰 可知)。但是,表现心理学仍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
马科利在巴塞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开始帮助费德勒。他后来在苏黎世大学获得了应用心理学的博士学位。2021年,马科利在Zoom上接受采访时笑着说:“在巴塞尔足球俱乐部190年的历史上,我是唯一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足球运动员。”他后来相继与一批顶级运动员有过合作,其中包括瑞士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扬·萨默(Yann Sommer)、高山滑雪运动员及奥运会金牌得主多米尼克·吉辛(Dominique Gisin)和米歇尔·吉辛(Michelle Gisin)。
费德勒和卡特通过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找到了马科利。他让费德勒想起了自己以前踢足球的样子。费德勒是马科利最早期的客户之一。根据格罗内维尔德的说法,大家都希望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改变费德勒的行为模式,帮助他更好地管理情绪,尤其是在比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实际上,费德勒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1974年,提摩西·加尔韦(Timothy Gallwey)就出版了如何在网球比赛中打败心魔的经典著作《身心合一的奇迹力量》(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
20世纪80年代,伊万·伦德尔在成长为世界冠军的过程中与美国运动心理学家亚历克西斯·卡斯托里(Alexis Castorri)一路合作。说来也巧,伦德尔和卡斯托里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市(Boca Raton)一家名为“丹尼的餐厅”偶遇的。当时,伦德尔因为在比赛中输给了埃德伯格而情绪低落。卡斯托里采用了在当年来说很前卫的一些方法,譬如运用想象和自我对话让伦德尔专注于当下(他让伦德尔对自己说:“伊万·伦德尔正在拿起毛巾;伊万·伦德尔正在擦脸;伊万·伦德尔手里拿着球正准备发球……”)。
卡斯托里特别善于沟通。他可以用自己的第二(也可能是第三)语言——英语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表达得引人入胜。我有一次问他如何从表现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网球与其他运动项目的区别。
“网球也许在心理上是最难的,高尔夫球也可能算是,”他回答说,“当然,如果你一直都信心满满,什么运动项目都可能不难。对网球这个项目来说,如果一个运动员不自信,他会特别地孤独,因为网球比赛时间长、难度大。它不像滑雪,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网球从比赛时长来讲对运动员是非常残酷的。”
另外,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只能孤军作战,因为按要求不可以有任何指导性的建议出现在赛场上,尽管大家都会有一些小动作。“很多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中,教练是可以喊暂停或是在旁边大声指导的,”马科利说,“网球则在准备阶段可以有很多的团队合作,譬如战术、战略的讨论,等等,但是一旦上场,球员只能独自面对挑战。”
网球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等待时间也相对较长。你的一个动作可能也就5~10秒,但接着你会等待大约20~25秒。那么,五盘比赛下来,累积起来的等待时间就相当长了。在等待过程中,你如何不走神,如何不胡思乱想就是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如果能把等待时间充分利用好,”马科利说,“那你赢球的机会就会大幅提升。如何利用呢?我会讲得再详细一些。”
马科利强调运动员在动作与动作之间的间隙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节奏和关注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使用你的眼睛,”马科利说,“还有一个基本点是你是否身心合一?你是否感到自己的人生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你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是否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喜悦?还是说你实际上‘身在曹营心在汉’,脑子里想着其他的问题?”
费德勒很早便注重心理建设,这对他来说大有裨益。他与马科利第一次合作时还不满17岁。马科利自己在十几岁参加比赛时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2015年他出版了专著《请在成就自己的路上多用一些时间》( More Life,Please!The Performance Pathway to a Better You )。他在书中写道:“我要学习如何在重压之下保持一份优雅。17岁那年,周遭环境日益艰难,我整个人也变得冷峻固执。尽管我仍然喜欢踢球、打比赛,但是我并没有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善待自己的满腔热情。”这恰是他在费德勒身上看到的问题。“费德勒一心想赢,”马科利在接受法国知名的体育报纸《队报》( L’Équipe )的采访时说,“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个阶段,他需要学习如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运用内心的这股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这也是我和他一起合作的重点。”
费德勒和马科利的合作差不多持续了两年。尽管最终并没有完全解决费德勒的所有问题,但是费德勒从马科利那里学习并掌握到的方法已然让他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向前发展。“马科利给了他解决问题的钥匙。”2005年,费德勒的母亲莱内特在接受《队报》的采访时说,“我觉得他在赛场上至今还在不断使用马科利教给他的方法。我和他从来没有专门谈过这件事。对我来说,那是他的而不是我的内心世界。”
格罗内维尔德对此表示赞同。当谈及费德勒和马科利两人之间的关系时,格罗内维尔德说:“非同一般,可以说是至交。马科利像是费德勒的一个大哥哥,费德勒从心底里接受他。”然而,费德勒在公开场合对此并没有多少表露。多年来,他鲜少谈起马科利,只是在早年的采访中提到过在他那里的受益之处。伦德格伦当然也留意到了这一点。
“马科利对费德勒很有帮助,”伦德格伦说,“但心理咨询的效果最后完全取决于咨询者的接受程度。对费德勒来说,我觉得他并不喜欢听那些,但他又让自己听了进去。我觉得他尽可能地吸取了所有的养分。倾听对自己的剖析一点儿也不容易,更何况在费德勒当时那个年纪,还有他那样的性格,应该说相当困难。”
人们当时的普遍认知还停留在如果你去咨询心理医生,那就意味着你是个弱者的阶段。这与费德勒一贯信奉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大相径庭。而他的这种个人主义信条在他成年后也反映在他有意不聘请正式的教练或经纪人上。格罗内维尔德在谈到运动心理学时说:“人们那时还是将运动员咨询心理医生看作一种脆弱的表现。但在我们看来,我们作为教练没法提供他需要的这方面的帮助,他的父母显然也是爱莫能助。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的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提供的独立咨询服务。”
近年来,在体育界和网球界,人们对待运动员接受心理咨询的态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2020年,法网冠军伊加·斯维亚特克(Iga Świątek)的团队就专门聘请了运动心理学家达里娅·阿布拉莫维奇(Daria Abramowicz)陪同作战。她大张旗鼓地坐在赛场的球员席位上讨论调节心理状态的各种方法。
马科利还曾与自己的另外两位明星客户吉辛姐妹一同出书。然而,基于费德勒的个人意愿,马科利和费德勒谁也没有公开讲述过他们之间的咨询细节。“我们很早就达成了共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再次交流并确认了这一点。”马科利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