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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14岁的费德勒来到了日内瓦湖畔洛桑郊区的一个名叫埃居布朗（Ecublens）的小镇，开始了他的寄宿生活。虽然他并没有离开瑞士，但是作为一名来自巴塞尔德语区的年轻人，周围的一切都让他倍感陌生。他一来到讲法语的洛桑就遇到了难题。“他只会用法语讲‘你好’‘谢谢’‘再见’，除此之外，法语基础为零。”费德勒的昔日同学，后来和他一起参加戴维斯杯的队友伊夫斯·阿莱格罗（Yves Allegro）说。
费德勒在埃居布朗和克里斯蒂奈特（Christinet）一家住在一起，入读一所用法语授课的德拉普兰塔中学（Collège de la Planta），费德勒在这个小镇上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难以平静。
作为年轻球员，费德勒的训练时间是每天下午，而那些年龄稍长的学员则是每日早上10点到中午。有一次费德勒上午11点左右就放学了，他走进训练中心，年龄较大的学员仍在训练。“我发现他比较容易紧张和焦虑，就劝他不要分心，做好分内的事情，”弗莱斯说，“但是如果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就会像刚才那样冲着器材箱不停地击球。”两次警告过后，弗莱斯和其他球员商量：倘若费德勒还有第3次，那就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我感觉他十之八九还会再来一次，”弗莱斯说，“他坐不住。”果不其然，费德勒又明知故犯。这一次，弗莱斯和其他球员冲过去一把抱起他，直接抬到了楼上的更衣室，扬言要用花洒把他冲成落汤鸡。“我们并不会真那么做，但虚张声势还是得有的，”弗莱斯说，“我会真的打开花洒，但也就到此为止。那个画面，我相信他一定难以忘怀。”
费德勒对此果然记忆犹新。对他来说，埃居布朗的日子充满艰辛。“我那会儿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取笑的讲德语的瑞士孩子，”费德勒说，“我天天盼着周末，这样就能坐上火车回巴塞尔了。”
迈出这一步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姐姐，告别了教练彼得·卡特和老男孩俱乐部，走出了以往的生活舒适圈，他希望自己的网球水平能再上一个台阶。“我们不干涉他。他都是自己做决定。”费德勒的母亲莱内特对我说，“我和他爸只是他的坚强后盾。可能也正因如此，他才一路坚持，从未懈怠。”
如今再和费德勒谈起当初的选择，他一点也不后悔。他甚至认为自己日后的成熟和成功得益于在埃居布朗的历练。费德勒直言：“那两年对我来说影响巨大。”
每当被问及对年轻球员有何建议时，费德勒都会提到年轻人应该创造机会离开家锻炼一下，要建立自信。对于从事竞技体育的选手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发自心底的自信不亚于对自己正手击球的自信。
或许与当代许多伟大的球员曾面对的人生挑战相比，费德勒在埃居布朗所遇到的困难不值一提。他不必像6岁的玛丽亚·莎拉波娃那样小小年纪便远渡重洋，在父亲的带领下在佛罗里达州参加长期的网球训练；他也不必像诺瓦克·德约科维奇那样在战火纷飞中磨炼球技。
如果从费德勒以往在巴塞尔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角度看，那么他在埃居布朗的日子的确算得上是逆境。这是他的个人选择，这种逆境——虽然并不是非常艰苦，但对他的成长，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球员，都至关重要。
“在巴塞尔，我是冠军，大家都宠着我；可是在埃居布朗，周围的人个个都是冠军。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费德勒说，“我寄宿的那家人很友善，但那毕竟不是自己家。住了3个月以后，我就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住在那里，还好我最后坚持了下来。”
20多年后，位于埃居布朗的瑞士国家训练中心及其网球俱乐部早已不复存在。曾经在那一带的8个网球场、小型健身房和邻近的跑道已被新近开发的公寓楼所取代。
它并不是费德勒职业生涯中唯一消失的重要地标。他在巴塞尔一开始参加网球项目的汽巴网球俱乐部也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级公寓和一座公园。费德勒经常会出于各种需求录制一些视频。2012年在汽巴网球俱乐部拆迁前举行的告别会上，他在为俱乐部的会员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提到了自己曾在那里打过的比赛和吃过的烧烤。
费德勒对埃居布朗的感情十分复杂。每当想起昔日的训练中心已消失不在，他便怅然若失。“埃居布朗对我来说真可谓苦乐参半，”费德勒说，“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其他在那里训练过的球员都对它有着一份类似的怀旧之情。“都拆掉了，什么都没留下，这一点让我特别难过。”曾经排名世界第三的网球明星曼努埃拉·马列娃（Manuela Maleeva）说。阿莱格罗说：“感情上很难接受。我几乎每年回去一次，那里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每次看到训练中心已经不在了，心里就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