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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种熵减，这是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的观点，任正非和张瑞敏都将企业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生命，企业的经营努力，就遵循着生命演化的规律，努力活着，更新“器官”，更新“细胞”，将赚取的资源转化为生存优势，形成新的内在秩序，获得核心竞争力。
商业进化与生物进化在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机制进行的，相应地，在商业进化中，这一机制被市场选择所取代。生物进化依赖于遗传变异来促进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而商业进化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进化方式，创新、跟随、转型来实现。
商业进化原理中的市场选择，相当于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也是各种进化压力的集合，这些选择压力和生物的进化压力一样，是持续变化且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商业进化的压力会持续增加？原因有三：第一，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竞争者变得越来越多；第二，各个企业随着时间而进步，竞争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增加了商业进化的压力；第三，商业进化的时间窗极为狭窄。
商业进化所面临的压力持续增长，这一点与生物进化极为相似。不仅如此，商业进化的压力还在某些关键时期加速增加，如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型期和各次工业革命。这些时期通常伴随着非常重大的创新技术的诞生，使得进化压力在这些时间段内显著增强。非常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不仅推动着每一次工业革命，也为后续的创新提供了平台。例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编程软件的发明便是一个典型的创新平台，它使得广泛的编程和创新成为可能。又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概念成为创新的平台，引发了机器发明的热潮。更为关键的是蒸汽机的出现，它为人类提供了动力源，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带来了电力，这同样为人类创新提供了重大的平台。
商业进化面临的压力种类繁多，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变化。例如，随着消费者普遍使用微信，不支持微信扫码支付的蔬菜销售者，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这个例子简单却生动地展示了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性。另外，法规和政策环境的不断调整也构成了一种进化压力，它们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对企业的运营和战略规划产生影响。
与生物进化相似，商业进化面临的压力也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进化带来的奖励，另一方面则是停滞不前所受到的惩罚。
在商业进化中，所谓的奖励，本质上是市场的选择，即市场对于创新和适应性强的企业的正向反馈；而压力的本质，则体现为对那些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的惩罚。进化的好处，实际上是对进化压力的一种回应和超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人开发了游戏外挂，通过这个外挂，他为自己在游戏中创造了巨大的竞争优势，这便是他所获得的奖励。
商业进化不仅体现在创新上，模仿或跟随他人的创新同样也是进化的一种形式。
以日本为例，其通过迅速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就像一个玩家使用别人开发的游戏外挂，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一样，企业通过创新或紧密跟随他人的创新也能获得奖励。
因此，商业进化的奖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创新奖励、跟随奖励、转型奖励等。这些奖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包括进入新市场的机遇、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利润率或提升品牌价值等。总的来说，进化所带来的奖励最终都将体现为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增加。
在商业进化的过程中，不进化便会面临各种惩罚。其中，最严重的惩罚就是企业破产，被市场淘汰。此外，企业还可能面临诸如跨界替代的惩罚。以抖音对电视市场的冲击为例，抖音通过创新的内容分发方式，无形中夺取了电视行业的大量市场份额，这种跨界竞争成为对传统电视行业的惩罚。
其他惩罚还包括市场份额的丧失、利润率的下降、品牌价值的减少等。如果企业停止进化，其创新能力将会衰退，人才流失，适应能力下降，资本市场表现不佳，同时可能无法跟上行业标准。这些都是企业不进化所要面临的惩罚。
商业进化，与生物进化相似，不仅受到进化压力的驱动，还通过各种进化方式而实现。这些进化方式在大的方面其实是全人类乃至全社会的转型。历史上，人类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转型。
首先是认知革命，在5万~7万年前，人类认知能力显著提升，这是一次全人类的重大转型。其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引领了农业化转型，标志着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社会的根本变迁。最后，城市化转型展现了人类向建立复杂社会结构和城市生活的进化。
在近现代，几次工业革命引领了新一轮的社会大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蒸汽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工业化转型，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紧随其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核心，引领了电气化转型，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和社会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以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为标志，带来了自动化转型，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和信息传递。而现正进行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智能化和数字化为核心，将引领着全球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企业商业或企业进化，在面临市场选择的进化压力时，人类有两大类进化策略，第一就是主动进化，第二则正相反，是对进化的抵抗。
抵抗进化，即所谓的反进化行为，乍看之下似乎不应被视为进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人类对进化的抵抗行为实在是太普遍了，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抵抗成为企业或国家中大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比如，反对所谓的“崇洋媚外”，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抵抗。因此，我们必须将这种抵抗视为人类商业进化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面对进化压力时，人类的一种策略便是选择抵抗。这与生物进化的自然流程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为生物是不会有意识地对抗进化的。这正体现了生物进化与商业进化在底层原理上的一大区别。
我们再看主动的商业进化，包括三个方面：创新、转型和跟随。
首先说创新。它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层面：技术创新、创新的应用、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文化和管理创新。其中不好理解的是，什么是创新的应用？比如，法拉第对交流电的发明是创新，而对它的应用就是创新的应用，人们将它应用在流水线和机器上，应用在照明上等。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创新者，比如，瓦特改进了蒸汽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和留声机，亨利·福特创新了流水线生产方式，贝尔发明了电话，法拉第在交流电技术方面作出了革命性贡献，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并为后续的科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而在商业和技术领域，乔布斯推动了苹果电脑和智能设备的创新，比尔·盖茨推广了个人电脑软件，扎克伯格创立了脸书，埃隆·马斯克在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方面的突破。我们熟知的这些创新牛人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创新者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他们也是商业和社会进化的第一推动力。
其次说转型。它本质上是对企业进行根本性、系统性的变革，也就是对企业进行大手术。这种转型变革是大范围的，改变战略就是给整个公司换个方向。比如，把一家主打实体店的传统服装品牌，转变成主攻线上销售的时尚“领头羊”。这不仅是换个卖东西的地方那么简单，还得重新定位品牌，比如从高端走向亲民，或者反过来。组织结构也要变，可能需要增加一个电商部门，或者强化社交媒体营销团队，这也是大手术。至于经营模式，那更得变，比如引入会员制，推动限时抢购。此外，企业文化也不能落下，要让团队适应新的工作节奏和思维方式。总之，转型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是需要动真格的大动作。
最后说跟随。跟随在动物界是实现不了的，比如我们也想飞，但没有办法像老鹰那样随心所欲地飞翔，没有办法在进化上跟随。
但是，人类的商业进化，允许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来实现跟随。拿日本来说，它可算是西方技术和思想的超级跟随者。明治维新，日本不仅吸收了西方的技术，连思想和文化、管理体系也没落下，真是学习和跟随的楷模。再比如腾讯公司副总裁张小龙开发的微信，其实也是跟随借鉴了早期即时通信软件的思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出现，也是跟随了贝宝（PayPal）的脚步，只不过他们在跟随中加入了自己的创新。
相比较创新和转型，跟随无疑是个轻松得多的进化方式，它不需要像创新和转型那样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资源。正因为如此，许多典型的跟随者企业吸引着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如阿里巴巴，它最初跟随的是易贝（eBay）的模式，但因为它在跟随中还有创新，所以获得了投资者的大力支持。
跟随在商业进化中有着多种形式，包括主动跟随、掠夺性跟随、偷盗式跟随以及被动跟随等。
主动跟随，简单来说，就是你自己积极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深入研究行业内的前沿技术和成功案例，然后对这些技术或者经验进行模仿或者进一步改进，应用到自己的业务中去。还有通过战略合作，中国的高铁技术就是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进化。
掠夺性跟随则更加直接。比如，通过提供高薪，吸引竞争对手的关键人才加入，这样一来，就能迅速掌握并应用这些创新技术，省去了自己摸索的时间。或者是对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快速模仿，这一着儿腾讯玩得最熟练——专门模仿和复制竞争对手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进入市场，节省研发成本和时间。这种基于快速模仿的策略，可以说已经成为腾讯的一种商业模式。
偷盗式跟随是使用不太光彩的手段，如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甚至派间谍去其他国家窃取技术信息或者核心商业机密。这种方式完全无视法律和商业道德，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竞争对手的关键技术和产品设计。还有一种是通过技术手段，比如利用黑客攻击或间谍活动，来窃取对手的数据和研发成果。
在说被动跟随之前，先讲一个小故事。菜市场上有一个老大爷商贩，最开始他抗拒使用微信扫码支付，觉得自己的菜便宜，顾客会愿意用现金。但过去了几天，他还是用上了，因为他发现不用微信扫码支付的话，很多熟人不在他这里买菜了，没办法，他不得不开始接受这种支付方式。这就是市场压力下的被动跟随。企业也是如此，可能最开始抗拒采用某种技术或业务模式，但在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的压力下，不得不采纳行业内已经验证的技术和模式。还有一种被动跟随，是因为法律法规的要求，随着合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可能会因为政府或行业标准的新法规而被迫调整业务流程和技术应用，以符合新的规定。
在商业进化中，主动进化方式主要包括创新、转型以及跟随。除了这些主动应对方式外，人们在面对进化的压力时还采用了另一种典型方式：抵抗。
不同于生物进化的无意识、无抵抗的自然过程，商业进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抵抗行为。尤其在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抵抗运动非常典型。19世纪的卢德运动，英国的纺织工人们因担心机械会夺走他们的工作，而采取破坏纺织机械的行动。20世纪的拖拉机抗议运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农民对引入拖拉机等机械化农业设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的担心主要源自对失业和生活方式改变的恐惧。还有反汽车运动，发生在引入汽车初期，当时的马车司机、步行者以及其他传统交通方式的支持者开始对汽车的普及表现出抵抗。
在企业进化过程中，内部抵抗可谓五花八门，抵抗方式多种多样。首先就是抵抗试错，如果员工尝试新方法或创新，却因为出错或造成资源浪费而遭到惩罚，就是典型的抵抗试错行为。
还有一种对进化的抵抗，是因为一些人怕破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像历史上那些抵抗进化的运动一样，进化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在企业内部，领导层可能因为担心失去权力、地位或收入而阻挠变革，那些受益于现状的利益集团，一些团队或部门，也会反对任何可能影响到他们既得利益的进化。
另一种抵抗来自坚持传统观念的人。他们可能是那种典型的守旧者，总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对新思维和新方法抱有抵触情绪，对采纳新技术和方法持怀疑态度，担心这些变革带来的改变。
风险厌恶也是一种常见的抵抗形式。一些人因害怕失败，而避免做出任何决策，这就错失了发展的良机。诺基亚就是这么干的，结果衰落了。
组织惯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抵抗形式。每个组织都有其固有的惯性。有些组织的内部流程和规则特别僵硬，这种情况下，变革、调整、创新都会遇到重重阻碍。还有组织内部沟通不畅，层级过多，信息传递就会受阻，导致变革信息无法有效传达。
抵抗还可能源自组织文化，比如对文化多样性的抵抗。某些组织不愿意接受或融入不同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或者忽视员工在变革过程中的参与和贡献。
另一种抵抗是对市场变化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是被动的，是惯性思维而不是主动抵抗创新。比如，企业存在“信息孤岛”，它根本就缺乏及时更新市场动态的机制，往往还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忽视市场趋势的变化，继续坚持过时的产品导向策略。
抵抗的形式还包括对外部伙伴的不信任，拒绝与外界合作与交流，采取闭门造车的策略，所谓“自力更生”。还有就是过度依赖旧有的模式和策略，不愿意探索新的方法。一些企业特别信赖营销手段，而不是技术创新，总是重复使用过去的老套路，而不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比如，2014年，马斯克与国内企业家在一次对话节目中所展现的对比，企业家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如果都不做广告了，你们这个行业还有饭吃吗？”固守营销的老套路，这些都是企业内部抵抗进化的典型表现形式。
商业进化和生物进化在许多方面相似，但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两者都面临进化的压力，都受限于各自的“时间窗”，但商业进化的时间窗要远比生物进化的窄得多。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是商业进化的一个关键特征。
进一步的不同之处在于，商业进化更类似于生物的后天成长。它涉及企业在存在期间通过学习和调整进行的适应和变革。相比之下，生物进化更多依赖于遗传上的变化，即通过世代传递的基因变异来实现。传统的生物进化理论并未将后天成长作为进化的一部分，而是主要聚焦于物种世代间的遗传变化。
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商业进化中存在着对进化压力的抵抗。这种抵抗行为在生物进化中是不存在的。生物个体不能选择不进化，而是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所驱动。在商业进化中，企业可以选择如何应对进化的压力，包括采取抵抗变革的措施。
而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企业或公司可以凭空产生——一些人成立一家新公司，在生物进化中却不能凭空生出新物种。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本节中商业进化的原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尽量全面地展示商业进化的复杂性和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