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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是以千万亿个全向试错成就一个成功的物种，因此成功的物种都是建立在一连串的意外和更加适应环境的基础之上的。生物界不能反思自己，但人类可以，优化选择和接受更加美好的意外发生，是人类进步的本质。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单细胞生物，它们大约在35亿年前的海洋中诞生。在这些35亿年前的无数单细胞生物里，其中之一就是现在的你或我的祖先，并且自35亿年前这最早的原生代祖先起，以及之后的你或我无数代祖先当中，没有一个在产生后代之前死去，否则今天的你、我、他就不存在了。
如果极保守地假设一个人的历代祖先每35年才产生下一代，则排在这个链条上的历代祖先生殖细胞至少有1亿个。放眼望去，这条由各类千奇百怪生殖细胞构成的遗传链，其实就是一条进化链，各代生殖细胞曾经是进化链上不同物种的身体中的细胞，直到30万~35万年前，离我们最近的上万个生殖细胞才居住在历代人类祖先的身体之中。每一次进化革命，都是基于前一次革命的继承和再演化。
而除人类以外，当今其他任何生物（无论是细菌、植物或动物）的遗传链，也和人类的遗传链一样，从35亿年前的远古延展到今天，展示着35亿年来不同生物的进化史。所有当今生物的遗传链，汇集成了一条绵延古今的进化大河，孕育出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繁茂的植物、多样的真菌和形态各异的动物。
回看如今各类生物35亿年来的进化之河，不得不感叹进化的力量如此伟大。从35亿年前生命诞生，经历5亿多年前寒武纪生物多样性的大爆发，到2500万年前哺乳动物的多样化扩展，直到今天，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个最关键的生物底层进化原理，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优势是不断积累的，眼睛的进化就是一种普遍进化规律。要有光，要能够感受光，这是一种普遍的生物进化革命。动物从几个感光细胞开始，进化出了达尔文都无法解释的视觉精巧结构，这是进化革命，也是生命大爆发的背后逻辑。现在人类的信息革命和寒武纪信息革命相比，不具备普遍性，唯有智能革命，才可能是和眼睛一样媲美的行星级的范式革命。
自然选择，是自然界的考试体系，生物进化的限制和筛选条件，也是生物面临的各种进化压力的集合，涵盖“性选择”和“生存竞争”，其作用结果是“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在那些灭亡的“不适者”中，既包含业被淘汰的物种，也包含“赢家”物种中很多无法生存到生育期的个体。
具体而言，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可以从进化压力和自然选择机制两个维度来观察。
生物眼睛的演化，成功强化了进化压力，加快了物种演化的进程，是自然选择的动力来源，包括多种形式：资源竞争，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繁殖的挑战，环境适应，病原体与寄生物的威胁，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遗传变异带来的影响。这些压力构成了生物进化的复杂背景。
进化压力既包括正面的推动力（奖励），也包括负面的制约力（惩罚）。正面压力，或称为奖励，是动力，指的是当生物进化出某种新的能力或特性时获得的优势。例如，鸟类进化出了飞翔能力，这不仅提升了它们的生存能力，也为它们带来了对地面生物的绝对优势。老鹰能够从空中发现并捕捉地面上的猎物；猫头鹰进化出了夜视能力，能够在夜间有效捕食。这些都是进化过程中的“奖励”。
负面压力，或称为惩罚，发生在生物未能进化出必要的能力或在面对其他生物的优势时。例如，夜间活动的老鼠会成为猫头鹰的猎物，而那些速度不够快的猎豹会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些情况展示了未能适应环境或竞争要求的后果。
自然选择的进化压力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它对所有生物施加的压力是持续变化的。这种持续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进化压力的不断增强，即使环境和气候保持不变，进化压力也在增加。进化压力之所以持续增加，原因之一就在于物种多样性和数量的不断增长。例如，一个环境条件良好的地区，随着生物数量的增加，生存的竞争压力自然上升。
竞争的不断变大也是进化压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应对自然选择的挑战，所有生物的竞争能力都在逐渐增强。猎豹的奔跑速度、羚羊的逃跑能力，乃至某些动物进化出的飞行能力，以及植物进化出的各种适应环境的能力，都是竞争能力提升的体现。这种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生物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进而加剧了进化的压力。
导致进化压力持续增加的原因，是进化的时间窗口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限。以恐龙大灭绝为例，当生物面临极端环境变化时，可用于适应和进化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必要的进化，生物便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随着进化压力的持续增加，留给生物进化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窄。
环境的不断变化也是引发进化压力变化的重要原因。地球环境在过去35亿年中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变化，而每一次的环境变化都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环境的变化迫使生物必须不断适应和进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
除了进化压力会持续变化且不断增加的情况外，在某些时候，这种进化压力甚至会加速增加。加速的原因之一是环境的快速变化，如大灾变或环境剧烈变动，这时生物面临的进化压力大幅增加，进化的时间窗口相应变得极其有限。例如，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导致了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物种灭绝，极大改变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格局。
加速进化压力增加的原因是物种的入侵，如外来物种的引入通常会对本土物种构成严重威胁，如欧洲兔子在澳大利亚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平衡，还导致了一些本土物种的数量减少。这些极端事件加速了生物进化压力的增速，迫使生存下来的物种要快速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自然选择，既包括进化压力，也涵盖了选择机制。
对于选择机制而言，首先，选择意味着要使得某些生物能够生存至繁殖期，而非一定要活到生命的晚年。关键在于能否成功生育后代；一旦完成繁殖，生物个体的存活就不再是自然选择关注的焦点。例如，虽然苍蝇和蚊子在生育后代后会即刻死亡，尤其是公蚊子，但它们的死亡并不会使物种灭绝，反而有利于物种的延续。
自然选择是通过淘汰弱者，即不允许那些因能力不足、受伤或资源竞争等原因未能达到繁殖期的生物存活下来。
选择机制是性选择，如孔雀雄性通过其鲜艳的尾羽吸引雌性，这些尾羽不仅是生存能力的象征，也是遗传优势的标志。
还有其他非正统，但实际存在的选择机制，如体形选择和力量选择。在恐龙时代，体形较大的生物更易获得优势，如霸王龙凭借其强大的咬合力和力量，成为顶级捕食者。另外，敏捷性选择关注的是移动速度快或对环境压力有较好适应能力的生物，表现出的是更强的生存和繁殖能力。例如，猎豹以其惊人的加速能力和高速奔跑，成为非洲草原上非常有效率的掠食者。
总之，自然选择既是各种进化压力的集合，还包括了多种选择机制。
生物进化的两大底层原理包括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
其实更准确地说，遗传变异，实际上只是生物对自然选择的一种响应方式，是众多进化策略之一。
换言之，生物进化的底层原理，实际上包括自然选择和各种应对自然选择的进化策略两个方面。
生物的进化策略多种多样，包括适应、转型、后天成长，以及遗传变异和后天性状的遗传。
生物首先通过适应来面对进化的压力。适应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生理适应，如对环境和食物的适应；生存方式的适应，如果用商业术语来描述，生存方式即生物的“商业模式”。换句话说，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即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这些策略既包括个体生存方式，也包括群体的生存方式，如群居方式和共生方式，可以被看作群体的生存方式。
生物适应的方式是生态适应，它包含了所有生物的生存方式，即所有生物的“商业模式”的组合和匹配，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种广泛的适应策略，体现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复杂性的本质。
生物进化的首要策略是适应，紧随其后的则是转型。
生物的转型可以类比于商业社会中遇到的重大变革，如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或认知革命，这些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转型。
同理，在生物35亿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有生物同样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型。
首先是化学转型，即从非生命形式到生命形式的根本变化，即生命的起源。接着是生命形式从原核细胞（没有细胞核的简单生物）向真核细胞（具有细胞核和其他细胞器的更复杂生物）的转型，这标志着生命形式的显著复杂化。
接下来的转型是多细胞生物的出现，多细胞生物可以看作由细胞组成的“企业”，其中细胞之间的联系比一般企业组织更为紧密，彼此互相连接，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生物体。
进一步的转型涉及植物与动物的分化，多细胞生物朝着植物和动物两个不同方向转型发展。
生物界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物经历了多方向的转型。陆地转型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海洋生物开始适应陆地生活，从而开辟了全新的生存空间。例如，两栖类动物就是在陆地转型过程中的杰出代表，它们的祖先从水生生活方式转变为能够在陆地上生活，发展出了肺呼吸等适应陆地生活的生理结构。这种转型不仅扩展了它们的生活领域，也为进一步的生物多样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样，一些生物转向天空生活，将飞行作为它们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奖励，这大大增加了它们的生存优势。
鸟类是天空转型的杰出例子，它们的祖先是恐龙，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发展出了羽毛和翅膀，从而拥有了飞翔的能力。飞行不仅让鸟类能够快速移动寻找食物和栖息地，还使它们能够逃避地面上的捕食者，显著提高了生存率和繁殖成功率。这些天空转型的生物通过获得飞行能力，成功地探索了新的生态位，进一步丰富了生物界的多样性。
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转型是智慧的转型。智慧的转型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其他生物也展现出了智慧的迹象。例如，海豚以其卓越的社会化行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闻名；大猩猩使用工具和具有简单的交流系统；乌鸦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获取食物。然而在人类身上，智慧的转型过程更为深刻和显著，它不仅仅体现在工具使用或社会行为上，更在于语言的发展、复杂社会结构的建立以及对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探索。人类的智慧转型开启了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构建复杂的文化、发明技术革新，并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创造近代商业并推动其不断进化的物种。
除了适应和转型，生物的进化过程还包括后天成长，这可以视作一种主动的进化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生物都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实现成长和适应。
以猎豹为例，它们通过极速奔跑提高捕猎效率，而羚羊则通过同样快速的奔跑来逃避捕食。同时，一些动物，比如树栖的灵长类，通过攀爬树木来逃避地面上的捕食者，而山羊等动物则能够熟练地在崎岖的山岩之间穿行，这些都是后天努力适应环境的具体表现。这种后天适应不仅体现了生物对环境的即时反应，也通过某种机制间接影响了它们的遗传特征，使这些适应能力得以在后代中得到传承和累积。
另一种进化策略是遗传变异，它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扮演了一种主动角色，即其后天最成功的成长进化以某种方式被记录到遗传物质的变异之中而传递给后代。现在仍有许多人将遗传变异视为一种被动机制，即认为它的发生是随机的，并将所有无法用随机变异解释的生物复杂性归因于三个因素：海量的进化实例基数、无限的进化时间，以及稳定的生存环境所施加的恒定选择压力。然而，这三个假设在自然环境下其实并不成立。
首先，不存在为生物进化准备的海量进化基数。最明显的例证是，在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无限的进化实例基数，因为食肉动物的数量必须远少于其猎物的数量（老虎的数量必须显著少于其猎物），同样，食草动物的数量也应远少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植物资源（熊猫的数量必须远少于可供食用的竹子数量）。
其次，无限长的进化时间否定了时间窗。但实际上因为时间窗的存在，无限长的进化时间也不存在。生物以世代为单位进化，越是高级生物的世代就越长，生育年龄越大，在进化时间窗允许的时间内进化的次数会越少，所以根本不存在无限长的进化时间。
最后，恒定的环境造成的不变的选择压力，这也是不成立的，这在前面已经述及，进化压力是持续增加的，并且在许多时候还是加速增加的。
此外，遗传变异其实应与第五种进化策略，即后天性状可遗传相结合。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生物的许多高级机制是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窗内以随机的方式进化出来的。
例如，人脑的50多个脑区能各自展现出独特而复杂的模式，可被视为50多种不同的“大模型”。其实人类进化的时间窗相对较短，约600万年，因为人类是从一群古代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人类与现存非洲大猩猩和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就生活在600万年前。而人类在30万~40万年前才出现。那么在这600万年左右的时间内，人类的脑部如何能够“随机”进化出这些复杂的大模型呢？特别是在智慧发展带来奖励的背景下，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形成类似复杂的大模型呢？另外，不仅是在人类中，其他生物中同样存在着高度发达的运动控制脑区，也是非常复杂的大模型。那么，单靠有限时间内的“随机”进化，世界上千百种复杂的大模型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其实就是靠“后天最发达的成长成果能以某种方式发动遗传变异而获得遗传”这一创新机制。
我们投入了大量篇幅来探讨生物进化的底层原理，这些原理对于理解商业和企业进化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许多商业进化中的原理与生物进化的底层原理相似甚至相同，但相比之下，商业进化比生物进化的策略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