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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有“领头羊”，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局限性，而后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领头羊”依然存在，直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时期，“领头羊”依旧呼之欲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头羊”这个称谓是一种褒奖，但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关头，一只遥遥领先的“领头羊”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水平、发展程度方面，还是在发展意识、创新意识方面，都陷入严重的不平衡状态。等待和借鉴成了更多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常态，不思进取，久而久之则会彻底丧失进取之智、之心、之力。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我国又设立了海南经济特区。2010年5月，在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截至2020年，我国批准设立的自贸区有18个。但是，真正成长为具有“领头羊”能力的国内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分别是北京（文化、学术）、上海（金融）、深圳（科技创新产业）、杭州（互联网行业）、东莞（制造业）。这其中既有属于经济特区、自贸区的，也有不属于二者之列的。由此可见，政策的力量并不能够完全决定该区域未来的发展是否会走在全国前列，只是赋予了该区域一定程度上的优势。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中自身的内功修炼、创新意识才是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成败的关键。
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难题，会形成各种困局。发展领先的区域会先碰上这些问题和困局，发展滞后的区域则会后碰上类似的问题和困局。发展领先的区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探索成功解决了问题和困局，也就成了所谓的发展创新“领头羊”，而发展滞后的区域往往是参考发展领先区域的方法和模式来突破类似的问题和困局，表面上看结果相同，实质上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即领先区域是有着应对问题和破解困局的一套解题体系、机制和经验的，而发展滞后区域不具备这样一套体系和机制，更缺乏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区域之间由于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优势，使得彼此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明显，最终将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个时候，发展领先区域对发展滞后区域的可供借鉴之处会越来越少，如果此时发展滞后区域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体系，那么在面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个性化新问题时，自然就会束手无策，而这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阵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养成了对层级结构的依赖性和观望的习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不能做“领头羊”，而且内里更是有着不愿、不敢主动出头的意识，当等待借鉴的思想观念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习惯性思维模式，那么，泱泱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本该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却只能听到寥寥数家之言！
（本小节写于2021年9月）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敌人”是资源浪费。资源浪费既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的浪费，也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区域发展空间占用、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消耗等的浪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产能过剩造成的资源浪费，另一种是试错浪费。其中，试错浪费又可分为必要浪费和非必要浪费两种。必要浪费是区域经济发展创新中不可避免的探索性消耗，这一浪费现象通常较少出现；非必要浪费则是完全可避免的浪费，是构成资源浪费的主要部分。
产能过剩造成的浪费是可以及时制止的。不可控的浪费部分是区域经济发展试错过程所造成的浪费。
前文，笔者分析了区域经济难以及时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现象和原因。事实上，很多区域在出现产能过剩时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是转型升级，二是为传统产能寻找新的市场和去向。转型升级过程中会产生试错性的浪费，在“区域经济篇第二章第一节”中，笔者指出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加重转型升级的试错成本，加重资源浪费。即使是在为传统产能去库存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大多数传统产业占用空间大、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高，且平均收益少、附加价值低、成长空间小，从长远来看，也造成对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浪费。
在“区域经济篇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这两部分中，笔者详述了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时间跨度上前后衔接效果较差的问题，即用一个甚至若干个五年计划去布局，又用一个甚至若干个五年计划去破局，这种做法就相当于反复地将一根弹簧拉到其所能拉到的极限后，再去松弛弹簧，反复操作的次数越多，这根弹簧的弹性就会变得越差。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就是潜力越来越小、发展上限越来越低。另外，许多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产业链串联和延伸上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单一。像惠州大亚湾，石油化工是其主导产业，但其又未能围绕石油化工为主线，形成一个集智库、技术研发、资本等在内的产业集群化生态。又如，产业跨界融合性低，未能衍生出更多的价值点，像很多区域的农业还是纯粹的农业生产，但有的区域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业相融合，走出了“一条产业，两条价值链”的路线。再如，海天酱油，作为一个传统生产制造业，打造了一个集生产制造与研学交流、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生产制造基地。很多时候，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不仅是因为消耗，当你明明可以用一定的资源产生更多的价值却没有产生时，这其实也是对资源利用的一种浪费。
在“区域经济篇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中，笔者阐释了区域经济内人才结构、配置的问题。区域内的资源是不变的，而人是时刻变化的。人决定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一旦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配置错位，其结果就会直接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甚至造成资源浪费。
在“第二章第五节”中，笔者指出区域经济在短期生存中的“鲁莽/自私的短期逐利行为”的表现形式，这种行为看似在短时间内将区域内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效益，但实际上是在短期内将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短期“贱卖”掉了，表面上成果喜人，事实上会极大地危害区域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挤压区域经济未来中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甚至会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上限。
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不间断地由“量变到质变”的循环交替，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试错成本，但这个成本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允许的资源浪费的合理区间。笔者在文中所指的资源浪费现象，指超出合理区间以外的资源浪费，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和存在的多种问题和弊端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而如果这些问题和弊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克服，那么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现象则将难以被有效根除。
（本小节写于2023年1月）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南北半球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呈现的发展不平衡等。具体到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达国家中不乏贫民窟，欠发达国家里也存在富人区。以广东为例，广州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珠三角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使是在广州城市区域内，不同区（例如天河、越秀、荔湾、花都区等）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且难以规避的现象，虽然它并不友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平衡都是病态的。只有足以致病的不平衡才亟须治疗，只有随着经济发展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的不平衡才需要被重视。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由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和自然资源条件共同决定的。然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活动的迁移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利用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不同区域间拥有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农耕经济时代和当前的信息科技时代相比，生产方式有着明显的重大变革，经济中心也发生重大转移。如果说不同时代的跨度太大，二者间的距离似乎很遥远，那么来看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批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例如，玉门、大庆、大同、攀枝花等石油、煤炭、钢铁重工业城市，当时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的确是这些老工业城市处于相对领先地位。而当时的深圳还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在改革开放和科技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深圳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励精图治，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反观当初领先发展的老工业城市，则由于环境问题、矿产资源逐渐耗竭等原因而逐渐没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也随之发生改变。
人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的重要力量。深圳可以说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杭州则是因新兴产业发展而崛起的最具潜力的后起之秀。在消费和市场需求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精神消费和附加价值消费这两方面需求的增加，其中最为直观的应该就是休闲旅游消费了。休闲旅游消费近20年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改变了许多区域经济的发展面貌，将劣势变成优势，使原本无用的闲置资源变成休闲旅游经济下的“香饽饽”。如何精准预测未来消费与市场发展趋势、行业发展趋势，从而基于未来做现在的事，做好超前规划和布局，是消减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即进入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这样的时代转折环境与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一方面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区域经济不平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严峻挑战。
要想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先解决缩小发展创新意识上的不平衡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发达区域的发展布局意识和创新意识明显强于落后区域，这种意识是包括创新意识、务实意识、大局意识、远见意识等在内的综合意识，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素养。
对于相对落后区域来说，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会存在资源上的局限性和试错成本问题，因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一定要精准，可利用的资源一定要集中，要将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要善于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共同体中。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等，也就是区域经济发展要具备地缘战略、区域经济视角、产业链串联思维和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要练好内功。练内功练得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始终保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平衡，即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平衡、产业链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平衡、短期生存和中长期发展的平衡。
一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差加剧，就会直接导致贫困出现，而这不但会威胁扶贫攻坚的胜利成果，还会导致诸多民生问题突出、矛盾激化（例如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矛盾激化）；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产业分工和区域经济结构，使矛盾更加突出、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本小节写于2023年1月）
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极大的产业竞争关系，并且，这种竞争关系已经超出合理的区域竞争合作发展范围，虽然这营造了“你追我赶”的局面，但是由于区域经济中普遍缺乏现代化服务体系，又要尽可能地对企业形成吸引力，使得竞争焦点集中在“政策承诺、成本优惠、硬件比拼”等方面，这在本质上与产品竞争中的“价格战”无异，因而这种做法往往也会影响甚至透支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例如，广州市主导产业的定位是先进制造业、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都市现代农业五大产业；深圳主导产业的定位是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东莞主导产业的定位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科学和生物技术（战略型新兴产业）。从这三个城市的产业定位中不难看出，它们在很多产业领域均有交叉，而且，不同区域间的产业互通和串联度很低，基本上是各成一家，因而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方面就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竞争，且存在着抢产业、抢资本、抢企业的现象。
从不同行业来看，例如，先进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区域遍布全国，任何一个细分领域中均有重合；又如现代服务业，目前几乎所有的一、二线城市区域都在培育“双型”服务业，即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再如战略型新兴产业，这一定位也是遍布全国。比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其中就包括广州、东莞、深圳、上海、南通、浙江、洛阳等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其中以休闲旅游、生物技术、文化创意等产业主导的城市区域定位的更是数不胜数；海洋经济由于具有资源性要求，具备发展条件的城市区域算是相对较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产业定位中都离不开海洋经济。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定位上的相似程度较高。当然，产业定位上的相似其实也并不足以导致区域经济的同质化恶性竞争，真正的症结是在定位相似程度高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又存在发展竞争关系。每个城市区域都思考本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如何完善，也就是说，很重视做“大而全”的产业结构，而在“精而美”中发力不足。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本区域内的产业层次不高，没有名扬中外的区域性品牌和不可替代的差异化优势（无论是产业环节处于价值链上的低、中、高哪个环节）。另一个是相互之间对产业、资本、信息、企业的争夺加剧。这种激烈竞争的结果是最后真正的胜利者只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区域来说，这种竞争既降低了区域招商引资水平，又大大增加了区域招商引资的难度。
造成区域经济发展陷入同质化局面的真正症结：一是缺乏全国一盘棋的发展观念，二是难以跨区域建立起产业、服务、资本等的互通串联，再加上各自为政和竞争大于合作的实际情况。而要彻底消除矛盾、打通不同区域间的产业链串联机制，又会遇到行政划分不同（在政绩排名、经济发展外还涉及政策差异、民生问题、基础设施等多个环节）、资源流动不平衡（例如同在广州，天河、越秀等与花都、增城、崇化等区形成强烈的明显对比）、城市空间/产业接驳障碍等问题，其本质就是要探索出一套能够跨区域合作发展且行之有效的体系、路径和抓手。目前，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布局，其实就是在谋划布局更大范围的一盘棋，这是一次伟大的创新探索和尝试。
区域经济发展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既对更大区域范围的区域经济协同、一体化发展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也更需要市、县级区域经济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以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和品牌。要做到这些，除了从外部引进外资，更加需要重视内部的产业培育，将外部引进“播种”，本土化融入吸收，最终实现散播、带动、开花、结果。
（本小节写于2023年1月）
在前面章节中已多次提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且大大超出了合理区间。这种不平衡除了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果的不平衡之外，还有在优质资源流向、新兴产业集聚选择上的不平衡。
区域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绝对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但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区间中，发达的城市区域总是会比相对落后的城市区域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文化创新、高新科技、新兴产业等领域，而这也使得发达城市区域总能占有先天优势和资源优势，除非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定位和改革创新中出现明显的延误甚至错误，否则很难被追赶或超越，这样反而使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发展基础较薄弱，尤其是在发展新兴产业、文化创新、高新科技等方面，存在两个先天不足：一是区域市场认可度不足。例如，同样是搞科技创新的团队，一家在深圳，另一家在清远，即使两家团队实力水平相当，但结果往往是位于深圳的科技创新团队成功概率更大，这就是区域认同感。二是基础环境不同。同样，两家起点水平完全一致的科技创新团队，一家位于深圳，另一家位于清远，其发展结果很可能截然不同。位于深圳的科技创新团队，要么在短时间内适应外部环境迅速发展，要么因为不适应和激烈竞争而迅速消亡；而位于清远的科技创新团队，则很可能保持一种缓慢的速度在发展或缓慢地消失。
对于二、三线城市区域而言，背靠一线城市区域，既是优势，又是挑战。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产业结构总是呈现“中心化+金字塔”式的布局，也就是越靠近中心地区，则金字塔越高；越靠近边缘地区，则金字塔越低。越是靠近金字塔顶端，产业数量规模就越小，人才越高端同时数量越少；而越是靠近金字塔底部，则产业数量和规模就越是庞大，人才层次递减，但其数量也越多。在靠近金字塔底部的地方，由于产业规模、底部人才数量十分庞大，一线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已经完全不够用，其间还不断会有从金字塔顶部、中部淘汰下来的产业/人才挤占底部空间，因此，就要对靠近底部的产业进行清理和置换，底部一些人才也会由于一线城市的巨大竞争压力而选择逃离。这些产业/人才本身就位于一线城市的边缘区，因而会向周边的二、三线城市区域转移，这就是背靠一线城市区域的二、三线城市区域的优势。
与此同时，所有的产业、人才都希望能够爬上金字塔顶端，因为越靠近金字塔顶端，附加价值就越高，企业的品牌、个人的价值、企业/个人收益等都能得到质变性的提升。正如前文所说，金字塔顶端位于一线城市区域的中心，所以二、三线城市区域涌现出的优秀项目、优秀人才会被一线城市区域所吸引，由此造成二、三线城市部分优秀资源流失。这就是背靠一线城市区域的二、三线城市区域所要面对的挑战。
惠州大亚湾开发区与深圳只有一街之隔。近年来，虽然惠州大亚湾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均在迅速提高，却呈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深圳工作的人会到惠州居住，或者在惠州工作的人回到深圳居住，其中不乏在惠州有居住场所的人。同样的现象还存在于广州—佛山、上海—苏州、北京—天津等。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以惠州—深圳为例，深入分析这种现象，在深圳工作却在惠州居住，说明该部分群体目前所处位置是靠近金字塔底部的，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惠州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但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创新贡献在深圳；在惠州工作而居住于深圳，往往是收入水平较高或家在深圳，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往往是在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国企或企业外派机构等。他们虽然是在惠州从事生产服务工作，但其实心属深圳，可称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会回到深圳。并且，这部分人占比少，属于少数群体，且他们大多也并不集中在市场经济领域。
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会加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区域精准定位、超前规划，把握好平衡发展的天平，就能化解“马太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趋利避害，真正将区位优势凸显出来，成为共同的赢家！
（本小节写于2021年9月）
随着2020年扶贫攻坚战的完美收官，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在庆祝祖国同人民富强的同时，思想也不能放松。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贫困问题虽然得到有效解决，但有可能复发。而且，旧的贫困问题解决之后，新的贫困问题也很有可能接踵而来。
贫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绝对的贫困，即基本的生活条件无所保障，主要体现在没有固定收入且收入十分低微、居住环境恶劣、教育支出负担重、容易因病致贫等威胁正常的生存生活，长时间处于生活的边缘线上；另一种是相对的贫困，即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生活品质形成强烈对比、人的幸福感不断降低。严格来说，脱贫攻坚所解决的贫困问题是第一种类型的贫困，即绝对的贫困；但是，第二种类型的贫困将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而这只能通过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寻求解决之道。
根据2020年下半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均月收入近6000元
，但实际上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众多，甚至有1/10或更多的群体平均月收入仅千元左右。这表明我国贫富分化形势依然严峻，相对贫困现象普遍存在且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
相对贫困是由内外环境共同造成的。外部环境是相对贫困群体可能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产业发展程度低、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内部环境是因相对贫困群体自身的局限性所致，包括思想认识保守落后、缺乏过硬的技能，甚至是懒惰。而要降低相对贫困程度，不仅要从改观外部环境入手，还要引导相对贫困群体从自身内环境做出有效转变，二者操作起来无疑均有相当的难度。
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会影响一代人，很可能会在往后数代人之间“传染”，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都是不均衡的，其中就包括教育资源。教育是消除相对贫困的一把利剑，但是教育资源既是有限的，又是分布不均匀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最中心地区，为社会上的少部分富裕群体服务，而相对贫困群体散落在边缘地区，只能得到基础的教育资源。除此之外，富裕群体和相对贫困群体在教育投入方面相比落差巨大，从宏观上看，两个群体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明显的差距和鸿沟。而在上一代人的影响下，新一代人在适应经济发展应变上也有相对贫困群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包括从上一代继承来的财富、人脉、眼界等，进而又决定了两个群体投资差异巨大的可能性，除局部个体的突破和特殊情况外，这两个群体的财富差距往往是不断拉大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发展，当个人发展跟不上整体发展节奏时，新的贫困问题就涌现出来。而随着两代甚至数代人的更迭，整体幸福感就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贫困问题会随之愈发凸显，矛盾也愈发突出。
对此，并非无计可施，可能的解决办法就包含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并且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案例也并不罕见。例如，安徽的肥西县、河南的甘刘村、湖北省的野花萍村、重庆的大双村等。当然，这些相对较小的县级区域经济、村镇区域经济在发展模式上有着诸多局限，并不能够保障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但有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例如，这些地方强烈的因地制宜性和强大的产业链串联性、明确集中的发展定位以及产业集群性等。
至少在县级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是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措施。这需要区域开创新体系、新路径，形成新抓手，最终形成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新型发展模式。
（本小节写于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