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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在选择发展方向时不够十分精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容易偏离正确轨道；在微观上，区域经济内的产业发展定位差异化大、方向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如果此时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反而会造成内部损耗，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陷入现实困局。
区域经济在选择发展方向时虽然大多不至于犯重大决策性的错误，但定位不精准、重心不准确、布局有偏差等问题始终存在。须知一个区域对产业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急于求成是区域经济定位不够精准的一大原因，而在这一点上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盲目选择产业。例如，自战略型新兴产业公布以来，国内几乎所有的县域经济以上的区域经济规划中都包括了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布局，却没有顾及区域内是否具备真正发展这些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条件，因此造成了战略型新兴产业在价值链低端的产能富集和过剩现象。这一选择，既是对战略型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伤害，也是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伤害。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招商引资饥不择食，从而引发区域产业结构混乱。从招商引资的本质和目的来看，都是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需要遵循区域经济内的产业链延伸、配套和衍生等规律，有序、科学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但是，在现阶段，招商引资已经成为许多区域经济发展中僵化的考核指标，完全忽略了区域内的产业链延伸、配套设施及衍生规律。不符合原区域内的产业链延伸、配套设施及衍生规律的外来产业、企业在本地的落地和发展，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外来产业、企业出现水土不服，进来之后短期即搬走；另一种是外来产业、企业挤压、抢占原区域内的产业生态空间，导致单极畸形的快速生长状态。由于许多区域引进的往往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这样一来，又会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生态遭到破坏，即压榨、透支了区域经济发展潜力以及环境生态、商业生态承载能力；另一种是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大幅度下降，即该行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大幅度波动，且行业本身震荡时，使得该区域经济发展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借鉴一流区域发展模式时流于表象，忽略本质以及没有因地适宜地做出改变。区域经济由于地理、人文、发展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的不同而各有其发展特色、模式和道路。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三、四线区域大力模仿一、二线区域，大搞硬件开发。例如，科技创新谷这样的区域经济体在一、二线城市可谓车水马龙，不仅能产出可观的效益，还对产业发展发挥了引领创新作用，但科技创新谷在三、四线区域往往门可罗雀、难有作为。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在后续发展中很容易偏离正确轨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是开局过于宏大、包罗万象，恨不得在一两年内就将本区域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城市群落、产业生态，“大跃进”式的规划屡见不鲜，而理想的丰满终会被现实的骨感所打败，于是最初的目标蓝图和质量要求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地被大幅降低标准；二是在顶层设计中包含了许多不准确的规划内容，既分散了资源，使得准确部分的执行力不够，也使得区域经济内发展空间配置错位，冲击了部分合理的产业规划，且打击了对整体规划有效执行的信心。
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走向和实际情况不是一份规划书就能完全决定的。即使是处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核心地位的政府也只能起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方向。区域经济正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作为规划与设计者的政府在此时则是驾驶员，即使是踩下了刹车，汽车在惯性作用下也不会马上停止；而如果刹车、转弯太急，反而容易使汽车翻车，甚至可能导致车毁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内产业经济结构下的企业不能随心所欲。企业作为区域经济内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发展具有滞后性、逐利性，甚至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衡量区域经济发展顶层设计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要看区域内现存的大多数企业是否能接受，而大多数企业能否接受则取决于区域经济的定位是否精准、科学、合理。只有区域经济发展定位精准，才能符合大多数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才能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诉求形成共鸣。反之，如果区域内企业绝大多数属于落后产能，思想封闭而滞后，在看清区域实情之后，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更要非常精准，因为这是勇气与智慧的双重冒险，一旦区域经济在定位方面出现较大偏差，就会迅速使区域经济发展陷入空前危机。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定位不准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困局的一大重要原因。如何精准地给区域经济发展定位，可以参照区域经济发展定位图的结构要素和分析思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全方位诊断，得出结论，如图7所示。
图7 区域经济发展定位
（本小节写于2022年7月）
区域经济发展不是一座“孤岛”，是不能关起门来发展的，正如“区域经济”一词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一样，既可以是大到泛国际的区域经济体，也可以是小到以县城、村镇为单位的县域经济、镇域经济体。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区域经济的跨时空性，即区域经济是连接宏观经济发展格局与微观某个发展抓手的纽带，既是在宏观战略中研究微观对策，也是透过微观对策反映宏观战略。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尤其是在县域经济、镇域经济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格局不够大、目光不够远，因而不能形成跨越时空、联系内外、桥接新旧的国际和国内发展格局变化的区域经济战略规划。例如长春市，1949年后政府将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引入长春市，与沈阳、鞍山、大庆市共同成为“共和国的骄子”。改革开放前的长春汽车工业发展顺利，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来起步的上海（大众）、天津（丰田）、广州（本田）等城市利用外资纷纷超越长春，使得长春在东北的地位也出现了下滑，大连、沈阳、哈尔滨三座城市的发展水平均超过长春。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许多区域曾坐拥良好的发展条件，但在经济发展规划中，或因循守旧，或急功近利，因而不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相对衰落的城市屡见不鲜，比如徐州、洛阳、连云港、海口、武汉、汕头等，这些城市大多具备政策、发展底蕴、资源、地利、人和等优势中的若干项，却不善于求变，不能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及国内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转型节奏，其中因循守旧成分较多，其衰落的一些标志性节点也往往是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发生重大转型时，因为自身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竞争环境，而被其他城市快速超越，例如东莞、三亚等。
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犹如逆水行舟，不进是退，慢进也是退。区域经济发展的惰性不仅出现在过去的案例中，即使是在当前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也普遍存在，因此，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方理应注意，是时候认真回顾和审视区域经济发展历程、现状与未来规划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要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所涉及的空间与时间协调统一。这里所谓的空间，指区域在进行经济规划时要将自身置于更广阔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串联中，例如县域经济规划，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结合市级、省级、周边跨省市、整个国内乃至国际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产业转移、产业链分工、市场流动、资本流动等，从而制定出最适合于本县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规划，使自己在国内和国际经济竞争中都能充分发挥本区域优势，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资源，即建立外循环；在资源被引入后，要迅速启动内部消化吸收机制，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资源或成为整个产业链环节中不易被替代和撤出的要素，即建立内循环。只要内循环和外循环能够协调统一、相互平衡，就是在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源头活水。反观当前的各县、市的产业发展规划，鲜少是宏观的、系统的。
所谓的时间，是指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要有所认识。例如，五年规划要思考十年后国际和国内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变化，消费情况和市场形势将如何变化，世界产业链分工与资本流动趋势会如何，区域可开发空间剩余多少及环境的承载力会如何等。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五年规划中，前三年是尽可能布局，后两年则是尽可能破局。破局是为了释放城市产业可开发利用的空间及松弛区域资源环境的压力，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升级。为什么要思考十年后的发展趋势呢？因为每一个五年规划中都应包含布局和破局这两个部分，在上一个五年规划中的后两年破局策略要能够衔接后一个五年规划中前三年的布局，一立一破，一破一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稳中求进式发展，在不断地创新和突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然而，当前的区域经济规划普遍是另一番景象，用一个甚至两、三个五年规划去布局，直至将区域内可开发利用的空间用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上限，后面再用一个甚至是两、三个五年规划去破局，可谓是前人竭泽而渔，后人筚路蓝缕。区域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势必导致不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一个原因是区域经济规划不能将“空间”与“时间”两要素协调统一。区域经济规划中的“空间”“时间”与资源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坐标轴来表示，如图8所示。
图8 区域经济规划中的“空间”“时间”与资源的关系
（本小节写于2022年12月）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与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隆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改革创新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同志鼓励人们去“试”去“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决心和气势，激发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干事创业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则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历史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都表明：改革创新没有坦途，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不具备继往开来、锐意进取的魄力和勇气，是无法担起改革创新重任的。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质变，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没有百分之百的坦途，只有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如何评价当前大多数区域经济的发展设计？笔者的总结是：它们是最大众化的发展路线，而绝非最好、最快、最具潜力的发展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所批评的保守现象、畏首畏尾情结目前依然广泛存在，如果有读者身处相关领域中，可以回想一下，区域经济发展设计中有多少是当时极具潜力而如今被弃之不用的？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多少地方是错失过时代发展机遇而被超越的？这就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困局的第四大因素：“不做不错”的“无为而治”思想。
在无法得知结果的情况下，一条最大众化的发展路线和一条极具创新性的发展路线摆在决策者面前，估计绝大多数的决策者会选择走大众化的发展路线，因为大众化是能够被大众所读懂的，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极具创新性的发展路线是大多数人所看不懂的，即使这一路线很有可能将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带上新的台阶，但毕竟决策的风险很大，成功了固然很好，一旦失败则深深涉及个人荣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80%的可能会成功，也会有90%的可能会被弃置。例如改革开放，在如今看来是极为正确的和伟大的决策，是扭转中国贫穷落后局面的关键之举。
区域经济发展的改革和创新必然会遭受来自时代的阻力，因而作为一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设计师、决策者，必须有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勇气和魄力。这不是莽撞的勇气，而是发展的自信。在改革开放大变局中，邓小平同志倡导“摸着石头过河”。同样，区域经济在新一轮变革创新中，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既要有继往开来的自信，也不能蛮干、胡干，要具备系统的规划、路径和抓手，要符合事物发展和创新的根本规律，正如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改革开放的科学合理性时所说的那样：“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杜绝“不做不错”的念头，抛弃所谓的平缓发展的幻想，当今国际国内环境及发展形势都处于剧变之际，且将越变越快，恰如时代的车轮滚滚碾来，要么跑得更快，要么就是被粉碎在时代的车轮之下！
（本小节写于2023年1月）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结构配置问题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才配置不合理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多个层面、多个领域，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一大系统性问题。
在区域经济实际发展中，人才大致可划分为普通劳动者、技术型人才、专业研究型人才、智库人才和专家人才五种类型，他们的数量分布呈金字塔结构，如图9所示。然而，在三、四线城市区域中，人才类型数量的金字塔结构呈现塔尖缺失、中层空洞现象，这种现象阻碍新兴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近3年来，在一、二线城市区域中也出现了金字塔底部坍塌趋势，大量的普通劳动者逃离一、二线城市，普通生产制造环节招工困难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重镇区域。
图9 人才类型数量结构
出现在三、四线城市区域的人才类型数量结构金字塔上的空缺如何填补？虽然，针对这一问题各地均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受“马太效应”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三、四线城市区域率先将重心瞄准金字塔顶端，而在金字塔中层的人才表现乏善可陈。如此一来，没有了金字塔中层作支撑，金字塔顶端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极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会使得金字塔顶端人才感觉舞台太小、中层不牢靠。因此，对于目前处于三、四线阶段的城市区域，不应将人才配置的重心放在金字塔顶端，一方面，从绝对实力和吸引力来说，三、四线城市对于金字塔顶端人才的争夺是拼不过一、二线城市的；另一方面，即使引进了少部分金字塔顶端人才，当地的产业结构也无法满足人才的需求，欠缺能够真正发挥出这一类人才价值的空间和舞台。要想解决人才这一问题，就要强调做优、做强金字塔中层人才的人才结构：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区域对金字塔中层人才有综合吸引力，对比一、二线城市区域具有差异化优势；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实际也能迅速发挥金字塔中层结构人才的价值。
一、二线城市区域一直将重心放在金字塔顶端人才的争夺上，但是，一、二线城市区域人才类型数量金字塔基层劳动力流失现象越来越明显，对基础生产制造和服务业的正常经营产生了阻碍。这一现象是值得重视的。虽然一、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产业层次升级正在进行，但在未完成整体产能水平提升之前，仍需确保基层劳动力流失不可过快，最终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除区域经济发展中整体的人才结构问题外，还可能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区域经济内的行政体系人才结构了。中国有大量的优秀人才集中在行政体系中，但这些人才的能力和价值并未得到合理的、最大限度地释放。这其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体制结构、思想认识、选拔任用、决策建议、职权结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甚至是个人原因等。总体的表现是官僚主义之风屡禁不止，工作效率偏低、执行力差，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协调性差，甚至存在职能划分上的含糊不清、内部矛盾不断等问题，所以经常能看到人员队伍明明已经显得庞大臃肿，却依然觉得人手不够。例如，行政办事“一站式”，这一举措自10年前就已经提出，直到10年之后，才初见成效；又如，区域经济中的招商引资体系，由于前后端信息交流不及时、配合不到位的缘故，造成了许多空头承诺，其结果就是严重损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信誉；再如，行政换届前后导致的政策差异现象。
在行政体系的人才结构中，不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普遍存在，结果往往事倍功半，不仅如此，甚至存在非专业的人指挥命令专业的人去做事的现象，也就是外行指导内行。这一问题在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中暴露无遗，其结果自然是危害严重。虽然有些事件只是局部问题，但局部问题很可能是整体问题所导致的，因此，要善于挖掘事件背后所存在的原因，举一反三，由此反思：区域内类似的问题和现象是否还存在？存在多少？存在于哪些领域和方面？其实，结果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导致事件的原因其实就是行政人才结构中的决策机制和人才结构不合理。
目前，不少区域对原行政执行体系、人才结构配置、选拔任用机制等进行了局部的尝试性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和做法，在局部上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继续探索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期最终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可复制、可输出的模式。
综上所述，区域内人才结构问题，包括区域内整体的人才结构配置、区域内行政决策人才结构配置现存的不合理问题，是造成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困局的第五大原因。
（本小节写于2022年5月）
区域经济发展中难免涉及短期生存和中长期发展的问题，短期生存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区域内的民生，因而需要优先去解决。尤其是对于发展程度低、发展落后的地区，短时间内应尽可能地承接产业转移，将可用的城市空间、剩余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并非短期内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而是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鲁莽/自私的短期利益行为”。如何判断“鲁莽/自私的短期利益行为”？第一，要看追逐短期利益时的形式是否最优，是否与当地中长期发展的矛盾最小；第二，要看追逐短期利益的过程中，是否有及时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超前战略部署；第三，要看是否发展为过度追逐短期利益。
就第一点来说，区域经济发展中获取短期利益的方式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那么，为什么很多区域在实际操作中做出的却是存在矛盾的选择？其原因有二：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不够大、眼光不够高，因而所能找到的方式只有那么有限的几个，属于能力问题；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够明确，是短期内合理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还是短期内达到实现最大化政绩的目标。在现实的行政体制中，或者是因为任期有限，或者是为了创造政绩，决策者往往会偏向于后者，这样一来，就使得区域经济中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二者之间产生突出的矛盾，而这种突出的矛盾并不会在短期内爆发，往往是要10年甚至是20年之后才会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当时的决策者早已功成身退。
就第二点来说，笔者在上一章节中提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为五年一规划，且一个甚至几个五年规划均是布局，再用一个甚至几个五年规划去破局。因此，在追逐短期利益时，绝大多数区域不会有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的超前战略部署，只有在区域经济承载能力接近极限、问题频出时，才会着力去做出调整，但那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不但治理难度大，而且转型艰难。
就第三点来说，则在满足区域经济短期发展要求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这常见于资源型城市，例如攀枝花、大庆等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时，这些地方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发达城市，而一旦资源枯竭，则迅速没落，持久萧条！同类型的区域，例如亚洲西南部的卡塔尔，同样曾经是贫穷落后地区，同样具有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同样是开始时依靠石油经济起家，而如今的卡塔尔旅游经济依然极为发达，成为继石油经济之后卡塔尔的又一大经济支柱。具有相似的资源条件、发展历史，结果和命运却截然相反的一个非洲国家则是南非。可见，作为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区域，短期内大力发展矿产经济，建设周边工业，发展区域经济的选择是没错的，但是，如果完全沉浸于这种模式之中，不思求变，执着地走单极经济模式之路，不追求多元发展的经济模式，是走不远的！此外，还需谨记盛极而衰的客观规律，在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达到最高峰时，即要开始着手求变转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只有在这个节点阶段破旧局、布新局，才能顺利地完成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因为这个时候区域内的人、财、物均处于鼎盛时期，而等到区域经济完全衰落之后，再去谋变求发展，就会变得尤为艰难。
总而言之，追逐短期利益并不是导致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而“鲁莽/自私的短期利益行为”才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所在。
（本小节写于2023年1月）
区域经济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相对贫困是始终困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可以说，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宣告胜利，我国整体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贫困的病根尚未被挖除，仍需警惕贫困复发。
在扶贫攻坚期间，就有为数众多的区域既有贫困事实，但又略高于当时所定的贫困标准。例如，粤东西北的很多区域，贫困的病根始终存在，贫困的症状时隐时现，随着扶贫攻坚战的结束，类似现象将会成为刚刚摘掉贫困帽子区域的共同问题，即扶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要如何保持胜利成果，并逐渐祛除产生贫困的病根。
贫困是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当贫困导致居民幸福度快速滑落时，就会因贫生怨，逐渐衍生为一种社会消极情绪，从而成为威胁社会团结稳定的社会问题。同时，幸福度也是贫困的“止痛药”，但是，止痛药的止痛效果有时限的，如果在时限内不能有效消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那么，由贫困引发的疼痛势必到来。
在没有国家特别政策出台和支持的情况下，在区域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议题上必须发挥区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对于整个区域经济来看，贫困是局部问题和病灶，一般的处理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局部问题局部解决，也就是彻底挖除局部病灶，但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可行措施，极个别地区（特别偏僻、交通特别不便地区）除外；另一种是局部问题整体解决，即跳出贫困本身去解决贫困问题，贫困既然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那就需要通过整体的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招商引资、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等方式，打造产业园区化的经济体系，帮助贫困居民将手中的不动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或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可持续的经济来源。
（本小节写于2020年12月）
创新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这里所谓的发展，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量变，第二部分是质变。量变即是量的积累和增长，处在量变之中的区域经济都处于“阴极则阳”的加速上扬、暴涨阶段，直至该区段的空间、潜力用尽；而质变是当量变达到“近阳极点”时，进行“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区域经济能否顺利发生质变，则是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关键。顺，则区域经济在经过短暂盘整之后，进入新一轮的“阴极则阳的加速器”；不顺，则区域经济会迎来一次漫长的“阳极则阴”的衰退期。
创新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发生质变是否能够水到渠成的关键，同时，这一过程也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2019年界面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排行榜》
（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座城市占据排行榜前四，是中国创新竞争力最强的四个城市，与此同时，这四座城市也是被国内普遍认可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线城市，且四座城市在一线城市中的排名关系也与创新竞争力排行榜高度一致，二者关系是如此紧密！
表1 2019年界面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排行榜
这份排行榜中的数据直观地反映了创新竞争力与创新投入和城市产业结构、基础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城市创新竞争力排行与区域内创新企业排行关系最大。第二，广州虽位于排行榜第四位，创新投入却排在第十二位。结合当前广州城市发展速度放缓，且逐渐被超越的现象来看，甚至有人发出“广州正在淡出一线城市”的评论。可以说，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广州之所以仍能排在第四位，是因为广州有长期积累下来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优势。第三，西安创新投入排行第二位，但总体排在第八位、创新企业排第十五位，说明城市创新竞争力排行榜受创新投入的刺激与产业结构影响是相当的。第四，专利排行榜约等于创新企业排行榜。
排行榜的排名只是从部分客观数据反映城市区域创新竞争力的大致情况，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还涉及所属行业现状、有效创新种类与数量、创新程度、创新成果转化及转化效率等多种实际存在且不易量化的因素，所以，实际情况与排行榜的排名情况有所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阻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内产业发展环境紧迫度不足，二是区域内对于创新的诱惑或是刺激力度不够，三是区域内人才结构存有空洞，四是创新的支撑体系不健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有的创新都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一个是被外部环境所逼迫的。例如，传统的生产方式成本升高，传统的经营模式无法继续生存，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必须开发差异化产品等；外部环境逼迫得越狠，则创新爆发的势头就越强。另一个是被外部利益诱惑所刺激的。例如，在法国拿破仑时代，军粮不仅营养和口感差，还影响士兵战斗力。这是困扰拿破仑军队的一大难题。为此，拿破仑专门悬赏12000法郎征求食品储藏法，要求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在任何地方，都能保证食品长期储存而不腐烂，还要保持味道新鲜。因此罐头食品产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一、二线城市区域远比三、四线城市创新活跃度高的原因之一。首先，一、二线城市区域产业竞争环境激烈，传统产业、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等逐渐丧失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能选择创新，而三、四线城市区域往往要比一、二线城市落后一些，传统的产业、传统生产经营仍有生存空间，故而不思进取。其次，一、二线城市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于创新的投入也往往比三、四线城市区域要高得多，三、四线城市区域除了要发展产业经济之外，民生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花钱，在创新投入方面的力度远远比不上一、二线城市区域，所以，外部的利益诱惑对创新的刺激也远没有一、二线城市区域高。
人才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创新无力的原因。在前文中，笔者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才困局和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的原因，也指出了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区域的人才类型数量金字塔结构的中空问题，在人才引进观念上，又对金字塔中部的人才重视程度不高等问题作了阐释。由此可见，创新是有层次的，既有重大创新也有普通创新。对于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重大创新依赖于尖端人才，创新产生困难，转化周期长，尤其对于三、四线城市区域来说，更是如此。反观普通创新，创新产生容易，转化周期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断迈上小台阶的重要动力，而普通创新人才，其实就是处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中部的人才。
创新并不只是发起创新的某一个企业、团体、个人的事，每一个创新都是区域经济内多个环节、多方力量协同作战的成果。事实上，目前无论是一、二线城市区域，还是三、四线城市区域，不同程度存在有效创新不足、成果转化困难等问题。目前，各城市区域主要以“双创”平台的方式来推动创新，但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体系不健全。完整的双创平台应包含给项目、给团队、给资金、给专家指导（即“四给”模式），但目前绝大多数的“双创”平台被做成以物业办公为主的模式，虽然会附加一些其他增值服务，但远远做不到“四给”。另一个则是覆盖范围不足。创新的主体是多层次的，既可能是初创企业、创业个人，也可能是区域内已经在成长和发展中的中小微企业；既可能是新兴产业，也可能是传统产业。这种局限性凸显了区域经济内缺乏围绕创新为中心的支持和服务体系，这是当前“双创”平台普遍存在的局限和问题。
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或胎死腹中、或盲目无效、或成果转化艰难等种种问题，不但浪费了区域经济内的发展资源，还极大地阻碍和制约了新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小节写于202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