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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以来，中国经济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机遇，不断加快提质升级步伐，力争构建未来20年中国崭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系统、路径和抓手。中国经济虽取得了累累硕果，但经济发展要由“旧的状态”平稳过渡到“新的状态”，仍然任重而道远，各地方仍面临区域经济提质升级的困局。
区域经济提质升级的困局并非简单地通过置换几个产业、引进几家新兴产业或企业就能得到解决。例如，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惠州大亚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与深圳只有一街之隔，还邻近香港，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但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的过程中，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虽然规划了一批科技创新园、新兴产业园，引进了一批新兴产业和企业入驻，但并未从根本上完成对大亚湾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提质升级任务。大亚湾开发区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仍然来源于传统的石化产业，而它引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科技企业既非总部经济也非研发环节，绝大多数只是普通的生产制造环节。因此，这些企业虽然行业属性上属于新兴产业，实际环节的附加价值却很低。
区域经济提质升级是系统问题，而系统问题需要运用系统的思维来解决。区域经济提质升级的真正目的是提升原区域经济的内环境，即一方面扩大原区域内新兴产业破土的机会，完善新兴产业孵化及培育体系，可谓“内部开花”；另一方面利用、发挥好区域内环境的差异化优势，通过让区域内营商环境发生质变，来提升对外界新兴产业的吸引力，形成产业向心力，促进形成“引进—吸收—置换—输出”的良性循环，可谓“墙外开花墙内香”，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良性循环
目前，区域经济的提质升级困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区域经济马太效应加剧”“斩不断”和“定不准”。
区域经济马太效应加剧。以“广州—深圳”区域为例，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发达、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一线区域经济圈之一，无论是人才、科技还是金融、产业等，都可谓枢纽中的枢纽。截至2018年，深圳市的高新科技企业数量为1.44万家
，广州市的高新科技企业数量为1.1万家
，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二、第三，而同期周边佛山市的高新企业数量仅3900多家
，东莞市不到6000家
，中山市2000余家
，惠州市1100余家
。佛山紧邻广州，两地地铁相通，一向有“广佛同城”之说。东莞则位于广州与深圳之间，中山与广州、深圳均有城际高铁相连通，惠州则与深圳一街之隔，邻近香港等地。从区位来看，佛山、东莞、中山和惠州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然而，随着广州、深圳现有的可开发空间的逐渐减少，尽管这些城市从七八年前就开始向周边进行产业输出和转移，但从目前来看，佛山、中山、东莞、惠州等地的高新科技企业数量与广州、深圳相比仍存在数量级的差距。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对于广州、深圳而言，它们转移的是低端制造业或者产业链环节中的低端部分，所以，佛山、东莞等可以成为全国的制造业重镇，但难以成为科技创新、人才文化中心。而对于高新科技型企业而言，为什么不愿意整体转移，反而每年还会有很多新兴产业领域的创业者从周边城市奔赴广州、深圳呢？原因是从佛山、东莞等地无法获取高新科技企业发展最为需要的科技创新环境和资源。
2010年，中国就成为制造业大国，进而又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地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快速、野蛮式增长，东莞其实是这个机遇中的最大赢家！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力量，直到现在，其依然是许多地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力量，甚至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群体。然而，区域经济提质升级，不但意味着对这些传统产能的否定，还意味着舍弃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拥抱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提质升级不仅需要继往开来的莫大勇气和气魄，更需要有极强的危机感和破釜沉舟般的决心。但是，就经济发展短期性和平稳性来看，大多数区域经济内的传统产业还丢不得，且客观上可开发的城市空间充足，发展新兴产业与保留传统产业并不矛盾。传统产业并不是造成区域经济难以提质升级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上的一条“斩不断”的后路，有后路就意味着在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升级这个目标上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不足，这样一来，很多决策、政策、制度创新就会或多或少地陷入被动、迟滞的困境。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短期效益保障的基础上，让人们仍然能具备强烈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意识和破釜沉舟的勇气，才是区域经济提质升级中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的过程中，“找不准”定位也是一大困局。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升级规划往往是基于城市空间的升级改造，即围绕城市本身来做规划，大多要求产业适应城市，鲜有基于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让城市更加适应产业发展的。例如，在某区域内规划了一个科技创新谷，创新谷内要引进发展各类新兴产业，未来将成为城市创新中心，但可能会忽略对新兴产业的选择以及为什么要引进这些新兴产业。相比其他地区，区域的差异化优势在哪里？区域内是否具备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充分条件？规划时，如果忽略了招商的顺利与否和可执行的可能性，忽略了在本区域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不管能不能落地，只追求概念，一味地模仿先进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效果自然不如预期。如果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总结案例经验，走出符合自己特色和定位的道路，结果往往是硬件建好了，招商却成为大难题，最终导致规划中的蓝图遥不可及。
归根结底，区域经济提质升级，应该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而不是我已经有什么了，再需要什么产业来配套。
（本小节写于2022年11月）
产业结构失衡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且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三线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是在部分传统重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更加突出。
产业结构失衡不但制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能严重影响民生，甚至会影响扶贫脱困的大局，尤其在第一产业中表现最为明显。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主要指农商失衡、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衔接度较低、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支撑不足。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原产地农产品滞销。有的地方为解决这个问题，常用的办法不是打情感营销牌，就是由当地政府牵头出面寻找市场买家，如果依然解决不了，则只能由农户自己承担损失。然而无论是情感营销还是政府牵头，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农产品滞销是由于当地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合理串联产业结构，进一步推动农商一体化的进程。
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每年都存在大量区域农产品滞销，但滞销问题并不是由市场总体的供需矛盾引起的，而是因为局部产能找不到适宜的市场。换言之，就是局部产业结构失衡。以农业为中心的周边产业结构应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业、物流运输业、电商产业、批发零售业、旅游业等，而农产品滞销地往往存在着农产品深加工业薄弱甚至没有、物流运输业不发达、电商产业极度薄弱、批发零售业不成规模、旅游业体量较小以及与第一产业结合度不高等诸多问题，而这些也就是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如图2所示。
图2 产业结构关系图
产业结构失衡在第二产业中的表现同样极为普遍和明显，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状况是“大而不强”，这也是对第二产业中产业结构失衡最好的诠释。产业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低端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不足、价值链普遍偏低等，导致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再加上贴牌生产、代加工等低端制造业数量庞大，而拥有自主产品、自主品牌、自主技术的制造企业少之又少；传统工业比重大，而具有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趋势要求的新兴产业比重则非常低。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之一，到2018年，各大中小企业总数巅峰时期一度超50万家
，各项工业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但统计于2018年的东莞高新技术企业仅不到6000家
，其中具有自主产品、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更少，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均属于中低端制造业，以贴牌代加工为主。从2008年开始，东莞制造业经济便经历了数次危机，这些危机的爆发都是由于外部环境剧烈动荡，例如，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等。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东莞制造业整体受到剧烈冲击，2014年至今，已经有超过10万家企业倒闭。
新冠病毒感染的暴发影响了正常的跨国贸易秩序，加之中美外贸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导致外贸订单减少、进出口受阻，再加上国内人力成本升高等因素，使得东莞制造业再次遭受重大冲击。总结来说，东莞的制造业经济虽然体量庞大，但是抗风险能力较低。对于我国第二产业而言，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为生产制造能力强大，没有自主品牌和产品，单纯依赖贴牌加工生产订单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传统的低端产能强大而中高端产能无力，这些低端产能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内市场，另一部分则出口到国外低端市场，一旦市场供需平衡被打破或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则整个产业链条会迅速崩溃。事实上，国内内部环境同样在升级。这种偏向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链条即使不从外部被击碎，也会因为内部环境发生变化而被打破。在2018—2020年，东莞地区不少制造业企业在接到订单后却苦于招不到从事生产的工人来完成订单，这就是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一旦失去这些长期积累的“优势产业”，就会形成产业空心，使整个经济发展发生倒退，维持现状只会令情况越来越糟。如何合理有序地去“腾笼换鸟”，打破当前不可持续发展的所谓产业结构平衡状态，建立新的、能够适应新时期的产业结构平衡状态，是区域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例如，东莞从2018年开始，就在有意识地加快对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规划、引进了一批新兴产业，但实际上，这些举措仍然集中在价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未能成功地引入新兴产业的总部经济、研发环节。河北邯郸市有一个县级市叫武安市，是中国钢铁制造业重镇。自2017年开始，武安市开始有序地清退传统低端钢铁制造业，但清退后腾出的发展空间又该如何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呢？一方面是适应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另一方面是服务和盘活武安市传统的优势产业——钢铁制造业。实际上仍难有有效战略。
第三产业同样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具体表现有二：一方面是处于第三产业的中高端现代服务业比例严重偏低；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产业服务于实体经济能力不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结构失衡。
广州是我国第三产业极为发达的城市，2018年，第三产业对广州GDP的贡献超过70%
，其中，传统服务业（传统餐饮业、传统休闲娱乐业、传统教育培训行业等）、传统旅游业等传统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0%
，而具有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特征的高端现代服务业占比不到30%。同时，具有高价值且能够有效服务于产业经济发展创新、转型升级的高端现代化生产型服务业在其中更是只占据不到50%的比例。显然，这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新时期实体经济的发展创新，离不开高端现代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撑，而高端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失衡将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抢抓新一轮世界技术和产业革命重大战略机遇。如何切实提高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使其进一步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和趋势，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第二大困局。
（本小节写于2021年1月）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深圳为例，这个城市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就是因为深圳的营商环境始终排在全国前列。而这样优质的营商环境，不仅包括国家出台的政策，也包括深圳自己发挥创新优势营造的条件和氛围。这样的例子不止在深圳，在中国其他一线城市也能看到。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五大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其独具一格的营商环境。然而，在非一线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各地普遍面临的困局。
营商环境囊括了政策政务、市场法治、社会人文等多项要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营商环境所包含的各项要素并不都是可变的，例如关于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自然资源、社会风俗习惯等。还有部分要素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的，例如，所在区域的高校资源的多寡、交通环境及科研力量的强弱还有产业结构问题等。能够及时改善的要素则是区域性政策、政务效率、软硬件配套服务等。这其中最常见是区域性政策和政务效率的改善，最难改善的则是软硬件配套服务。
营商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和参考指标，营商环境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相对的高下之别。可以这样说，营商环境始终处于一种不进则退、慢进也是后退的状态。因此，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必须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合作中，依靠营商环境拉平差距，可以扭转“马太效应”带来的强者越强、弱者恒弱的局面。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其实就是挖掘本地差异化优势，利用其构建起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色体系。例如，改革开放之初，东莞夹在深圳、广州两座城市之间。深圳和广州虽然是改革开放第一批国家政策惠及的城市，但与这两城紧邻的东莞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少政策支持。然而，东莞抓住了这一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了自己的区域优势，营造出不同于深圳、广州两座城市的营商环境，在不受政策直接支持的背景下，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利地让自己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之都！这一成绩应该归功于东莞对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利用。
营商环境遭遇困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产业定位不准，不知道服务的对象是谁，从而导致营商环境遭遇困局；二是改善的效果不理想，例如政务效率、招商引资前后不一、承诺难以兑现等；三是改善营商环境时没有抓住重点，使得区域内软硬件配套服务缺少中心。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都知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是有主次之分的，所以不能说某个城市自身设计的经济发展定位是错的，但在由传统的发展模式向新的发展模式过渡时，营商环境改善的重心是应该服务于当前还是应该着力于未来呢？目前，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是平稳过渡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矛盾的问题。短期内，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可能仍为传统产业，尤其是在传统重工业、自然资源开采业为主业的区域向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领域转型时，营商环境的重心到底应该服务于当前的传统产业还是未来转型后的新兴产业、第三产业呢？而且，该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所定位的转型升级的新型产业是否精准呢？如果不精准，那结果当然不甚理想。
第二个方面最容易改善，但执行起来同样要面对重重阻碍，尤其是这些都涉及政府角色的转变。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市场而言，其地位是高高在上的，是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而要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转变思想观念，就要求政府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创新。这一转变无疑是道阻且长的。
即使是位于营商环境良好的广州空港经济区，也同样存在着政务效率低下、行政部门之间配合度差、相互推诿扯皮，甚至招商前的承诺到企业入驻后期却不能兑现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发展。
第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点。硬件方面容易理解，各地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软环境配套方面则差强人意。事实上，营商环境优化应以市场消费需求结构和市场需求趋势为基础，因为目前市场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引导市场，市场决定产业。然而，产业能否有效引导市场，关键在于产业规划和经营者对市场消费结构的全局分析及对市场消费趋势的准确判断。最好的营商环境，其实是规划领先产业发展现状半步。所以，优化营商环境说的就是规划者要比产业经营者更善于分析市场、判断市场。而就当前的市场现状及未来趋势两方面来看，低端消费市场的路会越走越窄，中高端消费市场的路则会越走越开阔；反映到产业上，则是创新、附加价值、品牌等要素，而这也恰恰是我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因为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而新兴产业产能不足是事实。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应将完善软环境建设、服务与支持产业创新等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
（本小节写于2022年1月）
在我国非一线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存在人才、资源贫乏的困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工、环境、场地等各项生产要素成本逐渐上升，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弱化；世界生产制造正在进行新一轮转移。可以说，中国正在主动拥抱世界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在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进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产生源头，则成为第一重要的生产要素。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以先富带动后富。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过程中，如何确保这种不平衡状态尽可能降低而非升高？这就需要区域经济要破除人才、资源不足的困局，从而确保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才、资源分布不平衡正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受“马太效应”影响催生了“
鱼效应”，其又引发了“海潮效应”，结果就是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如图3所示。
图3 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多重效应循环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的区域，由于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本身就不具备培育出多少优质人才的力量，而诞生出的优质创新人才往往又被发达区域所吸走，所以，这些区域长期面临着人才培养能力不足、人才外流的双重困局。
例如，湖南省的株洲、郴州、衡阳等地邻近广州，城市之间又有多条公路、铁路相连通，城际之间来往极为方便。对比湖南株洲、郴州、衡阳与广州的院校数量，可以看出两者在人才培养方面力量悬殊，其中，株洲本科院校2所（其一为民办），专科院校8所；郴州普通本科院校1所，专科院校2所；衡阳本科院校6所（3所为民办），专科院校5所。而广州本科院校37所（其中多所为“双一流”），专科院校45所（多所为重点专科院校）。通过这些数据，株洲、郴州、衡阳与广州四座城市的人才培养能力对比结果一目了然，广州远超株洲、郴州、衡阳十几倍甚至二三十倍！而放眼整个湖南省，也仅有本科院校52所、专科院校76所，相比较而言，一个广州市的人才培养力量，就顶得上大半个湖南省。
湖南人具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果实却长在广州！每年都有大量的湖南人涌入广州、深圳。广州有很大一批优秀企业家、杰出人才是湖南人。可以说是湖南人撑起了广州经济发展的半边天，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广州待上一段时间的人来说都深有感触。而这一现象说明湖南省人才流向广州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在广州取得成就的湖南人或许会回报家乡，也或许不会，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给湖南的区域经济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区域本身人才培养能力弱，有限的人才被一线城市虹吸外流，这就是当前国内许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才困局。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局。
产业转移的往往是一线城市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或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环节，因而三、四线城市面临的是新兴产业发展能力与资源不足的困局。尤其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处于质变的阶段，三、四线城市这种无力感会进一步加重，从而错失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这种资源困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低端，二是高端现代服务业匮乏，三是现代化新兴产业的营商环境差。
具体来说，第一个方面，三、四线城市产业低端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19—2020年，一、二线城市产业转移规模超万亿元，但所转移的产业基本都是落后产能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而在三、四线城市所规划的各类科技创新园区，最后实际进驻最多的也仅仅是高新科技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组装等这一类环节，罕有见到总部经济、研发环节选择进驻的，这就使三、四线城市所预想中的科技创新园名不副实。
第二个方面，高端现代服务业匮乏。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的服务业产出占比均达到了60%及以上，其中，北京的服务业产出占比达到81%，上海和深圳则分别是69.9%和60%。
2019—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新增了大量高端现代服务业，使得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的紧密度进一步提高，而高端现代服务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软环境。反观相对落后的区域，服务业占比基本处于40%以下，其中，高端现代服务业更是少之又少，原因是其不具备产业链高端环节扎根的土壤和环境。
第三个方面，支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差。营商环境包含多个方面内容，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成本低就是它所需要的营商环境；而对于现代化新兴产业而言，成本低固然也是其追求的营商环境，却不是其第一追求目标。事实上，区域产业结构、社会人文、交通信息、人才环境等才是现代化新兴产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小节写于2020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常态。在这一过程中，“先富带动后富”的指导思想起着重要作用。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加上个人觉悟、天赋、努力、机遇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的人先富起来、有的区域先富起来，而有的人则迟迟未能加入致富潮流中，甚至有的区域经济状态死气沉沉。
进入21世纪以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实现减贫脱贫，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实现全国人民一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转眼间已来到2020年。5年间，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得到明显提升，但仍然要居安思危：虽然我国打赢了一个阶段的脱贫攻坚战，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贫困是相对的，是需要做横向比较的，只要一天没有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那贫困就可能随时复发！所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还面临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困局！
回顾扶贫攻坚整个进程，一开始是授人以鱼，即党和政府直接发放补助给贫困农民，但由于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到自身觉悟、知识层次等各种要素的制约，这些补助往往被用于一时的消费。对此，党和政府在第二阶段开始改变扶贫策略，由原先的直接发放补助改为鼓励生产，即鼓励种植、养殖，基于开展的种植、养殖业给予专项补助，并开始有意识地帮助贫困农民改善基本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事实证明，这一扶贫策略效果明显：一是整体上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二是部分思想觉悟高、能力强、勤劳肯干的村民开始富裕起来。第三阶段的扶贫策略则是产业扶贫，即充分发挥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利用集体经济的长处，开始以村为单位，支持、补助发展集体产业，从而带动村民整体致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特别偏僻的地区，党和政府则采取了整体搬迁策略。
以上是党和政府扶贫攻坚的总体面貌，下面来分析一下其中隐藏的问题。第一，在实施第二阶段鼓励种植、养殖的扶贫策略过程中，没有惠及所有村民，严格来说，只是惠及了少部分村民，据笔者调研，发现其所占比例不超20%；但是，有意识地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的，则惠及了所有人。第二，在实施第三阶段的产业扶贫过程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范，但根据不完全统计，在AB村进行产业扶贫过程中，在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该村利用集体土地（并承包下几户村民土地）、资源，开展了水蛭养殖业。这本该是带动全村致富的产业扶贫项目，但是，其一，该项目仅由几个村干部全权负责，无论是在项目的运营管理方面，还是来自该项目的所得收益，其他村民无一人参与。其二，由于缺乏水蛭养殖经验，加之经营管理不善，该项目实际处于年年亏损状态，那么，因亏损而导致的窟窿怎么补？负责运营管理这一项目的人的利益从哪里来？答案是来自上级政府的支持产业扶贫发展的补助金。补助金一旦中断，则该水蛭养殖项目随即宣告破产。整个项目过程用时不到两年，其间，村民既未从该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得实际收益，也未能被激发出投身产业致富的主动意识和提升产业致富的能力。其三，基层矛盾依然突出，严重制约了扶贫攻坚的发展。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贫困乡村虽然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却让贫困潜伏了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抗风险能力极低，假若自然灾害或是疾病等任一事件发生，村民就会立刻重返贫困；二是没有可持续的经济来源，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的事实没有改变。这种现象既存在于刚刚摘掉贫困帽子的地区，又存在于如粤东西北这样的区域。粤东西北的许多城市既不属于扶贫政策帮扶的范围之中（其经济水平略高于当时的规定的扶贫标准线），又存在事实上的相对贫困。而且，如今像粤东西北这些城市的区域正在不断增加。这些城市是被扶贫政策惠及而摘掉贫困帽子的城市，但贫困的种子仍然潜伏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因中。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许多地区面临如何保住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果实，防止区域贫困复发，走出可持续的产业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路的问题。
面对这一困局，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即从现在开始，要做到居安思危；其次要重视基层产业人才结构和配置，同时注重基层人才素质的提升；最后要协调好基层关系，上下携手同心。要突破困局，具体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见图4）：
第一，必须走依靠产业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道路。
第二，只能从结构调整优化上解决问题。
第三，要平衡好短期生存与中长期发展二者之间的利益问题。
图4 利用“政策+智库+平台”的方法破解困局
（本小节写于2021年9月）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适应新常态的关键词，也是区域经济能否抓住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重大机遇的唯一抓手，同时，创新能力不足也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绊脚石。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要关注的问题，是一把能够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刃剑”，用好则强，用不好则弱。如何有效激发区域经济创新活力、提升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困局之一。
产业与创新二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产业强会带动创新强，创新强则会催生和吸引产业集聚，从而壮大产业规模。但是，创新不会凭空出现，它扎根在产业的土壤中。纵观近代以来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历程，能够催生创新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产业土壤非常肥沃；二是处在培养创新种子的环境中，也就是自身处在高校、科研群落的地区。这两个条件是刺激创新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是四个极具代表性的创新型城市。其中，北京是文化创新之都，上海是金融创新之都，深圳是科技创新之都，杭州是互联网创新之都。
北京具备高校科研力量集聚的优势。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文化创新能力强、水平高。它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创新之都，就是因为其天然和历史的优势。
上海被称为“魔都”。自清末民初始，上海一度是中国内地经济最为繁华的地带，且中外文化交汇，金融产业自19世纪就开始出现并发展迅速。上海也是国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集聚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悠久的金融产业发展历史，使上海金融产业发展水平始终遥遥领先。上海正是基于金融产业的高度发展，才造就了如今的金融创新之都。
深圳如今能位列创新型城市之列则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它作为中国第一批沿海改革开放城市、窗口城市，在当时施行计划经济机制的大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放开，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市场经济的创业者、经营者。深圳的产业发展经历了由低端到高端的进化过程，在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上，诞生了如今中国的一批科技创新巨头，例如华为、小米、VIVO、OPPO企业。这些科技巨头奠定了深圳科技创新之都的基础。深圳的优势有一部分是不可再现的，如时代背景、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势、区位环境等不可再现，但有些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如过去的深圳在转型过程中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孵化政策、深圳塑造的营商环境、深圳给予产业创新鼓励和支持等。
杭州能够成为互联网创新之都，要归功于阿里巴巴这一互联网行业巨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功地缔造了互联网产业发展创新的生态网络。而杭州在围绕互联网这一核心产业所做的产业结构布局、产业链串联等方面工作，则是将这一优势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多个周边产业领域中，从而形成了以互联网产业为核心、以杭州为中心的呈卫星状的产业发展创新布局。
至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带的形成和布局，目的在于区域共同发展、区域平衡发展；策略在于用区域带动区域，用先富带动后富。
对于其他区域而言，要善于对比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座城市在创新中所进行的各项差异化布局，先寻找产生这些差异化的原因，然后再对比自身，从而走出一条具有自身区域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
创新难是区域经济适应新常态、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困局之一，而创新难的这个困局主要是原因缺乏创新的种子、无效创新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创新成果转化困难。
人才是创新的基础。对于很多区域而言，本身并不具备高校群落、科研群落，且又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由此导致创新还没开始就陷入困局。因为高校群落、科研群落缺乏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这些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只能从吸引创新和留住创新人才着手。为什么大城市可以吸引人才、集聚人才？原因在于大城市有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才和好的创新都能够在大城市成功落地并健康成长。当然，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这是珍贵的、不可错失的吸引人才的机遇，所以如何吸引和留住这些创新人才非常重要，他们是创新的中坚力量。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不要与大城市争夺都顶尖人才，因为你所能给到的条件，大城市都能给到，而大城市能够提供的，你未必具备。况且，合理的创新人才结构是呈金字塔状，如果只有金字塔顶层而没有中间层和底层，那这样的创新人才结构显然就是空中楼阁、无根浮萍。
无效创新带来的资源浪费始终困扰着想要大胆创新的人们。创新是有风险的，而且属于中高程度的风险。创新成功自然会带来高回报，只是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创新是需要引导的，需要基于全局结构、基于对未来趋势的正确方向引导。对于创新人才来说，其往往专注于某一专业领域，但对于全局意识和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判断力未必足够专业，因而需要一个宏观引导机制。
此外，不可忽视的一大难题就是创新成果转化问题。如果将创新看作一个工厂的话，那么，成果转化无疑是销售环节。有了创新成果，但卖不出去，那生产者就会蒙受损失；产品一旦滞销，自然就会中断生产线。因此，单纯地从生产流程和产品本身来寻找出路注定是无解的。唯有积极开发市场、策划销售模式和组建专业销售团队，才能找到出路。对应创新成果的转化，开发市场就是夯实区域产业发展的基础，应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加强产业集群打造；策划销售模式则是让创新参与产业发展，一方面创新服务于产业，另一方面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引导创新方向，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系，协调理通各方关系；组建专业销售团队则是构建起以政府牵头、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的创新成果转化中心，而这样的中心不仅是针对区域内的，同样需要开放性地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具体路径如图5所示。
图5 创新成果转化路径
（本小节写于2022年10月）
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度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宏观上，如果将世界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下一级则是国际经济合作联盟、经济带，如东盟、欧盟、“一带一路”等；再下一级是各国国家经济体；再下一级是由本国内部各城市组成的经济协同发展集群，例如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再细分城市区域经济，其下又可进一步细分到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由镇域经济组成，镇域经济由园区经济组成，园区由各企业组成，企业是世界经济体的最基本组成单位。由此便有了一个可以直观理解各级别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如图6所示。
图6 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结构
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影响，即发生在不同区域经济之间并有着直接的利益竞争与合作；另一种是间接影响，即局部A发生变化会影响到整体发生改变，整体的变化又影响到另一局部B，使B跟着发生变化，A和B之间虽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A的变化最终还是影响到了B，使B发生了改变，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蝴蝶效应”。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充分融入国际经济发展环境，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对未来发展命运的探索，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碰到的瓶颈、困局，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2018年以来的国际环境动荡愈演愈烈，且国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截至2019年，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累计超过100万家，外资规模总额超2.1万亿美元，而具有外资成分的企业数量更为庞大。这些外资企业绝大多数分布在新兴产业中且位于价值链的中高端，在同行业中，往往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
201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1100亿美元，在海外办企数量近4万家。
截至目前，国内有多少家是以做出口为主的企业？区域经济中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占比是多少？又有多少家是以承接外来订单为主的OEM代加工企业？虽然难以准确统计出具体数字，但其数量规模在国内任何区域都不会小，即使是在经济发展领先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些企业也都是贡献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在新兴产业及高新科技行业领域，区域经济绝大多数是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截至目前，许多行业的本土企业均不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依赖进口的情况十分普遍。
外资属于国际流动资本，其对国际总体环境、投资所在国及资本来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等均比较敏感。例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人工、原材料、土地成本均呈现上升态势，而与中国相比，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主体的崛起，使得他们在生存成本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大量外资生产型企业撤出中国；从中美贸易战爆发到新冠病毒感染暴发，其间产生的一系列因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影响，包括鼓励本国企业撤离中国、限制本国企业向中国企业出售核心技术等，这些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外贸出口依赖型+OEM代加工”的企业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发展力量，但这种经济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极低，尤其是在对抗国际环境变化方面更是毫无抵抗之力。例如，自新冠病毒感染暴发以来，由于国外订单的大量取消和进出口业务的低迷，面临生存困境的企业比比皆是，区域经济发展状态也因此遭受一波重击！
截至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传统产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当前的国内环境总结起来是“由量变到质变，打破旧常态以重建新常态”。传统落后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不足、区域经济中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生态环境薄弱、短期生存和中长期发展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等，都使得区域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剧烈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陷入种种困境的根源。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管理层虽然具有针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应变意识，但在实施和实践层却不具备这样的意识。也就是说，区域内的政府在关注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也在根据变化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内部环境，但是，区域内的绝大多数园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具备这样的大局意识和超前思维，而是仅关注周边3里、眼前3个月。这样一来，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时不仅转舵难，很多时候更是事倍功半，甚至有时只能是有心无力！而如何促使区域内的园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树立大局意识、养成超前思维，是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困局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小节写于202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