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姚桥小学,我认识的老师与校工只有四人。除了许老师外,还有3人,他们是唐校长,唐校长的夫人唐师母,以及唐师母的助手张师傅。
唐校长,约五十多岁,是个高个子的瘦瘦的老头。
他整天穿着一件长衫,上身再套上马褂。他马褂的里边一个口袋里藏着一只怀表,金黄色的,圆圆的,亮亮的。他的马褂的外面的一个口袋里插着一副老花眼镜,镜片也是圆圆的,亮亮的,镜架看上去也是金黄色的。每当上课的时候,他才从口袋里取出来戴在脸上。但是一戴上去,那眼镜很快滑下来溜到了鼻尖处刹住,那样子就像个中药房里的配药师。当然一旦他拿起书本朗读的时候,那摇头晃脑的样子就更像个老学究了。
唐校长还有一个令人瞩目之处是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纸扇,而且一年四季扇不离手。因为这扇子对于他,用处很多很大。在夏天,天气炎热,他用来扇凉风,爽爽身。到了给我们上数学课的时候,他就做教棒之用。学生不专心的时候,他用扇子笃笃地敲着黑板大声地说:“谁在讲话,看着黑板!”当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黑板的时候,他用扇子指着黑板上的题目说:“这道题,谁能做的请举手!”
唐校长还给我们上书法课,写毛笔字,练描红簿。他会教我们怎样磨墨,磨墨时要加多少水,墨磨到什么样子了才可用毛笔蘸了墨写字,才不会让纸化开来。然后他还跟我们“约法三章”:不准把水与墨汁弄到课桌上,不准把水与墨汁弄到手心手背上,不准把水与墨汁弄黑弄脏描红簿,若有违反任何一条,就由老师罚打手掌心三下。这时候他的扇子就当戒尺来使用。
在处罚时,唐校长要求我们把手掌不能平放在课桌的桌面上,而是一定要斜放在课桌的边沿上或者台角上。更为严厉的是,他处罚时,要求你伸出的手绝不能往回缩,如若有谁让他空打一下,那他就立马宣布要重重罚打三下。唐校长说:“只有这样,你们才会知道痛,痛到让你们知道一定要改正错误!”
他是一个说到能做到的人。我们有二三位同学真被他罚打过。所以我们没有同学不怕他的,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只要他来上课,教室里总是安安静静的,规矩到老师叫怎么做就怎么做!
唐校长上课时对我们很凶,很严格,但下课后,他也会对我们笑嘻嘻的。一次,他还对被他打过手心的同学说:“你的手还痛吗?以后磨墨小心点,别把手弄脏了,知道吗?”说着,他还拉起那同学的手看了一下,又笑嘻嘻地说:“还好!下次再犯还可打得重一点是不是?”那同学大胆地说:“没有下次了!”说着,他挣脱了手,跑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把一个篮球踢到河里去了。唐校长正巧经过,就拿了一根长竹竿,想把篮球拨到河岸边来,可是拨来拨去没能成功。那天潮水又大,眼看篮球要被潮水越冲越远,结果唐校长急中生智,跳下河去,游向篮球,才捞了起来。他爬上岸来,浑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可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们,你们可不能学我的样啊!我不在,谁也不能跳下去,会游泳也不允许跳下去!命,比球更重要!知道吗?”
我认识的第三位老师是唐校长的夫人唐师母。我们同学没人知道她的姓和名,也没人会去问她的姓与名。所以我们人人都尊敬地叫她唐师母。
唐师母看上去比唐校长年轻得多,一张漂亮的瓜子脸上,有一对柳叶眉,一双丹凤眼,那苗条的身材,有着特别优美的曲线,胸高腰细,凹凸有致。她平时就差不多天天穿着一件漂亮的紧身旗袍,把她的外美内秀衬托出一种艳丽而又优雅的气质来。
唐师母在学校里主要是管理财务和兼上音乐课。每当新学期开学后,我们的书费学费都是交到她手里的。她把钱收好后,当即就开给你一张收据,还给你一本学籍注册本。到学期结束,她会出具一份费用结算清单,当然还会实行多退少补的原则。
从她的职责看,她应该相当于学校里的总务主任。可能由于她的事情实在有点多,所以唐校长给她配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助手张师傅。张师傅人高马大的,是唐师母的好帮手。他把学校里凡属于内务与外勤,水电与木工的具体事务几乎全部承包了。为此唐师母不管自己的工作怎么忙,总能腾出时间兼教我们的音乐。
唐师母能歌善舞,弹得钢琴,吹得笛子,拉得二胡,打得腰鼓,扭得秧歌……。她到任何一个班级去上课,教的就是我们当时人人爱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同学们唱起来都会热情高涨,引吭高歌,其声音响彻教室内外,校园上空,以致影响其他班级同学无法聚精会神地上课。
后来学校就把上音乐课的班级排在放学前的最后一课,让其他班级最后上写字课、图画课或体育课。姚桥小学的规模实在太小,各班的教室都是左邻右舍。所以这样的排课也只能把影响尽量缩小一下而已。可是在我们学生眼里,就因为这样的安排,我们人人都知道了唐师母的多才多艺,在我们心中,简直把一个天仙般的唐师母演化成了一位超级女神。
这是一所无人不喜,无人不欢的学校。
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读书,没有一天不是生龙活虎的。上学读书好像就是我们的快乐所在。
一所学校四个年级五个班级,就凭三位老师一位校工,把学校办得生气蓬勃,成为蓝天下的一所快乐学校,不能不说有点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