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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定历法，古代天文学家们勤奋地观察天象，精心制作观测仪表，仔细地推算，然后再来观天验证。他们不厌其烦，精益求精，以求与天象相吻合。
在《续汉书·律历志》中有：“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璇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所建，青龙所躔（chán），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这里描述的是古人观天象、制定历法的过程。其中，“璇玑”是指北斗七星，“三光”指的是日、月和五星，“道”乃黄道，“景”为圭表的影子。简单地说，人们制定历法的依据，离不开观察日月和五星、北斗七星等的运动，离不开圭表上的日影来指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
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和思想家徐干在《中论·历数》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昔者，圣王之造历数也，察纪纬之行，观运机之动，原星辰之迭中，寤晷运之长短，于是营仪以准之，立表以测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后元首齐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顺序，四时不忒。”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徐干显然已经领悟了古代历法的本质，他的论述大体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
到了汉魏之际，以“合天为历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西晋时期的律学家和军事家杜预曾研究历法，并著有《春秋长历》，他在著作中提出：“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文字虽然简短，但是反映了自古制定历法时对待“合天”的思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顺天以求合”，认为主观应该服从于客观，顺从客观的天象，制定历法，若二者合，则行之，若不合，则改之。这样历法就处于一种灵活动态的状态中，始终追求与天象相拟合。这是科学的态度，是古代历法发展的主流。从先秦到清代，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共颁行过一百多部历法，大多数都是对既有历法的不断改进，以求与天象相吻合的。
第二种态度，“为合以验天”，认为如果天象与历法二者相合，固然求之不得。如果不合，则客观天象只能屈从于主观，可以让历法来曲解客观的天象，这样的历法处于一种随意、僵化的状态。作为后人，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态度，似乎显然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作为当事者，在古代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人和事，它们阻碍了历法的改进，混淆了人们的观念，甚至蛊惑了不少当权者。
对于这两种态度，显然杜预是赞成前者的，他的看法也成为后世许多历家的座右铭，对于历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后面的讲解中，我们会讲到汉武帝时期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历法——太初历的故事，在那里就会看到这不同思想观念和态度的斗争，相当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