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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被称作“贞观之治”，那么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李世民在登基后做了一系列改革，抛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执政措施。总结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唐太宗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起家，正是搭上了农民起义这辆顺风车，他才有机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得到天下。所以他很清楚人民力量之强大，他认为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他一上台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于是抛出了一个时至现代仍然能大放异彩的治国理念——以人为本。
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为了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给老百姓谋福利。于是他下令削减苛捐杂税来安抚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他说：“治国和栽树是一样的，只要根本不动摇，就会枝繁叶茂。这样君主能清净，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只有轻徭薄赋，年年丰收，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也才能强大。其实我们应该感谢隋炀帝，不是他做出那种反面到极致的榜样，太宗皇帝怎能这么清楚地抛出这个名垂千古的治国方针呢？隋炀帝给他的启示太多太多，其中有一条便是一国之君万不能骄奢淫逸，于是唐太宗于贞观之初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如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奇珍异宝，限制建设宫殿，废除厚葬的传统风俗，并规定人死后下葬一律从简，如有违抗，依法论罪。在他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当时的很多大臣也都能够节俭持家，俭约之风一时风行朝堂内外。同时，太宗也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抚民措施。当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遵循他“以人为本”这一治国指导思想。
第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重用人才这一方面比历代的帝王有着更为突出和罕见的创举。他强调治理国家首先要慎用人才，人才没用在合适的位置，必定很难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选用人才的标准，一定要以德行和学识为主。在选用人才这方面，他可谓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则咸尽其才”。早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李世民就重视网罗人才。每次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他的主要谋臣房玄龄就会首先收罗各种人才充实幕府，他府中的谋臣武将都愿意为他卖命。纵观贞观年间的文武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属于早年追随他的故旧，魏征、王珪、韦挺等属于昔日政敌李建成的旧部；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原属于各个不同的武装集团；秦叔宝、程知节等为农民出身；李靖等则出身于贵族名门，而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出身寒微。李世民对他们从来不讲家庭出身和门户之别，任人唯贤，只要你有才能，对国家忠诚，就算曾经是他的仇人也一样会委以重任。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比如通过科举制度网罗人才，让下层百姓也可以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据史料记载，李世民曾经私下来到端门，当他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高兴得直叫：“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因此赵嘏有诗这样写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李世民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单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因此他需要众多忠臣良将的辅佐。一个人的决策不可能一直正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他特别成立了一批进谏的队伍，专门来挑他的毛病，指出他的问题。因而他在“纳贤”“纳谏”上是历代所有皇帝都比不上的。
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大臣们劝谏成风，太宗也能虚心接受，只要确实是对的就会马上更改，展示出虚怀若谷的明君非凡气度，这种气度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础，贞观年间没有发生一起因言获罪的案件。相比之下，那动不动就兴“文字狱”的康乾盛世在这方面与贞观时期实在是不在一个档次上。唐太宗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勇于纳谏的极致，实现了“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即便是在今天来看，仍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
第四，大力发展经济。
李世民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在大力推广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大力推广租庸调制。这种新型的赋税征收制度可以以庸代役，从而尽量减少百姓的徭役之苦。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他下令逃亡的百姓重回故地后可以减免赋役。他下令在各地广设义仓，对贫苦的百姓进行一定资助。人口在农业社会里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增加劳动力，他规定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后必须结婚，大力提倡早婚早育，抵制晚婚晚育，他还支持寡妇再嫁，并放出了大批宫女，让她们自由婚配。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贞观时期还大力建设水利工程……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文化建设等方面，唐朝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耀眼、最为强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