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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利用蚕茧制造出轻柔、鲜艳且耐用的丝织品。虽然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北非的古埃及文明来往并不多，但是丝织品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通过陆上的道路和海上的航线传到了遥远的异域。
古代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是从“丝”字的谐音而来，意为“丝之国”。他们猜测，丝的纤维是来自中国的某一种树木。
公元前50年左右，在罗马的上层人物中，特别是妇女们，非常流行可以显露身材的丝衣。当年丝绸需要经过长途运输，而各地商人又逐一加码，因此运到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丝绸十分昂贵。据说在罗马境内，一两丝值一两黄金。凯撒时代的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西塞罗（Cicero）曾经写文章，提醒罗马人不要偏爱丝绸服装，以免耗尽国家的财富。
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F.冯·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受普鲁士政府委托，到中国以及亚洲各地多次考察，其目的包括研究修建一条连通欧洲与东亚的铁路的可行性。他注意到，中国在汉朝时与中亚的河中地区（指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动力形成了几条交通路线。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之成果》（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一书中，使用了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但是当时少有人知的“Seidenstraße” （丝绸之路） 这个名词。
时至今日， “丝绸之路” 在全世界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词。总体而言，它是指数千年来联系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体系，可以很自然地分为“ 陆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 陆上丝路” ）和“ 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 海上丝路” ）这两个使用不同交通工具，却又相互连接的交通网络。
陆上丝路 可以再分为：
（1）本书详细介绍的 草原丝路 ——由贯穿欧亚大陆北部的几大草原连接而成，长约一万公里，东端是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西端是第聂伯河（Dnieper）下游的东欧草原（即黑海—里海草原）。这一东西向的狭长区域地势大致平坦，气候比较干旱，其亚洲部分的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针叶林区（Taiga Zone）相接。用今天的国名与地方名来讲， 草原丝路 大致通过如下地方：（a）中国的内蒙古、宁夏、新疆；（b）蒙古国；（c）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中部与西北部；（d）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州、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萨拉托夫州、卡尔梅克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以及北高加索其他地区；（e）乌克兰；（f）罗马尼亚。
（2）我将会另外写书介绍的 绿洲丝路 ——穿过欧亚大陆中央地带，连接中国、中亚、西亚和东欧的道路网，经过许多温带农业区的城镇，其中还包括不少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
（3） 南方丝路 ——两个南北走向，大致平行但又部分交错的道路网，没有明显的起点与终点，其中部分道路也被称作“茶马古道”。
至于 海上丝路 ，其范围极为广泛，是连通亚、欧、非三洲的海上交通网络，涵盖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安达曼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阿曼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以及印度洋北部其他地区，还包括地中海东部。我计划另写一册我探索 海上丝路 的专书。
本书自东而西依次介绍 草原丝路 上具有地理、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的地点。套用李希霍芬的书名，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我“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之成果”，涉及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掌故，当然也包括我旅游时的观感和回忆思考后的再认知。
1987年，乌鲁木齐市内的商品摊
乌兰乌德伊沃尔金斯克喇嘛庙
莫斯科河与红场
希望通过这些篇章，读者们能对 草原丝路 有一个鲜活而全面的认识。
我对丝绸之路的兴趣，始于小学教科书里《班超投笔从戎》这篇课文。1960年代在美国读工程博士时，我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1940年出版的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所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并且抽空读了它的大半。这本书开启了我对中国北部与西部边疆的认识之旅。半个世纪以来，我多次到亚洲内陆各地去旅行，也为此看了不少书，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
初次亲身体验丝路风情是1987年夏天。我和妻子从兰州穿过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吐鲁番、乌鲁木齐和“丝路明珠”喀什。此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多次沿丝绸之路旅游考察。三十多年的旅游与阅读使我认识到，“丝绸之路”是货物贸易的通道，也是人口迁徙的途径，更是文明传播的网络：它对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欧、东北非和东非之间的文明交往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与 草原丝路 相关的旅行可以罗列如下：
张骞于公元前119—前115年把丝绸带入中亚各国，于公元前115年又带领一队西域的官员和商人，载着西域的货物回到长安。而把丝绸带入今日伊犁附近的乌孙国，则开创了李希霍芬后来认定的“丝绸之路”。如上所述，我两千年前的同宗张骞所开辟的道路，其实是广义 “丝绸之路 ”中的 “陆上丝路 ”，再具体点说，就是 绿洲丝路 。
公元前3世纪，希腊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的时代，原来局限于地中海的希腊水手得以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他们发现了北印度洋中“季候风”（又称“贸易风”）的规律——夏季的风自西向东吹，而冬季的风则是自东向西吹。因此，只要按照“季候风”的规律行船，就可以利用季候风每年穿越印度洋两次，而不必拘谨于贴近海岸线航行。这个发现大有利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湾地区以及非洲东岸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也间接地有利于东南亚以及东亚近海地区与南亚和西亚的海上交通。这便是海上丝路的肇始。
二十几年前，在广州珠江岸边的南越王宫殿遗址里出土了秦汉之交时南越王赵氏父子藏有的埃及琉璃珠和波斯银盒。它们的存在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一个世纪，红海西北端的埃及和阿拉伯海西部的波斯湾地区与珠江之间已经有人员与物品交流的海上航线。
然而，全部 丝绸之路 的历史并非始自上述希腊水手于公元前3世纪开创的海上丝路，而要再上溯将近两千年——即距今4000余年前（公元前20世纪）。游牧部族开通的草原丝路，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发端。
草原丝路始于游牧部族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上东西向的活动，当时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
大概6000年前，人类最早在黑海之北的草原上驯化了马匹。驯化野马原本是为了吃它的肉，但后来发现马有不少特长，就改变了它的用途。
马的耳朵很长，还能转动方向，听觉十分灵敏；两只眼睛在头的两侧，所以视角很宽；脖子很长，头高昂时能够看得很远。一般而言，人没有马高，两只眼睛只能向前看，侧视范围不广，因此视觉远不如马。马的记性很好，能认路，所以我们常说老马识途。马被驯化后不久，人就发明了车轮，于是马又有了拉车的作用。战车出现后，马对人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了。再后来，人发明了马镫，用马镫骑马冲锋陷阵，可以腾出双手弯弓射箭，是军事战争史上的重大跃进。
仅靠双腿走路的牧民，即使有牧羊犬帮助，也不能照顾超过一百只羊，且放牧的区域也被局限在其步行范围之内。骑在马上的牧民，则可以同时照顾几百头牛羊，也便于转换草场。牧民们夏天和冬天在不同的地方放牧，一则使草场得到轮休，二则为牲畜觅得更充足的食物来源。可见，游牧的三个要素是牛羊、马匹和草原。
没有到过草原的读者可能不清楚，不是所有大片的草地都可以称作草原，真正的草原也不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事实上，只有湿地中的草才能长到超过一人高。根据植被的不同，草原有不同的类型。其植被的多寡与种类（草、真菌、灌木、树；一年生和多年生的草，细叶和圆叶的草）取决于土质、海拔、日照和降雨量等多个因素。
一般来说，年平均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的地方算是干旱区或半干旱区，不适于耕作，但可以放牧。全世界的草原大都在干旱区。降水量从500毫米到350毫米的，叫草甸草原，是草原中最湿润、产草量也最多的类型，适于放牧。如果降水量在150毫米以下，就属于荒漠草原，不适于放牧。草原上的植被与动物共同形成迥异于农耕文明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驼、马、牛、羊、狼、兔、鼠等。
早期人类一般几十人，至多百余人为一群，觅食以采集果实为主，根据自然环境不同，兼有渔猎补充。大约一万年前，温带地区出现收集植物种子进行种植的有意识行为，大约同时期，人类开始驯养家禽与家畜。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农业革命”。从此出现了定居的人口，因而也逐渐出现了房屋和城镇，进一步发展出庙宇和文字（今日以色列和土耳其境内都有超过8000年的城镇遗址）。
在北方较干燥地区的人口主要以放牧（牛、羊）为生。自从6000年前马匹被驯化为交通工具之后，游牧文明出现。既然游牧，民居当然就不能是固定的房屋，而是容易拆卸搬迁的帐篷。
为了找寻合适的草原，游牧部族聚散无常，难以形成人口庞大且疆域固定的国家；游牧者的政权形式一般是以某个强大部落为主导的部落联盟（汉文史籍有时称这些部落联盟为“行国”）。同理，游牧部族的血统和语言也难以保持长期的连续性。他们居无定所，行迹广大，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矿物，因此炼金术、青铜器以及锻铁等技术极可能是由游牧者发明并传播的。
手工业（如纺织丝绸）在游牧文明中较难发展，所以游牧者的生活用品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依赖定居人口。这就促使游牧民更倾向于从事对他们而言比较容易的长途贩运之类的活动。将欧亚大陆上贸易通道开辟的首倡之功归于游牧民，似乎并不为过。
游牧人口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半军事化，动员和搬迁均很容易，而且其大部分人口都善于骑射。不言而喻，相对于定居人口，游牧人口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因此，历史上无论是东欧、西亚、中亚还是东亚，游牧民经常南下掳掠抢劫定居人口的城镇。
根据汉文史籍、波斯碑文和希腊人的记录，以及最近一个半世纪的考古发现，最早进行长途迁徙的游牧人口是月氏人（吐火罗人）。他们大约在4500—4000年前从黑海之北向东移动到今天中国新疆之北与蒙古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地区，然后南下到新疆的东北部与甘肃的河西走廊。他们的后裔在塔里木盆地里建立了数个绿洲城邦，遂改为定居。考古学家认为，小麦就是3000多年前，由进入新疆及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传入中原的，青铜器和马车也是如此。
大约距今3000年前，另一批源自里海北部的游牧者——“斯基泰人”（希腊史学家称他们为Scythians）——在今日西亚和中亚北部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大约500年之后，他们在中亚的后人败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并向后者称臣进贡，被称为萨卡人（Saka）；汉文史书则称他们为“塞人”。考古学家近100年来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以及蒙古国的西北地区发现了超过100个斯基泰人留下的墓葬群，出土了极为精致的金制装饰品，大都是以动物搏斗为主题。根据史学家推断，马匹及马车最可能是由斯基泰人从东欧传入中亚和蒙古地区的。
继斯基泰人的草原帝国之后，伊朗高原出现了半游牧的安息（帕提亚）帝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3世纪初）。几乎同时，在蒙古高原东北部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人。他们不但威胁到南部的秦汉帝国，势力范围还向西伸展到今日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继匈奴帝国之后，北亚草原上先后崛起了鲜卑、嚈哒、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和蒙古等一系列游牧政权。
这些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段中推动了欧亚大草原交通系统的繁荣。如果没有他们开拓的道路系统以及对东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我就不可能从1978年开始，持续漫游草原丝路长达45年。
图瓦博物馆内展出的斯基泰人服饰及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