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由此可见，上述大问题，并非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它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本书提出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

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花朵，是世界或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的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的。以雨滴或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发展出的分合、演化，以及最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最后的清朝，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夹在蒙古和满族之间，虽是汉人王朝，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中，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

我不拿族群作为“唯一变数”来考量，因为族群本身是个人的综合体。由于新陈代谢、个别成员的生死，群体内容不断变化；个人是会移动的，个人成群移动，无论移出迁入，都不断引发族群的内涵及主客间关系的变动。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时空的情形界定该族群，这个复杂的族群系统将很难被观察。因此，讨论认同与归属，不能仅从族群下手。

以目前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认识，尤其在基因知识应用于人类学的分类后，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现代人类，其实是同一个祖先在非洲演化后分散到各处的变种。固然，这些现代人类的祖先，在旧大陆又会与各地本土的一些人类近亲融合，成为各地的支属，但现代人类终究还是同源。

近半世纪来，生物学上基因的研究，将生物的分类建立在遗传的基因上。于是，人类的群分族别也就跟着基因研究找出新的线索。目前最引人注意的发现，则是所谓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类论。根据这个说法，人类和其远亲在非洲逐渐演化，成为许多不同的灵长类。其中，人类这一支，经过了“直立原人”（homo erectus）、“用手的人”（homo habilis），终于演化为“智人”或“用脑的人”（homo sapiens，李济先生借用荀子语，称之为“有辨的荷谟”）。这些从体质人类学发展而来的分类法命名，到今天还是沿用大家最常使用的名词。可是，新的发现愈来愈多，有很多新的人类种属，实际上跨在演化线的交界点，很难肯定是属于哪一个阶段。

“非洲起源论”根据基因的传承，建立了一套年代学，指出大概从二十万年前开始，在东非洲的原始人类分批离开非洲，分散各处，成为今天我们人类的共同祖先。有些基因学者，甚至找到了“第一个亚当”“第一个夏娃”。他们进入亚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五六万年前。这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最近却发现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代人类”分散各处时，他们如何取代了那些原来在各地的其他人类种属？最初，有人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已经相当进化，而且也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代人类”来到时，他们到哪里去了？

过去的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是被“现代人类”取代了；现在才知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一样进入了现代欧洲人类的体内。假如这两个族群是可以交媾而传子孙，在生物学上，这两个种族应当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所谓“现代人类”与“非现代人类”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存在。

这一类的证据愈来愈多。最近，在西班牙发现的一些古代的人类遗骸，其基因中包括了在欧亚交界处发现的丹尼索瓦（Denisovans）人类 ，另一种古代的人类种属。这一批人类，其分布的地区，过去以为最可能扩展到亚洲大陆的东北边；现在从西班牙的遗骸中，却也发现了他们的基因。那么，这一种亚洲古人类可能分布的范围，远在亚洲以外。

在中国云南蒙自的马鹿洞和广西隆林的一个洞穴，分别找到了距今一万四千多年和一万一千多年左右的古人类遗骸。他们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丹尼索瓦人；这两群中国西南部的古人类，彼此之间又不相同。我们还应注意，在周口店上层的“上洞老人” ，离现在也约三万年——过去我们总以为，他们就是周口店直立原人的后代。现在我们无法肯定，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至少有一些中国学者还是坚持，周口店直立原人身上的一些体质特征，在今天东亚人类身上还是存在，例如箕形门齿。2012年，周口店“田园洞人” 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一群三四万年前的人类，具有今日亚洲人类的特点，而与欧洲人类的基因有所分别。从这些信息来看，各处在“现代人类”到达前已经存在的人类并没有完全消失；“现代人类”却在各地演化的古人类身上吸收了各地的基因。

目前，根据“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论”的假设，这些古代人类约二十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五六万年前进入亚洲。他们进入的途径，分别来自各方：有一批从南方经过印度洋，循南路进入太平洋的东亚海岸；一批穿过今日东南亚进入中国西南，然后又分别北上，再东向扩散；还有一批，则经由中东，进入欧亚大陆——其中有一批西向扩散于欧洲本部，另一批则北上到达内亚地区，分别向东和西扩散于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带。据最近的研究，欧洲人有少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亚洲人有少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后者留在中国“汉人”血统的基因比例不到0.2%。以上论述，只是根据目前基因遗传理论，认识古代人类扩散于中国地区的一种说法。凡此人类演化的讨论，其实未必能帮助我们解释后世中国地区人类的分类归属。

人类在各地的分散演化，不仅是在体质方面，更显著的应当在于他们为了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构成了另外一种认同和归属的条件。在古代，地广人稀，一处人群与其四周邻居距离遥远；于是，每一个地区的古人类社群，不仅具有体质上的特色，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也自成格局，与邻近的族群不一样。族群与族群之间，逐渐因为人口的扩散或者天然条件改变所引发的迁移，终于发生接触，从而在血统上形成多元性，在文化上也因交流而构成更复杂、更丰富的内涵。

2009年12月，《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上发表了一篇新加坡学者关于汉人基因的研究论文。他们在八千多个来自中国十个省份的华人身上获取基因，进行分析，发现这八千多人的基因成分有高度的共同性，有87%左右是一致的。这篇报告也指出，基因差异性的转换，从北到南有一定的差序，从西到东并没有特殊可见的差异。他们将华人的基因成分与日本人的基因成分对比，发现华人的一致性远比日本人高。

这篇报告有其缺失：这十个省份，都是中国所谓内地的本土地区，南方省份只有广东一处；尤其地处西南的云、贵、桂等处，他们都没有采集样本；地处西北的甘、新、青、藏各省区以及东北各处，也没有被列入采样范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人类的迁徙和融合在这些地方最为频繁。这些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当在基因之中有明白的显示。也许正因为这篇报告是指明了“汉人”的成分，研究者才特意地挑选内地省份？

不过，这篇报告的发现还是相当程度地符合中国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人类迁徙和混合现象。例如，每次北方高原地区气候变化，当地的牧民便大举南下侵入中原，然后落地生根，他们的基因也就进入中国人的总基因库内。相应地，犹如后浪推前浪，本来在中原一带的居民，由于北方的战乱，一批又一批地向南迁移，于是，南方各地的基因成分也被改变。中国的地形，在同纬度天然条件下从西到东的差异，不如从北到南之间那样显著。北方牧民进入中原，又往往牵涉战争与征服——由于不同族群经过迁徙，基因不断融合，形成新的基因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各章陆续陈述。

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这个区块在进入中华圈以前甚至进入中华圈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归属。在中华大圈子之内，所谓“百姓”，这“姓”字其实就相当于英文中的“nation”，而不是今天的“surname”。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讨论民族意识时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必须理解的一个大前提。

在下面各章，我们将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讨论到文化的扩散和重组，间接也可以反映人类可能因应文化的开展而发生的各种迁徙与混合。然后，我们会在历史时代找出几个关键的时期，针对这些时期的战争与贸易及因此引发的人群迁移和融合，讨论到各地族群之间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区”所呈现的地方特色。前面我们提到复杂体系的“成核”过程，也意指此处各种移动与混合。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的“现代人类”。

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众所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都不能取代“汉人”。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

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 rOIfiC0vkrvuoB3SIrP1EFWKuNaya7yMsr3IV5jeqFI7e8pSBYd5Al/VPgq8pZ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