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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中国人？汉人？唐人？华人？或者按照外国人称呼我们的名称，例如契丹（Khitan/Cathay）？支那（Sina/China）？桃花石？鞑靼？
“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这本书也不过是在尝试，如何界定“中国”。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这个个案，确实是相当特殊。欧洲有过希腊、罗马、教廷这几个大型共同体，中东也有过伊斯兰共同体，南亚有过印度共同体。但是，中国这个共同体，其延续之长久，而且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继长增高，其内容却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凡此，都是上述另外几个共同体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天下”，它没有边界，周边政权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中国人”的观念之内，也有许多存在差异的族群。到今天，各省的方言，甚至各地人群的体质，也有显著的南北之分、西东之别。中国的文化，其内容也很复杂，不像欧洲，可以以宗教信仰界定——例如，基督教的世界，或者像南亚、中东一样，是某种信仰的世界。中国固然以儒家为思想主体，却同样有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影响，更别提还有许多地方性信仰在发挥作用。相对于犹太/基督/伊斯兰体系，中国这个复杂系统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并存的空间；相对于婆罗门/印度教体系，这个复杂系统也没有被种姓阶级割裂。因为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中国体系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的调适。
第一个因素，维系“中国”这个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第二个因素，中国固然长期被皇权统治，但是从秦汉以后，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层中的文官，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虽然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资料媒介，使得文化得以赓续。
以上三个因素，可能使得中国虽然广土众民，但可以确保国家内部的互相沟通，谁也不会被排斥在外，如此，“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相对于其他几个巨大的共同体，中国人大体上居住在同一地区，只有扩张而没有迁移。中国内部区间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的人群有混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经过不断的融合，在总体上，中国文化只有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然的断裂，这才使得“中国”的观念可以长期维持。
到了近世五百年，有了蒙古、满族两次少数民族的征服，“中国人”之间才有因种族差异而出现的阶级。可是，在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差别也就消失了。
当人类现代文明在欧美发轫，并且迅速开展，引导全球普遍发生巨大变化时，中东、南亚两个复杂文化体系内的几个古代帝国或其列国秩序，纷纷解体。中国体系由于上述征服王朝造成的系统失序，也一时失去自我调适的能量和活力，以致有近二百年的颠簸蹒跚，不知适从。自从清朝末年的变法维新，及至今日，中国逐渐随着西方模式，将自我界定为“主权国家”；又因为欧洲近代国家定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特质，中国也不得不迁就世界潮流，界定自己为“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内部秩序，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徘徊于“民主vs.集权”“个人自由vs.社会福祉”等种种抉择之间。一个世纪以来，走了不少冤枉路，也犯了许多错误。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以及海外的中国人，还在不断探索出路，各处有志之士无不卷入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巨大志业之中。
中国固然在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世界也在变。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时，世界可能重组，成为人类共同归属的庞大复杂体系，不能永远停留于列国体制的不绝斗争之中。如果大家要建构一个“天下模式”的世界秩序，中国曾经尝试数千年的经验，无论成败、得失，应当都有值得参考之处。
本书讨论的方法，是将上述中国的复杂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这四个项目，将其作为四个变量，考察其共同建构、交互作用以及不断适应的动态趋衡。本书的副题“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即是由此而来。“共同体”之名称，假如用英文表达，应当是“common-wealth”，意指大家在这个共同体之内，不仅互相容忍，而且互相支持、共蒙福祉。今天，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共同体都不能避免与其他共同体互动。互动之余，将来结果如何，我们无法知道。不过，至少我盼望，将来全球人类建构的世界共同体，应当也是一个在互动之中彼此支持、共谋福祉的大组织。
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一万多年，乃是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时间。
许倬云 序于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