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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自然、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对象。健康传播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传播研究领域，涵盖了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它应用传播证据、策略、理论和创造力来促进人群健康和福祉的行为、政策和实践。
1721年，宗教领袖为了改善公众健康，通过发传单和公共演讲的方式劝说公众接种疫苗。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杰克·法夸尔（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学者内森·麦科比（Nathan Maccoby）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市场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实施了“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简称SHDPP），运用传播学专业理论进行设计及效果评估。法夸尔和麦科比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社区向一些心脏病易感人群传播一些有关定期运动、戒烟等方面的健康内容来减少他们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在成功降低了两个社区的心脏病风险后，这个计划被拓展到加利福尼亚另外两个社区。
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该小组隶属于“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建立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基础，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有关健康研究的文章和资料。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决定用“健康传播”代替“治疗传播”，“健康传播学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正式成立。自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健康传播研究逐渐发展成由公共卫生、医学与传播学合作，并以传播学为主导的研究格局。
健康传播发展迅速，很快成为独立的专业。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
首先是专业图书的大量出版。国外第一本健康传播相关的理论著作是在1984年出版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同年《更好传播的医生指南》（
）出版。1985年，《健康传播：健康专业人员手册》（
出版。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刊物的发布、会议的召开。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1989年第一本专门研究健康传播的同行评审期刊《健康传播（
）》出版。同年，在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AID）的资助下，第一届肯塔基州“说服性传播与药物滥用预防”健康传播会议召开。1996年，另外一本在健康传播领域有着重要地位的刊物《健康传播杂志》（
）创刊。
最后，就是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的设立，这关系着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学科后续发展。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现在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心。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学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全美各高校中约有21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的博士项目（可授予博士学位）。截至2023年12月，全美共有65所学校开设健康传播类课程，共开设77个健康传播类硕士项目，其中有15个为在线授课硕士或混合授课硕士。
我国自古有着健康传播、教育的思想萌芽。受限于技术，我国古代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文献传播两种方式。人际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医者对病家的口口相传、民间传说故事、歇后语、歌谣等，文献传播则主要是医书、儿童启蒙图书、人物传记等。实际上，健康传播活动在我国一直没有间断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界、新闻界都有利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卫生及健康知识的传统。20世纪50—80年代，我国的卫生宣教配合卫生中心工作，因地制宜地开展了许多的活动，将卫生防病知识送到广大群众手中。
1987年，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理论。虽然此次研讨会参与者集中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传播学者的参与较少，但是仍为中国健康传播的系统研究和实践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健康教育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健康传播的理论、内容和方法都不断地扩展与更新。河北大学医学部米光明教授在1992年提出，健康传播的主体应该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也简要提及了知信行模式。1993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北京、上海、华西、河北等医学院校健康教育专业的教师编写了《健康传播学》等一套4本专业教材，标志着我国健康传播学的诞生和健康教育学科体系的形成。
最早于1992年3月发表在医学期刊《中国健康教育》的论文《谈传播学与健康传播》出自医务工作者之手，文中仅对传播、传播学和健康传播三个概念作了简单介绍。直到1996年，在一篇名为《传播学中的一个边缘课题》的文章中，王怡红从传播学的视角介绍了健康传播，这也是健康传播首次出现在新闻传播学期刊上。2001年，张自力的《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刊发于《新闻大学》，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健康传播的概念、特征、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健康传播领域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专业书籍的出版与论文发表类似，也有一个由医学背景学者主导向传播学者主导的转向。1996年，河北大学医学部米光明教授与健康传播学者王官仁合著《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一书。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先行者”张自力本科是临床医学，硕博转向了传播学，他在2008年出版了《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疾病防治话语的变迁》，在2009年出版健康传播教材《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1996—2008年这十多年间，也有许多海外健康传播学著作的引入与翻译。不过直到2016年，健康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才蓬勃发展。
各大传媒类院校开设健康传播学课程则意味着健康传播向着传播学更迈进一步。2004年年末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传播分会的成立和2006年首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的召开开启了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大门。2016年，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的倡导下，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联合创办，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MJC）下设健康传播方向，年招生10～15名。2018年开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主办“医疗·人文·媒介（MHM）——‘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成立健康传播研究委员会的决议。这是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的第23个二级机构，首届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同年，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定向）开始招生，这个专业注重新闻传播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学科交叉培养。
目前，国外对于健康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在医患传播、健康传播运动、大众媒介上的健康传播、危机传播、健康传播中的新技术、健康传播研究方法6个方向。对健康传播领域较为重要的期刊
以及
内的论文进行梳理发现，2010—2019年10年里健康传播学界最普遍的研究主题是吸烟、医患沟通、癌症，最常使用社会认知理论、行为计划理论以及框架理论。此外，数据显示这些期刊论文的样本大多来自美国。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两本健康传播期刊上刊发了更多探讨“互联网＋健康传播”及新时代背景下的健康素养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健康传播领域，张自力将健康传播学分为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艾滋病等特殊议题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危机传播研究这样九个议题。在新媒体背景下，健康传播学学者除了不断调整细化原先的议题之外，还将自媒体健康传播的问题、健康类虚假信息传播等健康传播社会问题纳入研究议程。
关于健康传播，目前新闻传播学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范式，一种是批判、诠释与文化范式。目前国内外主流的健康传播学研究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通常是在健康信息特征视角下，运用框架理论、精细处理的可能性模型、传输意象模型、启发式系统模型等理论进行研究，强调健康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或者是在健康行为干预视角下，运用健康信念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理论进行研究，强调对于行为的改变或者研究健康行动的效果。目前，中国健康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议题集中于公共卫生事件、特殊群体关怀、特殊疾病或罕见病、控烟等。西方健康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议题集中于控烟、医患沟通、癌症等。不论是何议题，促进健康行动的沟通行为离不开健康科普，健康科普的进行同样也离不开媒介。
健康传播源于包括健康科普在内的健康促进行动，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发展至今，健康传播逐渐超越健康科普，向更全面、更学术的方向发展，例如对于健康新闻的研究就可以帮助新闻从业者更好地从事相关工作。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健康科普是为了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从而起到维护健康、预防疾病、改善预后等作用。同时，也可以使公众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起到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高效、准确地传递健康科普知识，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健康传播学学者可以与健康科普者合作构建和优化科普信息的传播框架，提高科普效率，也为更多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健康科普传播，健康传播学的学者基于各类传播模型，为健康科普者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些模型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还能够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健康科普者可以根据这些模型，结合具体的健康科普内容，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传播策略。
在传播实践中，数据收集与分析也尤为重要。健康传播学的学者关注受众的反馈和需求，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了解科普信息的传播效果。这些数据可以为后来的健康科普者提供宝贵的参考，帮助他们发现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及时调整策略，优化科普信息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渠道。经过不断地优化和调整，健康传播学的学者可以与健康科普者合作创造、修改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模型，为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