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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人翁，谁也没有异议。究竟汉族是在“有史以前”老早奠居于中国本部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到“有史时代”其形迹尚可考见呢？这便是“中国人种的由来”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有各种不同的异说，兹分别叙于下：
（一）东来说——此说创于日本人，以为中国上古的帝王都生于东方，有下面几个证据：（A）《述异记》载“盘古生于大荒”，以为大荒是大海渺茫之状。（B）《拾遗记》载“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在华胥之洲”，以为华胥是海中之岛。（C）《山海经》载“少昊之国在东海之外，其母女节生少昊于华胥”，指明华胥在东海之外。（D）《春秋元命苞》载“姜嫄游閟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扶桑就是日本。所有这些说法，不过要附会中国人种是从日本来的，虽然有记载可凭，可惜这些记载是汉代或汉代以后的人所撰，不大可靠。
（二）南来说与北来说——南来说以为汉族发祥地在印度支那半岛。北来说却又以为汉族起源于美洲大陆，由美洲北部渡海而来，从北方南下而入于中国。这两说就人种讲（就是印第安人也与蒙古人有同属一种的表征）、就交通讲，都说得过去，但论证不足（详见南京史学社出版《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缪风：《中国民族由来论》）。
（三）西来说——主张此说者最多，而且各有各的说法，如下：
（A）有说来自埃及的：耶苏教徒德人基尔什尔（Athanase Kircher）在其所著《中国图说》（China Ienstrat，1667年出版）第六编第四章《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异同》中，有“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人之旧”等语。继基尔什尔而起的，有波兰人波因谟（Michel Boym），法人胡爱（Huet）、美朗（Sieur de Mailan）、得基涅（M. de Guignes）与英人华柏敦（Warburton）、尼特汉姆（Needham）等，大抵都从文字比附以成其说。更有英人威尔金生（Wilkinsan）根据埃及第伯斯（Thebes）地方古墓中发见瓷瓶，也断定中国人是由埃及而来。
（B）有说来自印度的：法人哥比诺（A. de Gobinare）1853年出版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以为“中国神话之盘古，实即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时之酋长，或诸酋长中之人，或即白种民族之人格化”。
（C）有说来自西亚细亚的：主张此说最早的，首推英人查墨尔（John Chalmers）著的《中国人之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继起者则为法人拉克伯里（T. de Lacauperie）所著的《中国古代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都以为中国民族与文化从巴比伦来。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尤深信此说。
（D）有说来自中亚细亚的：法人布芳（Buffon）主张人类同出一源，于1778年，曾宣言人类文化发源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无天灾人祸的中亚细亚北纬40度至50度之处。
按西来说自然比前三说——东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可靠得多。不过其中的埃及说、印度说、西亚细亚说，多出于想像附会，无直接的证据。只有中亚细亚说，比较确实。近来俄人沙发诺夫（Safanov）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发展史》一书中，认为1921年至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在中国北部的发掘，给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以科学研究的发端。在这次发掘，获得多量石器（适应于半渔业畜牧生活的）以及别种制造品的残迹，这制造品是用陶器轮盘的帮助而做成，并且还涂抹一些花彩。为制造杯盘而使用陶器轮盘，已表现很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线，沙发诺夫又以为这种杯盘的装饰（用许多花朵与几何规则的图画），便表明这种物品在东方、西方，都有许多亲近的血缘。像这一种杯盘，绘着这一种图画，在安南、在苏彝士、在特立波（Tripole）、在印度，都能找到。很明显的，这不是偶然的契合。用陶器轮盘的帮助所制成的与用一定几何的花彩装饰的那种杯盘之出现，是正当一部分在准备，一部分已完成，从石器时代转变到铜器时代的时期——约在纪元前三千年。恰恰在这个时期，因自然条件变迁影响的缘故，发生大批的移民，从中亚细亚迁徙到各方面去。沙发诺夫更引了铿格（Leonhard King）的一段话：
现在可以说是定则了。天旱与极无收成的时期，会逼着居民散布到广阔的幅员上去，并且他们不得不时时来找寻比较适宜的地方。像游牧部落在寻找新牧场的时候，只有穿过茫茫的荒原，才能从土耳其斯坦到西北去，而务农的民族，又不得不从里海回到南方来。
沙发诺夫依照这些论据，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的确，游牧浪花的一朵，后来波及黄河两岸来了，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在中亚细亚固有的文化。”（见《中国社会发展史》，第3—6页）
以上用以证明“西来说”的材料，似乎都是些“舶来品”。以下且从“线装书”中再举出一点证据。
（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方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究竟昆仑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依此看来，现在于阗河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发祥地了。
（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时称“华”称“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公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些都可为证。西史上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似乎也是这一个大夏。依此看来，阿母河流域（咸海附近），也许是汉族古代的故居了。
假定这两说不错，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以后经新疆、甘肃而深入黄河流域。在这一点上，法人布芳与俄人沙发诺夫所谓中国人种来自中亚细亚之说，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