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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是现代世界上一块“神秘的国土”，关于中国历史上的问题，更其是“神秘的神秘”；中国政治史是全部历史中之一部分，要揭穿里面的神秘，须借用二十世纪科学之光，方能有效。因为中国政治史的真相，被“十口相传”的传说，后人伪造的古书，以及近来受了些科学洗礼的东西洋博士之穿凿附会，弄得一塌糊涂，好像成了一座“迷宫”，使有志问津的人如堕五里雾中，无从着手。
中国政治史自然是和西方各国的政治史一样，是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一部政治斗争的纪录。这一种亘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争斗，不待说，本是经济构造的反映，同时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又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所以，要了解中国政治史，不得不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作有系统的叙述。但叙述亘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为清醒眉目起见，又不得不作人为的分期，好像在平沙万里的荒漠中，竖起几个大的计程碑（Milestone）来。
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无原则上之差别。所以，在说明中国政治史分期之前，必先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所经过的阶段。
两三年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差不多达到空前未有的热度，可惜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来。兹介绍几种较有系统的意见于下：
（一）熊得山以为：“在神农以前，可叫做原始共产社会。在神农以后的至陶唐止，可叫做村落共产社会。封建社会大概是发轫于夏代，至周初算是繁荣到极端，其命运亦于周末衰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代表土地资本的余孽，仍咄咄逼人，汉代大封同姓，唐代藩镇专权，以至元代的省道，明代的藩封，清代的总督，民国的督军，无一不是变相的封建诸侯。所以，中国近代社会仍是封建社会。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土地资本开始崩溃，发生了不少的新兴工商业者。但因帝国主义者的扼制，不独国家资本不能建设，即个人资本亦无从谈起。”（见《中国社会史研究》，第209—223页）
（二）周谷城以为：“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于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中国社会之结构》，第46页）
（三）陶希圣以为：“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实开始于纪元前五世纪（约在东周时代。——原编者）。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后六世纪（约在元代至现在。——原编者）则货币经济始显然抬头。虽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有所交替于其间，而社会构造的本质仍没有根本的差异。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195页）（近来，陶希圣的意见已有修改，详见《当代论坛》第六期《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估定》一文。）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认为中国从夏初起，不，从邃古起，即已进入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为止，仍未能跳出封建势力的范围。封建这个怪物，在中国历史上，盘据这样长久的时期，似乎这一点就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但王宜昌却为例外，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五胡十六国。）
（四）郭沫若“自称坐起飞机把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一次”，以为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可归纳成下面一个公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
（五）杨东莼以为：“由黄帝至尧舜这个时代为氏族的公产社会。夏商是奴隶制的国家。真正封建制的国家实始于周代。秦灭六国，封建制度在形式上归于消灭，实质的封建制度——或者说封建势力（陶希圣也有这种意见。——原编者）——却依然存在。中国封建制度在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才发生根本的动摇，且因此产生资本家与工人对立的关系。今日的中国社会形态，便不纯粹是资本制的，而封建制的地主与农夫对立关系以及师傅、徒弟对立关系，依然占重要的地位，不过从大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到资本制了。”（《本国文化史大纲》，第112—115页）
（六）李季自称“按照中国全部经济发展的情形，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划分各个时代如下（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见《读书杂志》之《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
（1）自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1402年止）；
（2）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1401年起至纪元前1135年止）；
（3）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1134年起至纪元前247年止）；
（4）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246年起至纪元后1839年止）；
（5）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1840年起）。
这三个人的意见，似乎比前面三个人（熊得山，周谷城，陶希圣）要俏皮些。他们也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即都以下面这个公式为划分时期的出发点：
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续的时代。（《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
而他们不同之处，就是郭沫若一口咬定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即原始共产制，“古代的生产方法”即奴隶制。杨东莼似乎是窃取郭沫若意见之人，完全抄写郭沫若的公式，不过把年代变更了一下。李季遵照普列哈诺夫的解释，认为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生产方法，是两个同时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连续于原始共产之后，而把奴隶制删去。
我的意见与郭沫若、杨东莼不同，因为我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当然不是否认某些时期有奴隶存在过），我的意见也与李季不同：第一，我认为无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详见杜博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第二章）；第二，我认为前资本主义亦无所谓独立的生产方法，所以，都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时代。他们三个人都以中国社会目前已进到资本制，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中虽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就一般说来，还不是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
现在已临到我自己发挥正面的意见的时候了，我以为《古代社会》的著者莫尔根（Morgan）发现氏族社会，其意义约与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相等，什么是氏族社会呢？用不着我饶舌，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已说过：
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集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依照这种论据，我们必须把氏族社会看成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独立的时期，因此，中国社会史也没有什么例外，其分期的顺序应该是这样：
（一）原始共产社会——伏羲以前；
（二）氏族社会——从伏羲到殷末；
（三）封建社会——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
（四）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中国社会史的分期问题，既解答如上，那么，在这样总轮廓之上，再讨论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便迎刃而解了。我认为中国政治史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时期：
（一）伏羲以前为无政治制度时期；
（二）伏羲到殷末为氏族政治制度时期；
（三）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为封建政治制度时期；
（四）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时期。
这不过是一个约略的划分，各时期之间并无显明的界限，如用刀切断的一样。为什么如此？第一，因为纯粹社会，无论何时是没有的，社会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仍保持着过去的残余；其次，因为一个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里面孕育出来的，新旧递嬗之间，并无鸿沟隔绝。所以，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其中实有不断的线索。上面人为的分期，无非取便研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