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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讲述中国文化史，首先应该注意两事。
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
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
由第一点上，人们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单纯。由第二点上，人们又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保守。其实中国文化，一样有他丰富的内容与动进的步伐。
现在先说到中国民族，这在古代原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时期接触融和而渐趋统一的。迨其统一完成之后，也还依然不断的有所吸收融和而日趋扩大。这仍可把上章所述的河流为喻。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期： 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汉时代之全盛。
第二期： 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容汇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
第三期： 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内，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里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明代之全盛。
第四期： 直自满洲入关至于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洲、羌、藏、回部、苗、瑶等，此种趋势，尚未达到一止境。这一个民族融和之成功，无疑的又将为中国另一全盛时期之先兆。
上面四个段落，仅是勉强划分以便陈说。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下面将络续申述。
其次说到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和”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和。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
就西方而言，希腊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国家的，罗马人是有了国家而不能融凝为民族的。直到现在的西方人，民族与国家始终未能融和一致。中国史上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大工程，很早在先秦时代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又是调和一致了。我预备在本章里约略叙述其经过。但在此有一事，须先申述。中国民族是对于人事最具清明的头脑的，因此对历史的兴趣与智识亦发达甚早。远在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即中国西周共和元年以来，中国人便有明确的编年史，直到现在快近三千年，从未间缺过。即在此以前，中国也有不少古籍记载，保存到现在。而且此等古籍，早已对历史与神话有很清楚的分别。因此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羼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作根据。因为在中国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都是用来证明而不是用来推翻古史记载的。
以下我们对于古代中国“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两大事业，分成五个段落来加以叙述。
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人的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故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而夏则为水名。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在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夏代的祖先即在此一带，若再由夏代逆溯上去，则黄帝、虞舜等的故事，也在这一带的相近地面流传。至于更推而上，说到中国民族的原始情形，则现在尚难详定。大体上中国民族远在有史以前，早已是中国的土著了。他们散居在中国北方平原上，自然可以有许多支派和族系的不同。但因中国北方平原，区域虽广，而水道相错，易于交通，再则各地均同样宜于农业之发展，生活情形易于同化，因此中国人在很早有史以前，各地相互间也早已有一种人文同化之趋向。由此在很早也就能形成为一个大民族，即后代所谓的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这便是华夏族中的两大支。中国在很早的古代，即有一种“氏、姓”的分别。大抵男子称“氏”，表示其部落之居地；女子称“姓”，表示其部落之血统。在很早时代，中国似乎已有一种“同姓不婚”的习惯，因此各部落的男女，必与邻居部落通婚姻。这一制度，也是促进中国人很早就能相互同化形成一大民族的原因。黄帝属于姬姓，神农属于姜姓。姬、姜两部族，在华夏系里是比较重要的两支。他们的居地，大抵全在今河南省境。黄帝部族稍偏东，在今河南省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神农部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省随县境。我们约略可以说，黄帝部族在淮水流域，神农部族则在汉水流域。两部族东西对峙而又互通婚姻。古史传说，神农氏母亲，乃黄帝部族里一个后妃。此虽不可即信，但却说明了此两部族互通婚姻，其来已久。古史又说，黄帝与神农氏后裔战于阪泉之野。据本书作者推测，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解县附近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此后华夏族的势力，向西伸展，到渭水流域，因此现在的华山便成为陕西的山名了。华夏族的势力向北伸展，到汾水流域，因此今山西省南境，在古代也称为夏墟了。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迁徙，可以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
中国古代各部族间，既已很早便通婚姻，则相互间必有许多问题待求解决，于是各部族间遂有推出一个公认的共主之必要。此事在黄帝、神农的传说里，已透露得很明白。此共主的资格，似乎最先由神农部族所传袭，以后则为黄帝部族所夺取，但稍后到唐、虞时代，似乎有一种新的推选方法，即所谓“禅让制度”的产生。自有禅让制度，便可免得兵戎相争。根据《孟子·万章篇》和《尚书·尧典》所说，这一制度大体如下：旧的共主先因其他各部族领袖之推举（“岳牧咸荐”）而预行物色其继承人，待继承人选确定，则在旧共主的晚年，先使继承人暂代政务，尧老舜摄，又曰舜相尧。一面借资历练，一面亦备考验，旧共主死后，继承人正式摄政三年，然后退居以待各方意见之表示。后世相传的三年之丧，即由此起，在此三年之丧的时期内，一切政事由冢宰主持，新王不参加预闻。若各方一致拥戴，则新共主地位始确立，舜、禹皆由此取得其新共主的资格。
《孟子》《尧典》的叙述，是否全属当时实情，现在无从悬断。但尧、舜、禹的禅让时代无疑的为春秋、战国时一致公认的理想黄金时代。尧、舜、禹诸人，也为当时一致公认的理想模范皇帝。我们现在说唐、虞时代尚为中国古代各部族间公推共主的时期，这大致是可信的。直要到夏禹以后，始由禅让改成传子之局，此后的中国史，遂有正式数百年继统传绪的王朝。
中国古代史，直到夏王朝之存在，现在尚无地下发现的直接史料可资证明，但我们不妨相信古代确有一个夏王朝，这有两层理由。
第一：是《尚书》里《召诰》《多士》《多方》诸篇，西周初年的君臣，他们追述以前王朝传统，都是夏、殷、周连说，这是西周初年人人口中的古史系统，宜可遵信。
第二：是近代安阳殷墟发掘的龟甲文字，记载商汤以前先王先公的名号，大致与《史记·商本纪》所载相同。这些王公的年代正与夏朝同时，我们既知太史公对商代世系确有根据，也可信他记夏代世系别有来历。因此我们虽未发现夏代文献的地下证据，但已可从殷墟遗物上作一间接的证明。
根据古代传说，夏朝有十七君十四世四百七十多年。夏部族开始，大约在今河南省伊、洛两水上源嵩山山脉附近，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此后夏朝的势力，逐渐渡河北向，直到今山西省南部安邑一带，与唐、虞部族相接触，因此古史上也常常虞、夏并称，正可证明这两支的接近。后来夏王朝的势力，又沿黄河东下，直达今河北、山东、安徽诸省境，而与商部族相接触。
继夏而起的为商朝，其存在已有安阳殷墟遗物可资直接证明。其开始建立者商汤，都亳即商丘，在今河南省东部之归德。他本是夏代一诸侯，后来以兵伐夏，代为天子。在他前后商代都邑，曾屡经迁徙，直到盘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阳。据说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余年。又一说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多年。单说他在安阳一段的历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他们自称其居地曰“大邑商”，这大概是表示他们统治各方为万邦共主的意思。那时在陕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对商的关系上，根据殷墟甲文有称“周侯”的，可见在政治意味上他们显有主属关系。那时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从今河南安阳向西直达陕西之西安。这已超过今日一千五百里的遥远路程以外。若把安阳作一中心，向四围伸展，都以一千五百里为半径，则商朝的政治规模必已相当可观。
又据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鲸鱼骨和咸水贝等，可见殷代当时，对于东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频繁。贝应为货币之用，则那时已早有相当的商业了。
继续商朝的周代，那时文字记载的直接史料，留传到今的更多了，我们对于周代的一切史实，知道得更详尽更确实。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间又分西周与东周。东周以下，中国史家别称之为春秋、战国时代。单是西周自武王灭殷至幽王被杀一段，约占三百五十多年。
我们现在再从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来看，夏都阳城、安邑，周都丰、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殷都商丘、安阳，则在偏东部分。周人姬姓，与黄帝同一氏族，夏、周两朝，似应同为华夏系之主要成分。商人偏起东方，或应属之东夷，与黄帝、夏、周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势力逐渐东伸，已与商族势力接触，而文化上亦得调和。随后商人势力西伸，代夏为中国共主，文化上之调和益密。继此周人又自西东展，代商为天下共主。那时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华夏系里而成为华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这正可为我上文所说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同时并进的一个好例。
西周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厥为“封建制度”之创始。但我们根据殷墟甲文材料，封建制度，早在商代已有。我们若把许多诸侯公认一王朝为共主，认为是封建制度之主要象征，则理论上，远在夏朝成立，那时便应有封建制度存在了。所以中国古史上多说封建起于夏代，实非无因。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则实在另以一种新姿态而出现，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封建制度由西周正式创始。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是周部族一种武装的移民垦殖与政治统治。经过西周初年两次对殷决战，周人络续将其宗族与亲戚不断分封到东方，成为西周统治东方各部族的许多相互联系的军事基点，因此造成中国史上更强固的统一王朝。在武王、成王两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个新诸侯，这里面有五十多个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与功臣。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封建，实在是中央共主势力更进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并不专在狭义的统治方面打算。除却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两朝之后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后代，周人也一一为他们规划新封地或保留旧疆域，这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而且允许他们各在自己封域内，保留其各部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习惯。因此我们还可以说，西周封建，实在包含着两个系统，和两种意味，一个是“家族系统”的政治意味，一个则是“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统，属于空间的展拓；后一系统，属于时间的绵历。此后中国文化的团结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与历史的两大系统上。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对此两大系统兼顾并重。可征当时在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之外，并已表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甚深之意义，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
论到当时周天子与诸侯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只有一种颇为松弛的联系，诸侯对其自己封地内一切措施，获有甚大自由。然正因此故，更使周王室在名分上的统治，益臻稳固。这些据说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划。无怪将来的孔子，要对周公十分向往了。
再从另一方面说，周代封建和夏、殷两朝的不同。大体上，夏、殷两朝是多由诸侯承认天子，而在周代则转换成天子封立诸侯。这一转换，王朝的力量便在无形中大增。那时天子与诸侯间，有王室特定的朝觐（诸侯亲见天子之礼）、聘问（派遣大夫行之）、盟会（有事则会，不协则盟）、庆吊诸礼节，而时相接触；又沿袭同姓不通婚的古礼，使王室与异姓诸侯以及异姓诸侯相互间，各以通婚关系而增加其亲密。因此数百年间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单赖此等松弛而自由的礼节，使那时的中国民族益趋融和，人文益趋同化，国家的向心力，亦益趋凝定。这便是中国传统的所谓“礼治”精神。这一种礼治精神，实在是由封建制度下演进而来。
若论周代疆域，较之夏、商两朝亦更扩大。周天子都丰、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国，在东方的如齐（山东临淄）、鲁（山东曲阜）、吴（江苏）、燕（河北），都已直达海滨，黄河上下游已紧密联合在同一政治体制之下。商代遗臣箕子，远避朝鲜半岛，周王室因而封之，朝鲜半岛的文化即由此启发。古代传说那时又有越裳氏来朝，越裳是今之安南。安南半岛和朝鲜半岛，一在中国之西南，一在中国之东北，同样在很早时期里便受到中国文化之薰陶与覆育。
以上所述，自唐、虞时代诸部族互推共主，进至夏、商王朝的长期世袭，再进之于周代之封建制度，从政治形态的进展上看，可说是古代中国国家民族逐步融和与逐步统一下之前半期的三阶段，中国经此三阶段，已经明白确立了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之单一体的基础。西周末年，正当西元前七七一年，距西方希腊第一次举行奥林匹克赛神竞技不远的时代，那时西周王室的地位，虽一时发生摇动，但中国人对于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工作，已经有了很深厚的成绩。并不因此中止，下面便是所谓春秋、战国时代。
现在再把上述三时期的年代，约略推记如下：中国历史由西周中叶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是有明确年岁可记的，以前则不甚准确，但大体可以推定。西周初年约当西元前一一三〇年左右。从此再推上二百七十年，当西元前一四〇〇年间，则为商王盘庚定居安阳的时代。从此再推上三〇〇年，约当商王朝初创之时期，则为西元前之一七〇〇年。再推上五百年，当西元二二〇〇前年左右，应当中国史上之虞、夏禅让时代。再上则不可细推了。自从虞、夏禅让到西周王室倾覆，平王东迁洛邑（西元前七七〇），中间经历一千五百年左右，始终有一中央共主的存在。而且此一共主的地位继续强固，势力继续扩大，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两大事业正在继续进展中一个极好的说明。
此下再说到东周、春秋和战国时代。东周以下春秋、战国时代从政治意识与政治形态的进展上看，可以说是从“霸诸侯”到“王天下”的时代。春秋二百四十年是霸诸侯的活动时期，战国二百三十年则为王天下的活动时期，用现代术语来说，霸诸侯是“完成国际联盟”的时期，王天下是“创建世界政府”的时期。
当西周王室避犬戎之祸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以后，周天子在政治上共主的尊严，急速崩颓，封建诸侯相互间的联系亦因此解体。列国各务侵略，兵争不息，各国内部亦政潮迭起，篡弒相寻，因此更招致异族戎狄侵凌之祸。（戎狄详细见下）在此局面下，便有霸者蹶起。当时的霸业，便是诸夏侯国间的一种新团结。霸业最先创于齐，以后则落于晋（今山西省曲沃附近）。齐国姜姓，为周代之姻戚；晋国姬姓，为周代之宗族。所谓霸业是要把当时诸夏侯国重新团结起来，依旧遵守西周王室规定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节。对外诸侯间不得相互侵略，对内禁止一切政权的非法攘夺。如此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当时国际间的同盟团体，又逐渐制下了许多当时的国际公法。他们在名义上仍尊东周王室为共主，实际则处理一切国际纷争与推行一切国际法律的，其权皆由霸国即盟主任之。凡加入同盟的国家，每年皆须向盟主纳一定的贡赋，在经济上维持此同盟的存在。遇有战事，经盟主召集，凡属同盟国家，皆须派遣相当军队，组织联军，听盟主国指挥作战。凡属同盟国，遇有敌寇，均得向盟主国或其他同盟国乞援。同盟国家相互间，则不得有侵略及战争。凡遇外交争议，皆由各国申诉于盟主国，听候仲裁。其性质较严重者，则由盟主国召集各同盟国开会商处。争议之一方不服仲裁，得由盟主国主持声讨。各同盟国内部政争，亦同样由盟主国或同盟国仲裁。常有国君理屈败诉，卿大夫理直胜诉的。至于新君即位，均须得同盟国承认。若由内乱篡弒得国，同盟国不仅不加承认，并可出师讨伐，驱逐叛党，另立新君。遇有国内灾荒等事，同盟国均有救济之义务，亦由盟主国领导办理。当时许多诸夏侯国间，完全靠了这一个国际组织，保持他们对内对外的安全，达于百年以上。我们可以说春秋时代的霸主，在政治名分上，虽不如西周王室之尊严，但在政治事业的实际贡献上，则较西周王室更伟大。
在当时不参加此等同盟事业的，在北方则为戎狄，在南方则有楚国。这些在当时都认为不属于诸夏之内的。戎狄大多是游牧部落，与诸夏城郭耕稼的生活不同，文化较低，因此颇少加入。楚国则僻在江、汉之间，与北方诸侯相隔亦远。旧说其国都在今湖北省之江陵，然恐当在今湖北襄阳、宜城一带为是。他志在兼并，亦不愿加入联盟，自受拘束。后来北方诸戎狄，经同盟国压制，渐不为患。独剩南方楚国，乘机并吞汉水、淮水一带的小诸侯，变成一特别强大的国家，与北方的国际同盟双方对峙，时起斗争。到后来，楚国亦渐受北方诸夏的文化感染，渐知专靠武力，无法并吞北方诸侯，遂亦要求加入同盟团体，以得任盟主为条件。一面可得同盟国每年贡赋，有经济上的实利，一面亦可满足他在国际上光荣地位之野心。于是南楚北晋，更番迭主中原诸侯之盟会。在当时曾举行过一次极有名的弭兵大会（西元前五四六），即由楚国新加入国际同盟团体而召集。楚国以外，西方有秦国（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南方有吴国（今江苏省吴县）与越国（今浙江省绍兴县），亦模仿楚国先例，先后加入同盟团体，而为其盟主。楚国、吴国当时称为荆蛮，吴国虽亦姬姓，与周人为近亲，但远封江南，早与荆蛮同化。越国则为百越。荆蛮、百越同非诸夏系统，自从他们加入同盟，中原诸夏文化，遂逐渐由黄河流域推扩到长江流域。秦国为嬴姓，初本东夷之一支，封在西土，又杂有戎风。秦国加入诸夏联盟，这是当时黄河流域东西双方又增了一度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霸业的逐渐扩大，即是诸侯间联合的逐渐扩大，亦即是中国国家民族大一统事业之逐渐进展与完成。春秋时代几乎全是这一个霸业活动的时代。
但是春秋时代的霸业，论其实际，是向着两个方面同时并进的，一方面是朝向“和平”，另一方面则朝向“团结”。和平与团结，本是同一要求之两面。因此在当时虽然不断的提倡国际联盟弭兵大会等种种和平运动，而同时国际兼并的趋势也还在进行。总论春秋时代，可考见的诸侯，约有一百三十余个，而后来较大的只剩十二国（此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名如下：
鲁、齐、晋、楚、宋（今河南商丘）、卫（今河南滑县，迁濮阳）、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上蔡，迁新蔡，又迁安徽寿县）、曹（今山东定陶）、郑（今河南新郑）、燕（今河北北平）、秦（今陕西咸阳）。
直到战国中晚时期，变成七雄并峙：
秦（今陕西咸阳）、魏（今河南开封）、韩（今河南新郑）、赵（今河北邯郸）、燕（今河北北平）、齐（今山东临淄）、楚（今湖北宜城，迁安徽寿县）。
那时霸诸侯的事业，再不为世所重，几个大强国，渐渐梦想着王天下。“王天下”是一种代替周王室来重新统一天下的意思。最先是各国相互称“王”，表示他们的地位已与周天子平等。以后则更强大的改称“帝”，以示比较诸王的地位又高一层。直到秦国统一六国，秦君遂自称“始皇帝”，“皇帝”的称号，是连合古代统治者最尊严的称号“皇”和“帝”两名而成，表示秦代的统治，已超出历史上从古未有之境界。我们若从中国古史上国家与民族大统一完成之历程观之，秦始皇帝的统一，实在是一点不差，已达到这一进程之最高点了。
在当时中国人眼光里，中国即是整个的世界，即是整个的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整个的人类。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凡属世界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统属于唯一政府之下，受同一的统治。“民族”与“国家”，其意义即无异于“人类”与“世界”。这一个理想，中国人自谓在秦代的统一六国而实现完成了。所以《中庸》上说：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这种境界，便是说全世界人类都融凝成为一个文化团体了。只在这一种境界下的最高领袖，才如上帝般，一视同仁，不再有彼我对峙的界线了。只有他受了全世界人类之尊亲，所以说他是“配天”，与天为配，这才当得上“天子”的称号。这是当时中国人政治、宗教合一同流的大理想，我们在下一章里再要述及。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说再加以简括的综述。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两大功业，共分为五个阶段而完成。最先是禅让制度，由各族互推共主，此为唐、虞时代。其次为王朝传统制度，各族共认的王朝，父子相传（如夏）或兄弟相及（如殷，兄弟相及只是父子相传之变相，最后还要归到父子相传）。继世承绳，为天下之共主，此为夏、商时代。又其次为封建制度，诸侯由王朝所建立，而非王朝由诸侯所尊认，此为西周时代。其次为联盟制度，由诸侯中互推霸主，自相团结，王朝退处无权，此为春秋时代。最后为郡县制度，全国只有一王朝，更无诸侯存在。此为战国末年所到达的情形。在此国家体制的逐步完成里，民族界线亦逐步消失，这是中国史上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五大时期。当秦始皇帝开始统一，适当西历纪元前二二一年，那时西方希腊已衰，罗马未盛，他们的文化进程中，早已经历过不少个单位与中心，但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传统，继续演进，经历两千多年，五大阶段，而终于有这一个在当时认为理想的“世界政府”之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莫大的收获。